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陈连升（1778～1841年），今湖北省恩施州鹤峰县邬阳关人。在近代中国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战争中，陈连升是第一位为国捐躯的少数民族将领。

陈连升少时习武，青年从军。嘉庆年间任鹤峰州清军千总，后调任保康营守备。道光年间递升广西左江镇都司，广东连阳营游击、增城营参将、三江协副将。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为防御外敌入侵，便于控制外洋海面，两广总督邓廷桢选择在尖沙咀和官涌山冈一带扎营防守，调陈连升到官涌山冈建立防守营盘。官涌营盘居高临下，俯视外洋洋面龙波、筲洲、赤沥角、长沙湾等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陈连升率部认真备战，严密防守。在道光十九年九月廿九日至十月初八日（1839年11月4～13日），六次击退了英军的进攻。陈连升晋升为三江口协副将，调守号称“虎门第一隘”的沙角炮台。

陈连升调守沙角炮台，把守虎门第一道防线，深感责任重大。他在沙角作了认真布置，除报请水师提督关天培派兵增强防守力量外，还自己添置大炮，带领三江和惠州兵勇600余人，埋藏下许多地雷，随时准备痛歼来犯之敌。1840年8月，英舰入侵磨刀洋。陈连升率船5艘迎敌，与英舰激战，又取得重大胜利，使英军再也不敢贸然侵犯广东。英军遂沿海北上，攻陷浙江定海，进犯天津，威逼京城。清廷大惊，革去主战派林则徐职务，派直隶总督琦善南下求和。琦善到广州后，对英国军队采取了姑息退让的态度，为讨好英军，竟指责陈连升擅自开炮轰击英军送信船只，下令惩处陈连升。琦善的行为激起众怒，民众高举“民治其惠，夷畏其威，威慑重洋”的颂牌，数千人自发到钦差衙门请愿。迫使琦善不得不收回成命，但仍严令不准擅自开炮，并拆走炮台外木排铁链，裁减兵船1/3，遣散船工水勇，从各方面削弱陈连升部的战斗力。

1841年1月7日，英军陆军少校伯麦指挥兵船200多艘、陆战队2000多人，从穿鼻湾登陆，兵分三路，进攻虎门沙角炮台和大角炮台。陈连升指挥士兵奋起反击，多次击退英军正面进攻。然而英军在汉奸的带领下，架起竹梯攀登上形势险要的沙角后山，对沙角炮台形成夹攻。陈连升率领驻守炮台官兵600人浴血抵抗，官兵伤亡甚重，火药亦消耗殆尽。陈连升“请备兵与火药”，琦善不许。由于琦善不发援兵，坐视海防被突破，陈连升及其所属兵勇终因兵力单薄，难以抵挡已占据山顶阵地的英军。英军则趁清军弹尽之际，进袭清军水师兵船，呼啸登陆，并发炮猛轰炮台，陈连升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其子陈举鹏、守备张清龄都英勇奋战，直至身死。英军恨陈连升坚守不屈，而脔割其尸，并将其坐骑黄骠马掳去香港。据说此马北向悲鸣不已，绝食而死，时人称之为节马。诗人张维屏的《三将军歌》作如下的歌颂：“英夷犯粤寇氛恶，将军奉檄守沙角。奋前击贼贼稍却，公奋无如兵力弱。凶徒蜂拥向公扑，短兵相接乱刀落。乱刀斫公肢体分，公体虽分神则完。公子救父死阵前，父子两世忠孝全。”

陈连升牺牲后，广东人民为其建造专祠，立“节马碑”石刻，至今犹存。1884年，当地百姓按风俗习惯，将士兵遗骨起出，用陶罐装好，合葬于沙角山南麓的白草岗上，取名“节兵义坟”，并立碑纪念，恩施人民亦自动捐献，为陈连升竖立高达数丈的功德碑，以表示对他爱国主义精神的崇敬和怀念。

