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仡佬族家族的基本特点是同一血缘姓氏，有的是一姓一家族，也有的一姓有几个家族。还有一个特点是有大姓家族和众多一般家族、融入家族与土著古僚户家族之分。另一方面，仡佬族家族的构成是复合多元的，土著家族和融入家族都不是绝对纯粹的，土著家族也有融入部分，融入家族更有相当数量的土著成分。

（一）家族形式

仡佬族是贵州的土著民族，因而绝大多数家族世世代代在这片广阔的山区生活繁衍。汉晋唐宋时期，仡佬族先民（僚人）呈若干大大小小的聚落，到明清时期，这些分布广泛、数量众多的聚落逐渐演变成为各个不同的家族。唐宋时期他们的姓氏以阿冠首或以本民族语言称呼，到明清时期，随着仡佬族地区改土归流的推行和封建文化的渗入，仡佬族人户的姓氏逐渐采用汉族的姓名方式，用汉语称呼，沿袭成为现在的仡佬族各个家族。这些由土著僚人在明清时期冠以汉字姓氏的人户今又称为“古僚户”。在黔北仡佬族聚居区的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一带，居住有古代“南平僚”的后裔，如：分布于龙家沟的龙姓，上坝乡的杜姓，巴渔乡的黎姓，酉家沟的酉姓，苏家沟的苏姓，爱国乡的何姓、严姓，龙塘的廖姓，毛田的史姓，红子坝的朱姓，石脚乡的常姓，龙坪乡的何姓，洛龙乡的霍姓、宋姓，龙桥乡的孙姓，包谷塘的晏姓，桃源乡的彭姓，庙林坪上的符姓，枣子坪的海姓，三会乡的邓姓，坑龙乡的吴姓，河后坝的涂姓，复兴乡的车姓，兴宝乡的庞姓，浣溪乡的陈姓，槐溪沟的段姓，石城坝的费姓，三会、开建乡的赛姓，玉溪镇的程姓等。这些古僚户后裔家族规模相对较小，每个家族的户数不多，有的三五十户，有的一二百户不等。

黔东北地区的仡佬族古僚户家族与此类似，思南县仡佬寨、仡佬坝、穿洞等地的仡佬族张姓，早在思南县城修建之前，其先祖张美发即已世居于此，他们是古僚户后裔。该地仡佬族王姓祖先王雁旭在明末曾有名望，世传至今，这一带的仡佬族王氏家族便是他的后裔。

仡佬族土著家族还广泛分布于贵州西部的广大地区。每个家族户数不多，一般是数十户，个别的一二百户，但同一家族的人户居住也比较分散，通常各自居住在相距数里、数十里或百余里的小寨子里，既有一寨一家族，又有一寨数姓，一家族杂分数寨，家族与数寨相互交错的状况。明清时期，由于卫所、城镇汉族人口的不断增加，住在卫所、城镇及其附近的部分仡佬族人户因其分散、量少而融入城镇的汉族，还有一部分散居在苗族寨子的少量仡佬族人户融入苗族，如与安顺湾子、大仡佬寨的仡佬族同属杨姓家族的某些人户迁到普定县白岩区草子铺一带融入当地的苗族，那里的苗族也承认他们是苗族成员。滇东、川南、湘西的仡佬族各家族，在清代时融入汉族。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汉族人户融入仡佬族的某些家族，尤其是一些被中央王朝派遣到仡佬族地区为官主政的汉族官吏，他们带着家眷和随从的同宗人户来到仡佬族地区。经过几代人之后，出于生存和生活的需要，他们逐渐与当地仡佬族相融合而成为仡佬族众多家族中的大姓家族。如在黔北的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的韩姓、郑姓、骆姓大家族。据韩姓《酉阳宗谱》载，韩姓远古祖先本“周原姬姓”，“成王剪桐，封弟及身之受封在唐，子孙食宋韩，故韩之受姓已始”。唐代，“韩与杨端奉旨平播”，“封为播州守”。死后“殡在城北云阳阁之旁”。明初，“韩与邹、骆、冉，建树州之绩，四司分管珍地”。“珍地”，即宋代珍州之地，包括今正安、道真两地及桐梓、绥阳之一部分。汉族官吏融入的仡佬族韩姓大家族在这一大片地区势力强盛，他们在“播郡（今遵义地区）之中，烟户纳多，数千丁男，难以枚举”。另一大家族郑姓，据《郑氏族谱》载，仡佬族郑氏家族“先祖郑畋，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年）奉旨”统兵“征剿”三峡，继而“始入播境”，传至“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十二辈土司郑昌生镇守播州”，管辖这一带的仡佬族，后来逐渐成为这里的仡佬族大姓家族。再如，《骆氏族谱》称骆姓“肇自吕望、文王之后”，“周成王赐侯于骆”，“故赐姓曰骆”。骆氏家族传到唐代，唐僖宗“敕布”，“搬移家室，迁于播州”，后“移往真（即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土安居，以镇边鄙”，成为仡佬族大姓家族。

