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独龙族和汉、白、纳西族的交往

民国以前，汉、白和纳西等民族到达并定居贡山的人很稀少，独龙族几乎没有机会与这些民族交往。清末，贡山“白哈罗教案”发生后，夏瑚巡视了怒江和独龙江一带，夏瑚带领大队随从、背夫翻山越岭到达独龙族地区，一路发放布匹、盐巴、针线等物品慰问独龙族群众，并委任各村寨头人为伙头或甲头，下令停止一切对土司的赋税。这是“汉官”第一次到独龙族地区，在人们心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以后独龙族百姓每有委屈之处，都愿意到怒江边的县城“汉官”处告状，尽管民国时期的“汉官”鲜有勤政廉洁、“为民做主”的清官。

辛亥革命后，国民党云南地方政府派出“怒俅殖边队”进驻怒江，进入贡山，建立了“殖边公署”。随着殖边队在贡山开道路、办学校、兴商旅，内地的汉、白、纳西族的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也相继到了贡山。

独龙族素来没有经商的传统，与外人交往是通过交朋友的方式，进行物物交易，不会讨价还价。新中国成立以前，独龙族主要用土特产，如皮货，麝香、黄连、贝母等各种药材从内地商人那里换取茶叶、盐巴、针线、布匹以及砍刀、斧头、铁锅等生产生活必需品，但那时的交易往往是极其不等价的，独龙族人备受盘剥。1935年深入独龙江考察的民族学家陶云逵在《俅江记程》里叙述：“……此各药材在汉地，价钱甚昂。汉商之所以不避险阻而来俅地者，图厚利也。每以少许之针、线、盐、米，易其大量之药材。一个铁锅，以贝母二三十斤，致使其人全家终年去挖贝母而不敷……”

奸商还往往与官府勾结，“……汉商（这里“汉商”实际上也包括其他民族）利用其弱点，尽力放‘款’，即是放给俅子所需物品，约期偿还，及期不还则利上加利……如是一年不能偿清必至数年，一世不能偿还，则连及后代。于是一蹶不振，万劫不复。汉商复以政治武力等威吓之……”

新中国成立前的民族交往，不都是负面的。1937年，中国著名的植物学家俞德浚先生到独龙江考察植物，找到在县城省立茨开小学上学的独龙族学生孔志清，聘请他做向导和翻译。在独龙江为期6个月的考察中，俞德浚先生十分同情地处边远、贫困、落后的独龙族群众，考察结束后途经大理，专程拜访了国立大理政治学校的汪懋祖校长，为孔志清办理入学手续，并资助路费和学费，使得孔志清在内地学习了5年，终生受益。孔志清在读期间，俞德浚先生像对待子女一样关心他，经常写信勉励他好好学习。新中国成立以后，1964年孔志清作为独龙族代表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俞先生在人民大会堂不期而遇，师徒、老友相逢，分外亲切。此后，孔志清每次到北京开政协会，都要带上一些家乡土特产看望俞德浚先生，俞德浚先生则回赠北京高级点心……他们交往了半个世纪，结下了终生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