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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前记：此文写于1992年春天，那时受港、台武侠与言情小说波及，大陆出现了强劲的通俗文学热。张赣生老师自幼嗜读通俗说部，并积累了大量作家与作品资料，上世纪60年代便已着手写作一部民国通俗小说史，但因当时国内政治气候，迟迟未能动笔。因此，当新时期通俗文学热潮来临时，他便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民国通俗小说论稿》这部酝酿良久之力著的写作。那时他孤身一人，写得很苦，作为学生，我经常到他那20余平米的蜗居去帮他查资料、抄稿件，于“帮忙”中“偷”走了大量学问。1992年，先生的大著得以正式出版。记得是当年腊月还差几天就过春节时，我正在家中扫房，先生风尘仆仆地带着一大包样书来到我家，丢下一本后就匆匆而去。

春节后，我得暇重新翻阅先生的大著，虽然此前我已断断续续读过部分手稿，但系统详阅这还是第一次，而且阅读中感想颇多，于是便随手记下一些笔记。此后我所任职的报纸急需一篇书评稿件，我便将读后笔记整理成文，在自家报纸发过后，又经压缩交给了罗文华兄任编辑的《天津日报·书林》版刊发。此时，先生已去台湾省亲，待他返津后，我将两报所发拙文呈上时，先生很高兴，说这是该书的第一篇评论文章，并剪下贴在了他随手所用的样书上。

光阴荏苒，转瞬间先生故去已整整13年了，我也由当初刚入道的毛头小伙渐渐知了天命，并滥竽充数加入了先生生前与友朋创建的通俗文学研究团队。此次结集出书，我将此文收入集内，一是为怀念先生的教诲之情；二是为留下一段当年与先生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今日今夜，当我重新整理此文并撰此前记时，先生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望着窗外皎洁圆亮的明月，烟雾缭绕间，我仿佛看到先生正手拿香烟声音洪亮地在向我讲着什么，而我听到的，则是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片头曲中的名句──月圆之夜人不归……

三年前一个春暖花开之日，张赣生老师找到我，商谈起撰写武侠小说辞典条目一事。原来在这一年的春节前，北京、安徽的几位朋友已在筹划此事，并让张老师牵头搞现代部分。也就在这时，我知道了他有写作现代通俗小说研究专著的打算。不久，我得知，他已与重庆出版社签了合同，开始了此书的写作，并且写得很苦。再后来，他见到我说：稿子已经寄出，本来写得还能再好些，但时间太紧，起码原计划中的五万字内容没写进去。在如释重负的喜悦中夹杂着些许遗憾。由于工作关系，我深知当时的出版界正处于“底谷”，对这样一部学术著作能否如期付梓，前景不容乐观。但这种担心我没对他说，说了怕他扫兴，我只是殷殷地期待着这部书能顺利问世。因此，今年春节前，当张老师将一部最后定名为《民国通俗小说论稿》（以下简称《论稿》）的样书摆在我的案头时，虽然其中的一些内容与观点我曾读过并且听他谈起过，但我还是迫不及待地一口气读完，并产生了写点感受的想法。

中国的“通俗小说”源远流长。千百年来，它渗透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直至今日，它仍在文坛中时时掀起波澜，刺激着读者的阅读兴趣。然而，纵观我国林林总总的古今小说理论，对于“通俗小说”这一概念的界定及名称由来、内含诠解，却大多语焉不详。偶有论之，也大抵是从与所谓的纯文学的关系着眼，着重指出的是人们的阅读心理及欣赏趣味，从“通俗小说”本体特性及与民族文化心理相照应的角度去研究者，却是庶几可得。也正因此，许多年来，在人们的观念上造成一种混乱，总是人为地将“通俗文学”与“纯文学”、“严肃文学”对立起来，牴牾视之。也许作者正是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点，《论稿》在未切入民国通俗小说研究正题之前，先对中国通俗小说进行了一番推本溯源。而这一工作对我们今天重新认识“通俗小说”的本质却是至关重要的。此书开宗明义便讲“中国小说自其确立之日起就与通俗拴在一起，”通俗“是中国小说艺术生命之所在。”这原本是老生常谈，不足新奇。令我们耳目一新的是作者的如下论断：“但直至明代中叶，却从来不用‘通俗小说’一词，……正如吃饭必然用嘴，只需说吃饭就够了，无须再说什么用嘴吃饭，画蛇添足，多此一举。……中国‘通俗小说’一词的出现，是由于一次误会。”只这一别具只眼的全新见解，就引起我们欲窥其内中堂奥的兴趣，我们不妨随着作者的笔端，看一看这次误会产生的前因后果。