此外，正安县的仡佬族谢氏家族，30多代人以前从务川迁来；正安县安场区石井乡仡佬族冯姓家族，先祖在唐代来自四川渝州巴县；松桃苗族自治县普觉区半坡乡侯溪《高氏族谱》称仡佬族“高氏原籍江西吉安府大和县”，明代受命“赶苗托业”而迁居该地繁衍为仡佬族高氏家族；黔西县定新民族乡五艾村一带的高姓，500年前从四川迁到大方泸子塘，生7子，分为7支，繁衍为大方、黔西、织金、清镇等县的高姓7个家族。

仡佬族家族绝大多数是同一姓氏血缘关系的共同体，还有一些是某一姓氏当中的某个老祖先繁衍下来的血缘关系共同体，即所谓“同一个老祖宗分衍出来的”。多数是一姓一家族，也有一姓数家族。家族结构是仡佬族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仡佬族家族内部，由若干家庭按父系血缘辈分关系相组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家族内若干不同的家庭，或绝嗣，或繁衍，在家族中的各个家庭之间自然形成亲疏程度不同的血缘和亲缘关系。

（二）家族世系谱牒

世系谱牒是仡佬族家族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维系其家族内在关系世代相传的基本形式，具有长期性和牢固性。尽管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仡佬族各家族内外关系由于商品经济的冲击和与其他民族交往的增多而有所松弛，但家族谱牒始终牢牢地维系着仡佬族各家族内的广大成员。

仡佬族每一个家族都有自己的谱牒，均按汉语拟成，通常取封建时代的各种吉祥福禄之字，字辈相连形成家族繁荣昌盛之意，以此牢固地将整个家族的若干人户按辈分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仡佬族大姓家族申姓的谱牒字辈是：“奕允文章尚，懋修学友恒，可知昌必久，世续广贤能”。安顺一带的仡佬族杨姓家族谱牒字辈是：“朝启再应发，有登光开甲，国正天兴顺，世代保中华”。安顺附近大仡佬寨、河桥，平坝鸡窝寨等地300多户的吕姓家族谱牒字辈是：“朝洪登有溪，汝文世代兴，颜廷坤德正，永昌王开成”。分布在黔西县定新民族乡胜利村、欢庆村、新庄村平寨，舍坡民族乡雨贯村、甘棠乡樱桃村方竹林、威宁县八步等地的仡佬族李姓家族谱牒字辈是：“文良春国玉，朝廷永敬之”。黔西、大方一带的仡佬族高姓家族谱牒字辈是：“世学年万开，孟永德天怀”。

仡佬族的家族世系谱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家族因谱牒过于繁复而造成混乱，会在一定时期对其进行修改，一般在家族宗祠办“清明会”时召开全家族成员大会来进行。如道真、正安一带的仡佬族大家族郑姓，原来的谱牒字辈是：“昌望衍子遇，从永旭廷绍，泰仕文光先，永德垂后世，泽留乾坤长，大振学远延”。后来在郑氏宗祠全家族大会上更改为“昌遇旭廷绍，泰仕文光先，祖德乾坤大，学运后人延”。又在水车坝郑氏祠首作过一次修改，改为“文光先代，德继周传，维新世绪，天国启贤”。后来又嫌太过简单再次更改，改为“学道明先圣，习书启达行，文章光尚国，富贵永朝天”，一直沿用至今。

谱牒的结构，代代遵循，仡佬族每个家族的后代子孙均按家族谱牒起名。谱牒里的每一个字称为排行，孩子出生以后，长辈便严格按辈分排行为他取名字，姓名相加通常为三个字：第一个字是姓氏，第二个字是排行，第三个字是属于自己的名字，通常由长辈按吉祥昌盛之意或根据自己的喜好而自行确定。这样，整个家族所有人的姓名都按一定的排行字辈而有条不紊。此外，家族谱牒的作用还表现在他们每年农历七月十三日、十四日“过月半”时向已死去的长辈、祖先“烧符纸”，即用白皮纸包着钱纸，在空白包皮纸上书写此“钱”，并写上收纸亡人的名字，交给某一位长辈或老祖先收用，这也体现了其家族谱牒字辈。一般对最近三四辈的亡人每年进行一次“烧符纸”，那些更高辈分的老祖宗则每隔三四年书写一次符纸。

