26.　编纂出版《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条件与任务

规模空前的《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编纂出版工作即将开始。这里，我想就开展这项工作的条件与任务谈一谈自己的想法：

一、我们为了编纂“三套集成”，在各地进行搜集、整理、编纂了20年。其中，有的省区的局部地区还没有作过普查，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工作是补遗拾缺，而不是重复。

二、大量的省区已经做了县卷本、地区卷本，有的甚至已经将它们出版了（刚才马主任就已经谈了新疆420多卷已经出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省只出省卷本。省卷本的优和劣我们在这里不谈了，我们只是针对省卷本出现的优点和缺点作出搞这套全书的设想。我今天早上打了个比喻，有的专家说这个比喻很恰当，可以解释重复性的问题。即，我说过去的故事集成是收庄稼，收来的粮食还不能吃，要把粮食变成饭。过去很多省出的县卷本还属于粮食，大多还在仓库里面储藏着。由于它在仓库里面遭到了雨淋、鼠啮、虫蛀、偷窃，因而我们民间文艺工作者收回来的这批粮食流失严重。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把粮食做成饭，粮食与饭之间不存在重复的问题。粮食和饭是两个概念，但粮食肯定是饭的基础。

三、正确处理著作权问题。我们从文化部组织的“十套集成”中抽出故事出故事全书有没有著作权的问题？对此，主席团在北京多次作过讨论，包括我们的设计师杨亮才先生对这个问题也作过专门的说明。为什么不侵犯著作权？“十套集成”不是同时展开的，其他七套艺术集成在先，我们的“三套集成”在后。“七套艺术集成”由其他协会合搞，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由我们自己搞。可见，主持主体并不一样。“七套集成”有经费保障，“三套集成”没有经费保障。我们“三套集成”得到的仅仅是编辑出版费每卷15000元。新疆已经正式出版的县卷本可能出现著作权的问题。不过，请大家放心，这次要出的是汉文本。我们会处理好这个问题的。现在，中国文联成立了著作权保护委员会。中国民协也筹备了两年，也想成立一个民间文艺著作权保护委员会。我们只给民间文艺家提供展览和跳舞的场地已经远远不够。法律的保护和支持才是最大的保护和支持。没有法律就无法无天，有了法律才能一切都合理合法。我们光合情不行，光合理也不行，在法律社会首先要合法，情礼义都不能代替法。所以，我们主席团的同志也会再次咨询有关著作权法律委员会。可以明确地讲，个别的会有著作权问题，但绝大部分没有出版的油印本铅印本都不存在著作权问题。

四、工作意义。我们是不是搞文化产业开发、文化会展更重要？因为后者有双效益，而前者只有单效益，是不是在做一件无聊的事？我们认为，我们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传统是学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民协比较高档次的会员是学者，最重要的成果是学术成果。做学术工作是需要积累的。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只考虑经济效益，要优先考虑我们整个民间文艺、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大厦中的学术奠基作用。如果我们只考虑能不能卖钱，那谁来做学术工作？社科院谁去？各个大学谁去？我们要坚信我们这项工作是对中国学术史的一个贡献。金荣华老师是台湾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他曾留过法、留过德，在美国工作过，精通三种外语。他昨天对我说：19世纪到20世纪的中国文化工程中最值得推崇的，除了敦煌文库等之外就是中国民间文学工作。我们这次的抢救工作是对“三套集成”工作的深入，是对中国民协成立以来所做的学术工作的提升。我们有责任对民间文化作再抢救、再保护，处理好抢救和再抢救的关系。抢救后没有正式出版，没有公布于众就等于没抢救，甚至比没抢救还要糟糕。我认为，我们是在做一种学术积累工作，除了有热热闹闹地敲锣打鼓、舞狮，我们还应该作些牺牲，作些奉献。我们自己做的工作，我们不充实由谁来充实？中国民协无力把县卷本、手抄本的出版工作做好，那舞协能过来做？电影家协会能过来做？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珍爱自己的劳动。我们在座的有的参加过“三套集成”，但大部分没参加过“三套集成”。“三套集成”使我们民协获得了光荣。我记得在我们本届中国民协主席团换届时丁关根同志接见大家，就专门谈到这是一项文化传承工作，“三套集成”意义重大!在“十套集成”工作中，有的协会搞一卷，有几家协会合搞一卷，有一些协会一卷也没搞，而中国民协一个协会搞了三卷。令人崇敬啊!钟老、马老、贾老、冯老，包括在座的乌老、刘老，我们要把你们的心血公之于世、作永久性的保存。我们要做的第一项工作是请在座的各位将发给大家的表格带回你们的地区，并如实地填写出版的情况、手抄本的情况、铅印本的情况、没有调查并需要重新调查的区县的情况，新疆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需要汇报翻译的情况。这些情况需要作很好的登记，因为它属于几种关联的不同表现形式。

