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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石冥，原名树滋，字孺子，又名时鸣，别号石冥山人。1899年生于贵州省石阡县白沙集镇，是我国现代著名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

邱石冥的父亲是清朝廩生，他在家排行老三，从小深受父母钟爱。4岁时便进私塾读书，14岁赴省城贵阳求学。1918年中学毕业后，因家庭经济困难，他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在石阡县高等小学任教。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邱石冥听说北平美专师范不收学费，遂即北上，在那里就读。在美专期间，邱石冥直接得到姚茫父、齐白石、张大千、蔡元培等大师在国画艺术、美学等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从此铸就了他在美术事业上的辉煌道路。

1924年，美专毕业后，邱石冥与谌亚逵等六人创办京华美术专科学校，出任国画系主任、教务长、校长等职，随后又相继任教于西安西北美术专科学校（今西安美院）和内蒙古师范学院。1970年，在呼和浩特辞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内蒙古师范学院为邱石冥先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高度评价了石冥先生在美术教育事业上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恢复了先生在中国现代绘画史和美术教育史上应有的地位，他的作品主要珍藏于他先后任教的西北艺术学院、内蒙古师范学院，以及家乡的贵州省博物馆。

邱石冥的花鸟画在现代画坛享有较高声誉，当代著名画家王雪石评价其画风：“石冥山人专工花卉，笔墨秀逸有明贤遗意。”邱石冥在其画风上不断探索，紧随时代，画艺“不落陈范”，“用笔气势自如，不为大法所拘，诚有超脱之处”，曾有人赞誉他：“资质聪慧，落笔超群，为一代著名画家。”

邱石冥先生多年执教，学生中有众多已成为卓有成就的画家和艺术家，可谓桃李满天下。他本人的作品曾在《华北日报》《艺林月刊》《故宫周报》《北洋画报》《晨报》《世界日报》《贵州日报》《美术》《文艺报》等多种报刊中登载，还发表过数十篇美术论文和美术家传记，并撰有《中国美术史讲义》《勾勒讲义》等论著。

王传贵于1934年生于贵州省道真县玉溪镇马脑村。新中国成立之初，16岁的王传贵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后加入抗美援朝战争。回国后，他放下钢枪，到大连医学院附属医院进修，由于成绩优异，于1960年进入北京医学院就读。

王传贵一头钻进了医学的海洋，决心要在这个领域作出一番成绩。1965年，他苦学有成，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管理局医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在工作实践中，王传贵对祖国的传统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用心钻研。1990年，他出任主任医师，还担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客座教授、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北京分会理事兼骨伤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骨伤推拿学会副主任委员以及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北京正骨按摩学会委员。

仡佬族人俗话常说：“要走就不怕远，要干就不畏难。”王传贵身体力行，志存高远的他攻克了一道道难关，成为全军有名的骨伤科专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王传贵创造出自成一家的传统经穴按摩疗法，对诊治内科、妇科、骨伤科等疾病有显著疗效，保健功能更为卓著。他长期负责党中央和国家一些领导人的经穴按摩保健治疗，还开办了王传贵经穴推拿医馆，奉献自己的学识和才华。同时，他在国家级刊物上多次发表论文，并出版了《中国实用经穴按摩》《中国家庭经穴按摩》《中国自我经穴按摩》《基层中医临诊必读大全》《经穴按摩十五法》等医学专著，其中一些作品还被译为英、德、法、西班牙、意大利等多国文字出版，有的已制成中、英文录像带发行。

王传贵先后8次立功受奖，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所获得的荣誉称号不胜枚举。他出神入化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不平凡的业绩，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贵州日报、遵义日报等多家新闻单位有专题报道。

近年来，随着国际间交流的日益频繁深入，王传贵先后到法国、葡萄牙、罗马尼亚、新加坡、朝鲜等国访问、讲学，并以精湛的医术为外国领导人诊疗，备受赞誉。王传贵为推动我国传统医学在国际间的交流来往，让中医这项国粹走向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

王传贵在医学领域取得了骄人成绩，他本人也时刻不忘家乡的建设。几次回到家乡道真，他都要为县城机关职工和广大群众作有关医药和保健方面的专场讲座。并捐赠了10万元在马脑村修建希望小学，捐赠了1万元设立道真中学奖学金，还把自己的学术成果或讲学录影带献给家乡人民。1996年，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县委和政府号召全县人民向王传贵学习。