（三）家族礼仪

仡佬族家族内各成员间的联系与交往是十分频繁密切的。家族内各户之间的家族观念也是很牢固的，在他们之间密切的交往过程中能够具体表现出来。如，本家族某一户家中有重大事情，如修建新居、红白喜事等，他们之间会互赠礼物或互相祝贺、互相帮助。尤其是红白喜事，对本家族的人，无论远近都要通知到，得到消息后，人们都会带上礼金或者礼品迅速前来参加。一般说来，家族成员比非家族成员送的礼物要贵重一些。若某一户不幸遇到灾祸，如房屋失火被烧之类，同家族的其他人也会纷纷前来，送来粮食、木料等物资，并帮助重建新屋。如果某户遇到别族人的欺凌，家族成员也会齐心相助。

在称呼上，家族内都以弟兄叔伯姑侄等相称，他们深感整个大家族为一个整体。尽管现代社会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已渗入仡佬族的家族结构之中，家族内各成员间的独立活动不断增强，家族内各成员与外族、外界的联系越来越频繁，但仍然没有影响家族内部各成员间彼此的紧密联系。每逢同一家族内的重要活动，即使迁出数十里、数百里的本家族人，也会跋山涉水回来与本家族的人认亲。同一家族的人比非同一家族的人在各方面的交往中都要深一层，因而家族的内聚力作为该民族的结构形式之一而始终存在于仡佬族社会之中。

仡佬族家族中都有自己的族规，家族族规有成文的也有不成文的，作为家族内部各成员的行为规范和基本准则。

（四）族长管理

仡佬族每个家族都有家族长，家族长是自然形成的，通常是家族中辈分较高、有文化、能办事的人，受到全家族的拥护。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面对琐碎繁杂的大小家事务，便需要有家族之长来统一管理，这就要求家族长处事果断、能言善辩、为人正派、善于协调和处理家族的内外矛盾及纠纷。比如家族内成员之间、家族成员与外姓外族人之间的矛盾和纠纷等，需要在家族的范围内或以家族的名义进行调解和处理。关于家族谱系的修改传承、家族祭祀、聚会等活动，或者家族产业的增减与管理，家族祠堂的新建与维修，家族宗祠学校的开办与聘请先生等等，都需要家族长出面。

黔北仡佬族聚居地区几个大姓家族的族长有的具有较高的文化，有的甚至还曾担任过一定官职。如新中国成立以前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淞江一带仡佬族大姓家族韩姓族长是韩少高，他是淞江畔大路乡山村人，能诗善文。他每年都主持韩姓家族聚会，开办家族私塾，又创办了淞江小学，自外聘请男、女教师来此执教，使仡佬族韩姓家族的文化教育在全县处于较高水平，为家族培养了一批有文化的人，在当地或出外从政从教。韩姓家族的各种活动也按期举行，在其族长的管理下有较强的活动力和内聚力，成为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一带的大姓家族。

仡佬族家族长常常会培养相应的接班人，当家族长年迈体衰，丧失了维护家族利益、办理家族事务的能力时，他便自动地把家族长应做的一切事务交给一个曾是他的助手、已有一定经验的新的家族长，颇有“任人唯贤”的意味。这种交接过程是顺乎情理，极其自然的。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家族间或家族内各户之间的矛盾和相关社会问题大都由当地政府处理，家族中原有的家族长大多年老，后继无人，有文化、有能力的年轻人大多已担任当地乡、村干部和教师等公职，各家族长的作用逐渐减弱，越来越多地被本族的乡村干部所代替。到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本家族中一些有能力有名望的人外出做干部或者教师年老退休回家后，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家族长的作用，比如承头办理家族谱牒、清查整个祠堂产业（数亩田地、宗祠屋宇）和管理宗祠等等。

（五）家族的凝聚

仡佬族每个家族都有一个设置全家族祖先灵牌的祠堂，是整个家族各成员聚会的祭祀场所。仡佬族还规定了相应的祠堂产业和管理宗祠的人。如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韩姓宗祠产业田地年收入约3000斤稻谷，是全家族人参加清明会聚餐的开支，届时各户只自带香、纸，在清明会上将本家族各户一年来出生小孩的名字登记在家族谱牒上，称“续家谱”。清明会期间，该家族的成员，包括近百里远的人户，都赶来参加，还在家族老祖宗的坟墓旁进行“挂青”活动。

正安县谢坝乡的谢氏家族是一个仡佬族的聚居中心，约有2000人。谢坝寨寨前立有约20米高的一根灯杆，这是谢氏家族共有的“神杆”，族人们燃灯敬祭，用以“驱鬼祛邪”。神杆的顶端设一小盏灯，用木滑轮送上，神灯罩一遮雨小棚，直至20世纪50年代都是请专人每夜上油点灯，灯油费从家族宗祠收入中划拨。仡佬族谢氏家族的人户每遇小孩病痛，便在此家族神灯下烧香燃纸敬祭。现在改为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至十五燃灯祭献。