作者认为：元末明初，罗贯中作《三国志通俗演义》，始将“通俗”引入说部，但它有特定的针对性。历史演义与小说的取材不同，“罗氏之‘通俗’专指演述正史之义。小说原本通俗，无须再加‘通俗’二字画蛇添足，正史原本不通俗，所以才特意标出‘通俗’二字，以示演义与正史之区别。”并进一步指出：明末以前，人们对什么小说的标题加“通俗”是很清楚的，当时出版的《隋唐志通俗演义》、《东西汉通俗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均属历史题材，故用“通俗”与“街谈巷议”的小说加以区别。而同期出现的《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等均为作者的“自觉”创作，因此它们的名称就没必要再加上“通俗”二字。从历史演义与小说取材根据的不同上找到“通俗”一词羼入说部的契机，这在前人著述中是鲜见的。然而下面的一次“误会”却使中国小说原本“通俗”的特性发生了歧义，并对后人曲解通俗小说提供了根据。这便是明末天启年间的冯梦龙在刊行“三言”时，没有深究“通俗”针对性，反而将一些原本就是在民间“与世俗沟通”的小说再冠之以“通俗小说”，于是误会发生了。而这次误会所产生的后果却是重大的，它一直影响着人们对“通俗小说”的认识。中国小说原本就是通俗的，但自冯氏的“通俗小说”风行之后，便为一些不通俗的小说奠定了合理的地位，这或许为冯氏所始料不及。作者只用寥寥数语，便将中国“通俗小说”的原貌予以复原，这种拔新领异的见解使过去诸多“宏论”未能透彻的问题，轻易化解，这不能不说是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举重若轻的把握。

笔者在很多年前既读到过几篇对民国四年（1915年）缪荃孙刊行《京本通俗小说》发难的文章，认为此书绝非刊于元代，但读后总有臆测之嫌，如用上述观点视之，我们岂不又多了一条判断其真伪的根据。再联想到几年前那场关于“通俗小说”的讨论，其实论者本身大多也忽略了“通俗原是中国小说的根本属性，是中国小说艺术生命之所在”这一浅显道理，硬是人为地将“通俗小说”与“纯文学”小说、“严肃文学”小说对立开来，认为是谁抢了谁的读者，这显然是对“通俗小说”理解上的误区所致。需要指出的是，作者不惜篇幅，将“通俗小说辨”贯于全书之首，原其本意，便是力图纠正人们对通俗小说尤其是民国时期通俗小说的偏见，只有将民国通俗小说放到中国小说发展的大环境中去考察，才能历史客观地评价其得失，才能正确理解20世纪上半叶那场“轰轰烈烈”的“通俗小说现象”。

所谓民国通俗小说，即是指辛亥革命至新中国成立前所产生的长篇或中篇章回体白话小说。在现代小说史上，它是作为“五四”运动后兴起的新文艺小说的对立面而出现。通观这一时期的通俗小说创作，确如有些论者所言，思想平庸，以流行价值标准为标准，以社会大众趣味为趣味，片面强调娱乐性与趣味性，脱离时代精神，一味追求一种娱乐、哀怜、探奇、刺激的审美愉悦，是一种不新不旧、亦新亦旧的趋时随世之作，它在当时势力极大，几乎控制了整个文坛。也正因此，它曾遭到过“五四”前后一些有“责任感”的作家们的猛烈抨击。瞿秋白、郑振铎、阿英、沈雁冰、叶圣陶等人在当时便纷纷撰文，予以批评。1922年沈雁冰在《小说月报》和《文学旬刊》连续发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写实小说之流弊》、《真有代表旧文艺的作品么？》、《反动》等多篇文章否定这种“通俗小说”创作，这在当时无疑是振聋发聩、切中时弊的。但我们的文坛在经过数十年的风雨洗礼后，在小说社会功能得到多方完善与健全的今天，我们再回过头去重新审视这一段文学现象，是否想到，在当时被抨击的“通俗小说”中，有无玉石俱焚，伤鸟及屋的偏颇呢？对此，《论稿》的作者没有回避，而是客观冷静地提出个人见解，他认为“沈氏批评当时上海的商业化的‘通俗小说’，这本来很有道理，但他把根源归结于中国国民性和章回的艺术格式，企图从本质上肯定西方小说，否定中国小说求通俗的传统，这无疑走得太远了，”并对沈文对中国章回小说诸形式及通俗性的否定提出质疑。这对于完善中国小说史及还文学史本来面目无疑是公允而必要的。

