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武侠小说作家白羽的文字缘

1921年8月25日，在午后日头的炙烤下，一个年轻人怀着忐忑与兴奋的心情走进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11号寓所。

这是一套典型四合院住房。虽然从外面看略显陈旧，但院内却整洁恬静，环绕的房屋将院落一分为二。在一个三尺长、两尺宽的荷池边，小鸡、小鸭及小白兔悠闲地觅食跑动。前院朝北三间房子的主人是一位留着短黑胡子的中年人，名叫周树人；在后院九间一排的东屋里住着他的胞弟周作人与其日本夫人羽太信子。

当年轻人得到周氏兄弟均不在家的回答后，消瘦的脸上现出了几分失望。他环顾了一下院落，将目光停留在前院主人亲手栽的两株丁香和一棵青杨树上，沉默片刻后，不无遗憾地留下一信匆匆离去。

翌日，年轻人收到了周树人的回信：

竹心先生：

昨天蒙访，适值我出去看朋友去了，以致不能面谈，非常抱歉。此后如见访，先行以信告为要……

北京八道湾十一号鲁迅与周作人的宅院

名为竹心的年轻人姓宫，时年22岁。多年以后，以一部《十二金钱镖》轰动大江南北，并曾一度执民国武侠小说创作牛耳之“白羽”者，即是此人——但那已是后话。

此刻他手捧信札，迫不及待地往下看去：

先生进学校去，自然甚好，但先行辞去职业，我以为是失策的。看中国现在情形，几乎要陷于无教育状态，此后如何，实在是不可知之数。但事情已经过去，也不必再说，只能看情形进行了。

小说已经拜读了，恕我直说，这只是一种Sketch，还未达到结构较大的小说。但登在日报上的资格，是十足可以有的；而且立意与表现法也并不坏，做下去一定还可以发展。其实各人只一篇，也很难于批评，可否多借我几篇，草稿也可以，不必誊正的。我也极愿意介绍到《小说月报》去，如只是简短的短篇，便绍介到日报上去。

下面的一段话，不但在当时对文学青年如宫竹心者有警醒作用，就是在今天，也是常被人们所引用：

先生想以文学立足，不知何故，其实以文笔作生活，是世上最苦的职业。前信所举的各处上当，这种苦难我们也都受过。上海或北京的收稿，不甚讲内容，他们没有批评眼，只讲名声。其甚者且骗取别人的文章作自己的生活费，如《礼拜六》便是，这些主持者都是一班上海所谓“滑头”，不必寄稿给他们的。……

读至此处，宫竹心深受感动。虽然此时他尚不知道周树人即是他心目中最最敬仰的“鲁迅先生”，但从字里行间他已悟到此人是足以信赖的文坛长辈。此时他心绪难宁，连日来与周树人文字神交的经过又重现眼前——

那是20多天以前，在北京邮局任小职员的宫竹心，从快信处意外获得了当时在青年人心目中威望颇高的周作人家地址，这使得受过“五四”运动洗礼并喜好新文学创作的他欣喜若狂，立刻去函求教。为了免遭拒绝，他在信中只提出借书和建议设立借书处的要求。几天后便接到了回信：

竹心先生：

周作人因为生了多日的病，现在住在西山碧云寺，来信昨天才带给他看，现在便由我替他奉答几句。

《欧洲文学史》和《域外小说集》都有多余之本，现在各各奉赠一册，请不必寄还。此外我们全没有。只是杜威博士的讲演，却有从《教育公报》拆出的散叶，内容大约较《五大讲演》更多，现特寄上，请看后寄还，但不拘多少时日。

借书处本是好事，但一时恐怕不易成立。宣武门内通俗图书馆，新出版书大抵尚备，星期日不停阅（星期一停），然不能外借，倘先生星期日也休息，便很便利了。

周树人七月二十九日

周树人何许人也？看过大量新文学作品的宫竹心对此名却颇感陌生，但他与周作人是兄弟肯定无疑。从信中语气看，似乎也是一位修养很深的文化人。既然周作人患病不能赐教，何不请他作伐，帮助改稿投稿。主意已定，便于8月6日给周树人去函一封，请求相见。10天后，得复信：