宗祠内办私塾和学校，也是凝聚全家族人的一种形式，其目的是弘扬家族文化，使家族的下一辈人昌盛有为。道真、务川等地仡佬族家族宗祠办学以吸收本家族学生为主，也收录外姓子弟，这是增强家族内聚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家族中还建有寺庙，也是仡佬族家族扩大影响、加强家族成员间联系的一种形式。如道真仡佬族韩姓家族就集资修建了一个乐善寺，寺内供有儒、释、道三教的一些神像。不仅韩姓家族中的所有成员，甚至附近的其他家族的人也常来此“还愿”烧香。尤其是每年农历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办观音会，俗称观音菩萨生日，韩姓家族的乐善寺香火十分旺盛，前来许愿求子、祈福、求去病痛、还愿的族人和外来人络绎不绝。

仡佬族家族有共同的墓地。一些仡佬族地区称为“仡佬坟”，有的是若干具棺木埋葬在一起；有的是一组大的石室墓，是当地过去“仡佬王”的墓葬，附近有一些小的仡佬墓群。这些名为“仡佬坟”的墓葬反映出当地仡佬族家族世代葬于此地。葬仡佬坟的家族有的仍住原地，有的已外迁其他山区。如安顺河桥乡的仡佬族墓葬群，在一些墓碑上刻着按家族辈分排的死者名字。这些仡佬族墓葬的后裔除大部分世居安顺附近外，有一部分还迁徙到平坝、紫云一带，这些外迁的同家族人每年还来给亡故祖先扫墓烧符纸、“挂青”。

较早的仡佬坟以及后来的家族墓葬群，反映了仡佬族中某些家族组织的发展脉络。现在仡佬族的一些家族，仍然将自己家的死者埋葬在本家族的公共墓地里，以此表明死者归属于某一家族。通过相聚祭祀的形式，把远近不等的同一家族成员联结在一起。近些年，由于没有家族祠堂田地的收入，该家族各地成员来“挂青”时，都是自发地凑钱买些酒肉等在家族墓地扫墓会餐。有的还买些糖果点心或酒，作为“手礼”送给家族墓地附近的同家族人户，并在他们家住上一两天。家族公共墓地及其祭祀祖先等活动成为家族各成员间相互联系的一种纽带。有的仡佬族家族墓地并不集中在一处，而是在某一地区里，如正安县谢坝乡仡佬族谢姓家族，在人死后埋葬在本家族土地范围内，除秧田、菜园外，无论看中哪家土地皆可埋葬而不受阻拦，所谓“分阳不分阴”。这反映了仡佬族是贵州地区开荒辟草的土著民族，其传统的土地家族公有的遗俗。

有一部分仡佬族后裔外迁多年，距家族原住地较远，与原籍的家族成员间的交往日渐减少，出现互相不了解家族关系的现象。黔西县定新民族乡仡佬族李姓家族的祖坟在大方县泸子塘，黔西的李姓去“挂青”，大方的李姓无谱书，且与他们字辈不合，怀疑是否是同一家族。还有一种情况是近几十年来，部分仡佬族家族人户分散，与其他民族杂居的情况增多，仡佬族家族公共墓地逐渐不复存在，各户自选墓地。

在仡佬族家庭的堂屋中间的正壁上通常都会设一个供奉家族祖先的神龛，称为“家神”，仡佬语称“耿鲁”，家族中成员平常就在自己家中祭祀家族祖先。神龛正壁上设置有一块长1．7米，宽0.15米的木板，将留底的一节斑竹筒置于木板正中，上面平列3个竹筒，或用一节直径0.01米的龙猫竹，将一端削尖后插在木板上，这种插管竹筒仡佬语称“打母舀”，用于敬祖插香。每逢春节和其他重大节日，或者家中办喜庆事，都要先以酒肉敬祭家族祖先。

