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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警予（1895～1928年），女，乳名九九女，原名俊贤，笔名振宇。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人。向警予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她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中央委员，曾任中共二大、三大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四大中央政治局委员。向警予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领袖，中共第一任妇女部长，被誉为“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2009年9月14日，她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向警予自幼聪明好学，她大哥向仙钺曾留学日本，思想进步，是湘西同盟会负责人。1903年，向仙钺在城西文昌阁办了一所小学，向警予进入小学学习，首开女子入校读书之先例。1912年，向俊贤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14年，因第一女师校长朱剑凡被无理免职，向俊贤转入周南女校读书，并改名向警予。在长沙求学期间，向警予十分关心国事，当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签订后，她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演讲，唤起同胞们救国救民的热情。1916年夏，向警予从周南女校毕业，怀着“教育救国”的抱负，回到家乡。在城西文昌阁创办了男女合校的溆浦小学堂，亲自担任校长。在她的主持下，该校传授新知识，提倡新风尚，宣传新思想，培养了不少人才，其中不少学生后来成为中共党员。

1919年7月，向警予应蔡畅之邀，离开溆浦，到长沙参加发起组织周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随后，又组织了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12月，她同蔡和森、蔡畅及蔡母等30余人远涉重洋，赴法勤工俭学，进入蒙达尼女子公学学习。在法国学习期间，向警予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表现出非凡的组织和领导才能。蔡畅曾评价她说：“警予在任何时间、地点，总是自然而然地最先行动和处于领导地位的人物”。她密切注视着世界形势和国内斗争，在橡胶厂、纺纱厂做工时，广泛地接触法国工人阶级，受具有巴黎公社斗争传统的法国工人阶级的影响，进一步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她为《少年中国》杂志撰文《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把社会改造与妇女解放联系在一起，表明她对中国革命有了高度的认识。1920年5月，向警予和蔡和森结为革命伴侣。同年7月6～10日，留法的湖南籍部分学生在蒙达尼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对中国之改造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原理方法和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原理方法两种意见。向警予坚定地支持蔡和森提出的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主张。由此可以看出，他们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成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2年初，向警予回到祖国，在上海加入共产党，同年7月她参加中共二大并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者。中共四大后，向警予在广州组建了广东女权运动同盟，并任第一届会长。仅仅几年的时间，她就迅速成长为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革命人物。1925年冬，中共中央派向警予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7年春，她回国在武汉总工会、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工作。同年4月，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因陈独秀推行右倾主义路线，向警予遭到排挤。此时又值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武汉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向警予仍泰然处之，坚持在武汉进行革命斗争。

1928年3月20日，因省委交通员宋若林叛变，国民党当局勾结法租界逮捕了向警予。在法庭审问中，向警予用流利的法语质问租界当局，这里是中国的土地，你们有什么权力审问中国革命者？你们把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都忘记了吗？你们法国人不是鼓吹自由、平等、博爱吗？不是说信仰自由吗？法国领事听后，对她产生了敬佩之情，认为作为政治犯不该引渡。但法国殖民当局与国民党政府串通一气，撤换了该领事并将向警予交给了国民党桂系军阀。在狱中，向警予大义凛然，看守们都对她肃然起敬。武汉的许多工人因同她关系亲密，谋划劫狱营救。桂系军阀担心夜长梦多，仅关押一个多月，便宣判向警予死刑。

1928年5月1日，在去刑场的路上，向警予高唱《国际歌》并呼喊口号，慷慨就义于汉口余记里，时年33岁。当夜，武汉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将她的遗体抬走安葬。此后，烈士长眠于武汉龟山以西的“红色战士公墓”之中。

李烛尘（1882～1968年），原名李华榗，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州永顺县毛坝人。著名爱国实业家、政治家。

李烛尘出身于小康之家，天资聪颖，7岁入私塾读书，勤奋好学，颇得先生赏识，认为是建国之材。被龙家寨开明绅士郁圆初看中，不仅常予以鼓励和资助，还以其女许婚。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烛尘参加永顺府会试，名列榜首，并与郁菊花完婚结为伉俪，可谓双喜临门。但他憎恶腐败的现实社会，不愿再致力于科举仕途，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激励自己，决心外出求学，探索富民强国之路。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考入以“成德达材”著称的湖南常德西路师范学堂，与林伯渠等同学，并成为至交。李烛尘在师范学校受到新思潮影响，加入了湘江学社，立志走爱国御侮、实业救国之路，为此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重点攻读科学技术，并漫游京、津、沪等地，以增长见识。毕业后先后任教于长沙实科中学、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学校。

1912年，李烛尘考取官费留学，赴日本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电气化学科本科学习，专攻化工专业。1918年毕业，为实现实业救国和科学救国抱负，改名为“烛尘”，寓意为中华民族从黑暗中崛起而照明，并以烛尘之名投稿《盐政杂志》，力陈实业救国之己见，其真知灼见深受《盐政杂志》主编赞赏，推荐于范旭东，进入范创办的天津久大精盐厂和永利制碱公司（简称永久团体）工作。在永久团体他倾其所学化工知识，进行技术改造和培养人才，很快扩大了产品市场。1919年，李烛尘率队到四川自贡，调查自流井井盐生产。次年又赴内蒙古伊克昭盟等地考察天然碱资源，为永久团体向西部发展积累了大量资料。1922年，中国民族私营工业第一个科研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建立。1924年，李烛尘以范旭东赠给他的500元入股，进入董事会，运用新的经济管理方法进行企业管理，如提倡合署办公，提高工作效率；实行8小时工作制，确保员工利益；兴建食堂、宿舍，设置医院、学校，关心职工生活；开办实习班、艺徒班，提高工人素质，培养技术人才；立章规定仅许华人入股，阻止外国资本进入，从制度上保证民族工业的自身发展。1926年，永久团体制碱成功，建立了国产盐、碱、酸民族工业。1934年，范旭东任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结理，李烛尘为副总经理，携手团结，创建了永（利）久（大）黄（海）化工企业集团。为提高制碱生产量，李烛尘对生产设备进行技术改造，用平锅取代圆锅，加快碳酸机转速，使纯碱日产由120吨上升到200吨，打破了英卜内门对中国纯碱市场的垄断，永利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获金奖，为中国争得了荣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李烛尘任迁川总指挥，负责永久全部工厂西迁工作，他严词拒绝日本人威逼合作的企图，把高级技术人员及家属300余人组织起来，分期分批派人护送到重庆，他亦辗转到达重庆，抓紧建厂复工生产，新厂名为“新塘沽”，体现了中国民族化工企业不倒的精神。抗日战争时期，李烛尘先后任迁川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国工业协进会常务理事、中国工商界对敌要求赔偿委员会常委等职，参与创办中国经济事业促进会、中国民主建国会，并任民建中央常务理事。在与林伯渠的书信往来中表露出的爱国抗战精神，深受周恩来、叶挺、王若飞等共产党领导人的钦佩和关注。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公开发表文章《欢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1945年9月17日，毛泽东在桂园会见他和范旭东，赞扬了他们在创办民族化工企业中所作的重大贡献。1946年，与黄炎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他任常务理事。重庆“教场口事件”后，他公开地同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共产党人一道向国民政府抗议。不久，出席了旧政协会议，积极主张国共合作，消除内战，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1947年，任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1948年，任天津工协会理事长，组织经济研究所，办《工业杂志》。在中共地下党员李定等的帮助下，反对蒋介石压迫民主运动。