鲁迅“奉赠”宫竹心的《欧洲文学史》

竹心先生：

来信早收到了；因为琐事多，到今天才写回信，非常之抱歉。杜威的讲演现在并不需用，尽可以放着，不必急急的。

我也很愿意领教，但要说定一个时间，却不容易。如在本月中，我想最好是上午十时至十二时之间，到教育部见访，但除却星期日。下午四至六时，亦或在家，然而也不一定，倘临时惠临，最好先以电话一问，便免得徒劳了。我的电话号码是西局二八二六，电话簿子上还未载。

先生兄妹俱作小说，很敬仰，倘能见示，是极愿意看的。

周树人　八月十六日

鲁迅“奉赠”宫竹心的《域外小说集》

第二天，宫竹心便将自己所写《厘捐局》与其妹宫时荷所写《两个铜元》小说手稿寄至周府。但连等数日，未见回音。已经厌倦了每天工作24小时，再休息24小时机械生活的宫竹心，此时因能得到周树人的赐教，已被绚丽的文学之梦所陶醉，于是他决计辞去邮局工作，欲考高等师范，企盼将来以文为业，终身从事文学创作。思虑至此，他遂将此计划修函一封，再寄周府。发信之后，渴望拜见周君之情愈来愈烈，终于决定冒昧求见，登门讨教。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窗外的喧闹将宫竹心从回忆中惊醒，他的思绪又回到手中信上。在反复掂量了先生所言“先行辞去职业，我以为是失策的”和关于“以文笔作生活，是世上最苦的职业”的忠告后，他将目光落到了信的最后：

《小说月报》被朋友拿散了，《妇女杂志》还有（但未必全），可以奉借。不知先生能否译英文或德文，请见告。

鲁迅致宫竹心亲笔信

先生不但肯于改稿、荐稿，而且还愿意介绍翻译，这使宫竹心颇感意外。于是他匆忙回信，答曰：“英文还可以勉强译述”，并说自己读了许多新文学作品，“最喜爱的作家是鲁迅和冰心，冰心的小说很雅逸”。

“五四”以后青年人的文学偶像周作人

几天后，周树人回信承认自己就是鲁迅，并说：“冰心的文章虽雅逸，恐流于惨绿愁红，叶绍君和落花生的作品不错。”

周树人就是鲁迅？！

宫竹心顿时惊呆了，一脸的欣喜与不安。——自己冒昧向周作人讨教，却阴差阳错结识了心仪已久的鲁迅先生，并且数度书信往还，真乃一大幸事。但鲁迅先生作为一代文学导师，对一个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能够如此谆谆善诱，从工作、生活到写作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这又使他颇感惊讶。此外，一丝懊悔之情也油然而生：先生当时公务缠身，笔耕甚急，自己却多次打扰，平添麻烦，真是不该。他当夜将这些想法及崇敬之情写入信中，寄给先生，并请先生向《晨报》副刊与《妇女杂志》荐稿。不久，便接到鲁迅回信：

竹心先生：

前日匆匆寄上一函，想已到。《晨报》杂感本可随便寄去，但既登载，恐也未必送报，他对于我们是如此办的。寄《妇女杂志》的文章由我转去也可以，但我恐不能改窜，因为若一改窜，便失去了原作者的自性，很不相宜，但倘觉得有不妥字句，删改几字，自然是可以的。

未成为武侠名家白羽时的书生宫竹心

鲁迅就是姓鲁名迅，不算甚奇。唐俟大约也是假名，和鲁迅相仿。然而《新青年》中别的单名还有，却大抵实有其人。《狂人日记》也是鲁迅作，此外还有《药》、《孔乙己》等都在《新青年》中，这种杂志大抵看后随手散失，所以无从奉借，很抱歉。别的单行本也没有出版过。《妇女杂志》和《小说月报》也寻不到以前的。因为我家中人数甚多，所以容易拖散。昨天问商务印书馆，除上月份之外，也