（六）房族结构

房族是仡佬族家族在某一强盛历史阶段几兄弟势力壮大后分衍而成的家族下属血缘结构，可以说是家族组织的分支。在仡佬族社会中，只有一些大的家族才会分衍成几个房族，许多小家族没有形成房族。如务川仡佬族大家族邹姓，在清代乾隆年间势力最强，分为邹宦、邹正、邹福、邹时、邹朗五房，繁衍至今为五大房族。务川另一仡佬族大家族申姓，其先祖从南京经湖南邵阳迁来时是申世奇、申世隆、申世辅三兄弟，此后分衍为三个房族：长房申世奇后裔分布于思州府，二房申世隆后裔分布于湖南邵阳，三房申世辅后裔分布于务川一带。清代湖南地区的一些仡佬族人户也是宋、元、明时期自外地迁入分衍为各房族，清代文献具体记载了这一地区章姓房族的环境和分衍状况。清嘉庆年间严如煜在《苗防备览》卷九下《泸溪、乾州仡佬风俗》中记载：“泸溪仡佬居上五都之大章、小章、大西佬、烟竹坪，下五都六保之洞庭山等寨及乾州之下溪口、铁枕崖、把布、把舍，上下百户各寨，共计寨落百数十处。”其中“张姓人极众，符姓次之，其他覃、杨、谢、刘各姓，皆零星杂住。相传宋时有江西兄弟二人为屯长，居此落业，子孙繁衍。其出自兄者为大章，出自弟者为小章，后改章为张，由大、小章分支而出，散居于永顺、保靖、永绥间者，平扒、丫家、茶洞、老旺寨、尖岩等处为多，大约入赘彼地，遂仍其俗。”湘西一些地区的仡佬族章（张）姓自宋代迁入分衍以后，经七八百年，至新中国成立前，仍分布在泸溪县小章乡。大章这一房族分布在小章乡的一个村。大章与小章两个房族相距10多里，共3000多人。仡佬族其他房族在清代分布在湘西的凤凰厅城西60里和65里的上下仡佬寨，乾州厅城北30里、城西40里的仡佬寨，乾溪县六保洞庭山的上下七寨、能滩、上五都、归仁都、穿洞堡、泸溪县思麻溪、阿那、浦市附近以及泸溪县与沅陵县接壤的拱宸坪等仡佬族村寨。

仡佬族的房族有其自身的活动形式。有的房族还有宗祠，如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的韩姓仡佬族，除家族有大祠堂外，每个房族都有自己的祠堂，在上河文保坝、淞江柏树园、彭溪观音祠等地都有房族祠堂。正安县的谢姓家族有八座房族祠堂，人称“八大祠堂”。这八大祠堂的分布是：正安县谢坝有四个，正安县土坪、谢家沟，绥阳县大丫和凤冈县蜂岩各有一个。

仡佬族家族是仡佬族社会中的一个组织结构实体，在该民族的社区中起着维系全族成员、互相交往沟通、凝结群体力量的作用，是仡佬族社会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近年来，仡佬族的家族和房族结构受到了外界的较大冲击，在现代化浪潮的影响下，广大仡佬族村寨的人们不断追求新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时，现代新型的人际关系不断扩大和深化，仡佬族传统的家族、房族结构及其相关活动逐渐弱化，旧的家族观念在现代仡佬族年轻人中逐渐淡化，一些仡佬族年轻人对家族、房族的聚会、“挂青”、祭祀等活动的了解程度和参与程度比上一辈人大大下降，因而仡佬族家族、房族结构正处于缓慢松弛的历史过程中。

（七）家庭的延续与分衍

在仡佬族家庭，女儿出嫁，儿子分家，代表着新一代家庭承袭上一代家庭而不断延续的自然过程。然而，分家的时间、条件、程序和内容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有很大的不同。

新中国成立以前，多数仡佬族家庭是在第二个或第三个儿子结婚成家后才正式分家。一部分仡佬族家庭在几个儿子结婚又有了小孩后仍在大家庭中生活，一直到其老人去世或完全丧失劳动和管理能力时才分家。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来源的增加，仡佬族家庭经济受到刺激和推动，大家庭分家的时间较从前大为提前，并有“人上十口难敷，账上十两难还”的说法。90%的仡佬族家庭待儿子结婚不久后就分家，老人与最小的儿子一起生活。在家庭内部，儿子分家后建房，父母有帮助的义务，通常会送上一些现金、粮食或砖瓦木材等。

仡佬族家庭分家后通常是将全家的责任地按其父母和几个儿子的总数平均分配，具体采用抽签方式进行。也有一些仡佬族人户不是一次性分家而是陆续分家，即每个儿子结婚时就将他的责任地分出去另立门户，家中两位老人最后与最小的儿子共同生活，双亲和小儿子的责任地合在一起，小儿子得到双亲的责任地和老房屋，同时要负责赡养和安葬老人。

仡佬族分家契约的书写模式大致是这样：

分管人×××、×××、×××，今将祖父所遗留、父亲创造的房产×间，耕牛×头，大家具和农具各××件等全部家产，经亲友×××、×××、×××、×××等人作证调处，分给长子×××，××件，次子×××，××件，三子×××，××件，责任地各得×处×亩（详述各分得责任地的地理位置和四界），经亲友和村干部调处公断，此次分家后，任何人不得有赘语异议。空口无凭，立此分管为据。

契约一式几份，家长与各子各留一份，均同样有效。

仡佬族家庭在兄弟分家后，自立门户，继续传宗接代，不断分衍。仡佬族重视亲缘关系，讲究亲人间的情义，兄弟分家并不代表亲情的疏离，大家仍然保持密切的往来，互相关照，谁家有困难，大家都会鼎力相助。逢年过节，家里杀猪，都会彼此宴请。各兄弟共同承担年迈老人晚年的生活费用，或出资，或出粮、物，共同孝敬老人安度晚年。如果家中无子，则由女儿和女婿赡养并继承产业，若女儿远嫁，相离很远无法照顾或自身负担过重而有困难的，则由其老人的侄子或养子进行赡养和安葬并继承产业。