韩彩凤是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桃源乡的一个普通农民。生于1946年，其父韩金荣懂得许多中草药以及仡佬族民间偏方验方，常以为人解疾除患为乐，韩彩凤幼年常随父亲进山采药，也认识了大量的中草药，积累了丰富的药理知识。后来，她从一份《广西科技报》上看到一则养蛇取毒的信息，便前往学习，回来以后于1987年建起了自己的养蛇场。然而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她的养殖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功，恰恰是为了养殖附带学习的毒蛇伤人救治技术为她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韩彩凤在运用自己所学的基本技术治好了几例蛇伤后，信心倍增，便进一步勤奋钻研医理，在长期的实践和经验总结中，她用当地取之不尽的天然中草药，自行研究配制了玉露拔毒散、金黄霹雳散、玉红去腐生肌膏等药剂，并辅以洗、敷、涂、包、贴等多种手段，对多位蛇伤患者进行综合治疗，形成了一套独特而且疗效显著的蛇伤医治技术。

20多年来，韩彩凤治愈的蛇伤病人多达300余人，甚至有不少四川、重庆、江西等地的病人慕名前来。她治疗过的病人中，年幼的仅4岁，年长的已逾80，除一例病人因严重贫血而拒治以外，无一例伤残、一例死亡。不少病重者，蛇毒已内结心脏，医院也宣布不能治愈，然而却在韩彩凤的精心治疗下又重获新生。韩彩凤认为，治疗蛇伤病患者，以中医的辨证施治理论为指导，运用中草药的独特性能，再配合现代设备和西医技术，治疗效果将会更好，能够使更多的患者受益。对于她妙手回春的精湛技艺，名医王传贵在实地考察后也发出了由衷的赞叹。而且韩彩凤不图钱财，收费低廉，对一些特困病人甚至分文不取，更被传为佳话。

如今，韩彩凤年事已高，她担心自己的手艺失传。然而又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传承人，因为要学这门手艺，要求非常高，必须兼有中、西医的基础理论知识，还要求学习者有执著的探索精神及良好的道德品质。

张国秋是贵州省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的一位普通仡佬族妇女，但她多年来却一心致力于植树造林、绿化家乡的事业。1994年，张国秋承包了村里的林场，为了实施封山育林，防止当地村民乱砍滥伐，张国秋费尽苦心，一方面争取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一方面积极主动与当地村民谈心，耐心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终于得到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1998年，张国秋正式成立了华山绿色产业有限责任公司，自己担任公司董事长、企业法人代表。公司成立以来，张国秋严格按照自己的科学规划，治理土地，实施荒山造林，退耕还林建经果林，不仅为公司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也很好地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张国秋开辟的绿色道路，还为当地村民创造了就业机会，为拉动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仡佬族地区小康社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张国秋多次获得省市乃至国家授予的各项荣誉称号，如2002年荣获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的“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成绩卓著”荣誉称号，颁发奖章一枚；2006年荣获全国妇联授予的三八红旗手、全国绿化状元荣誉称号，颁发奖章各一枚。

山上，郁郁葱葱的杉木林和规划整齐的经果林令人赏心悦目，肥壮的牛羊让人欣慰。张国秋不愧为仡佬族地区农村妇女中的杰出代表，她为家乡林业生态建设、再创秀美山川、创建和谐社会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

熊先觉，笔名高平，当代中国著名法学家。1924年，熊先觉出生于道真县三桥镇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幼年时就读于私塾，由于家境清贫，多次辍学。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迁到贵州遵义，熊先觉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浙大附中，在读6年期间全为公费，随后考入北平朝阳大学，研习法律。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月，在那个思想激进的地方，熊先觉激情澎湃，他憧憬法治，向往民主，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曾一度被扣上“危害民国”的罪名而拘留。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时出狱，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与接管朝阳大学，随后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政法大学，主编校刊《政法大学》。1950年，中国政法大学与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合并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时，熊先觉调任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部长业务秘书，直接参与法制建设。1961年，他被下放到广西教书，“文化大革命”时蹲过“牛棚”。1979年，历尽坎坷的熊先觉终于重新回到北京。1983年，他参与筹建中国政法大学，提出“新型学府新风尚，学阀政客要思量，不搞权术搞学术，休把文场当官场”的办学主张。他负责组织行政法师资队伍，在研究生院开办全国唯一的行政法学研究生班，为全国高校培养了行政法学的教学与科研骨干，推动了我国行政法学的开展。此后，潜心教学和学术研究，直到1989年离休。