没有一册；我日内去问上海本店去，倘有便教他寄来。《妇女杂志》知已买到，现在寄上《说报》八月份一本，但可惜里面恰恰没有叶、落两人的作品。

周树人　九月五日

面对青年人，鲁迅总是这么慈祥

几天后，宫氏的第一篇新文学小说《厘捐局》经鲁迅介绍，见诸报端了，鲁迅对此稿只改动两字。此文写一卖鸡蛋的老人被厘捐局压榨的故事，原稿曾有“可怜这个老人，两手空空的回去了”的描写，鲁迅指出“可怜”二字近乎感叹，可否换用“只是”二字，并专就此事写信与宫商量。此后，宫竹心又几次致函鲁迅，请教创作与翻译问题，鲁迅于9月10日与26日分别回信，表明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并对当时文坛现状与作家情况作了十分精辟的论述。至此，宫竹心再也按捺不住面见先生、亲聆教诲之情，终于在这一年秋风初至之时，再次踏进了周府。

1921年9月28日下午，云淡风轻，秋高气爽。宫竹心如约来到八道湾11号，见到了心仪已久的鲁迅与周作人先生。初次见面的印象足以刻骨铭心，以致18年后他在自传《话柄》中回忆起这次相见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当年年轻的宫竹心是怀着朝圣的心情踏进周宅的

“在苦雨斋见了鲁迅和作人先生，我昂然地坐在两个文学家之前，大谈一阵。鲁迅先生透视的刺人的眼和辛辣的对话，作人先生的敦厚温柔的面容与谈吐，给了我很深的印象。……鲁迅先生所给予我的影响很大，尤其是他的文艺论。曾谈到当时小说的题材，不外学生生活；鲁迅指出这一点，我就附合着说：‘是的，这样题材太多太泛了，不可以再写了。’鲁迅决然地回答：‘但是还可以写。’又谈到当时的作者，为表现同情劳工，于是车夫乞丐纷纷做了小说的主角，我说：‘这真是太多了，应该变换题材了。’鲁迅又决然地回答：‘但是还可以写。’是的，这只在乎作者个人的体验与手法。他一连几个‘但是’，当时很使我诧然。”

当宫竹心说出非常喜爱鲁迅的小说，尤其是《药》与《伤逝》时，鲁迅认为自己满意的作品是《孔乙己》，并说：“这一篇还平心静气些。”

近一小时的谈话很快便结束。分手时，周作人将自己收藏的契诃夫小说的英译本借给了宫竹心。随后宫竹心译出五六篇，均由鲁迅校定后荐往《晨报》。笔者曾于山西长治宫竹心哲嗣宫以仁先生处，见过1921年10月27日《晨报副镌》上宫竹心所译契诃夫之《坏孩子》，此文后有鲁迅按语：

“这一篇所依据的，本来是……（外文略）的英译本，后来由我照德译本改定了几处，所以和原译本有点不同了。十，十六，鲁迅附记”

继首次见面之后，宫氏又往八道湾拜见鲁迅多次，并相互通信达数月之久。然而宫竹心到底没有听从鲁迅的劝告，仍是辞去了职业。需要指出的是，这期间鲁迅不但继续为宫氏修改、推荐作品，而且为他的考学与工作问题，也在多方奔走，但收效甚微。如在1922年1月4日，鲁迅曾致函宫竹心：