（八）抱养习俗

有的仡佬族家庭没有血缘直系子女，其家庭结构的延续自然采取相应变通的补充形式，即过继抱养。仡佬族家庭无子嗣过继抱养一般在本家族本房族中进行，将叔、伯的儿子，堂叔、堂伯的儿子或姨妈姊妹的儿子抱养过来。若这些亲人中仍无抱养对象，则在本家族、本房族之外寻找，但需经过家族中的长辈们的同意。抱养过程是：先请亲友作查访和介绍，经对方家长同意，宴请亲友，其中包括当地的基层干部，并写明契约。契约的内容是：

立抱约人×××，今将子×××抱给×××抚养，×××改名为×××。在过继抱养期间，不得有虐待不义之行为。在长大成人之后，原生父母无权要回。特立抱约为据。一式二份，双方各存一份。

抱养关系确定后，孩子便要随养父家的姓和字辈来起名，起名的时候也会考虑把孩子亲生父亲家族姓氏的某些因素加入进去，比如取与其有关的一个字。养子长大后，逢年过节，都要回到老家看望亲生父母，带上买的一些酒、肉、糯米粑、布匹、衣服等作为礼物，以报其养育之恩。养子在养父家中享有与亲生子相同的一切权利，包括财产继承等，同样也对养父养母有赡养送终的义务。养子要奉行“三辈还宗”的习俗，即养子本人（第一辈）和养子的儿子（第二辈）均易姓为收养家的姓，而到养子的孙子（第三辈）时要将其姓氏改回原来的姓。在三辈还宗改回姓氏时，也要办一桌酒宴，请来家族亲人，宣布此辈还宗，这样，三辈前的抱养关系最终结束。

（九）家庭权力结构的变化

由于仡佬族是山地农业民族，创造物质生活来源要靠繁重的体力劳动，而男女之间体力上的差异即转化为家庭经济收入的差异，家庭生活重担主要由男子承担，因而直至新中国成立前，仡佬族人家都是男子当家，丈夫是一家之主，对家庭内外大事有决定权，对家中的主要财产有继承权和支配权，经营产业和赶场贸易也大都是由男子进行。女子主要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以及其他的家务劳动，虽有生育、抚养子女之累，但在家庭中处于辅助和从属地位。女子的社交多在姨妈姊妹和其他女性亲戚之间进行。家中的喜庆宴客，一般是夫陪男客，妻陪女客，也有男、女亲友同席聚餐会饮，相互敬酒的场合。若在宴席上只有男性亲友，妻子则不能上桌，而是等丈夫陪着客人宴毕，才把桌上碗筷收到厨房，在厨房单独吃饭，这样才符合仡佬族的家庭礼仪规范。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仡佬族家庭的经济交往逐渐增加。男子要用更多的精力进行多种经营活动，女子也同样参与，还要承担生育与抚养子女、管好家务等重任。女子对家庭的贡献比重较过去大大加强，在家中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明显提高，她们也会参与家庭经济收入的管理和支配。遇到大的经济开支，如建房买材料、重大的人情送礼等，由夫妻双方共同商量决定，多以男方意见为主；而家庭购买小件物品，一般由女子自行去办。过去“男人找钱，女人管家”的传统改变为男女共同找钱，共同管家。仡佬族家庭的权力结构和经济结构呈现出夫妻双方均等化、协调化的发展趋势。

从社会地理看，仡佬族社会结构的基本形式是村寨。仡佬族分布区的村寨是由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相结合的人们生产经营和社会生活的共同体。

仡佬族村寨有两种类型：

一种类型是以血缘关系联结起来的仡佬族聚居村寨，有的是过去的大家庭分衍出来的同家族村寨，有的是由同姓异宗的各个家庭或两三姓同族人居住的村寨。另一种类型是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相结合的杂居村寨，杂居村寨的形成有多种原因。一方面，由于生产和经济的发展，过去的仡佬族父系大家庭加速了分衍过程，他们独立生产，单家经营，一些家庭为谋生而迁移别处，使若干仡佬族村寨成为多姓氏村寨；另一方面，仡佬族村寨也常有外地人、外族人来此地谋生，比如一些具有缝纫、编织等技艺的人员，日子久了，他们也都就地定居下来，有的保持原有的民族成分，有的与本地人成婚后改为仡佬族，还有的是仡佬寨女子外嫁，生儿育女后又把丈夫儿女迁回原来的寨子，或仡佬寨出嫁女子因夫死或离异而带着外姓儿女迁回娘家村寨等等。由于种种原因迁出迁入，形成了仡佬族与其他民族共同居住的杂居村寨。随着社会的日益开放，杂居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一）村寨的组织结构及管理

