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仡佬族文化的发展轨迹及特点

仡佬族属于古“百濮”民族中的一支，是川黔地区开荒辟草的“地盘业主”，长期以来，居住在以贵州为主的山地高原地带。在贵州，最早居住的主要就是濮系民族，而后是春秋以前从西北迁入西南的氐羌民族、从长江中下游西上的苗瑶民族以及秦汉前期由东南沿海一带北迁而来的百越民族，他们在以濮系民族为主体的各小方国中，与濮系民族错杂居住，而濮系民族作为这片土地的“地盘业主”，受到各民族的敬重。直到今天，每逢吃新节时，仡佬族人可以随意到其他民族田地里采集庄稼；仡佬族人去世后，送葬队伍可以随意经过其他民族的村寨，这些民族也不会觉得是不吉利的事情而加以阻拦；在彝族的古歌中，也记录着濮人开辟这片土地的光荣历史。而各氏族部落在长期的生存与发展中，在文化上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互相滋扰和交融渗透。

仡佬族是历史悠久的民族，它的先民濮人是我国古代人口众多、支系纷繁、分布辽阔的庞大族群，曾经创造出非常优秀的文化，建立了夜郎国。然而仡佬族也是饱经沧桑、历尽艰辛的苦难民族，随着中央王朝势力的强大，不断对西南地区进行开发和用兵，濮人所建立的方国被打败，丧失了自己的领地，氐羌、百越、苗瑶、汉等民族的相继迁入，逐渐对濮人造成排斥和挤压，迫使濮人四散迁徙流离，隐姓埋名，以图生存，其族称也随之消失，这也直接导致了今天贵州及西南地区一些民族在历史上扑朔迷离。如濮人战败了，古彝人继续以夜郎国的名称延续着对夜郎的统治，所以，濮人和彝人都说自己是夜郎古国的缔造者，这就引发了今天争论比较激烈的关于夜郎王国的主体民族问题。

根据史书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濮人称谓变化的轨迹。汉朝至魏晋时期，史书中有不少关于濮人的记载，将濮人称为“濮”“僚”，或“濮僚”“夷濮”“夷僚”等。魏晋以后，“濮”称逐渐消失，而以“僚”专称。濮人已经逐渐演变为融和了众多南方少数民族的僚人。濮人及其所创造的文化也伴随着族称的消亡而渐渐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西南地区这片土地上的族群被重新分化组合，新的族群形成。仡佬族古歌有这样的记载：“这样遭灾无数次，四处分散难团圆。仡佬遭劫人减少，余下无处把身安。仡佬苦处无处说，离家分散各自迁。”虽然这种变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然而对仡佬族及其文化的影响是致命的。导致了今天仡佬族人口稀少，居住分散，语言互不相通，“有的一个县境之内，就可以有不同来源和不同支系的仡佬族居住，虽然祖辈相邻，但却不能用母语进行交流。如镇宁、关岭、六枝、织金、普定等县都有这种情况。有的同住在一个乡内，如广西壮族自治区隆林各族自治县原德峨公社摩基和三冲两个大队毗连在一起，但彼此语言差别很大，属于不同的方言。又如遵义县平正仡佬族乡尖山和黑脚岩田坝相距数里，但也分属两个不同的方言。彼此难以用本民族语言交际。这种方言、土语分歧较大的状况，即是濮人这个庞大的族群在漫长的历史中遭受排挤和隔离的结果，各支系封闭而保守，并在族际交往中接受其他民族文化，逐渐淡化，甚而忘却自己的文化。^[1]