杨占鳌（1832～1909年），又名杨焕煜，排行第二，小名杨二同，湖南省古丈县古阳镇人。系清末为稳定甘肃和收复新疆领土作出突出贡献的著名将领。

杨占鳌早年丧父，家境贫寒，靠母亲养大。22岁时他离家出走，加入曾国藩的湘军，开始了一生的军旅生涯。杨占鳌在战场上骁勇异常，毫无惧色，深得上司杨载福（岳斌）喜爱。在杨载福推荐之下，杨占鳌认识了左宗棠。其后，杨占鳌一生即随杨载福、左宗棠南征北战，战功赫赫，累进官阶：1854年8月，杨占鳌官授六品；1856年6月，赐蓝翎顶戴；1857年5月，授都司职；1858年，升任参将，赐换孔雀翎；1860年，授副将，加总兵衔，赐“资勇巴图鲁”；1863年（清同治二年），授总兵官，加提督衔，总理皖江营务；1864年11月，授提督，时年仅32岁。

1865年冬，清王朝命令杨占鳌进军陕甘。不久，左宗棠亦调任陕甘总督。左宗棠比杨占鳌年长20岁，既是老上司，又是好朋友，还为湖南同乡。杨占鳌平时对左宗棠十分尊敬，两人密切配合，为保卫祖国西北疆域立下了汗马功劳。

1866年11月，清政府升杨占鳌为甘肃提督，驻甘州统领西路全军。1867年4月，杨占鳌率军前往肃州“剿抚”回民起义军。9月，肃州回民军被杨部包围，请求招抚。当时沙俄极力插手新疆，制造分裂。为尽快消除内乱，全力维护祖国统一，杨占鳌轻骑简从，径入肃城，同回民起义军和谈，化干戈为玉帛，战争得以平息。杨占鳌“保全凉州，接济省垣，收复肃州”的举措，得到清政府嘉奖。1867年8月（清同治六年）赏杨占鳌黄马褂，赐官正一品。同年，阿古柏悍然宣布成立“哲德沙尔汗国”，自称“毕条勒特汗”，即“洪福之王”。杨占鳌闻此消息后，随即派快马直驰兰州，向陕甘总督左宗棠急报新疆军情。并向清政府奏章，请求派兵新疆，收复国土。同时，积极着手准备工作，令各州、府积极筹集粮饷，以备大军收复新疆之用。1867～1869年，先后运抵甘州的军粮达两万余担，调集驮马两千余匹，还修复了从肃州经甘州、安西到哈密的驿站。这些措施，为后来左宗棠收复新疆领土奠定了物质上和军事上的基础。

1870年，在俄英帝国主义支持下，阿古柏入侵北疆，9月占领乌鲁木齐。眼看新疆快要沦为异域，杨占鳌心急如焚，1870年到1873年，他先后多次运送军粮至哈密、古城，力援清军，以鼓士气。1873年夏，陕西回民起义军白彦虎部趁杨占鳌为确保新疆道路畅通而移兵于安西州、甘州之机，率部数千人攻占肃城。杨占鳌闻讯，带病由甘州发兵东进镇压。历经两个多月征剿，肃城被夺回，白彦虎溃败，率余部西退至新疆，与阿古柏势力会合。此次胜利，使关内局势得以稳定，保证了河西走廊道路畅通。1874年春，杨占鳌又下令修复因征剿白彦虎遭到破坏的嘉峪关，左宗棠为此题写了“天下第一雄关”牌匾，使嘉峪关依然雄峙西北。

1874年6月，杨占鳌因病无力留任，奏请清廷卸任回乡获准。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左宗棠，对杨的去任十分惋惜。杨占鳌向左宗棠辞别时，仍心挂收复新疆大计，特献计两策，左宗棠对此十分赞赏。杨占鳌在甘肃任提督7年，团结各族人民，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为稳定西北边疆作出了突出贡献。

杨占鳌回老家古丈后，将西北茶马互市和少数民族对茶叶需求的商业信息带回古丈。他广辟茶园，推广优质茶叶品种，改进茶叶种植、加工技术，创立了“绿香园”字号。1929年，古丈“绿香园”毛尖茶参加南京西湖国际博览会荣获金奖，参加法国巴黎国际博览会再获国际名茶奖，古丈毛尖自此享誉海内外，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支柱产业。1909年，杨占鳌病故，葬于古丈县罗依溪镇且茶哈村，享年77岁。