近几百年来，仡佬族村寨的组织结构处于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中。明清时期，在仡佬族聚居村寨中，人们会推举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担任寨老。寨老对外代表全寨利益，对内协调寨户之间的大小纠纷。同时还有一名“老莫”（相当于巫师一类的人物）协同寨老管理村寨事务，在有的村寨，寨老和“老莫”是合二为一的。“老莫”的职责是负责宗教祭祀活动，比如组织傩戏表演，为寨户“驱魔”。有的“老莫”还懂得一些传统医学，会用一些中草药，将服药与“驱魔”相结合，为寨户消灾除病。民国时期，寨老制与保甲制并存，后来后者逐渐替代了前者。在贵州北部仡佬族聚居区，保甲长多由仡佬族中有能力有文化的人担任。在其他仡佬族地区，由于大多数仡佬族村寨与其他民族村寨共为一保，保长多由汉族人担任，甲长由仡佬族寨户担任。在当时，甲长要完成抓兵、房屋捐、教师食米、军谷、鞋袜捐、寒衣款、子弹钱等苛捐杂税任务，这项苦差事无人愿干，便轮流当甲长。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仡佬族村寨，寨老与保甲长并存，“老莫”依然存在，并继续发挥他的传统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仡佬族村寨中有文化、有能力的人大多担任了乡、村干部职务，处理村里的各种事务，因而行政机构之外的寨老逐渐消失，但村寨中仍有不担任村干部而有威望的老人，特别是在外工作多年退休回家的老人，有声望、有能力，仍然发挥着寨老的部分作用。同时，村寨中的“老莫”也逐步学习科学知识，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他们仍然组织传统的宗教活动，但落后的封建迷信内容大大减少。

（二）村寨的经济关系

仡佬族村寨的每个农户都是单独的经济实体。新中国成立前，仡佬族大多没有自己的土地，而是租汉族地主的田地耕种，所收获的粮食对半或四六分成，如遇到灾年，或收成不好，就得借高利贷，生活十分艰难。新中国成立后，仡佬族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仡佬族农户都独立自主地耕种和经营自己的责任地，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

在村寨劳动过程中，人们多年来自然形成了相互依存的互助关系。仡佬族人以农业为主，一年中的绝大多数劳动都是在互助中进行的，如种包谷、薅包谷、插秧、薅秧、收割等，尤其是农忙中的换工互助，更能充分发挥其群体性劳动效益。

仡佬族村寨各户的劳动互助有很重的情义性，或称“情义工”，这种情义工的交换在经济上不是十分计较，一定程度上超过了换工相等的一般商品交换关系。仡佬族人重情义，得工多而还工少的人家，尽管帮忙的人不要工钱仍主动地给一些工钱，以表情义。

仡佬族人的农业生产劳动也是一种社会结构形式。他们经常因换工互助而10多人一起耕种锄草，在地里齐头并进地向前薅地，谁也不甘落后，若有人进展稍慢大家就唱“打闹歌”来激励他。仡佬族其他劳动如插秧、建房等也是群体性的，并配有相应的劳动歌，大家在集体劳动过程中会唱起相应的劳动歌来为大家加油鼓劲，同时也是一种娱乐放松。仡佬族的群体性劳动结构是他们紧密的社会结构的反映，从他们的劳动组合形式和内容可以看出民族性的统一和协调这一鲜明特色。

借贷关系在仡佬族村寨中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也是仡佬族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内容。人们有时会遇上粮食减产、疾病或者其他的灾祸，造成生活困难，需要向亲友借贷。与此同时，为防止不愉快的事情发生，部分仡佬族村寨就此建立了相应的经济组织——经济互助会。仡佬族各村寨经济互助会的内容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钱会、米会、包谷会等，时间有长有短，数量有多有少。有的会全寨农户都参加，有的会部分农户参加。每个会都有一个人承头，每年、每季或每月按约会户均凑同等数量的钱、粮，用抽签、摇骰子等办法轮流领会。按期附有利息地还会，这是仡佬族村寨经济凝聚力的一种因素和形式。

（三）规约结构

规约结构是在仡佬族血缘结构、村寨结构基础上使其社会规范化、条理化必不可少的结构形式。仡佬族规约结构有其自身的特点，对仡佬族社会有强制性和约束力，在仡佬族人际关系中起着协调和黏合作用。