1949年元月，天津解放。9月，代表工商界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任民建天津市主委、天津市工商联主席。在参加了开国大典，见到老同学、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时，慨叹自己走过实业救国道路，最后归到共产党领导的建国路线上来。1952年，久大、永利实行公私合营，走社会主义道路。6月，被选为全国工商联第一副主席、民建中央副主委。同年，随毛主席视察西北。12月，被选为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成员。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届委员，任国家食品工业部部长，并任中国贸易代表团副团长访问日本。1957年，任国家轻工业部部长。1962年，随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访问东南亚14国，任代表团副团长。1964年后，任民建中央主委，任全国政协第二、第三届常务委员，第四届副主席。在古稀之年，仍然不辞辛劳，深入调查研究，向党和政府提出真知灼见。毛泽东、周恩来多次当面征求他对重大决策的意见。1968年10月7日，李烛尘在北京病逝，享年86岁。

向达（1900～1966年），字觉明，笔名方回、加特、卡脱、佛陀耶舍、觉明居士，湖南省溆浦县麻阳水人。北京大学一级教授，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国际知名的史学泰斗。

向达幼年丧父，靠寡母节衣缩食读完小学、中学，受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投考北大、交大，学习理工科，均因家庭经济条件限制而休学。后入学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东南大学），一年后改学文史。1924年毕业，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辑。在此期间，他不仅翻译了大量资料，还发表了论述汉、唐、明、清时期中国内地文化的论文及译文15篇，其中《龟兹苏祗琵琶七调考源》《三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等论著，在史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取得了在当时的同龄年轻学者中难以企及的成果。

1930年，他经同学赵万里介绍，去成立不久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任编纂委员会委员，这给他提供了极好的学习研究环境。利用馆藏丰富文献，向达着重于敦煌学和中西文化交流等领域的研究，1933年刊于《燕京学报》专号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为中外学界所瞩目，奠定了其在学术界的地位，成为研究中西交通、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大家。次年他又刊出《中西交通史》，受北京大学历史系之聘，讲授《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史》。

1935年，向达作为交换馆员去英国整理中文图书，在素以收藏东方善本著称的牛津大学鲍德里图书馆工作，抄录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资料。1936年秋，他转赴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院，研究东方部所藏敦煌写卷、汉籍及俗文学等写卷，抄录来华耶稣会士和太平天国有关的重要文献。在国外，他还十分关注国内抗日战争，加入了中国留学生抗日救国会。1937年，向达又先后访问了巴黎、柏林、慕尼黑等地科学院、博物馆，考察各处来自中国西北地区的壁画、写卷等藏品。对这些流失在国外的我国珍贵史料，他认真地进行抄录、摄影，总计为一二百万字，并带回国内，为挽救祖国文化遗产，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8年秋，向达由法回国，先后担任浙江大学史地系、西南联大历史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教授。1941年，他代表北京大学参加了由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和北京大学联合组成的西北史地考察团，任考古组组长，经河西走廊到达敦煌，考察莫高窟、万佛峡等地。在目睹我国历史文物遭受帝国主义掠夺、破坏及少数国内学者为谋一己私利，恣意占据洞窟，随意剥离洞窟壁画的卑劣行径后，发表了《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连带的几个问题》，提出将千佛洞收归国有，由学术机关进行管理，开展研究工作等建议，对促进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设立起了重要作用。1943年7月至1944年，向达又任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组长，再赴敦煌进行考察。通过两次实地考察，向达发表了《敦煌千佛洞各窟剥离剜损略表》《敦煌藏经过眼录》《西征小记》《莫高榆林二窟杂考》《两关杂考》《敦煌艺术与西域的关系》《唐代俗讲考》等多篇有关敦煌和西域考古方面的论文，成为研究中西交通史、艺术史的重要论著。

在昆明任教时期，向达就曾撰文支持“一二·一”运动，毅然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回到北京后，他积极参加反内战、反压迫运动，多次公开讲演，揭露国民政府真内战、假和平的丑恶面目，痛斥国民党特务的罪恶行径。1948年，向达与北平十三教授联合签署了《保障人权宣言》，在国民党当局所列的“大逆不道”教授、学者名单中，他位居第三。当国民政府临近末日时，胡适曾三番五次劝他去台湾，都遭到严词拒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向达任北京大学一级教授、校务委员、图书馆馆长，还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等职，先后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他深受北大“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影响，“为人憨直，是非分明”。他公开表示：“我们现在要监督执政党，使他做得好，不让他变化。”

1957年，受有关部门委托，向达和潘光旦赴湘西苗族自治州永顺、保靖、古丈等县，就土家族民族成分的识别进行实地考察。写成了《湘西北、鄂西南、川东南的一个兄弟民族——土家》调查报告，于1957年3月18日在政协第2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上作了联合发言，并将其发表在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报》上，对确立土家族民族成分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作为土家族历史学家，他又开始了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

“文化大革命”中，向达先生于1966年11月24日含冤去世，时年66岁。1980年，在胡耀邦主持的平反错假冤案中，向达得以恢复了名誉，党和人民肯定了他在历史研究方面所作的重大贡献。