罗荣光（1833～1900年），字耀庭，湖南乾州（今吉首）人。清末抗击帝国主义入侵的著名爱国将领。

罗荣光自幼丧父，家境贫寒，靠母亲弹棉花抚养成人。成年后，他除在家耕种3亩薄田外，还常做木匠贴补家用。某年春节，因赌钱被母亲训斥为“无出息”，赌气离家去乾州当了绿营兵，后又因常回家被同伴们讥笑“舍不得家里包谷粑”而离开家乡，投奔曾国藩的湘军。罗荣光身材高大，臂力过人，入伍如鱼得水，因作战英勇而屡受提拔，任把总、守备、参将等职。1862年，罗荣光随李鸿章的淮军到上海，参加对太平军作战，战功显著，赐号果勇巴图鲁，深得李鸿章赏识，视为随身亲信，让他带领亲兵营。戈登在上海组织洋枪队助剿太平军，李鸿章命罗荣光跟随戈登学习炮术，学成后，又被委派带开花炮营。1866年，罗荣光任总兵，多次参加对东、西捻军作战，升为记名提督。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因罗荣光精通炮术，调他镇守大沽口炮台，担任守卫京津门户的重任。

大沽口位于海河入海口，是控制海路进入天津的战略要地，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列强军队曾三次从大沽口登陆入侵中国。罗荣光担此重任后，深知责任重大，为固守海防，在海河入海口，他督修了南炮台3座、北炮台2座，每座炮台台高数丈，均用砖石与糯米三合土黏结砌成，四周护以城墙和壕沟，戒备森严。炮台营盘还设有练兵场、驻兵营房和弹药库，驻军两千余名。5座炮台共安装了100多门大小岸炮。为防止敌舰靠近炮台，罗荣光还在大沽口创办水雷营，选各营将士认真演习备战。经10余年的修建，大沽口炮台成为完备的军事要塞。1888年，醇亲王检阅直隶省北洋军时，赞誉大沽口炮台为“天下第一海防”。罗荣光亦因教练布防得力，晋升为天津镇总兵，罗荣光即把总兵衙门设在大沽口，常年住在南炮台，与士兵同宿同食而深受将士爱戴。

1900年，罗荣光升任为喀什噶尔提督，但尚未赴任，八国联军发动了侵略战争，入侵大沽口。国难当头，罗荣光毅然拒绝其部将“何不离此赴任新疆，一者遵旨赴任可表忠心，二者以避战火可保高官”的建议，慷慨激昂地表示：“人在大沽在，地失血祭天。”奏请留任镇守大沽口，誓死抵抗八国联军侵略。

1900年6月16日，八国联军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大沽口炮台守军在17日凌晨两点之前，无条件交出南北两岸炮台，否则将用武力夺取。但最后通牒被罗荣光严词拒绝，并严令守军各就其位，准备迎战。当晚11时，八国联军10余艘战舰向大沽炮台发动猛烈进攻，罗荣光以67岁的高龄，在南岸炮台亲自指挥主炮还击。副将韩照琦、管带封得胜分别指挥南岸海字炮台和北岸左营炮台，3000名士兵同仇敌忾，奋勇抵抗，誓死坚守大沽口炮台。激战6小时后，清军击伤击沉敌舰多艘。但在胜负关键时刻，左营弹药库中弹起火爆炸，大炮无弹可发，侵略军乘机登陆。守军在管带封得胜带领下，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全营兵勇壮烈牺牲，左营炮台、副左营炮台相继失陷，两炮台守军将士全部殉国。北岸炮台失陷后，天已大亮，敌舰猛轰南岸清军弹药库，弹药损毁惨重，守军营盘亦着火燃烧，战局十分不利。17日上午9时，炮台弹药已尽，副将韩照琦身负重伤，兵勇伤亡极大。在敌陆战队截断了南岸炮台守军退路、直隶总督裕禄的援军始终未发、原已约好配合作战的北洋水师不战而退的严峻形势下，大沽炮台终因弹尽援绝、孤立无援、兵力悬殊而失守。罗荣光在率部突围的最后冲杀中壮烈牺牲，与坚守大沽口炮台的3000将士一起为国捐躯。

战后，罗荣光的遗体被运回家乡安葬。在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战争中，罗荣光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崇高气节，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正气之歌。

