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光荣的革命历史传统
在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土家族人民写下了光辉的历史篇章，为祖国的独立和解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一、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土家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的主权、领土以及国家和人民安危遭受到重大威胁。在抗击英国侵略的斗争中，土家族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奏响了一曲曲保家卫国的壮烈凯歌。
土家族将领陈连升就是在近代抗击外国侵略战争中第一位为国捐躯的少数民族将领。当英国侵略军封锁珠江口企图进犯广州时，担任三江口副将的陈连升被调往沙角炮台驻守。沙角炮台是从海路进攻广州的第一道防线，战略地位极为关键。此时的陈连升已是年逾花甲，但行伍出身的他老当益壮，斗志昂扬，深感责任重大。抵达沙角炮台后，他带领官兵修筑工事，加强防御，随时准备打击来犯敌人。这时主张坚决抵抗的林则徐和邓廷桢均被革职，主张妥协的钦差大臣琦善取而代之。琦善一边与义律谈判，一边将驻守沙角的800名官兵撤走，遣散水勇乡勇，撤除珠江防务，处于无防可守地步的陈连升极为愤怒，寝食难安。
陈连升
琦善的妥协讨好助长了英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1841年1月，义律利用琦善已撤防的有利时机率军突然向沙角炮台发动进攻。英军大小军舰20余艘从海面攻袭，2000多名英军从后山攀登偷袭。敌我力量的悬殊并没有使久经沙场的陈连升胆怯，他亲自坐镇，毫不畏惧，凭借丰富的战斗经验，使用钢炮和预埋的地雷炸死炸伤敌军数百人。防守的火药很快用完，在敌军步步紧逼的危急情况下，陈连升只能用掺杂炭屑的劣质炮弹和弓箭抵挡英军，射杀英军数十人。陈连升请求援兵和火药，未被琦善应允。终因势单力薄，寡不敌众，陈连升不幸中弹。其子陈举鹏见父受伤，提戟大呼，与敌血拼。陈连升觉大势已去，命子陈举鹏和守备张清龄突围。二人都宁肯战死沙场，也不愿突围求生，继续坚持战斗，直至身亡。在沙角炮台战斗中，陈氏父子英勇善战，杀伤英军最多。英军怀恨在心，占领沙角炮台后，兽性大发，将陈连升的尸体剁成碎块，以示报复。沙角炮台一战，陈连升父子充分表现出土家族人民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反抗外国侵略者，英勇战斗的爱国精神。
英军占领沙角炮台后，大举向广州进犯。道光帝迫于压力，宣布对英作战，任命奕山为靖逆将军，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从各省调集兵力。总兵祥福带领有土家族土兵参加的官兵600多人，前往广州附近的乌涌驻守。昏庸无能的杨芳不作战斗准备，他固执地认为英军之所以凭借坚船利炮长驱直入，必定有邪术相助。于是命令民众将马桶置于木筏之上，企图以此“妙计”“以邪制邪”抵御英军。祥福认为此计为白白送死，立即召集官兵，组织乡民在田中开沟，既为隐兵防守，又为出沟进攻。不久，英军进攻乌涌。英军先发一炮，以探虚实，见岸上无人反应，遂蜂拥上岸。祥福指挥清军反击，击毙英军200多人，打退了英军的猖狂进攻。但是，英军在我军火药耗尽之后，发动反攻，祥福阵亡，官兵死伤100多人。虽然前来支援的清军投入战斗，击毙少量英军，但我军伤亡重大，被迫退守，乌涌失守。乌涌之战虽然失败了，但广大的土家、苗和汉等族官兵，在强大的外敌面前毫不退缩，齐心协力，团结奋战，为了国家的安危，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的保家信念和爱国热忱，在捍卫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历史长河里宛若磐石，历久弥坚。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华北大地上蓬勃兴起，一呼百应。5月，义和团运动逼近天津，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受到严重打击。英、美、法、德、俄、日、意、奥8个帝国主义国家纠集到一起，借口保护洋商洋教，先后集结兵舰38艘于大沽海面，一边扬言两个月之内如果不能剿灭义和团，各国就要联合出兵镇压，一边集结海陆军两万多名，水陆兼程，进逼京津。此时，驻守天津的湖南籍土家族将领罗荣光已被擢升为新疆喀什噶尔提督，其部下劝其立即奔赴新任。但罗荣光面对自己驻守24年之久、三次遭受帝国主义侵犯的天津海防心痛不已，毅然请求留任，镇守大沽口，并慷慨陈词：“人在大沽在，地失血祭天！”