叶玉翠（1911～1992年），女，今湖南省湘西州龙山县苗儿滩镇星火村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1911年8月24日，叶玉翠出生在酉水流域苗儿滩镇叶家寨。叶家寨依山傍水，自然环境优美，民风古朴。叶家寨家家有织机，户户有织女，是土家织锦正宗的发祥地。叶玉翠从小天资聪慧，生长在这样一个独特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对土家织锦非常热爱，常常在大人织锦的木腰机前一蹲就是大半天，五彩丝线在大人们的手工挑织下变成一幅幅斑斓耀眼的织锦，她看得如痴如醉。在她幼小的心灵中，对土家织锦产生了深挚的爱。刚满9岁时，叶玉翠就开始了其73年的织锦生涯，她的第一个教师是伯母向水花，她的第一幅织锦是《燕子花》。令叶玉翠惊喜不已的是，她的第一幅织锦居然从洛塔乡换回了5斗包谷。初次成功使叶玉翠更醉心于织锦，不断寻师学艺，学习绘画、剪纸、刺绣等工艺。朱家寨庵上的江尼姑，给她教会了“扯扯花”；族叔叶成本，给她教会了画、挑、装、凿、绣等技艺。心灵手巧的叶玉翠把这些技艺移植于土家织锦中，丰富了土家锦制作。不到几年，她就能织出近百种传统花纹，附近的土家姑娘都拜她为师，周边商户也纷纷上门求货。叶玉翠织锦技艺被誉为“天生神艺”。

但在其织锦技艺突飞猛进的时候，人生不幸却接踵而至。1932年，叶玉翠23岁的二哥因伤寒辞世；次年9月，丈夫向心远被伍寨乡团防头目彭富驼子枪杀；1936年，痢疾又夺去了她父亲叶成尧的生命。但这些不幸没有压垮叶玉翠，她仍矢志不移地以织锦为业，以腰机为伴，誓不再嫁，回到娘家与母亲相依为命，在继承和发展织锦技艺上倾注着自己的心血。

新中国的成立，给叶玉翠和土家织锦事业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她参加了农民夜校学习后识了一些字，为织锦艺术的革新如虎添翼。1957年，叶玉翠与湖南省工艺美术研究所李昌鄂先生合作，由李设计，她织锦，完成了《开发山区》《蝴蝶戏牡丹》等5幅土家锦，被国家选送到英国伦敦世界博览会上展出，受到各国专家的好评，开创了土家锦走向世界的历史新篇。1958年，叶玉翠母亲去世，她孑然一身，仍然坚持织锦，无休止地攀登着一个艺术高峰。1960春，叶玉翠受到湖南省美协的邀请，去长沙传艺。在美协的协助下，她在半年多的边研究、边创作中显露了全部才华，被吸收为中国美术家协会湖南分会会员。

“文化大革命”中，土家锦被列为“四旧”，织机被没收，叶玉翠只能忍痛停止对土家族织锦艺术的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土家织锦枯木逢春，叶玉翠迎来了她艺术生涯的第二春。1979年11月，她出席了全国工艺美术界创作设计人员代表大会，《人民日报》《人民画报》《民族画报》等报道了她为土家锦事业作出贡献的事迹，刊登了她创作的120多种图案的作品。她的《开发山区》《蝴蝶戏牡丹》出国展出，深受各国专家赞扬，收藏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她织的《张家界》《岳阳楼》等大型壁挂，挂在首都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她的杰作《燕子花》和《椅子花》被选入《中国绢织艺术》一书，在国内外广泛发行。为把民间技艺发扬光大，传承后人，叶玉翠不顾年老体衰，辗转跋涉于土家山寨，深入千家万户搜集土家锦传统图样，发掘土家织锦的传统技艺，《老鼠迎亲》《土王五颗印》等珍品被她发掘了出来。她还在叶家寨办了一个土家锦工艺辅导点，培养了叶卓香、叶春英、叶七妹等几名土家织锦传人。她们到周围村寨巡回辅导，传授织锦技术。不到几年，具有土家织锦传统历史的苗儿滩镇，又出现了“女勤于织，户多机声”的新局面。

《老鼠迎亲》等68幅作品，由中央轻工部作为国家珍品收藏。有的被介绍到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菲律宾。这些作品大多热情洋溢，构图完美，想象奇特，色调明快，对比强烈，体现了鲜明的叶玉翠风格。

叶玉翠70余年的织锦成就，受到社会的公认，人民的敬佩，政府的赞扬。自1983年起，她被推荐为湘西自治州政协第五、第六届委员。1984年5月，龙山县土家织锦厂成立，她被聘为该厂的技师和终身顾问。她在古稀之年，在织锦厂培养了200多名艺徒，开动着60部大小织机，开发了150多个土家织锦品种，其产品远销国内外。

1988年，她被国家轻工部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光荣称号。

1992年春，叶大师患癌症后住院数月。因病入晚期，治疗无效，于8月26日凌晨与世长辞。她在长达70多年的土家织锦艺术生涯中，以执著的追求和独特的匠心，为土家族留下了珍贵的遗产，为酉水河边的土家山寨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土家锦的能工巧匠。

彭武一（1928～1991年），今湖南省湘西州永顺县毛坝人。

1928年，彭武一生于长沙。其父彭静白是湘西有名的公路工程师，常年在外地勘测修建公路，因而他从小就随父亲的工作地点转移而到各地读书。1934～1938年，他就读于沅陵女师附小。1939～1941年，又随父转到保靖国立八中初三部学习。1942年再转学至乾城所里（今吉首）国立九师。1945年又到辰溪云麓中学就学。毕业后，彭武一先后受聘在乾城小学、保靖花桥小学、古丈县中学、沅陵豫章小学等校教书。他知识面广，授课深入浅出，旁征博引，受到了所在学校师生的赞扬。

1948年，彭武一胞兄彭武湘在武汉参加共产党活动，被特务暗杀。噩耗传来，一家人十分悲痛。彭静白无心走南闯北而返回家乡，经教育界著名人士彭官容的推荐，在省立八师任总务主任。并写信把彭武一召回了永顺家乡。因兄长共产党员身份的影响，彭武一一回家乡即被国民党特务跟踪监视。彭静白担心他跟哥哥一样被害，让他回老家毛坝。在毛坝数月里，彭武一躲在二弯界的山洞里，点着松枝油灯埋头读书。原本近视的眼睛，在山洞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更高度近视了。但他躲在山洞的消息仍然传出去。时任永顺县督察长的周海寰闻讯后，即派兵到毛坝去抓彭武一。后经县政府主任秘书的斡旋，他才幸免于难。