严寅亮（1854～1933年），名弼臣，字剩广，号碧岑。贵州省印江自治县农场乡阳坡村人。清末著名书法家、教育家，书法署名时又称“武陵居士”“阳坡山民”。清皇家园林“颐和园”匾额的书写者。

严寅亮并非书香世家出身，其祖辈三代均以务农为业，但严寅亮自幼聪颖好学，幼年入塾读书，学识超群，尤好书法，常临六朝唐宋诸家法帖，尤其酷爱王羲之的字，据传他14岁便能提笔书写匾联。清同治十年（1871年），严寅亮在思南府考中秀才，入思南府学。20岁选入县庠，光绪十五年（1889年）赴贵阳乡试，中己丑恩科举人，授四处候补知县，次年赴京会试未中，留在太学附读，以求深造。光绪十七年（1891年）和二十一年（1895年），他两次参加会试未中，曾参加“公车上书”签名。在北京他结识了各地书法名流。因勤奋而“书法冠绝时辈”，声望日重，请严寅亮书写匾联的人络绎不绝。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后，他曾在贵阳正本书院主讲1年，在铜仁铜江书院主讲5年。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颐和园修复竣工，征求书写大门匾额“颐和园”3字，京城善书者众多，各大翰林亦争相献书。严寅亮按翁同龢之嘱，亦书写“颐和园”匾额献上。所献匾额经慈禧一一挑选后，唯中意严寅亮之作，破例召见，朱批“录用”。颐和园内楼台亭阁匾额18方、楹联23副，亦一并令其书写，严寅亮均以行草秀逸出之，慈禧甚表满意，赐以龙纹镶边的“宸赏”玉章一枚。从此，严寅亮成了誉满天下的书坛明星。一些名山胜地、寺院楼阁，皆争相请他题写匾额。成都的“杜甫草堂”“望江楼公园”，广州的“中山公园”“梦草堂”，贵州黔灵山的“麒麟洞”、修文的“阳明洞”，黄平的“飞云洞”，印江梵净山护国寺中的“黔山第一”“名岳之宗”，黄果树的“观瀑亭”等均出自他手。严寅亮不仅以书法闻名于世，文辞也甚佳，所书楹联，多为自撰。如贵阳市大西门外卢焘的母亲墓园石刻：“春晖寸草夜郎道，明月梅花慈母园。”黄果树观瀑亭：“白水如棉不用弓弹花自散，红霞似锦何须梭织天生成”，等等，足显其文采与翰墨并辉。他与当时善于篆刻及画墨竹的鄢师竹（德江县人）、善画螃蟹的龚延团（务川县人）称为“黔东三绝”。难能可贵的是，他非常谦虚，自认为“余生平浪得虚名，愧不副实”。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严寅亮被清廷任命为知县，钦加同知衔，分发四川。在四川期间，蜀中旧友将他临池若干篇墨迹石印成《剩广墨试》一册，分发同好。书局总编程其镶为其书写《序》；贵州陈矩在书中题跋说：“碧岑道兄书，娟秀中饶风骨，殆集唐、唐诸家之长，铁画银钩辉映霄汉，莫不艳羡”；著名书法家张锦新题称“剩庵严子，博学多闻，以孝廉就业成垣，肆力于古诗文辞，尤殚心于晋唐书法，深造有得，遂兼各体之妙”；张此民在书中题诗说：“云鹄飞鸿久擅名，榜题天语动神京。年来老笔纵横甚，烟墨纷披玉版明。”对严寅亮的书法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辛亥革命以后，清王朝被推翻，民国成立，严寅亮从成都返回故乡印江，时年已近花甲。回籍后，为改变家乡文化落后面貌，以奎星阁作为校址，创办了正基初级小学。民国2年（1913年）又应尹笃生校长之聘，到贵阳担任省立贵州师范学校教职，但才一星期，又奉委任龙里县知事。但不久因年事已高而退居林下，寓于贵阳城南，先后在贵阳国学讲习所、省立贵州师范学校、省立贵阳女子师范学校、省立一中等校任教员，讲授国文、习字等课程。由于他旧学根底深厚，古文、诗词、书法皆佳，虽是名人却无名人习气，深得学生敬重。因其书法名声，求字者几无虚日，严寅亮为人豁达，有求必应，润笔所入亦时时慷慨解囊，赞助地方民众福利事业。