誓死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罗荣光留守大沽后，周密部署，激励官兵，积极备战，并决定亲自指挥主炮。6月，沙俄海军中将基利杰勃兰特向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交出炮台。罗荣光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无理要求。16日夜11时，增调布置妥当的敌舰突然发炮进攻。罗荣光亲自操炮，沉着指挥还击，击沉了八国联军中最大的兵舰沙俄主力舰“机略克”号。但17日凌晨4点，敌舰改变战术，先后向北岸、南岸炮台重点突击。大沽炮台因无法还击迫近的敌人而危在旦夕。向直隶总督裕禄的求援始终未得响应，天津守军弹尽援绝，回天乏术。双方激战6个小时后，罗荣光知事不可为，纵马回舍，偕眷属一同壮烈殉国。3天后，大沽炮台失守，天津陷落。
罗荣光
二、太平天国影响下土家族地区的反封建斗争
近代以后，土家族人民不仅积极站在反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前列，而且不断掀起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斗争。红钱会和黑钱会是活跃于川东南地区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在道光后期，他们经常潜入来凤县境内，在当地土家族人民的支持下，数十人或数百人一起，打击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的恶言暴行，给地方政府在本地区的封建统治造成不小威胁。
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民起义的巅峰之作——太平天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迅速推动了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群众性的反封建运动，当太平天国的西征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安徽、江西和两湖的清军时，土家族人民聚居区的农民斗争的熊熊烈火也被引燃。
1854年5月，太平天国西征军由宜昌顺流而下，进至湖南澧州、津市一带。此时永顺府、县衙役由于催缴“军谷”不成而逼死人命一事激怒了当地人民。永顺、桑植两县的土家族人民在涂正路的领导下，趁清兵调动频繁、防务空虚之机，首先起义，与太平军遥相呼应。同年11月，永顺县土家族彭盖南决定利用躲难山的有利地势组织起义推翻清政府统治。他遣人分头发动，完善内部组织，赶制军械，整军备战，联络桑植县的民团首领李辉、覃序宾等，趁永顺知县外出巡视之机，攻入县城。
此次攻城后，起义军声势大振。众推彭盖南为“珍明王”，统帅全军，下设各级官职。随后，彭盖南先后两次攻打永顺府城，获得全胜。起义风暴震惊省垣，湖南巡抚骆秉章立即调派各路清军前往镇压。力量相差悬殊的起义军节节败退，终至大势尽失。彭盖南自尽，涂正路、瞿三远等首领在分赴各乡时，被地主乡团杀害。震惊一时的“甲寅起义”遂告失败，彭盖南余部在其义子带领下，退居躲难山，保存力量，等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
太平天国后期领导集团内部因争权夺利而出现严重分裂，石达开被迫出走，并带走一批精锐部队，辗转流动于江西、浙江、湖南、广西等地，最后进入贵州、川东、鄂西、湘西等地活动。1861年在其影响下，彭水县土家族、苗族农民军纷纷参加义军，一举攻占彭水县城。太平军攻下黔江县，开仓济贫，深得当地土家等各族人民支持，太平军队伍迅速壮大。随后，太平军进入鄂西，攻占咸丰、来凤，击毙知县，并深入到当地农村，使地主阶级极为恐慌。同年冬，石达开从广西亲自率兵经过湘西，于次年1月与来凤的许桂和会师。途经的许多土家族地区的贫苦农民积极参加起义队伍。1863年6月，石达开决定抢渡金沙江西进，命李复猷率3万人由贵州回攻川东。7月，李率部占领酉阳、秀山、咸丰，流动至贵州铜仁一带。
石达开所率太平军往返流动于湘鄂川黔接壤地区，土家族人民对太平军广泛支持和援助，不仅牵制了大量清军，有力地配合了太平军的反清斗争。太平天国运动对土家族的反封建斗争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贵州掀起了各族人民大起义的革命高潮，最著名的就是爆发在黔东北地区的规模较大的红、白、黄号军起义。
贵州建省以来，财政一直拮据。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后，中央和各省的主要精力都放在镇压起义上，自顾不遑，给贵州提供的养兵费用少之又少，贵州财政更加陷入困境。横征暴敛使得农民的生活雪上加霜。各族人民被逼上了绝地，终于爆发了咸同年间的农民大起义。