1949年10月，永顺县解放，彭武一报名参加了卫生队学习。1950年，省立八师（即今湘西州第二民族中学）复课。他经人介绍到该校任教。因积极工作，经学校负责人沙吉吾介绍，他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其后他又在保靖、龙山等地教书。在担任教师期间，彭武一一面教书，一面对尚未被政府确认的土家族进行调查研究，陆续向中央写了很多报告，提供大量的证明材料，对确定土家为单一少数民族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57年9月，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后，他担任州文化科科长，并当选为省、州政协委员，一直与共产党合作共事。但因为人耿直，不善吹拍逢迎，他的仕途极为坎坷，每次政治运动都首当其冲。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在遭到多次批判斗争后，干脆被开除回家。1975年，彭武一被安排在县里教书，后落实政策，州里重新安排了工作，调回州里任州文化局副局长，从事民族研究工作。

1980年，彭武一被借调到湖南省民委编写《民族志》，因此机遇，他得以在长沙、北京等地图书馆查阅湘鄂川黔边的许多地方史志，收集了很多民族史料，整理撰写了《湘西摆手舞和活动情况》《土家族的文学艺术》《土家族的文艺和风习》等文章。其后一发不可收拾，又撰写了《湘西土家族史略》《唐代年间土家族先民的族属问题》《巴·土·土家》《“土家”这一汉语称谓的由来》《土家族·巴人·槃瓠》《论板循蛮》《武陵五溪蛮析》《铜柱耀千古》《铜柱铭文语释》《溪州铜柱的历史意义》等30多篇论文。这些论文在国内有关报刊上发表后，引起不少专家学者的关注。在此基础上，他又编辑了两本《土家族研究论文选集》，为研究土家族历史，宣传土家族文化，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1989年，他的论文集《湘西溪州铜柱与土家族历史源流》，由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共收录了8篇论文，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被州社联评为十年社会科学研究一等奖，省社联颁了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其后，他组织撰写了《湘西民族纪胜》一书，还编辑70万字有关民族研究的资料集，为宣传湘西、宣传民族工作费尽了心血。

彭武一一生淡泊，终身未娶，为本民族的发展奔走呼号，为民族研究竭尽全力。到了重病住院治疗期间，还书不离手，案不搁笔。直至其生命的最后一息，还念念不忘民族研究。1991年2月23日，彭武一在长沙逝世，终年64岁。

郑洞国（1903～1991年），出身于湖南石门县商溪河畔一较为殷富的农民家庭里。父亲郑定琼先生是一个思想较为开明的人，他对自己的孩子要求极严，郑洞国6岁时便让其开始接受教育，中学毕业后又就读于湖南商业专门学校（湖南大学前身），成绩一直名列全班之首，却不顾校长一再挽留，南下广东报考黄埔军校，进入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成为第二队学员。从此，开始了他24年的戎马生涯。半年多的军校学习，使郑洞国比较系统地学完了从单兵训练到指挥排、连、营作战的主要军事科目。从1924年11月开始，到1928年2月期间，参加了东征、北伐、蒋桂战争等多次战役。

1932年1月，郑洞国担任了南京警卫军第一师第二旅第四团团长。两个月后，又升为第二师独立旅旅长。8月后驻扎于潼关。先后参加了古北口防御战和台儿庄大战，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抗击日寇侵略的历史。台儿庄大捷后，他出席了蒋介石主持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会后，他被任命为第三十一集团军第98军军长。不足一月，他又应杜聿明之邀，担任新组建的、全国唯一的机械化部队新编十一军荣誉一师师长。1939年年初，十一军改番号为第五军，杜聿明任军长，郑洞国任副军长兼荣誉一师师长。同年秋天，最高统帅部在广西全州校阅部队，第五军名列全国军队之冠。

1939年11月，日寇为了截断我国西南国际交通线，动摇抗战大后方，以重兵进攻南宁，战火在广西燃起。驻扎于衡山的第五军，奉命火速赶往桂南前线，反击日军进攻。但当第五军赶至前线时，南宁已失陷，12月4日，日军精锐部队第五师团十二旅团进占了桂南战略要地昆仑关，与到达宾阳的第五军形成了对峙局面。

从广西邕宁的山心坳，到宾阳县思陇圩间，长达数十里的路程是在群山叠峰、悬崖深谷的山道间穿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昆仑古道”，素有“险峻雄关”之称的兵家必争之地昆仑关即位于此。收复南宁，昆仑关能否攻占成为关键之战。这攻坚之战的委任落在了第五军的肩上。12月12日，第五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行动，将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十二旅团包围于昆仑关，昆仑关血战拉开了惨烈的大幕。

12月18日，在双方激烈炮战40分钟之后，郑洞国指挥的荣誉师突击队勇猛地冲向各高地，迫使日军退守昆仑关核心阵地。郑洞国亲自率领师参谋长深入第一线指挥，荣誉师逐渐接近了关口，战车一度突进了昆仑关，但在日军飞机、重炮的轰击下，荣誉师难以立足，两日强攻没有取得实质性战果。杜聿明决定先攻昆仑关两侧高地，合击昆仑关。郑洞国的荣誉师攻打最关键的罗塘高地。罗塘高地的攻坚战极为艰苦，但全体将士不畏牺牲，终于拿下了罗塘高地。蒋介石为此由重庆发来专电予以褒奖。这次战斗击毙了日军第十二旅团团长中村正雄少将。

12月25日，开始了对昆仑关的猛攻，战斗持续了近20天，第五军在遭受阵亡将士5000余人、负伤11000余人的惨重损失后，终于收复了昆仑关。战役全歼日军第五师团十二旅团，该旅包括旅团长、两个联队长在内的85%以上的军官被击毙。这次战役是抗战以来我军取得的首次攻坚战的胜利。

战后，郑洞国升任新编十一军军长（后改番号为第八军）开赴鄂西参加枣宜会战，在鄂西山区转战两年之久。

1943年2月，郑洞国在重庆晋见了蒋介石，接受了担任中国驻印度新一军军长之职，在国内稍作准备后，3月中旬，郑洞国即飞抵了新一军驻扎地——印度兰姆珈营地。1943年秋，新一军奉命向列多集结，挺进新平洋、于邦一线，反攻缅北的战役开始，打响了对胡康谷的争夺战。中国驻印军在与盟军的相互配合下，两年多的时间取得了赫赫功绩，为打通中国国际交通线，支援国内战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郑洞国因此获得了最高统帅部授予的最高军功章。