1929年，严寅亮在贵阳与王敬彝、段雨琴、彭文治、聂树楷、杨覃生、王蔬农、桂百铸等12位名流组成“郄社”，每月聚会一次，切磋学术。凡值同仁生日，以诗词、寿文、书画、篆刻，各显其长，精工制成屏、联、堂、幅，轮流互献，开樽会饮，共祝遐龄，尽一日欢。“郄社”虽是一民间组织，但在活跃贵州学术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严寅亮的书法特点，在于兼采碑帖之长，上探篆籀，不拘一格，还刀法于笔法。融欧、苏刚柔之美，秀媚中饶有风骨。他各体皆能，楷、行尤精。楷书雍容大度，体势轩昂，运笔不涩不浪，布白自然疏朗；行书潇洒自如，无做作之态，无险怪之笔，前后照应于随意得之，最堪玩味。每当他握管挥毫之时，更正襟危坐，聚精会神，一点一撇，一横一竖，认真细致，得到了书法同仁中肯的评价。桂百铸说他“上探篆籀，近学欧苏，成就可与翁同龢、成亲王、刘墉、铁保等并驾齐驱”。张冕堂、饶伯高等人说他“书法可比东坡，道德可比庐陵，寿考可比汾阳，集‘三绝’于一身的人，古往今来，实不多见”。聂树楷说他的字“虎卧龙跳”“驰骋京华，轰动海内，也绝非偶然”，并在严寅亮78岁生日时做诗云：“年将八十身坚牢，能为细字如牛毛；孙曾挽须或踞膝，挥之令去仍拈毫。”赞扬他终身笔耕不止，勤奋攻书，以砚田为乐的高尚情操和治学精神。

1933年，严寅亮因痼疾复发，医治无效，逝世于贵阳，子孙将灵柩运回原籍印江安葬。他的遗著除《剩广墨试》外，还编有《严氏家训》《严寅亮年谱》，校勘廖袭华所著《古本大学释议》《进藏日记》，校勘赵幼渔所著《赵鳖生文集》等。在国内所存的亲笔书法，有匾额、楹联、堂幅、碑刻、墓志等。遗留书法印章32枚，其中有慈禧赐给的“宸赏”玉章一枚。

向燮堂（1865～1904年），又名向协堂，今湖北省恩施市沙子地镇花背人，清末“施南教案”的关键人物，反对洋教入侵的民族英雄。

向燮堂出身于世代农家，生性豪爽，为人正直，好打抱不平，喜社交，讲义气，深受他人敬仰，被推为沙子地汉流帮会的“大哥”。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天主教传教士在沙子地开设了天主教堂。由于外国传教士及一些不法教民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当地群众与不法教民的矛盾日渐加深。光绪三十年六月初五（1904年7月17日），法国天主教鄂西南教区主教德希圣，在司铎德希贤、董明德及教民贾澄清的陪同下，巡视沙子地教堂。路过花背时，农民向新元等人出于好奇，想看外国人相貌而立于路旁。随行教民贾澄清认为他无礼而喝拦掌嘴，彼此发生争吵，贾澄清以势压人，声称要将向新元送县里法办。后经众人出面求情，让向新元于次日办8桌上等酒席，放6万响鞭炮，叩头赔罪，息事宁人。向新元被迫接受这些屈辱的条件，一一照办。但7月19日德希圣一行正要返程之时，贾澄清又制造事端，认为向新元赔罪所放鞭炮不足6万响，要向新元再放10万响送行。乡民们因沙子地多是茅屋，街道狭窄，加之气候炎热，担心引发火灾，反对燃放鞭炮，再次引发争吵。德希圣等人态度蛮横，扬言不放鞭炮就要施南府派兵抓人。被洋教欺压甚久的乡民，终于忍无可忍，齐声喊打。向燮堂率众当场杀死了德希圣、德希贤、董明德、贾澄清、黄朝炳、何登玉、黄张氏7人，放火烧掉了教民李家炳、蔡贤歉、陈汉科等家住宅，并捣毁了教堂神器。震惊中外的“施南教案”爆发。