咸丰四年，铜仁属江口县上五洞爆发了由徐廷杰、梅济鼎等领导的“红号军”起义，以“反折征”为口号，深得土家族人民的支持。次年，起义军攻入铜仁府城，知府被迫自杀，起义军打开铜仁府军械库，装备义军；打开监狱，释放囚犯。红号军发展迅猛，很快得到附近各地的响应，以破竹之势攻下了思南、印江、玉屏等地，并向湘西和川东进军，威震黔东。清王朝急忙令贵州巡抚蒋蔚远调湘军围攻铜仁。在湘军的钢炮猛攻下，红号军虽然拼死抵抗，但仍然难以抵挡。咸丰六年，铜仁失陷，徐廷杰、梅济鼎等首领相继阵亡。突围而出的首领陈福林率少量红号军退守三角庄，以求反攻。清政府组织川、黔、湘三省清军会剿，红号军处境十分危险。
咸丰八年，思南县鹦鹉溪爆发了白莲教支派灯花教刘仪顺、秦魁榜、田宗保等人领导的土家、苗、汉等族人民参加的“白号军”起义。起义军首先攻下思南县城，杀死知府，一面向印江、务川、龙泉等地进军，一面选择农村山寨积极准备建立根据地。并提出“反折征，反捐输”的口号，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咸丰九年，刘、秦、田等在思南建立了农民政权，举朱明月为“秦王”，国号“江汉”，刘为军师，秦为右丞相，田为元帅。白号军以江汉政权的名义颁布布告，制定斗争策略，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并在军事、经济、贸易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的贫民，实行且战且耕的斗争方式，并在义军控制的根据地和清军交界处开设“蓝白场”，允许民间自由贸易。
白号军的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队伍很快发展到十万余人，纵横千余里，并与其他兄弟队伍联合作战，攻下了黔东北、黔北等一大批重镇，引起了清王朝的恐慌，急调川、湘军进入贵州，残酷镇压白号军。同治五年，清军将领李元度率湘军攻下白号军的重要营盘大小屯，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同治七年，白号军聂正才配合湘军攻打觉林寺，“秦王”朱明月被俘遭杀害，刘、秦率少数豪杰突围，首领田应武、何强进、何发喜被害，万余名士兵战死或逃散。刘、秦等部分号军退至尚大坪岩门关，在间道遇敌，号军临危不惧，誓死抵抗，刘、秦被俘后在成都受凌迟之刑。历经10年斗争的轰轰烈烈的号军起义被镇压下去了。
咸丰八年，德江县土家人胡胜海及罗应儒等与刘仪顺秘密联合，竖起黄旗，头裹黄巾，以干溪梅林寺为大本营举行起义，号称“黄号军”。义军起势汹涌，进攻县城一举成功，所到之处，农民纷纷响应。黄号军与白、红号军遥相呼应，成为黔东北义军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治元年，黄、白号军联合作战，击毙知府、总兵吴宏盛，杀死团练200余人，后又驰援红号军。随着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同治七年，黄号军受到清军的残酷镇压，在大堡、小屯等战役中，接连失利。首领胡胜海等被俘后在思南被杀害。
总之，鸦片战争的失败，加剧了我国国内的阶级矛盾，石达开领导的西征军进军到湘鄂川黔边境，得到了土家族人民的积极支持。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下，黔东北爆发的由土家、苗、汉等各族人民参加的号军大起义，是贵州人民大起义中的重要力量。他们与其他苗、布衣、侗、水、回等族人民互相配合，把起义声势不断推向高潮，给清王朝和地方封建势力以沉重打击，充分显示了土家族人民的革命精神和巨大力量。
三、辛亥革命时期土家族地区的资产阶级革命斗争
辛亥革命前夕，以同盟会为主的革命力量正积极活动，同盟会员遍布全国各地，组织发动群众，准备起义推翻清王朝的统治。1911年，辛亥革命的枪声震慑了清王朝，作为两千多年封建统治象征的皇帝宝座已不能自保。在这一过程中，涌现了一批土家族革命者，他们为资产阶级革命斗争贡献出了积极力量。
邓玉麟
1910年，巴东县的邓玉麟因家境贫寒携弟投奔武昌革命新军，加入了革命团体共进会，成为其中的骨干，并在新军和两湖师范学堂中大力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发展会员，联络志士。1911年10月10晚7时，邓玉麟率部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湖北军政府成立后，由于革命党人的主要成员不在武汉，有人提议邓出任都督，他以自己的军阶低，无号召力而谢绝。利川县的牟鸿勋也是共进会的骨干力量。1911年2月，牟以两湖师范学堂的总代表的身份出席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席会议，被公推为司勋和政治筹备委员。军政府创办《中华民国公报》时，牟鸿勋任社长。在牟鸿勋的领导下，公报积极宣传革命道理，鼓动民众支持革命，打击反动势力，对巩固辛亥革命的成果起了很大的作用。共进会的另一个骨干席正铭从学生时代起就积极学习和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反对清王朝。