20余年来，熊先觉先生在我国司法现代化建设的研究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成果迭出。他参与编辑出版了各类法学著作近60部，发表法学论文100余篇。尤其在司法制度、司法文书、行政诉讼、组织法学以及法学教育史等方面建树颇丰，创建了两门新兴学科，填补了法学学科空白。如：司法制度方面，早在1985年即率先推出我国首部司法制度教材《人民司法制度概论》；此后又出版《中国司法制度》《中国司法制度新论》《司法制度与司法改革》等专著，率先提出司法制度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体系，再三强调并推动司法改革。在司法文书方面，为规范我国司法文书格式，负责研制诉讼文书格式全套计8类64种，于1980年由司法部颁发全国司法机关试行。接着推出全国首部《司法文书概论》专著，并受聘主编了全国高等学校法学统编教材《司法文书教程》及其配套教材。近年来又在《司法文书研究》专著的基础上创立了这门新兴学科司法文书学，并于2006年3月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了全国高校通用教材《中国司法文书学》。

在行政诉讼、组织法学、法学教育史等诸多方面，熊先觉都起到了开拓性作用。他较早提出并论证建立和健全我国行政诉讼制度问题。参与编写行政诉讼系列教材；主编了全国第一部《中国组织法学》，提出了该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体系架构；他着力研究中国现代法学教育史，其中尤其对享有盛誉的“北朝阳，南东吴”在中国现代法学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予以考察论证，竭力主张法治，反对人治，尽力推动司法改革。

如今，年逾八旬的熊先觉先生，仍然笔耕不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朝阳法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积极参与国内外法学学术活动。2004年，被司法部机关党委授予先进共产党员称号。

谢启良于1933年出生于正安县谢坝乡的普通农家，他本分执著，艰苦追求，自学成才，掌握了黔式桥桁吊装技术，堪称一绝，成为专门造桥筑路的工程师。从20世纪50年代起，谢启良开始参与公路桥梁设计，曾荣获贵州省交通系统先进工作者、自学成才先进分子。1980年，贵州省交通厅潘成杰等桥梁专家带着研究成功的黔式桥桁理论，选择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忠信至山岩公路，横跨芙蓉江的长岩桥作为黔式桥桁科研试验桥，该桥由谢启良组织施工，截至1981年竣工，整桥系预应力钢筋混凝土大跨度人字扒杆悬臂拼装桁架组合拱，即黔式桥桁，为中国首创。经专家鉴评，该桥荣获国家交通部优秀银质奖、贵州省科技成果二等奖。从此，谢启良组织起来的施工队伍成为黔式桥桁的施工骨干，随即在铜仁德江、黔东南剑河等地建筑黔式桥桁。谢启良和他的技术骨干立足施工现场，放眼未来事业，不断钻研，造就了一支勇于拼搏的施工队伍，不断丰富和发展建造黔式桥桁吊装组织拱技术。1994年，贵州境内最大的河流——乌江上的江界河大桥，将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组合拱一次吊装成功合拢，标志着黔式桥桁设计科研水平和施工吊装技术达到了巅峰水平，谱写了世界桥梁科技的新篇章。谢启良家中的一幅精致对联：“平生追求光明路，半世修造幸福桥”，正是他人生经历和追求目标的最好表达。

杨胜万，1944年出生于贵州省务川县涪洋场郊的一个仡佬山寨，仡佬族。他自幼好学，9岁时和哥哥离家读书，但家境十分贫寒，他从小勤工俭学，贴补生活。逆境中成长的经历，磨炼了他吃苦耐劳的品格。1965年，杨胜万在重庆邮电大学毕业，后分配入伍，他最初在连队任无线电技师，后在团机关、广空机关、军委空军机关、空军指挥学院工作。1988年恢复军衔后，被授予大校军衔，1992年晋升为少将，成为仡佬族迄今为止唯一的将军。