五、我们做这项工作也要像抢救工程一样分批实施，不能一下子在全国撒开。有的省工作已经成熟了，有的省工作还不大成熟，有的省甚至还没搞过普查，全国同时在一个平面上开展工作不行。而且，有的省的抢救工程工作量很大，我们要尽量考虑到现在还没有列入抢救工程第一批、第二批的地区和实施民间故事全书工作之间的关系，不把几项工作都积压在一些省区头上。我去过一些省的民协，郑一民主席的办公室极宽，五六个房间就七个人办公，而有的省就一两个人。当然，常主席的队伍据说比郑主席的队伍还庞大，但这只是极个别。我们不能用极个别的例子作普遍的推论，要考虑到普遍性和特殊性几个方面的协调。我们要分批实施，有的工作在几个省实施，让另外的几个省也有工作去做。有的重点在这里，有的重点在那里。冯主席定了五个专项，五项基本的工作应该考虑协调发展。十六大中就提到统筹嘛!统筹区域、统筹民族、统筹不同题材和分量，我们应该做到这一点。

六、我们做好这项工作大概需要具体做五件事情：

1.还没有进行普查的地区要进行全面的普查，把民俗普查和民间文学普查结合起来。这不是一项今天做一件、明天做一件就能做成的事情。很多民俗里带着民间故事，有的民间故事里也反映着民俗。这两天看砖雕，看汉代的砖像，看烙铁画，看木版画，我觉得是材料的不同带来了工艺的不同，其实里面的很多符号造型是一样的，很多观念是一致的。民间文艺里面貌似光怪陆离，实则息息相关的太多。我们人为地把它们分开后好像风马牛不相及了，但请大家仔细想想，它的模糊性、它的侧影性、它的平面性、它的线条的几何形状等等加在一起，是一样东西在不同材料上用不同的技巧表现。

2.要补充调查。我们一些地区已经调查了，但做得不深、不细、不全面，或是丢了原始资料（很多人去世了、很多人把东西变卖了）。那顺老师说，前一个星期内蒙古还有人用卡车把文联收藏的20世纪50年代开始收集的很多资料拉走。我们编出的两个范本《大理故事卷》与《当阳故事卷》我已经全部读了一下，发现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老说要描写研究，我们的描写研究体现在什么地方了？我们老说要语言的原汁原味，但我们很多都改成了普通话的表达方式。乌丙安老师今天早上还和我谈起这件事，吴语、粤语、闽语等等的风格都没了，它的原汁原味怎么体现？它的立体性及文、图、照片、音乐、甚至民俗背景资料都缺少，这怎么行？当然，这不是大家的责任，我们要尽快成立编委会并把要求具体化。由于我们工作的滞后，造成了许多指导工作上的不切实际。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是带大家搞一个范本。冯主席老强调五项工作的范本性，就是要给大家一个模子，可以依葫芦画瓢。可现在没有葫芦，只能照着气球画画瓢，而这个瓢又画得不怎么样。我们应给大家一个很好的葫芦！