1946年2月，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因病赴北平就医，他力荐郑洞国担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副司令代理司令长官职。3月，郑洞国飞赴锦州就职，先后在锦州指挥所、抚顺营盘指挥所指挥国民党军队与解放军作战。1948年3月，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本已请假去北平“治病”的郑洞国，被卫立煌留下来，让他去长春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官、吉林省主席职务。

1948年9月，解放军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10月15日，锦州被攻克，整个东北国民党军队陆上退路完全被切断。蒋介石严令长春部队突围向沈阳集结。但此时长春守军汽油、粮草奇缺，仅靠马料充饥的士兵，在既无机动车辆帮助，又无飞机支援的情况下，要突围长途奔袭向沈阳靠拢显然是不可能的。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之下，郑洞国与各军军长勉强制订了一个突围计划，但在实施计划之前，六十军在军长曾泽生的率领下，于10月17日凌晨宣布起义，突围计划被迫放弃。曾泽生的起义给郑洞国很大的震动。但长期所信奉的“忠君”思想又使他难以走起义这条道路，经过了反复的思考，终于在其部下的精心策划和安排下，在解放军兵临城下的时刻，郑洞国同意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郑洞国从此走上了弃暗投明之路，毛泽东主席肯定了郑洞国将军这一明智之举，号召国民党将领“学习郑洞国将军的榜样”。郑洞国在建国之初先后受到了周恩来、毛泽东的接见。

建国之后，郑洞国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与信任下，担任过水利部参事，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等职，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91年，郑洞国先生离开了人世，但他的爱国业绩将永远得到人民的怀念。

黄召棠（1879～1928年），字聘珍，1879年生于吉首一个土家族家庭里。兄弟六人，他为长兄。黄召棠幼年进私塾，先就读于名儒向晖庭门下，稍长又求学于另一名儒邹行程举人。黄召棠勤奋聪明，生性喜爱自然植物，幼年时先生给他谈民以食为天，使他立下了长大要当农学家的愿望。他5个弟弟都从商，族人认为七十二行只有农业最下贱，和农业打交道，当不了官发不了财，还要穷贱一辈子，纷纷劝说他去走仕途，即使不想当官，去做商人也好。但这些劝说都没有动摇黄召棠学农的决心。

1906年，黄召棠自费赴日本留学。他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日文，一年后，转入鹿儿岛高等农林学校农艺化学科，攻读农艺。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给黄召棠以极大的鼓舞。此时学业已成，怀着报国的满腔热忱，怀着振兴中华的希望，拥有近代先进农学知识的黄召棠，义无反顾地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黄召棠回到祖国后，立即去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任教，急切地想把自己的知识灌输给更多的人，让他们带到祖国各地，尽快发挥知识的效益。为尽快普及农科知识，黄召棠与北洋政府农林总长陈振先等人共同组建了全国农学会联合会，陈振先任会长，他任副会长。此时黄召棠在农业科研界已具有了相当的声望。为了将自己所学应用于实践，实实在在做一点农业科研，1914年，黄召棠离开北京，南下江西省去担任农事试验场场长，埋头于田间地头进行农业试验。但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的时局，使他无法埋头科研，只好回到家乡湖南。因为崇高声望和卓越的能力，回湘后黄召棠即被聘为湖南省甲种农业学校校长，并主持湖南农事试验场工作。黄召棠又得以全身心投入到农业科研之中。乾州同乡，时任湖南督军的傅良佐，曾以同乡关系派员探望，并邀他去督署任职，但被他谢绝，明言“无意仕途，一心只在土地上，别无他念”。傅良佐一片好意被婉拒，却连声赞叹：“吾乡中人高节，德才难得，人性难得。”

黄召棠虽然没有进入仕途，但他对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革命，却由衷地欢迎。早在留学日本时，他就对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非常钦佩，与宋教仁乡谊尤深，常有书信相通。1925年春天，黄召棠在南京，闻讯孙中山逝世于北京，面对巍巍金陵，震惊悲痛，他写下一首《金陵怀古》，诗云：“长城筑罢又开河，毕竟秦王好事多。王气何曾销汇尽，空余画舫泛烟波。”赞叹悲恸之情，溢于言表。

1917年1月，中华农学会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农业学术团体，它以联合全国农业科学界同仁共同研究，分工合作，改进我国农业落后面貌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为宗旨。黄召棠是农学会中坚人物，学会建立之初，经费十分困难，他将积蓄的数千元银洋全部捐赠给学会，支持学会开展活动。农学会联合各地会员，积极开展研究活动，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黄召棠曾先后执教于安徽芜湖第二农业学校、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农学院（今浙江大学）等校。教学之余，他还潜心撰写《果树园艺栽培学》《土壤学》《茶树的栽培》等农林著述，可惜后来原稿散失殆尽，未来得及印刷出版。但令人欣慰的是，这些著述通过教学被学生继承了下来。

1927年，黄召棠因病还乡，翌年不幸早逝，年仅49岁。中华农学会为了表彰黄召棠在培养农艺人才和发展农业科技事业方面作出的贡献，于1936年设立“黄聘珍先生纪念奖学金”，专奖励有关农业化学方面的专家。现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常务委员、农业现代化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侯学煜先生，曾以土壤研究方面的优秀论文获得“黄聘珍先生纪念奖学金”5000元。

卓炯（1908～1987年），男，湖南省慈利县国泰桥镇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学家。