参军入伍后的杨胜万将军很少回家乡，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过养育他的仡佬山区那片贫瘠土地。身在北京的他，每次见到家乡人便倍感亲切，常常盛情邀请乡亲来家中做客。他还常常慷慨解囊，资助老家穷困人家的孩子上学。他曾连续数年给家乡希望工程捐款，为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在他任空军政治部处长、副部长期间，积极提建议、出政策，组建干部子弟学校，照顾边远地区干部和飞行干部子女考军校，不经意间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赵银周是贵州省黔西县人，在当地仡佬族雅伊支系中是颇受敬重的“博帔”（即掌坛的祭师）。

赵银周出生在贫苦的农民家庭，家里有少量自耕地，在新中国成立前主要靠佃耕别人的田地和给富裕人家帮月活或打零工为生。他不识字，但天资聪颖，记忆过人，直到耄耋之年，仍然能够演唱长达数千行的古歌《叙根由》。他对仡佬语和汉语都很精通，对古歌的内容也烂熟于心，并有精到的理解。

古歌《叙根由》流传于纳雍、大方、织金、黔西四县的仡佬族雅伊支系中。其成形年代，目前难以确考。据老人们回忆和推断，至少可以上溯到300年以前。仡佬族雅伊人祭师的承袭，是以父传子、子传孙的方式世代相承的。家族中无合适的继承者时，才不得已传给外姓徒弟。他们传唱的这部《叙根由》当地又称之为《十二段经》（12段落）。

后来许多地方的雅伊仡佬中，虽还有自己的祭师，但几乎没有人能演唱《叙根由》了，周围的人们都会从很远的地方来请赵银周去主持祭祀祖先的仪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赵银周将他使用多年的法器取回来，珍藏于家中房梁上。这种法器是一串由一个老虎下颌骨做总承，用若干根一尺多长的细麻绳分别系着鹰爪、獐牙、岩羊蹄角、黄麂蹄角等串成一挂扇形的坠饰物。祭师在祭祀时，右手执牛角酒杯，左手握虎颌骨坠饰（法器），不时伸到右前侧的竹筛中去抓搁置其中的给副祭师用于击节的、无锄把的旧铁锄，如能抓起，被称为吉利，所吟唱的古歌的某章可以告一段落；如不能抓起，则要反复再唱那个章节。更不可思议的是，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古歌的演唱实践被迫中断了10多年，而且在周围的仡佬族语言环境逐渐丧失的情况下，赵银周老人仍然能够完整、清晰地演唱古歌《叙根由》，不得不说是个奇迹。这其中体现出老人对先祖流传下来的古歌那份执著的爱。

更加难得的是，本族中许多人家已经不再进行传统祭祀活动之时，赵银周老人对古歌的热爱仍不减当年。每逢有好酒菜且条件方便的情况下，他都要摆放餐具，甚至点上香，祭祀先祖。一般情况下，他也会将自己手中的碗筷向上举一举，洒几滴杯中酒，以示对天神和祖宗的祭奠。数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据说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也会避人耳目，巧妙地施行。每到此时，他心中崇敬的天神、祖先以及古歌的内容，犹如放电影般在脑海中掠过。天长日久，自然铭记于心，永远不忘。

如今，赵银周老人已离我们而去，但他为我们保存下来一份珍贵的仡佬族文化遗产。

文国朝，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是务川县都濡镇鹿坪村人。他自幼喜欢唱歌，可以说他所到之处，都有他的歌声。他说，唱山歌是他的生命，曲调是他流着的血，唱词是他吃着的饭。他还说，他唱的山歌很多，有情歌、打闹歌、薅草歌、小调等，最拿手的是跳花灯。这些歌有的是从小跟长辈学来的，有的却是自己的原创。通常是运用现有的曲调，自己加一些独特腔调或唱法，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唱风。