加入同盟会后，更是积极联络，发展会员，为武昌起义和保卫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作出了突出贡献，深得黄兴和孙中山倚重。值得一提的是，席正铭经过多年的革命实践和学习，向孙中山提出了中国革命应该效法俄国革命道路的建议，得到了孙中山的认可和赞同，这也是新三民主义“联俄”的初始思想。湖南举人李执中中年时期东渡日本加入兴中会，辛亥革命爆发时赴长沙组织军政府。民国成立后，他当选为众议员，有袁世凯的党羽向他行贿游说时，他义正词严地说：“我堂堂楚国男子，平生不做幕夜之行，此言何及于我？”1922年，陈炯明叛变革命，他追随孙中山退居上海，被派往湘西说服蔡巨猷、陈渠珍、唐荣阳等实力人物，出兵讨伐陈炯明。当李回来复命时，孙中山称赞道：“李先生一人可抵千军。”
辛亥革命时期，土家族地区更是处在资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最前沿，爆发了由温朝钟和黄玉山领导的黔江庚戌武装起义。
温朝钟，四川黔江土家族，幼年颖悟过人。1906年，他考取了省师范学校，不久，经从日本归来执教的同乡程芝轩介绍加入同盟会。从此，温朝钟走上了革命道路。1911年1月3日（庚戌年腊月初七），以温朝钟为司令总长，黄玉山为后勤总长，革命军发布反清檄文，剪除发辫，臂佩白布章，外衣前后粉书“国民军”三字，手持长矛、马刀、火枪、土炮等武器，举着“奉天承命，扫清灭洋”的大旗，向黔江县城挺进。1月7日清晨，一举攻占黔江县城。义军打开监狱，走上街头，宣传革命，补充人员枪械。旋又主动撤离县城，准备攻打彭水，沿长江发展，配合全国起义。
由于彭水联络人员未回，情况不明作罢，起义军决定再次攻打黔江县城。此时，清政府迅速调集的川贵鄂湘援军已到，对革命军进行重重围合，跟踪追击。17日深夜，义军再退驻飞龙寺，被追来的敌军团团围困。在这生死关头，有人建议温朝钟化装出逃，温朝钟毅然烧掉会友名册及文稿，挺立飞龙寺楼门前，面对敌军大声陈词：“我就是温朝钟，一切皆我所为，不与他人相干!”终于在突围时寡不敌众，温朝钟和他手下的数十名土家、苗、汉各族英雄壮烈牺牲。黄玉山不忍株连藏匿他的乡民，挺身而出，英勇就义。他们用鲜血和生命绘出一幅壮丽的丹青，永存后世。
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迅速传到鄂西土家族地区，土家族、汉族人民欢欣鼓舞，异常兴奋。一些在武汉的鄂西革命党人被派回，继续从事武昌起义前在鄂西的革命活动。恩施驻军在革命党人的影响下，于1911年举行反正，脱离清政府，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
辛亥革命前夕，湘西土家族留学日本的彭施涤、向乃祺等先后加入同盟会，积极开展革命活动。辛亥革命的浪潮波及湖南，革命党人占领长沙，宣布湖南独立。清吏拒不响应。1911年10月，同盟会会员田应全在凤凰组织“光复军”，深入农村，发动土家、苗、汉等族人民准备起义，经过激烈斗争，12月底，凤凰宣布独立，接着，永顺、保靖等县亦告独立，成立湘西军政府，结束了封建王朝在湘西北土家族地区的统治。
11月，重庆宣布独立，成立蜀军政府，接着，酉阳、秀山、黔江等县相继响应，早在酉阳活动的同志会会长刘扬闻知武昌起义的消息，立即联络土家族会员白锦祯、彭安国等人密谋起义，以期响应。收复酉阳的战役中，白锦祯父子牺牲。在广大土家、苗、汉等族人民的支援下，酉阳、秀山相继独立。
与酉阳起义相呼应，黔江县也高举义旗。在1月川鄂边境起义时被清军杀害的义军首领王克明之妻杨氏，抱着为夫报仇的决心，组织百余人，与温朝钟余部一起响应武昌起义。义军一举攻占黔江县城，赶走县知事王良鼎。1911年11月13日，黔江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推举曾担任过贵州石阡县知事的彭铸臣担任司令。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家族人民的革命斗争
辛亥革命后的广大土家族地区，北洋军、鄂军、湘军、黔军、川军等新旧军阀此去彼来，争战不已。他们相互拉锯，拉夫派款，抢粮夺财，给土家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土匪、溃兵骚乱地方，抢钱劫物，杀戮奸淫；加之地主豪绅组织民团，鱼肉乡里，欺压百姓，社会残破，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来凤、鹤峰、巴东、五峰、长阳、恩施、咸丰等县，先后出现了许多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称为“神兵”，这些包含绝大多数土家族和汉族的贫苦农民的“神兵”们，决定用自己的力量保卫自己。