3.要规范编纂。现在的两个示范本之间并不一致，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进行规范的编纂，而不是各个地方都突出自己的特色。我们的特色应体现在作品里面、体现在内容里面、体现在风格和审美的情趣里面，而不是体现在编纂方式上，不能各有一套。我不久前看了不少“三套集成”卷本。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中国民协发给我的16套我全部翻了一遍。歌谣集成、故事集成和谚语集成在编委会、总序、个人写序和集体写序等方面各有各的做法。中国民协这么多专家学者出版的一套丛书编法竟如此不一样!我们应该统一面孔，统一编纂，这是很必要的。我们要从一开始就规范编纂，不能出版完成后再进行返工，这叫折腾人!中国人被这样折腾的时间太久了!我们要告别粗放化，进入精致化的时代。我们现在老是随意性，要多学一点自然科学家的严密、严谨。

4.要加强民族语的翻译工作。以后万一申请到钱，要重点提供给内蒙古、新疆、西藏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双倍的工作量不给双倍的钱工作，质量怎么保证？

5.出版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工作量和出版的问题怎么办？艺术家、民间歌手等着我们回话。对此，我们完全理解。冯主席我们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刘玉山多次商量，云驹同志和锦强同志还专门单独去过，联系请他们出范本。但今天的中国多变，我们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我们要找好几棵树，第二棵树叫学苑出版社。该社社长说：白书记，你们这么大一个工程，我们学苑出版社为什么不能出点力？有钱你出一点，没有钱我也想办法做一点，搞抢救我们也有责任。我被孟白先生所感动。这是真正具有文化情怀的中国出版家，而不是出版商。目前，我们还在找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帮助解决。

中国民协人很少，但活很多。中国文联、中宣部、文化部布置很多任务，我们没有闲着。如果工作没有做好是我们能量小，但这点小能量也在运转着，也在释放着，不是成天总在搞展览、搞评奖。我们不是这样。展览与评奖只是我们平时工作的一小部分，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抢救工程。所以，我们成天在跑新闻出版总署、中央电视台、出版社、中宣部、文化部。我告诉大家，为一个小小的抢救工程简报，我们从前年11月份就打报告，去年3月份工程实施会结束后的24号又打报告，去年11月份我们又打了第三次报告。现在，我们还在酝酿作汇报，还要争取。不是我们不做，而是各部门有各部门的工作规范。

七、加快示范本的编纂。湖北省编纂出《当阳故事卷》和大理州编纂《大理故事卷》，他们作了相当大的努力，我们更多的是要对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中国民协没拨一分钱，省里没拨一分钱，文化部没拨一分钱，就是靠着赵寅松老师说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办成的。完全是由于他们怀着责任心、自豪感，让文化馆这样属于文化系统的机构做到了我们做不到的事。所以，我们应该对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在表示崇高敬意的同时，我们编委会要整理出这几本书需补充、修改出版的内容，尽快完成范本的出版，发送到全国各地。示范本不能落后。现在，这两个本虽然基础很好，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我们要善意地积极参与并帮助他们做好修改工作。