文国朝会唱的各类民歌有成百上千首，经他改编后在民间传唱的有《好看还是映山红》《荷包歌》《吹闹号》《放牛调》《高山画眉叫得乖》《郎在墙上打石榴》《二郎号》《太阳不晒花不红》《五更转》《上山虎儿》《出台腔》《打闹号》《梦见情哥来看我》《十八扯》《后园阳雀叫三声》《望乡台》等。他擅长即兴编歌，出口成歌，把生活全都放入歌曲之中。

文国朝演唱的山歌曲调保持了仡佬族的原生态唱法：高音高唱、低音低唱，演唱中上下滑音、装饰音频繁而出，节奏明快，歌声嘹亮，高亢有力。歌词与旋律的组合十分恰当。在当地，文国朝被称为“歌王”，可以说具有绝对的权威性。许多人争相向他学习，面对前来请教的人，文国朝通常有求必应，有问必答，他的很多徒弟，如今仍活跃在农村广阔的舞台上，传承着民间音乐艺术。

1958年，文国朝参加了贵州省文艺调演，他演唱的仡佬族山歌获得二等奖。1960年，他被聘为务川县艺术学校的教师。在校期间，他编导的《大闹花灯》歌舞，参加贵州省花灯调演，荣获了优秀奖。1979年，他参加了贵州省民族民间音乐调演，受到专家的欢迎与赞扬，现场很多领导和观众被他的精神感动得热泪盈眶。1987年，这位85岁高龄的老人因不慎摔倒而结束了他精彩的一生。

文国朝的许多歌曲被《中国民间音乐集成》《贵州省民间音乐集成》采编入书。为了研究发掘文国朝的民族民间演唱歌曲，有许多音乐艺术家对他的演唱风格、歌曲旋律很感兴趣，以他的歌曲为素材，加以提炼，创作出了很多具有时代气息的优秀作品。

后人常常以文国朝的歌曲作为素材，打造出许多民族民间艺术精品，由此可见文国朝对仡佬族民间音乐具有多么深入而持久的影响力。

李齐邦，生于1951年，仁怀县哑塘仡佬乡哑塘村人，是当地有名的民间歌手和民间艺人。父亲李发金就是当地享有盛名的仡佬族民间歌手，受父亲的影响，李齐邦自幼喜爱民间文艺，向父亲及其他有名的民间艺人学习表演各种歌谣舞蹈，可谓子承父业。由于多种原因，哑塘仡佬乡的多数人已经不会说仡佬语了，他仍然坚持用仡佬语唱仡佬族民歌，时常用汉语和仡佬语混唱，反映了仡佬语和汉语融合的过程和特点，这对于研究民族文化互相交流等方面的问题，也有一定的价值。

李齐邦能唱千首以上的民歌。从内容上来看，大体上可分为在劳动生产时演唱的打闹歌，讲述历史故事的叙事歌，谈情说爱的情歌，以及盘歌、丧歌、结亲歌、酒歌、节令歌等类别。他的嗓子洪亮圆润，感情朴素真实，演唱时还根据歌曲的不同内容赋予一定的表情，显得更为生动传神。在日常生活中，李齐邦还注意搜集整理传统民歌，并整理后公开发表。他对仡佬族民间舞蹈也有浓厚的兴趣，芦笙舞、钱杆舞、踩堂舞等他都能纯熟地表演。此外，他熟悉仡佬族的很多民间传说、故事、笑话、寓言等，在劳动间隙、节日庆典、茶余饭后，随手拈来，向大家声情并茂地讲述。他讲的某些故事经过整理加工后，还发表在《南风》等刊物上。

李齐邦最擅长的还要算表演民间花灯歌舞和花灯戏。他表演花灯时，身段活泼轻快，表情生动逼真，唱腔吐字清楚，宽厚动听；他能唱多种花灯调子和花灯词。他演唱的花灯调“绣荷包”“梳妆调”“行程调”和花灯词“说春”“说古人”“虫虫灯”等，内容丰富，曲调动人，唱腔优美，自成一格。他表演花灯剧时，生、旦、净、末、丑都能表演，演什么像什么，幽默风趣。他不仅自己经常为当地人民表演各种民间艺术节目，还组织仡佬族中的民间文艺骨干共同研究、提高民间艺术表演水平，为当地和邻近地区的各族人民表演。他对发掘民族民间文艺宝藏，提高民族民间艺术表演水平，活跃、丰富仡佬族的文化生活，作出了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