神兵运动以“反对军阀、反对苛捐杂税”为主要斗争目标，借助“身穿铁盔铁甲，脚蹬铁靴铁袜，头戴铁龙帽，身子赛铁塔”的咒语来提高士气和战斗力，认为默念咒语就可以刀枪不入。“神兵”纪律严明，不贪财爱宝，不奸淫掳掠，平时种地，有事就敲锣打鼓，集中起来，准备打仗。他们在梭镖、马刀上系红布，头缠红巾，把斗争锋芒直指军阀、土匪、反动团防和贪官污吏。正是由于湘鄂川黔边区“神兵”的存在，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和邪恶兵匪，在一定时期内确保了地方的安全。但是由于当时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些农民的自发斗争组织分散，彼此联系较少，容易被地主武装各个击破。少数“神兵”组织，由于地主、流氓的渗入和利用，反而成为地主阶级危害人民的工具。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始领导各族人民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国革命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土家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追随共产党，加入党组织，为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
1926年，中共湖南省委在常德设立“湘西特委”，在工农民众、学生中宣传革命，建立组织。在特委的领导下，湘西土家族地区的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据统计，泸溪县当时就有3个区17个乡建立了农民协会，入会会员1306人。5个月后，农民协会的会员人数猛增至万人以上。参加农民协会的不仅有贫苦农民，还有手工业者和小学教师。他们打击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贪官污吏，支援北伐。在长沙、常德读书的共产党员谷及锋、彭玉珊等同志返回家乡桑植县，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打击封建势力，处死了大恶霸朱愚农，农民们大长志气，拍手称快。其他地主豪绅闻风丧胆，纷纷逃匿。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屠杀共产党员，镇压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土家族地区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也遭到国民党的血腥镇压。但是，身经百战的土家族儿女没有迫于国民党的淫威而屈服。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改变斗争策略，从公开转入地下斗争，同时抓住一切机会打击敌人。同年底，咸丰县的黄兴武、黄子全，来凤县的杨维藩、刘乐生，恩施县的郑连交，建始县的聂冬青、张学秉等共产党员在咸丰县成立了“中共恩鹤临时特委”，杨维藩任书记，继续领导当地的农民斗争。原来群众基础较好的桑植、大庸、五峰等县的农民武装依然坚持战斗。贺龙的姐姐贺英、妹妹贺满姑、妹夫向生辉等领导的几支农民队伍，在桑植、鹤峰边界顽强斗争。贺满姑在桑、鹤一带建立了以土家族成员为骨干的农民协会，继续打击土豪劣绅。这些分散的农民武装相互配合，在斗争中不断壮大，为日后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积蓄了力量。
1927年8月，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同志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中国共产党从此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在贺龙同志领导的部队中，有许多英勇善战的土家族将士。
南昌起义后，党中央根据湘鄂西农民运动的良好基础和地处四省边陲的有利地势，决定派贺龙、周逸群、卢冬生、贺锦斋等回到贺龙的家乡——土家族聚居的桑植县开展武装斗争，开辟革命根据地。贺龙的到来，使当地土家族人民欣喜万分，一度沉寂的桑植县的革命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贺龙同志的亲属把各自掌握的农民武装交给贺龙指挥，许多土家族儿女也英勇参加革命队伍。不久，由贺龙任军长的工农革命军成立。工农军成立后，一举攻克桑植县，建立了革命政权和中共桑植县委。同年4月，国民党趁工农革命军立足未稳，派军突然向桑植发动进攻。我军战斗失利，桑植县失陷。周逸群转战至荆江两岸，贺龙退至鹤峰县红土坪一带收集失散部队。7月，贺龙再次攻占桑植县洪家关，建立湘西前敌委员会，贺龙任书记。同时，整编部队，正式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同年8月，国民党派大批军队“围剿”桑、鹤边境，革命队伍处境极为艰难。