隋唐王朝建立起大一统的集权统治，社会相对稳定，中央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设置了经制州与羁縻州进行统治。在这种直接与间接统治并行的统治形式下，汉族大量移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汉文化在这一地区逐步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一时期，“僚”人逐步演变成“仡佬”人，形成了一个单一的民族。但仡佬族人始终隐于山林之中，仍然过着十分封闭的生活，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和落后的经济环境，极大地限制了仡佬族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其文化的发展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原本脆弱的仡佬族文化又一次受到强势文化的覆盖和涵化，对仡佬文化后来的发展变迁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今天仡佬族人口最多的遵义地区，在唐宋元明时期多为播州的辖境，被川东南人罗氏、杨氏统治长达800多年。据谭其骧先生考证，播州杨氏是由川南而来的仡佬族，但他们一直隐瞒自己的民族属谓，将自己称为汉人。元代开始大规模推行土司制度，中央王朝政治上加强了对西南各少数民族的统治，文化上也不断进入。明代实行了调北填南、“移民就宽乡”的策略，汉人大规模进入贵州，人口甚至超过了当地的少数民族。仡佬族古歌中记载：“本是洪武来开赦，调起北兵来征南。西南仡佬被消光了，又调北民来填南。”汉族的大量迁入也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文化，处于劣势的仡佬族不得不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客观地说，在这种文化的作用下，仡佬族地区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然而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的平播战争再次使仡佬族人遭受了巨大的劫难，为了免遭杀戮，广大仡佬族易姓隐族，避居山谷，或举家外迁，仡佬族文化再次遭受重创，其传承的链条被斩断，发展的节奏被打乱，文化的依附性更加明显。据《遵义府志·民族志》记载“婺川早在永乐十一年（1413年）‘改土归流’；真州（辖今正安、道真）土司在万历平播战争中率先归附，两地平乱少祸及民，故此一带仡佬族得以相对稳定和发展。”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地区在文化上所遭受的冲击力是巨大的，民族融合程度是深刻而且悄无声息的。清代，统治者施行民族歧视和阶级压迫，进行“开辟苗疆”的行动，迫使仡佬族人继续向外流迁。人口越来越少，保存本民族文化的能力越来越弱。以语言为例，如今能够完全用本民族语言交流的不到1万人，而只会说一部分母语的也只有1万多人，有30多万人完全不会自己的母语。服饰、习俗也大都趋同于汉人。

有学者把由濮人转化为僚人看成是仡佬文化经历的第一次大规模整合，由僚人转化为仡佬看做仡佬族文化经历的第二次大规模整合，而明清时中央王朝的强权统治和汉文化的强力渗透、辐射看做是仡佬族文化经历的第三次大规模整合。汉族文化的全方位移入，更削弱了仡佬族文化的独立性，强化了仡佬族文化的依附性，加速了仡佬族文化变迁的进程。

仡佬族文化的整合并不意味着仡佬族文化的消失。史书中关于仡佬族文化的记载仅有只言片语，但如果深入民间，就能够发掘出一些仡佬族的传说、古歌、行为方式、风俗习惯等民族文化遗迹，并通过它们探索深藏于仡佬族人心中的民族文化性格。

仡佬族文学中的古歌、传说，与其他民族相比也毫不逊色。从其中可以看到仡佬族人赶山填海、开荒辟草的艰辛，也能感受到仡佬族人在失去了这片土地后的痛苦和忧伤，还能找到西南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互相渗透和影响。在仡佬族的一些宗教仪式中，保存着许多民族历史资料，如死人道场中的“亡人路条”，引导亡人灵魂沿着生前行经的地方去“收脚迹”，路条上所开列的道路，有120多个真实地名，实际是在叙述仡佬族人繁衍迁徙的过程，也是仡佬族文化发展变迁的过程。另外，仡佬族特殊的葬俗也蕴涵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如灵柩头朝外的倒埋坟与汉人的“枕山而葬”完全相反，反映出仡佬人对自己开辟的土地的依恋和守望，死后也要回头看望他开山辟草的山岳。还有悬棺葬、竖棺葬、套头葬等葬俗，也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意蕴。

因此，仡佬族文化属于独立的，而又具有严重依附性的文化类型。纵观仡佬族历史，仡佬族文化从产生、形成到发展的整个过程都是在文化涵化、整合中发生和进行的。其文化中独立的文化品格是仡佬族社会内部变化的结果，同时，仡佬族文化具有的严重依附性的特征便是文化涵化的结果，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各民族文化辐射、移入、渗透、整合的结果。通过仡佬族文化形成和变迁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西南各民族文化对其的辐射起着巨大作用。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