八、落实经费。我们的很多工作都卡在经费上。经费又和立项、红头文件缠在一块。它们是一个母亲的三胞胎，生下来了三个都活，生不下来三个都死。但我发现有些省市如河南、河北、山东在中国民协、文化部没拨一分钱的情况下，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找领导，找省委，用各种手段，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事情推动起来了。是的，我们可以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我刚才在楼道里面跟许多同志讲，“冯骥才主席提出这个抢救工程，首先是作了很大贡献——思想贡献。他呼吁民间文化抢救工程的实施，激活了当代中国对民间文化遗产抢救的重视。”举一个不大恰当的例子，马克思提出社会主义，给我们的只是一种思想、一种可能。列宁搞成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毛泽东搞成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中宣部给了30万、下了001号文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各种主观能动性，而不是等、靠、要。谁先到位谁受益。资金到位后列入第一批的人可能是第一批受益，列入第二批的人可能是第二批受益。我们刚才老说要项目、要拨款，如果不主动申请又不做基本工作，连提出这种项目的热情都没有，怎么能得到照顾？一个人总不能永远生活在母亲的怀抱里!总有一天要走路、要跑步，甚至去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比比谁更厉害。贵州成功地从挪威筹资搞了四个保护区。我们丽江也很聪明，贷款460万出了100卷《东巴经》。我们应想各种办法。可以肯定，不是建业集团去找夏主席，而是夏主席去找建业集团并把他们感动了，才有了他们投资2.4亿支持河南抢救工程的壮举。这需要人格的魅力，需要有对国家和民族崇高的责任感。那主席说，内蒙古的牧民感激冯主席，说：“游牧的条件转换了，但六畜不能远离我们，我们的心灵深处包含了对游牧文化的眷恋。这时候，冯主席说出了我们游牧民的心声。他代表了我们的利益。”所以，一谈到冯主席，他们激动地流泪。我亦无数次被冯主席的人格、精神、对民族的赤子之心所感动。说句实在话，虽然在中国民协工作的几年里头发白了不少，衣带宽了不少，但仍想留在中国民协做点事。很大一个原因是除了事业、中华民族的文化魅力之外，还因为有这样一位有人格尊严的老大哥做我们的旗手。这两天有人问我：“白庚胜，做什么去了？在社科院见不到你啊!”我说念博士去了。“你不是双博士吗？怎么还念博士？”我说我念第三个博士，我的导师就是冯骥才，专业就是抢救工程。我们要用自己的生命和情感去书写我们自己的历史。在经费方面请大家多关心一下国内的、国外的、企业的、国家的多种渠道。如孟白就拿出30万办《中国民间文化论坛》。这种人不是没有，当然了，是凤毛麟角，但不是绝无仅有。

九、建立组织体制。我们现在有工作委员会、专业委员会、领导小组。这个我们已经考虑，并要尽快向大家公布，也希望各个省能比照建立一组二会。我们只出县卷本，但做县卷本前肯定先排国家编委会，然后是省级的编委会、有关市区编委会、县级的编委会。我们通过这种方式表示对大家劳动、知识产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贡献充分尊重。这既是一个署名，又是一个纪念碑，是上面烙着光荣的丰碑。

十、强化可读性。它不是一般的读物，不是一般的民间故事选，但如果没有可读性，纯是资料本，谁来读？谁来买？我们民间文学影响的扩大面怎么体现？但如果只做成一个纯民间文学读物，那么随之出现引文问题、梗概问题、附注问题、对它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介绍问题和这篇作品牵扯到的民俗和历史注释问题怎么办？比如说：火把节故事除了在白族中间有，彝族中间也有，在《南昭野史》中也有。所以，在收这个作品的时候，应该附带地把大理市几个白族的文本、彝族的文本和《南昭野史》等当中的有关作品都用比较简洁的文字作说明。这是很有必要的。全书的性质应该很接近科学版本，但又不完全是资料本，有很强的文学可读性，又不仅仅是读本。我们之所以选择的是民间故事而不是谚语和歌谣，主要是考虑到承办地在旅游、文化交流和政府做的事情里面也需要这样一些像样的沉甸甸的东西的问题。这十条说明做这项工作困难太大。但是，没有困难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是来解决困难的。男子汉大丈夫，人活一辈子，就是来干别人干不了的事情的。我们要慎重、科学、冷静，不要太理想化，在理想中要注重现实，在现实中又有点理想，不完全陷入现实的泥淖。我们既要有豪情，还要科学地去做，看到这项事业的前途。我们要坚信：社会需要它，人民需要它，民间文艺事业需要它。做这种事情我们值得。老说义无反顾，这不就是义无反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