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贺龙决定在反革命力量较弱的恩施、咸丰、利川一带发展革命武装，建立根据地。在收编革命队伍的过程中，邬阳关的土家族陈连振父子领导的“神兵”在共产党员徐锡如的说服下，加入工农革命军，成为一支英勇善战的红色“神兵”。1929年1月，贺龙率领部队从邬阳关出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鹤峰县城，并击退了鹤峰县团的进攻。占领鹤峰后，贺龙根据党的决议，一面改编红军，在连队设立政治机关，一面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同年5月，解放桑植县城，建立苏维埃政权。并深入农村，打击地主，建立乡镇基层政权，鹤峰、桑植两县连成一片，根据地的建设初具规模。
湘鄂边革命形势的发展，使国民党反动派极为恐慌，蒋介石急令湖南省主席何键组织“剿共”指挥部反扑。革命政权越战越勇，1929年，与国民党十九师向子云旅的赤溪河一战，歼敌2000多人，缴获枪支千余只，这是红四军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此后红军向大庸、永顺一带发展，在永顺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
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再次大规模向湘鄂西进攻。鉴于敌强我弱，红四军放弃桑植县城，向西北方向转移。在鹤峰县红岩坪稍加休整后，红四军出邬阳关，先后攻克五峰、长阳县城，建立各级革命政权。接着，在土家、汉、苗等族人民的大力支援和紧密配合下，经过两年多的艰苦斗争，逐步建立了以鹤峰为中心，包括五峰、长阳、桑植和恩施、巴东、建始部分地区在内的湘鄂边根据地。
正当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时，在党内“左”倾路线的统治下，中央要求工农革命军离开根据地，配合进攻长沙，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也遭受到严重挫折。在国民党的“围剿”下，到1932年，湘鄂边根据地相继丧失，桑植、鹤峰县城被敌占领。根据地的政权和人民处境极为艰难。12月，贺龙、关向应等率领的红三军从洪湖突围后，转战7000里，长途奔波，频繁战斗，与贺英的游击队会师，相继收复鹤峰、桑植县城。但是在中央分局领导夏曦的错误指导下，旋即被迫撤离桑、鹤。红三军主力决定在宣恩、咸丰、利川等县开辟新苏区。在这一带惨遭国民党军队和地主豪绅迫害的土家族人民踊跃参军，配合红军保卫根据地，使红军力量再次壮大。
1933年年底在宣恩县大村召开的中央分局会议，决定放弃湘鄂边苏区，向川黔边界发展。次年5月，红军主力先后攻下利川、酉阳、秀山，经长途跋涉，进入贵州，在川东南、黔东北开辟新的根据地。酉阳、秀山等县的土家、苗、汉等族人民积极参加各级工农民主政权，成立游击队、赤卫队，建立了纵横百余里的黔东根据地。8月，为粉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配合红军战略转移，任弼时等同志率领的红六军团在贵州印江县与红三军会师，两军组成二、六军团总指挥部，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决定向湘西挺进。在湘西各族人民的支援下，红军取得了十万坪大捷，粉碎了敌人5万兵力的“围剿”，先后占领大庸、桑植县城和龙山部分地区。1934年在大庸县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革命委员会，由任弼时任书记，贺龙任司令员兼革命委员会主席，后迁至永顺县土家族聚居区的塔卧，形成以龙山、永顺、桑植、大庸为基础，包括慈利、鹤峰、来凤、宣恩等县部分地区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在县、区、乡政权建设中，大批土家族干部担任领导职务，为革命作出很大贡献。
在各级民主政府领导下，广大土家族干部和农民积极投入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他们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财物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斗争，摧毁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广大的贫苦农民从封建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成为土地的主人。