仡佬族人淳朴、善良、诚恳、智慧、勤劳，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状况比其他地区要好，通常能够自觉遵守传统美德的规范。但是仡佬族社会毕竟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其社会内部和外部的矛盾和问题，比如遭到外族恶势力的劫掠，寨子之间的械斗等。如在1985年初，松桃苗族自治县的仡佬寨与半坡屯为争距仡佬寨约5里处的平天光土地发生了严重的斗殴事件，双方死伤者众。据说这两个寨子早在清代乾隆年间就因土地争执曾发生械斗，相互间断绝了往来。村寨中的偷盗事件亦时有发生。新中国成立前，仡佬族村寨的牛、猪、腊肉和其他物资经常被偷盗，甚至柴薪亦难免。此外还有赌博现象也在一些仡佬族村寨发生，一些人以赌博来消磨时光，有的甚至因赌钱而导致家庭不和、夫妻分离。这些都成为仡佬族村寨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给仡佬族村寨的社会秩序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族人们为了维持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制定相应的乡规民约便成为必然。仡佬族的乡规民约有悠久的历史，在《新唐书·南蛮传》中就记载了仡佬族先民僚人在唐代的规约：“杀人者死，盗物者倍还其赃”。直至近百年前，各地仡佬族仍沿袭传统的习惯法，只是内容有所增加。有的规约刻在仡佬族某姓宗祠的石碑上，作为他们共同的规范和戒律。如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淞江韩氏宗祠里就立有家族规约石碑。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近10多年来，随着仡佬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矛盾相应增多，旧的习惯法已不能适应越来越复杂的新形势和新问题，因而纷纷制定新的更具体、更完善的乡规民约。

目前仡佬族村寨的乡规民约，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目的和宗旨。各地仡佬族村寨的乡规民约都明确规定其目的和宗旨是维护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是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行为规范和准则。

其二，治理机构。按照社会治安人人有责的精神，确定“看好村寨的门，管好村寨的人，办好村寨的事”这一原则，若干仡佬族村寨，在节俭的条件下实行义务服务的办法。也有的仡佬族村寨设立了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金会，每户都是会员，户均交会费5元，对3年连续获“模范守规约户”称号者，退还会费；5年连续获“模范守规约户”称号者，奖励20元。家庭成员有违反规约的，会费充公，再补交会费5元。对违反规约的，由治保、调解组织视其情节，给予批评教育，除按规约赔偿损失外，还收取5~50元群防群治管理费用。凡因家庭矛盾、邻里矛盾闹到村里的，首先当事人交10元钱的规约调解费，不管处理结局如何，概不退还。

其三，规约内容。仡佬族村寨的乡规民约，大体包括下述内容。

惩处偷盗抢劫。对偷盗的处理，分不同的内容和情节，对盗窃粮食、畜禽、衣物、装饰物、柴火等，作程度不同的处罚。对抢劫，分进屋抢劫、拦路抢劫、婚姻抢劫以及拉帮结伙、寻衅闹事、侮辱妇女等行为，实行重罚，或罚钱、罚肉，全寨人分享吃光，严重的送交司法机关依法严惩。

惩治侵害他人和集体利益的行为。对侵占、蚕食他人责任地、责任山、责任林、自留地、宅基地、树林等，按照造成损失的程度进行赔偿和处罚。

对矛盾纠纷，如解除婚约、夫妻离婚、弟兄分家、邻里矛盾等，都分情况决断。婚姻矛盾多是维护被遗弃一方的利益。青年男女在订婚或结婚之后，哪一方要提出解除婚约或离婚而又不是对方的过错，则无理而提出离婚的一方要承担经济损失。若是男方，则损失婚娶时的礼物、花费或给女方以经济赔偿；若是女方提出解除婚约或离婚，则要退回礼物、花费或离婚后不能带走任何东西。若女方与别的男子结婚，则此男子要付一笔钱给原来的男方，以便使原男方婚娶中的经济损失得到补偿。

维护地界秩序。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正确处理各户责任地之间、各住屋之间、各寨之间的地界、山界、房屋地界，对越地侵犯者进行罚款和罚物。

其四，裁决与执行。仡佬族村寨的乡规民约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他们对各种事件的处理是严肃认真的。如安顺湾子寨近几年破获几起偷盗竹林事件，都按乡规民约作了罚款处理。有的仡佬族村寨把乡规民约与现代文化联系起来。谁家的牛跑到别家的地里乱吃一定数量的包谷、禾苗和偷盗严重的，除赔偿损失外，喂牛的主人或盗窃者出钱租一场电影或录像给全村寨人看。为确保乡规民约的切实执行，加强仡佬族村寨的联防治安，有的建立了五人联防组织，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如外地小偷来安顺弯子寨偷牛，不到两个小时，全寨人出动，从寨子背后的山林中将逃跑的小偷抓住，按乡规民约作了处理。通过对这些事件的及时解决，有效地巩固了仡佬族村寨的规约。^[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