民国通俗小说作为中国通俗小说的一个组成部分，既是历史的延续，又是历史的发展。我们在重新评介这些作品时，首先应该将它放到大文化系统中去加以考察。“五四”以后新文学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学东渐的结果，非但作品中带有明显的“欧化”倾向，而且在小说批评上也往往是用西方的小说观念去观照当时的中国小说。明乎此，我们便会看到，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冲突实际上是两种文化观念的冲突，也正如《论稿》所言：“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有文化传统上的区别，而不是如一般所说的优劣之别。”

以前笔者在阅读民国通俗小说时，曾有过这样的感觉：民国通俗小说上承晚清小说遗风，发轫于南方，以上海和苏州为大本营，仅就有单行本传世的作者来看，已约有五百人之众，作品数以千计，但这些作者与作品多为过眼烟云，生不及灭，今天能在读者中留下印象的作品仅寥寥几部。而北方通俗小说起步较晚，在南方已沸沸扬扬时，北方还是一片沉寂，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方才初露端倪，然而从作家与作品的数量上看，虽极难与南方相匹，但却出现了张恨水、赵焕亭、刘云若、还珠楼主、宫白羽、郑证因、王度庐、耿小的、朱贞木等诸多名家和他们的代表作，这些作品不但从质量上远胜南派，而且生命力极强，至今还在影响着港台武侠、言情小说的创作。这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比：南方人多书多名著少，北方人少书少佳构多。对此我也曾撰文力图从文化背景、地域差别、流派技巧上找些原因，但均感牵强。此次读《论稿》，使我豁然开朗。作者在分析南北两派的形成得失时认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提倡‘西化’的新文艺家把论战的矛头直指上海的通俗小说”，在激烈的交锋中，使南派通俗作者与新文艺作者双方的阵线日益鲜明，新文化运动团体的出现迫使南方的通俗小说“这一圈子里的同道相互影响，相互支持，在各自所办的刊物上发表同道的作品，不仅强化了自己这阵线的特色，也增强了同道的自信。”为了证实自己的存在，他们便网罗同道迅速大量地创作自己阵线的作品，遂决定了他们“人多书多名著少”的特点。“而北方的通俗小说界则不同，除了张恨水、陈慎言成名较早数年外，刘云若和还珠楼主都崛起于1930年以后，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侵华野心日益暴露，成了中国人注目的焦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也已经过去，在北方已不似往昔那样集中力量去抨击通俗小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白羽、郑证因、王度庐相继成名时，就更没有人大张旗鼓地去抨击他们了。”较少受到外界的批评与干扰，也不必去为通俗小说争个合法地位，使北派作家倒可以静下心来，多从作品思想及艺术质量上下些功夫，这或许是北派出佳构的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作为北派主力的张恨水、刘云若、还珠楼主、白羽、郑证因、王度庐、耿小的等，实为受‘五四’深刻影响的一代新人，尽管他们写的都是中国式的通俗小说，而不是西方式的新文艺小说；尽管他们都有很扎实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底，但他们对‘五四’运动并无抵触情绪，相反还常常流露出程度不同的推崇或景仰，这与南派通俗小说作家的态度明显不同。就这一层意义上说，民国通俗小说的南派与北派作家在思想观念上是两代人。”笔者认为，这是作者对南北派作家群所作的极精僻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一语中的。用此理论反观上述“有趣的对比”，其因果关系岂不一目了然。

由于历史的原因，民国通俗小说作家生前多遭挞伐，死后沉寂多年，对他们的生平史料目前已极难钩稽，即便目前健在者，对当年那段“不光彩”的历史也多缄口默言，这无疑给研究者带来极大的困难。遍览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史及其他研究史料，对这段历史人们大多陈陈相因甚或以讹传讹。《论稿》作者穷30年之积累，钩沉大量报刊书籍，爬剔梳篦，并在此基础上遍访健在的当事人及文坛耆旧，力排众议，终使这一段纷繁的“历史”条理化，使诸多被历史遗忘的通俗小说作家重生再现，这对于完善中国小说史，还现代文学史本来面目是大有裨益的。书中的许多资料均属首次披露，使读者能够在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去发现许多未曾见到的历史遗迹。此外，作者在论述民国通俗小说现象的同时，常常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串插其中，纵横捭阖，古今贯通，这或许是作者的另一部新著《中国艺术之道》的构思已经成熟，不久将杀青的一种先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