土地改革的实行，使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红军队伍迅速扩大。据统计，参加红军的土家、苗、汉等族人民达到4000多人。他们跟地方游击队配合，粉碎了国民党在1935年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取得了连战皆捷的胜利。不仅保卫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而且牵制敌人大量兵力，配合了红军的战略转移。土家族人民在创立和巩固湘鄂西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过程中，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充分反映出土家族人民英勇献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倡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湘鄂川黔边广大土家族人民以国家生死存亡为己任，积极投入抗日战争的行列，并坚持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鄂西特委和川东南工委先后派党员到土家族地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组织和动员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许多土家族农民和知识分子不顾个人安危，加入党组织，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各种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在土家族地区纷纷建立起来，通过讲演、街头剧、推销进步报刊等形式，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对日妥协投降的阴谋及其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日军占领武汉、长沙等地，接连对巴东、来凤、恩施等地疯狂轰炸，使土家族地区的人民遭受惨重损失。日军的暴行更是激起了土家人民的抗日热忱。土家族青年纷纷参军，开赴抗日前线。老弱妇女组织生产队抢种抢收，运送军米，甚至连小学生也加入运米队伍。当日本侵略者占领长阳县城和都镇湾等地时，受到土家、汉族人民的猛烈还击。
正当抗日救亡运动在土家族地区蓬勃发展的时候，1940年，国民党又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革命组织遭严重破坏。土家族人民在坚持抗日的同时，又不断自发地掀起反抗国民党横征暴敛的斗争。1943年，永顺、大庸、桑植、龙山等县爆发了由土家族彭春荣领导的大规模的反对贪官污吏和苛捐杂税的群众斗争。他们提出“抗粮、抗征、抗日”的主张，严明纪律，一度攻打永顺县城。国民党纠集3个师的兵力，与各县保安团队联合进行镇压。彭部受损巨大，被迫接受改编。1945年，永顺、龙山、桑植三县的土家、苗、汉族贫苦农民组成约一万人的“神兵大刀队”，以“抗粮、抗兵、抗税”的口号起义，反对国民党的统治。彭春荣闻讯从国民党军队中逃出，重新收集部众，起兵反抗，与“神兵大刀队”相互呼应。面对声势浩大的群众反抗斗争，国民党软硬兼施，一面以连坐控制群众，一面以欺骗手段分化彭部。1946年，彭春荣率部转移时遭突袭，不幸牺牲。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把全国各族人民再次推入战争的灾难深渊。面对蒋介石集团的阴谋，中共中央指挥全国各地党组织，在国统区内，有步骤地发动农民，开展游击斗争。1947年2月，由中原军区第四分区主力军团组成的游击队在张才千、李人林的带领下，从宜昌过江，在长阳、巴东、建始、鹤峰等地开展游击斗争，得到当地土家族人民的热情支持，消灭了国民党部分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三大战役后，国民党的主力被歼。胜利消息传来，土家族人民更是欢欣鼓舞。此后，人民解放军更是势如破竹，占领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地后，开始向大西南进军。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所向披靡，锐不可当，迅速挺进湘鄂川边地区，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湘鄂川黔边区广大土家族地区终获解放，从此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书写新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