向燮堂等人反洋教、杀洋人的义举遭到了清政府的严酷镇压，两湖总督张之洞电令宜昌镇傅廷臣出兵镇压，派常备军左翼第六营守备张绍绪率部驰赴施南，令湖北试用道左元麟到施南府查办。法国公使吕班派使馆参赞贾沙纳到湖北督办，法国驻汉口领事费享禄亦派代表田国庆到施南府督办。

在清军大力搜捕下，为不连累乡亲，藏身于红土溪后塘坝的向燮堂，自行投案自首，被押解到施南府审讯。面对湖北试用道左元麟、施南知府施纪云、法国驻汉口领事代表田国庆等人，向燮堂挺立不跪，当堂揭露洋教士及不法教民欺压乡民的种种劣行，大义凛然地说：“像德希圣这样的人，可惜杀少了，你们现在要杀我，就马上杀，何须再问。”光绪三十年八月初六（1904年9月15日），向燮堂被杀于施南县城东门外河滩，年仅39岁。

9月30日，中法签订了《施南教案协议条款》，清政府以赔偿14.5万两白银，一年之内再建两座教堂的条件，使“施南教案”最终解决。鄂西群众敬佩向燮堂反洋教的英雄气概，编唱了《燮堂歌》：“正月里，喜洋洋，燮堂练兵又造枪，清兵见了像筛糠。六月里，雾茫茫，主教神父上杀场，呜呼哀哉见阎王。”

2008年，湖北省人民政府印发了《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五批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鄂政发〔2008〕16号），公布了全省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沙子地天主教堂和向燮堂墓分别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彭施涤（1871～1947年），字惺荃，今湖南省湘西州永顺县大井村人。孙中山创立的中国同盟会早期会员，著名教育家。

彭施涤从小勤奋好学，但其父早逝，家境贫寒，幸得其岳父资助，才得以继续学业，入岳麓书院深造。清光绪二十年（1894）赴京会试，参与“公车上书”。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中丁酉科举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参与熊希龄等湘西人士筹办常德西路师范事宜。次年被推荐为官费留学生，东渡日本，入东京弘文师范学院学习。在革命思潮的推动下，在东京他加入了孙中山、黄兴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为打击革命党人活动，令驻日本公使通过日本文部省颁布了“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为抗议清政府对留日学生的迫害，他与大多数学生愤然罢课归国。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彭施涤由日本回到上海，为解决回国学生就学问题，与姚宏业、孙镜清、宋肯堂、马君武一道，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公学。彭施涤任第一届董事兼学监，并执教修身课及健身操。他学识丰富，教学严谨，学生对他十分尊敬。中国公学亦留部分名额招考国内优秀学生，深得考生的感激。如胡洪辟（胡适）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投考时，国文、英语成绩优等，但数学差，奈彭施涤、马幼渔两先生为我力争，方得取录。

清光绪三十四年，彭施涤应湖南省学使吴子修邀请回湘，任湖南高等实业学堂副监督。在彭施涤的大力主持下，该校与法政、商专合并成为湖南大学，他本人任董事。宣统元年（1909年），他改任湖南优级师范学堂教务长，并当选为湖南省咨议局议员、常驻议员。次年（1910年），又改任常德西路师范学堂监督，为湘西北培养了大量人才。蒋翊武、林伯渠、李烛尘、粟裕、滕代远、辛树帜等著名人士均毕业于该校。宣统三年，他当选为省参议会议员，与议长谭延闿交厚，谭任湘省都督时，在施涤的力劝下，支持了武昌起义。

民国2年（1913年），彭施涤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后因不满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愤然回湘任教，参与地方反袁运动，以示抗议。民国5年，反袁护法浪潮波及湘西，永顺农民田月卿组织“讨袁北伐军”占领永顺县城，邀请彭为永顺知事。彭任职10余日即托词赴长沙，秘密从谭延闿处募得巨款，助蒋翊武去广西作反袁斗争。