卓炯从小就目睹和体验了老百姓的艰辛，便立下大志，要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1924年，卓炯考入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初级班，1926年冬毕业时，正值北伐战争如火如荼进行，他放弃了升学打算，毅然从戎，参加国民革命军，分在总司令部学生兵团。蒋介石和汪精卫叛变后，他又弃武从文，于1929年考入湖南省立三中高中师范科。1931年，又考入中山大学教育系。在校期间，卓炯博览群书，广泛吸收多种知识。为使自己更为深刻地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卓炯从教育系转入社会系，攻读政治经济学，受业于王亚南、何思敬、邓初民、周谷城、杨东莼等进步教授，这成为他后来几十年学术生涯的起点。1935年，卓炯大学毕业，获得社会学学士学位，同年秋，又入广东学海书院攻读研究生。1937年，抗战爆发，在国家存亡之际，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卓炯心里引起了反响。他认真学习和研究了共产党的纲领，认为共产党是促进社会进步的组织，他参加了广东民族抗日先锋队，并于193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第四战区（后改为第七战区）主编《新建设》《阵中文艺》杂志，并写了一些小册子，进行马列主义理论的普及宣传工作。卓炯在社会发生深刻变化时期，能不断作出自己的选择，不停地追求真理，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把自己的命运和社会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41年，卓炯回中山大学任教，先后任讲师、副教授，与王亚南共同钻研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中国处于黑暗的年代，他和老师一起探讨光明的出路，一起参与一种全新理论的创建和传播工作。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敌视。1946年，国民党将其列入黑名单。为防止当局迫害，组织上通知他转移到香港，后又辗转前往泰国曼谷，任南洋中学校长兼中共支部书记。1948年9月，卓炯返回祖国，次年3月，担任云南省人民反蒋自卫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1950年5月，任南方大学第一部主任。1953年，任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学习室副主任。1954～1958年，任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

1958年，卓炯调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得以静下心来研究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他认为，共产党已经执政，新中国已经建立，促使社会进步的政治因素已经解决，经济建设就要按社会发展的规律进行，新中国建立难，建设它却是更艰难。卓炯看到了共产党内的急躁冒进情绪，看到有人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为制止这种情绪，他重点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着力探索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研究，先后写出了《政治经济学学习提要》《十大经济政策解说》等专著，提出了计划经济的基础是商品经济和商品价值规律。1960年，广东省成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编写组，卓炯任副组长，他在编写组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当时，全国人民在“大跃进”路线指导下，斗志昂扬，气壮山河地超英赶美。卓炯阐述的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物质利益，就成了宣扬资本主义。于是，他被撤销了副组长职务。面对挫折，卓炯没有屈服，仍把商品经济作为研究课题，写了一组关于商品经济的论文参加1961年广东省经济学会年会。在《论商品经济》一文中，他认为：“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生产的存亡，而所有制形式只能决定商品生产的社会性质和特点。”这就是卓炯商品经济理论的中心思想，根据这个思想，他得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点。虽然这个观点在30年后，邓小平南方谈话时给予了肯定，但在当时却触犯权威理论，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受到严厉的批判，连答辩的权利也不给他。“文化大革命”到来，卓炯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帽子，遭到批判，关进牛棚，受尽凌辱。在牛棚里，卓炯认真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想着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健全、如何发展，审视着中国的现在，规划着中国的未来。

1973年3月，邓小平得以重新工作，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大抓经济建设。在这种背景下，卓炯得到解放，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恢复时，他担任了副所长并兼经济研究室主任。1979年，广东社会科学院成立，他又担任了副院长，致力于商品经济的研究，连续写出了《关于〈资本论〉的生命力探讨》《政治经济学新探》《价值规律论》等专著及《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把产品经济体制改造成商品经济体制》等论文，提出了“当前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要有利于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观点，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探讨。1984年10月，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卓炯又写了《试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试论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理论基础》《从“一国两制”的经济基础看粤港关系》等论文，提出了“商品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的两个不等式。这两个“不等式”，与几年以后邓小平南方谈话不仅大意相同，而且句式都相差无几。1985年6月下旬，在广州召开了全国性的“卓炯商品经济理论研讨会”，全国经济理论界充分肯定了卓炯的商品经济理论，高度评价卓炯的商品经济理论和治学精神，称卓炯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开拓者。显然，卓炯的理论研究，始终是与改革同步，有时甚至是超前的，甚至直接指导着改革的进行，对中国的改革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是中国新经济理论的先行者。

1985年6月，卓炯被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特等劳模的光荣称号。1986年6月，中共广东省委授予他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1987年，他当选为中共十三大代表，同年6月24日，卓炯因肺心病在广州逝世，终年80岁。

1999年，为促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广东经济出版社，共同发起了推选“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十本经济学著作”活动，后经无记名投票而选出十本优秀经济学著作，卓炯著的《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书名列其中，成为新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十面旗帜之一。

黄永玉（1924～），1924年7月9日出生于湖南省常德市，半岁时父母携带他返回家乡凤凰县沱江镇。本名黄永裕，为了写起来省事而改“裕”为“玉”，笔名黄杏槟、黄牛、牛夫子。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黄永玉出身于文人世家，其父母分别任当地男子小学、女子小学的校长。兄弟五人，他排行老大，老二和老四也都是画家。在家乡念完小学后，12岁的黄永玉背着小包裹一个人坐船离开了家乡，前往厦门，在陈嘉庚先生办的集美学校读初中。在集美学校，黄永玉无心于课堂听讲，而是整天泡在图书馆，基本上把图书馆的那些书从头到尾都翻个遍，广泛的阅读让黄永玉终身受用不尽。但初中仅读两年，抗战的烽火打破了他的求学梦，黄永玉被迫辍学。但14岁的他已经是当时中国东南木刻协会的会员，并且发表了作品，小有名气。在离开集美学校后，黄永玉流浪在福建、江西等地，后来辗转到上海、台湾和香港，靠绘画和木刻谋生。黄永玉当过瓷场小工、战地服务团团员、学校教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历尽沧桑。18岁那年，在江西一家小艺术馆工作的黄永玉遇上了张梅溪，开始了他那极具戏剧性与文学色彩的爱情故事。据说当年无钱无貌的他为了将爱人张梅溪追到手，成天在楼上吹小号，以表爱心。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便对张梅溪说：“如果有一个人爱你，你怎么办？”她说：“要看是谁了。”黄永玉说：“那就是我了。”她回答：“好吧。”出身于将军家庭的张梅溪不顾家人反对，毅然逃离家庭前往赣州，与黄永玉结为终身伴侣。婚后半个多世纪，张梅溪默默地伴随着黄永玉，漂泊中有她的身影，成就中有她的祈福，患难中有她的分担。黄永玉为此感到欣慰：“一生充分享受友谊，感情没有受到污染。”

1947年，黄永玉夫妻来到上海，任教于上海闵行县立中学。经野夫、李桦、陈烟桥、章西涯等先生介绍，他在上海加入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和上海美术作家协会，刻反饥饿、反内战的木刻传单及其他木刻作品。次年，夫妻俩来到香港，在香港参加“人间画会”，从事木刻创作，做自由撰稿人。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后又随画家张正宇、陆志庠先生赴台湾编辑创作了《小食摊》《按摩女》《牛车》《杵歌》等作品。后又在香港思豪酒店举办了第二次个人画展，参加港九慰问解放军的《劳军画展》，创作木刻《劳军图》。