竹心先生：

今天收到来信。

丸善的细地址是：日本东京市、日本桥区、通三丁目、丸善株式会社。

大学的柴君，我们都不认识他。

前回的两篇小说，早经交与《晨报》，在上月登出了。此项酬金，已将先生住址开给该馆，将来由他们直接送上。

周树人　启一月四日

一月之后，鲁迅在为宫竹心的考学与工作多方联系，仍无结果之后，再次致函于他：

竹心先生：

去年接到来信，《晨报》社即去催，据云即送，于年内赶到，大约早已照办了。

白羽小说《武林争雄记》扉页上的白羽画像

至于地方一层，实在毫无想法了。因为我并无交游，止认得几个学校，而问来问去，现在的学校只有减人，毫不能说到荐人的事，所以已没有什么头路。

先生来信说互助，这实在很有道理，但所谓互助者，也须有能助的力量，倘没有，也就无法了。而现在的时势，是并不是一个在教育界的人说一句话做一点事能有效验的。

以上明白答复，自己也很抱歉。至于其余，恕不说了：因为我并没有判定别人的行为的权利，而自己也不愿意如此。

周树人　上　二月十六日

事已至此，宫竹心不得不放弃卖文求学之念，而到通州去教私馆，时间不长便失业。又经友人之荐，以千字一元之酬，于一月之内为一家日报的“妇女界”专版写了一万一千余字，但当付酬时却被编辑核减为大洋4元，遂一怒之下，辍笔停稿。旋又至《民立日报》当校对并兼写钢板，谈妥月薪20元，然而到领薪时，又被社长太太扣去4元，随后该报停刊，就连这16元的生活费也因此而告吹。经过这一系列的打击，宫竹心此时方才真正领悟到鲁迅所言“以文笔做生活，是世上最苦的职业”的衷告，可谓金玉良言，但为时已晚。无奈之下，他又想到了鲁迅，于是在转年的秋天，他再次来到八道湾，但这里已是人去屋空。

原来在宫竹心接到鲁迅最后一封信函不久，鲁迅与周作人之间长期积蓄的矛盾爆发，终于导致决裂。1923年8月2日，鲁迅愤而离开八道湾，迁居砖塔胡同61号。三年后，离京赴沪，从此中断了与宫竹心的往来。

失去了鲁迅的关怀与引导，宫竹心在迭遭失业之苦与投稿被骗之后，幸被张恨水慧眼所识，被张聘为《世界日报》副刊“明珠版”的特约撰述，以写文史掌故而养家糊口，并在这里开始了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青林七侠》的写作。

1928年，宫竹心终于告别了让他希望过也失望过的北平，赴天津谋生。几年后，抗战爆发，为了生存，他不得不违心地放弃欲在新文学天地一试身手的少年壮志，写起了在他看来乃是“章回旧体”的武侠小说，并以一部《十二金钱镖》使其笔名“白羽”蜚声海内外。并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终成20世纪中国最有成就的几位武侠小说作家之一，其影响至今未衰。

武侠小说的写作，为宫氏带来了极大声誉，然而在他应该得意之时，却屡屡发出哀叹。1938年他在《十二金钱镖》初版自序中云：“积月成编，重祸铅椠；自忘其丑，益征无赖。……稗官无异于伶官；鬻文何殊于鬻笑！”四年后他又发出“嗟夫，章回旧体实羞创作，传奇故事终坠下乘”的感叹。而在其自传《话柄》中更是直抒胸臆：“一个人已经做的或正在做的事，未必就是他愿意做的事，这就是环境。环境与饭碗联合起来，逼迫我写了这些无聊文字。而这些无聊文字竟能出版，竟有了畅销，这是今日华北文坛的耻辱”。多次发出这种自怨自艾的反省，并非是他壮年得意“强说愁”，他1947年在《十二金钱镖》沪版自序中的一段话，或许可以证明他当时感慨的真情：“少耽文史，心响创作，尝献书宗匠，空怀立雪，未登龙门。”这里的“宗匠”，便是他心目中最最敬仰而现今已背离其教诲的鲁迅先生。然而“青年未改造社会；社会反倒改造青年”（宫氏自叹），当年视为“龙门”的新文学创作未能如愿，反而因为环境与饭碗写起了被时人视为谐俗体卑的传奇稗言，岂不愧对周氏昆仲与自己的初衷。武侠小说创作的轰动使宫氏出足风头，看似喜事，而对于宫氏本人来说，实在是一个悲剧。

1956年，鲁迅逝世20周年之际，宫竹心曾在天津《新港》杂志撰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赞美鲁迅“像慈母似的爱护青年儿女，帮助青年儿女”的美德。半个多世纪后，笔者将上述故事披露报端，亦算是对鲁迅先生与白羽（宫竹心）先生的一点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