1915年，彭施涤因母丧返湘。1918年，被委任为桃源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堂校长（当时称省二女师）。施涤主持该校6年，其开明思想对学生有显著影响。沈从文在其文章中评价彭施涤说：“他思想开明，对学生有显著影响。男女同校运动，女子剪发放足运动，皆出自这个学校，不久，即推广到全国”。该校培育出了酉阳王剑虹（瞿秋白夫人）、临澧蒋伟（丁玲）、桑植向元姑等具有先进思想的女生。

1922年，国会重开，彭施涤反对曹锟贿选总统，拒贿回湖南桃源，旋复北上，居于北京宣武门，支持孙中山与李大钊开创国共两党合作事业，勉励湘西籍在京学生追随李大钊的革命活动。1928年，李大钊与一批革命青年被捕于苏联使馆，他参与营救工作，还收殓湘西籍烈士邓文辉及姚彦遗骸安葬，并资助姚之遗孀胡宝仙及幼子。

1934年秋至1937年春，彭施涤任湖南省政府委员。在其任上力促省府赈灾济民，多方筹款兴办教育。长沙兑泽中学、大麓中学、民本职业学校、彭氏述作小学，常德沅澧中学等校均得其助学捐赠。为改善湘西文化教育落后面貌，他还资助湘西男女学生外出求学。抗战初期，湖南省政府聘任彭施涤任省府顾问和《湖南通志》副总编纂。为激励国人抗战士气，他在《通志》中特设《民族英雄》编目，为明代抗倭名将永顺土司彭翼南、保靖土司彭荩臣列传，还为永顺县所修建的翼南牌坊亲笔题书对联一副：“破虏溯当年，浙海东南传伟绩；鼙鼓思壮士，大乡西北有高楼。”其爱国仇敌之凛然正气跃然联上。

1938年冬，彭施涤告老还乡，他荣获了“湖南教育界四老前辈”的殊誉，赢得了“门生弟子遍天下”的赞颂，但却两袖清风，行囊简陋，仅运回书籍200余箱。1947年秋，彭施涤病故于永顺县城，享年77岁。姻亲瞿方书教授挽联曰：“一生大节凌衡岳，万古清光照洞庭。”概括了他一生的节操。

温朝钟（1878～1911年），字静澄，号果斋，别名温而厉、孔保华、恍惚道人。

温朝钟幼赋天资，聪慧过人，志量不凡，贫寒的家境使他勤奋好学，但严酷的社会现实与民族矛盾，使他在青年时期对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极为不满，萌发了改造社会的雄心壮志。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亲友们敦促下，他就近考取了四川省黔江县学，但因不满于县学的陈规陋习，弃学回家，布衣素食，自学修身立德，旁搜博采，于经史之外，遍及诸子百家、佛道经典，谋求救国图存之道，探讨社会改革之策。还行医济人利物，不论严寒酷暑，山高路远，一喊即应，药到病除，时人尊称为“温神仙”。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他改名温而厉，报考省师范学校，成绩第一。主考官认为他“文怪、字怪、名怪”，而特意召见。但温朝钟大谈国事，抨击朝政，被主考官认为“狂生”，列为第二名。次年，他遇到了黔江同乡、日本留学归来的同盟会员程芝轩，经程介绍加入同盟会，温朝钟再次放弃学业，走上了反对满清统治的革命道路。他遍游川鄂湘黔，观察山川要隘，访问草泽英雄，广交革命志士。还去汉口向新军学习制造炸弹，向武术师学习剑术。随后他带着《革命军》《同盟会宣言》等革命书籍回到黔江，同黔江、咸丰两县的同盟会员一道宣传革命，他们翻印《灭清八策》，每逢集市，即在群众中演讲“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揭露清朝统治者的残暴和丧权辱国的政策。为了将民众组织起来，温朝钟还提倡“习武强身，强身保国”，建立了风俗改良会，得到了鄂川边区人民的热烈响应，入会群众达一万余人。在风俗改良会的基础上，温朝钟、黄玉山等进一步筹建革命武装团体铁血英雄会，表明其“以铁与血来抵抗敌人，洗雪国耻”的决心。铁血英雄会提出了“义联英俊，协和万帮，推翻清廷，打倒列强，复兴中华，实行共和”的政治主张，印制万余册《革命军》，散发四川黔江、彭水、酉阳和湖北咸丰、利川等地。不出几个月，会员急剧发展到六七万人。宣统元年（1909年），铁血英雄会更名为湘鄂川黔铁血联英会。