1953年2月，黄永玉在表叔沈从文先生的劝告下，与妻子张梅溪抱着7个月大的儿子从香港来到北京，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科任教，先任讲师，后任版画系副教授、教授，结束了长期的漂泊，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创作时期。这一阶段他创作的木刻《齐白石像》《雪峰寓言插图》《叶圣陶童话插图》《森林组画》及《春潮》《阿诗玛》等，轰动了中国画坛。在美术馆举办了西双版纳写生展。同时他又开始学习国画，笔下的梅与荷花，在形态、色彩、风韵上独具一格，令人拍案称奇。但黄永玉特立独行、敢怒敢言的倔强性格，给他带来了政治上的厄运。20世纪60年代的“四清”运动中，黄永玉因《罐斋杂技》一文中“拉磨的驴子：咱这种日行千里可也不易呀”的类似语言，被上纲上线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讽刺“大跃进”和“三面红旗”而遭到无情的批判。70年代，他因为画了一只睁只眼闭只眼的猫头鹰，而成为批“黑画展”的主角。可笑的是，批黑画时他和吴冠中、袁运甫、祝大年4人正在重庆旅行、写生、设计，当时听人说“北京现在批黑画了，有个人画了个猫头鹰，结果出大事了”，他还不以为然地说：“画个猫头鹰有什么了不起，我也画过。”大家也不知道是在批他。回北京后，黄永玉自己跑去看黑画展，好奇地想看看到底是幅什么画，结果发现他的猫头鹰挂在最中间，是最黑最恶毒“反社会主义”的作品。他的结局当然是被关进了“牛棚”，下放到农场劳动3年。在这段时间里，妻子张梅溪承受着外来打击，不弃不离默默地陪伴着他。在此艰难岁月，黄永玉泰然处之，写了一首长诗《老婆呀，不要哭》来安慰妻子，还在一幅画中题《梅溪老伴一笑》打油诗一首：“嫁与老夫只一好，凡有好画留下来。他年翻开箱底看，取为儿孙剪新鞋。”心地坦然爽朗可见一斑。

“文化大革命”之后，拨乱反正，黄永玉得到彻底平反，当上了美协副主席，其艺术创作进入了第二春。在广州、北京、香港、台湾、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意大利罗马、德国奥伯豪森、澳大利亚墨尔本等地多次举行个人画展，荣获了“意大利国家勋章”等多项荣誉。他设计创作的第一枚生肖邮票是国内收藏价值最高的邮票。1988年，黄永玉携妻子回到阔别了35年的香港，于1992年、1995年在香港大会堂举办了两次个人画展。1999年，又在香港大学博物馆举办“流光五十年”个人画展。同年，《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黄永玉》出版。2003年，他获得了全国美协表彰的杰出艺术家“金彩奖”。除了在艺术上颇有成就外，他还写得一手好文章，痴迷于文学创作，先后出版了《罐斋杂记》《芥未居杂记》《太阳下的风景》以及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等多部作品。其散文和小说笔调深沉，语言诙谐，寓意深刻，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用自己的散文、小说、诗歌、杂文培养了一大批铁杆读者。介绍他与李可染、李苦禅、钱钟书等人友情的《比我还老的老头》还成为了2003年畅销书。

黄永玉对湘西怀有深厚感情。无论如何浪迹天涯，居无定处，他总是情系梓里，惦记着养育了他的这方山水，惦记着家乡的吊脚楼和石板小街。他在散文《太阳下的风景》中写道：“无论我走到天涯海角，我都为它骄傲。它实在太美了，以致以后的几十年，不论我走到哪里，也会觉得还是我自己的家乡好。”他不仅这样想，这样说，还这样做。2006年10月8日，黄永玉无偿捐赠的个人博物馆在家乡湖南省吉首大学落成，该馆馆名由黄苗子题写，陈列了黄永玉近200件作品和收藏品，他具有代表性的大型青铜雕作品《山鬼》亦展示于此。

黄永玉已成为湘西的骄傲，湘西的慓悍民风也在黄永玉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他有着湘西人的倔强、刁蛮的个性，也有着一种轻盈、浪漫、抒情的文人情调，同时，他又始终刻意地与主流社会保持着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的经历和艺术风格都具有一种特殊的‘复杂性’。”美术评论家陈履生如是评论他。《荣宝斋》杂志主编唐辉亦言“与很多人不同的是，他身上充满了复杂性，这可能与地域和历史有关”。湘西孕育了黄永玉，而黄永玉回报湘西的是，他成就了“湘西神话”。

田心桃（1928～），土家族，湖南省永顺县大坝乡溶里村人。因其最早向中央政府反映土家族是单一的少数民族，毕生致力于土家族研究，被誉为“土家女儿”“土家第一人”。

田心桃生长于土家人聚居区，从小受土家风俗的熏陶，能说土家话，会绣土家花，能跳摆手舞，加上她从小进城读书，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是昔日为数不多的女大学生，建国初任永顺县立中学的女教师。1950年9月，田心桃因其外祖母是苗族，被特邀作为湖南各界赴京观礼代表团的“苗族”代表，参加建国一周年国庆活动。当年9月中旬，当她应邀到武汉列席中南区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凭着其朴素的民族心理意识，她向中南区领导介绍了湘西“毕兹卡”（土家人）的情况，说明她不是“苗族”。9月下旬，应政务院周恩来总理的邀请，田心桃随代表团赴北京，在紧张有序的国庆观礼活动中，她先后参加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宴会，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维汉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在听了周总理、李维汉、乌兰夫所作的有关民族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报告后，田心桃的民族意识进一步得到启发。当中央领导人在接见中问她是哪一个民族时，她如实回答：“我是毕兹卡。”并向中央领导人反映：“毕兹卡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和民族特点，应该是个单一民族。”

