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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武侠小说作家中，称得起高产者，当推北派作家郑证因。他在10余年时间内共撰武侠小说近百部，虽然除代表作《鹰爪王》外，其余均难称巨制，且情节又大多相互关联，但每部作品均能故事完整，侠气纵横，并时时将中国传统武术技击之神髓尽显其中。因此，他被后来的研究者誉为执民国武侠小说技击派创作之牛耳。这是与其高深的武术造诣密不可分的。据云他精通武技，早年曾受业于北平国术馆馆长许禹生门下。然此说是否确实，尚待考证。

郑证因原名郑汝霈，其祖辈世居天津西沽，以经营木材为业，曾经有过发迹。但后来因为不善经营遂呈衰败之势，至1900年郑氏出生时，已靠借贷度日。由于西沽地处北运河与子牙河交汇处，是南方漕运进京之必经码头，故清末此处粮商云集，“脚行”、“混混”出没其间，各种帮会组织依恃好勇斗狠而争码头、抢地盘之事时常发生。郑证因的幼年便是在这种环境下度过的。因此，他对旧时的天津各种黑社会组织的阴惨刻毒与礼仪教规多有了解，并在以后的小说创作中多以帮会内幕为题材。

他大约于上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为报刊投稿，所写多为文史掌故与帮会秘闻，并由此而与担任报刊编辑之白羽相识，两人时常闲坐一起，喝茶聊天，关系甚佳。1937年天津沦陷后，他于百无聊赖中开始了武侠小说《武林侠踪》的写作。此时白羽应《庸报》之约，也正在构思武侠小说《十二金钱镖》，但由于他“不懂武术”，遂“邀友人郑证因帮忙”（白羽自传《话柄》）。于是两位困顿风尘的文友从此相互合作，共同踏入了“纸上江湖”的生涯。

开始时白羽为郑氏校改《武林侠踪》，主要是从情节及语言上进行润色；而郑证因则为白羽的《十二金钱镖》设计、撰写武打招式。然而时间不长，《十二金钱镖》写到第一卷第二回的上半部，郑证因便因“另有工作”，丢下几本拳经剑谱而去北平经营“生意”了。关于他们两人分开的原因，后人曾有许多猜测，笔者亦就此事问过白羽哲嗣宫以仁先生，其回答也是“语焉不详”。然而有一个事实却非常肯定，1939年郑氏的“生意”破产后，他又回到天津，回到了此时已因《十二金钱镖》而声誉鹊起的白羽家中，协助其筹办正华出版部，并偶尔替白羽捉刀，代写白羽“钱镖系列”的部分章节。

一年后，当他看到白羽再度陷入窘境，为了不给白羽增添负担，他便迁居北平，于和平门外赁房而居，直至上世纪50年代流放保定。

虽然郑证因与白羽两度合作的时间都很短暂，但对郑氏一生的影响却是极大的，从此他便正式“下海”，开始以武侠小说写作为职业。关于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的始发年代与书名，目前已很难查找。恩师张赣生先生曾写到，台湾武侠小说研究专家叶洪生先生“在他批校编定的《近代中国武侠小说名著大系》中，根据作品的艺术水平推测《女侠黑龙姑》是郑氏初期之作，实则此书于1942年始连载于《新天津画报》，其时正当郑氏的代表作《鹰爪王》在《369画报》连载，名噪一时，或许郑氏因集中精力撰著《鹰爪王》，而对《女侠黑龙姑》无暇推敲，草草交差，也是情理中事”。目前所见郑氏最早写作的武侠小说便是1938年杀青的《武林侠踪》。宫以仁先生以见证人的身份也曾多次向我谈起，郑证因的第一部武侠小说是《武林侠踪》。

民国时期，武侠小说作者甚众，但真正通晓中国武术技击者不多。在郑证因之前，只有南派的平江不肖生（向恺然）与北派的还珠楼主（李寿民）深谙个中三昧。但前者由于热衷于搜辑佚闻传说并仓促连缀成篇，未能依己之长将中国传统武功作为书中内容去着力表现；而后者则因过分偏爱山光水色与神话传说，反将多年习武之得淹于纵横的才气之中未能尽情张扬。真正将中国传统武功与叙事文学完美结合并形成一种别开生面的武林技击小说形态，是在郑证因的手下完成的，这从其代表作《鹰爪王》中可以得到验证。

《鹰爪王》于1941年初连载于北平《369画报》。书叙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王道隆为维护本派与西岳派尊严而与凤尾帮一决雌雄的故事。情节十分单一，但作者却以150万言的篇幅巧事铺陈，写得跌宕曲折，险象环生。其中尤以招式准确、虚实相生的武打场面独擅胜场，作者对各种拳掌、兵刃、格斗、软硬轻功的表现颇具匠心，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同时对绿林道上的不同帮规、门槛、切口也是极尽渲染之能事。使人阅后于紧张激烈的格斗中体味出中国传统武术之真谛与江湖门派之内幕，并直接影响了后来港台新派武侠小说的写作。对此叶洪生先生曾有描述：“如台湾早期卧龙生小说《风尘侠隐》写雪山派的内、外三堂；《飞燕惊龙》写天龙帮总坛及各地分舵，皆是脱胎于郑证因《鹰爪王》的凤尾帮组织。另如柳残阳小说处处不脱‘江湖味’与‘英雄本色’，是明显得自郑派独门心法。”

继《鹰爪王》之后，郑证因又一鼓作气写下了大量武侠力作，产量高达88部，虽然其中泥沙混杂，良莠不齐，但足可被后人称道者也不乏其数，如《铁马庄》、《五凤朝阳》、《南荒剑侠》、《铁伞先生》、《边城侠侣》、《女屠户》、《龙虎斗三湘》等。

新中国成立后，郑证因因武侠小说被禁毁，本人又无其他所长，生活陷于极度贫困之中。无奈之际只得到北京一家出版社任校对，以维持温饱。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曾返津探友，与同为落魄的白羽晤谈几日，二人环顾当时的处境与待遇，不免悲从心起，唏嘘不已。返京不久，便被掌权者打入异类，被流放到地处保定的河北省文化艺术学校，任图书管理员。1960年于孤寂中死去。因其终身未娶，孤身一人，故身后萧条，停尸几日，方才由其在北京的侄儿专程赴保定，将其安葬。其时其武侠小说在港台地区正红红火火，许多后来的新派武侠小说作家正在仔细研读，奉为经典。两相比较，岂不发人深思，令人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