此时中国的形势，已如干柴烈火，革命风潮在各省涌动，一触即发。清政府惶恐不安，加大打击革命党人的力度。清宣统二年，湖北施鹤道贴出告示，通缉温朝钟等人。温改名孔保华，取道四川江津、永川等地，访问同盟会友，商讨起义事宜。宣统二年庚戌冬月（1910年12月），黔江县令王炽昌借名苛征，民怨沸腾，起义时机成熟。温朝钟、黄玉山、王克明等到彭水凤池山开会，商讨武装起义。温朝钟赋诗铭志：“瀛海劫灰犹化尘，神州狮睡继为春。龙将沼池云先起，虎未啸林风已生。渔父尚轻亡国奴，汉儿甘作醉乡民？皇天有命诛残暴，谁是攀龙附凤人？”但武装起义的消息不慎走漏，豪绅温百川向黔江、咸丰两县告发。咸丰县令徐培曾留学日本，受过同盟会影响，同情革命党人，把前来告密的温百川关押起来。但黔江县令王炽昌则电告酉阳州牧、重庆道台和清廷军机处，乞派兵镇压，并招集土豪劣绅组建乡团，商讨防剿。温朝钟、黄玉山、王克明等为了应付突然事变，决定立即起义，变被动为主动攻打黔江。

1911年1月3日，革命军在凤池山誓师，剪除发辫，发布“讨清檄文”，推举温朝钟为司令总长，王克明为次长，黄玉山为后勤总长，举行推翻清政府的武装起义。1月5日，1000余名起义军臂佩白布章，手持长矛、马刀、火枪、土炮等武器，举着“奉天承命，扫清灭洋”的大旗，向黔江县城挺进。在板甲溪分兵，后路偷袭，两路包抄，被奇袭的清军溃不成军，落荒而逃。革命军于1月7日攻下了黔江县城。入城后，革命军打开监狱释放关押群众，捣毁了厘金局和天主教堂，宣传革命军主张，号召大家团结一心，共同努力，推翻清政府，赶走帝国主义。响应者甚众，革命军发展至七八千人。因黔江县城无险可据，粮草难以补给，革命军在城里仅驻扎一天，于1月9日转回大路坝、后坝一带，继续发动群众，补充器械。11日，革命军集结于黔江、彭水交界的两会坝，将起义队伍整编为“国民军”。制定了“攻打彭水，出涪陵，沿长江上重庆，与各地同盟会会合，向全川与外省扩展”的计划，以配合全国起义。但因派往彭水的联络员未返回，彭水方面情况不明，温朝钟决定再占黔江。

1月12日，国民军自两会坝出发，兵分两路从南门与西门进攻黔江县城。但是，清政府从酉阳派来的援军早已抵黔江，并在城西凭借万柳堤设伏，当温朝钟率部到达城郊涉水过河时，遭到了设伏清军的猛烈攻击。国民军虽奋勇还击，但损失惨重，温朝钟身边仅剩数十人，只能放弃攻城，带领余部向咸丰破水坪撤退，以图据险固守。17日，清廷调集的四川、湖南、湖北3省官军追至破水坪，将温朝钟等人坚守的飞龙寺团团围住。温朝钟拒绝了部下让他躲藏起来，以待时机再行起义的建议，认为“首其事者当其难，岂能逃避”，凛然面对清军围困。次日，清军攻破飞龙寺，温朝钟烧掉了会友册，挺身站在楼门上，大声对官军说：“我是温朝钟，一切皆我所为，不与他人相干。”官军一阵乱枪将他射倒，攻入寺院后残忍地将温朝钟分尸，川军得其头，鄂、湘分其手足，遇害时年仅33岁。

1911年l1月13日，在武昌起义的鼓舞下，温朝钟余部攻克了黔江县城，成立军政府，宣布独立，迎来了辛亥革命的胜利。四川军政府追认温朝钟为烈士，授予他“铁血英雄”匾额，黔江县城为其建立纪念碑亭。湖北咸丰县城的一条街被命名为“朝钟路”，温朝钟的英雄事迹一直在川鄂湘边区传颂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