这是土家女儿田心桃头一次向中央领导人表达“土家人”心声，也是中央领导头一次听到“土家人”的呼声。田心桃的呼声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重视。10月20日，在中央统战部的安排下，田心桃与其他兄弟民族一道，来到中科院语言研究所作民族语言鉴别。据专家比较，认为土家语与40多个民族语言不同。中央统战部又派民族学和语言学专家杨成志教授专访田心桃，并根据她介绍的土家语言、居住环境和不同信仰等内容，写成了书面报告。这为研究“土家人”和后来确认“土家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庆观礼后，田心桃幸运地留在北京，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专科进修一年。结业后，分配到武汉中南民族学院任教，这次变动，使田心桃为土家族奔波呼号有了新的机遇。1951年秋，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访问中南地区，田心桃怀着深厚的民族感情，亲手编了土家族妇女特有的珍品——“西兰卡普”织锦一面，献给中央访问团。第二年，中南区举办少数民族陈列展览，当时“土家族”虽未定论，但在田心桃和彭泊的争取下，“土家人”同其他民族一样，在展览中有了一席之地，馆内的“土家人”模特，便是头缠黑丝帕，身着花边衣，脚穿绣花鞋的土家女儿田心桃。

1953年，田心桃联络了当时在广西民族学院任教的土家人彭泊，以及在湘西老家工作的知识分子，联名上书中央，请求中央早日确认土家人为单一民族。当年10月，中央决定抽调专家组，深入湘西作广泛调查。经过调查，大家一致认为，土家人有独立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居住在共同的地域，有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特点，完全符合斯大林论述民族问题的“四个基本特征”，应该是个单一民族。1956年5月，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民委组成中央和湖南及原湘西苗族自治州三级联合调查组，再次深入湘西复查，终于在当年10月正式确定土家族为单一民族。中央统战部于1957年1月3日正式公布“土家族为单一民族”。从此，“土家族”跻身于民族大家庭，同苗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共同享受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应该肯定，中央对土家族的确认，是中央联合调查组坚持党的民族政策的必然，但也是土家儿女田心桃、彭泊在内的土家族知识分子，前仆后继共同努力的结果。

田心桃自1953年10月参加中央土家族调查组后，转入河南师范大学数学系学习，后来留校任教，现在仍是河南师大教授。从1984年以来，她是新乡市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九三学社新乡市副主任委员。此外，她还应聘为市统战理论学会常任理事、市特邀监察员、市残疾人协会名誉副主席等职。1983年，国家民委等单位编写《中国民族志》等书，她应聘为土家族顾问后，先后应邀到湖南吉首、湖北恩施等地，参加土家族的历史学会时，曾将自己亲身经历写成的《党的民族政策永放光芒——确认土家族为单一民族的经过》一文，印发给与会代表，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欢迎。作为地方民主党派的一个负责人，田心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与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多次被评为省、市、校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

田茂忠（1923～2008年），湖南省保靖县马王乡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三届理事、中国歌谣学会第一届理事、政协湖南省委委员、湖南省文联委员。第一批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传承人，土家族歌王。

田茂忠原姓彭，家庭贫寒，据其山歌介绍，是一个“田无丘来地无角，几根芽草遮脑壳”的贫苦家庭。因生活所迫无力抚养，田茂忠半岁时，“一斗包谷十串钱，彭姓阿哥改姓田”，被送给田家为子。养父家较为殷实，在田茂忠8岁时便将其送去读私塾，但仅仅两年，又因养父患病而被迫辍学，从此“十岁就学掌犁耙，小娃做了大人活”。田家大姐田隆香是著名歌娘，少年田茂忠天资聪慧，记忆力特强，受其大姐的影响，耳濡目染，“五岁就能把歌唱，一十二岁登歌台”。后来他又拜四省边区著名歌郎为师，经常赴歌会对歌，打擂台比赛。尽管生活十分艰辛，田茂忠“一遇名师就忘情，木叶吹来喜和乐”，“我用苦竹编箩箩，不装钱米装山歌”，“山歌陪我碓里舂，山歌伴我磨里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田茂忠利用土家山歌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配合各项中心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他歌颂共产党：“五黄六月望风凉，寒天冷冻望太阳，土家指望共产党，好比伢儿望爹娘。”他歌唱民族团结：“共产党打金筛，土家苗汉团拢来，同甘共苦情义好，相亲相爱不分开。”他歌唱社会主义建设：“筑路民工干劲足，八磅大锤手中舞，钢钎插进岩头内，好比泥鳅钻豆腐。”比喻十分形象，语言非常生动。

田茂忠对土家族传统歌谣了然于胸，更能根据实际需要提炼加工。他广泛吸纳各地土家山歌唱腔，把传统的“四句歌”“连八句”等演唱方法升华为“边说边唱”，赋予了土家山歌新的生命力。田茂忠能编会写，歌声优美动听，这是他能吸引上万听众的关键。1979年9月，田茂忠带着土家山歌特有的清醇，出席全国少数民族民间歌手、诗人座谈会，10月又出席了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由于不遗余力地讴歌党的民族政策，宣传民族团结进步，1988年4月，田茂忠光荣出席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受到国务院表彰。

数十年来，田茂忠创作了15万多首山歌，其中2000多首发表于各级报刊。1958年，湘西自治州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人造洞庭在享章》山歌集。1959年，他与徐叔华等人合编的剧本《春哥与锦鸡》，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中共保靖原县委书记杨国湘担任主编，从田茂忠那“一肚子歌”中精选数百首，编辑成册，民族学家钟敬文欣然题写了“田茂忠山歌选”书名，由中国民族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荣获中国民间文艺家第二届作品三等奖。2001年，湖南省文联又将此书再版。

田茂忠一生勤劳俭朴，但在2003年“非典”肆虐时，八十高龄的田茂忠把他多年积攒的1000元钱捐给国家抗击病魔。家乡人民不但崇拜他的歌才，更敬重他的歌德，尊称他为“土家歌王”。田茂忠先后担任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三届理事、中国歌谣学会第一届理事、政协湖南省委委员、湖南省文联委员等职。2006年，湘西自治州人民政府确定他为第一批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传承人。

2008年1月17日，正是湘西遭遇百年不遇的一场大雪之际，田茂忠安详地辞别了乡亲，终年85岁。田茂忠虽然离别了人世，但他的歌声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酉水河，茂忠歌，白云山下两条河。两条河水流不断，喝到嘴里都解渴。”

[1]《世本八种·张澍粹集注本》，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50页。

[2]（宋）路振：《九国志·楚》，齐鲁书社，1998年，第125页。

[3]（清）吴任臣：《十国春秋·楚》，中华书局，1983年，第953页。

[4]（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七○，中华书局，2007年，第6944页。

[5]（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七○，中华书局，2007年，第69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