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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位当年沦为慰安妇的中国妇女以自身经历为素材，写成一部小说，轰动一时。但此书并非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描写中国慰安妇的文学作品，最早涉及此题材并对其进行揭露与谴责者，应为民国时期著名通俗小说作家刘云若的长篇社会言情小说《粉墨筝琶》。

该书最初连载于上世纪40年代末的北平《一四七画报》，但未及完篇，平津解放，画报停刊，不久作者病逝，遂使此书“永无续稿”了。当年上海一影片公司曾将其搬上银幕，由魏鹤龄、童芷苓分饰男女主角，名噪一时。全书虽是以男女主人公的恋爱为内容，但却将时代背景放在抗战之初的华北商埠天津。书叙知识青年程翥青与京剧名伶陆凤云离异后，由租界洋房搬到津城贫民区暂住时，与原籍东北后流落到津栖居于此的女青年林大巧由恨到爱的缠绵故事。其中穿插描写了众多津城抗战时期的社会现象，例如地下抗日组织为了除掉亲日的南京政府副主席蔡文仲，让翥青与凤云重叙旧好，利用凤云接近蔡而伺机行刺；行刺未遂翥青外逃等情节的设置，与书中人物命运较为有机地融合一起，使得作品一波三折，高潮迭起，与张爱玲之《色·戒》大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最为扣动人心并能展示女主人公林大巧性格的还是书中一段关于征集慰安妇的描写。翥青外逃后，林大巧整日烦闷不乐，此时恰逢伪政府发动市民掘挖防空壕，大巧愤怒之中，与警察发生冲突，对方恼羞成怒，遂诬陷大巧为暗娼，将其与大批津城妇女囚禁一室，欲送往前线慰劳日军。大巧情急之下，大骂汉奸处长冯世江，冯见其楚楚动人，遂私自扣留，意欲霸占。同房之夜，大巧手刃汉奸，然后乘机逃跑。此段描写虽然在书中所占比例不大，但却对认贼为父之汉奸们的丑恶行径及女主人公泼辣、刁蛮之性格均作了淋漓尽致的刻画。尤为难得的是，在抗战刚刚结束，国内政界混乱之时，作者敢于正面揭露并抨击政府的各种丑行，确实需要勇气与胆识。

“中电”三厂1948年根据刘云若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粉墨筝琶》

慰安妇问题目前已成为二战研究中的热点，由于资料匮乏，当时人所写当时事便愈发显得弥足珍贵。写于上世纪40年代的《粉墨筝琶》不但对征集慰安妇的经过作了形象的描述，而且对慰安妇的出现也作了真实纪录，下面的一段文字对于我们今天了解中国慰安妇的形成无疑是难得的资料：“原来在太平洋战役起后，日本驻华北军队，应付各地的抗日军队，转战甚久。屡次强化治安，而治安终于不见强化，但军队却已劳苦功高。久不还乡，自然需要肉体上的安慰，于是无论住在哪里，就要就地解决。中国的妇女，许多受了蹂躏。不过日子一久，乡村妇女闻风逃避，有的一闻日本军队将来，便逃避山野之间，因饥寒致死的很多。由此人们更痛恨日本，纷纷投入抗日军中。八路势力的增大，也多由这种原因造成。日本军官很引为殷忧，就改计向都市征发妓女和各种卖淫妇人，分遣到各地慰劳军队。天津是繁华区域，征发的数目最多，一时莺燕纷飞，惨不可言，有许多倒运的被捉了去。……不过这事原取的是轮班制，一批送去，经过若干日期，便送回来，再换一批送去。无奈头几批在途中死走逃亡，所余不及半数，到地方又过着酷毒的生活，简直没几个能够回来。”此段文字看似作者以冷眼看社会，对事情的始末客观叙来，其实饱藏在字里行间的是作者沸腾的热血和强烈的愤慨。侯定超《绿野仙踪·序》中云：“夫天下大冷人，即天下大热人也。”此语用在刘云若身上恰恰合适。其小说表面嬉笑怒骂，貌似冷面述说，其实这冷的背后是一团火，其作品在当年倾倒众生，似乎与此不无关系。

天津沦陷时期被强征送往山东“劳军”的天津慰安妇正在上车

民国言情小说泛滥成灾，这些作品大多模糊时代背景，主要以男女双方的爱情纠葛为表现内容，因此曾遭到许多有责任感的文人的抨击，但刘云若的言情小说却不囿时俗，不但时代（民国时期）与地点（天津）固定，而且内容本身往往是借男女主人的情爱故事来间接反映社会，这也是一些研究者多在其言情小说的前面冠以“社会”二字的原因。即以《粉墨筝琶》而言，此书开宗明义便交待“本书开始的年代，是在所谓大东亚战争开始的第二年上。……谁能想到太平洋中部珊瑚附近的战争会影响到数万里外天津市中的家庭，成为夫妇离异的导火线。”这种在真实社会背景下虚构小说的写法或许是与作者本身就是报人出身有关——报人出身的小说家往往对社会与政治有自己的敏感。刘云若早在中学时期即喜文学，上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道便在《北洋画报》任编辑，此后又供职于《商报》、《天风报》。视野的开阔不但使其作品纵横捭阖，魅力无穷，而且使他本人也对政治产生了极大热情。抗战期间他自办《大报》，因转载杜重远所办《新生》杂志上的《闲话皇帝》而被查封便是例证。《粉墨筝琶》是他的晚期作品，此书与其《春风回梦记》、《红杏出墙记》等早期作品相比，最大的变化便是对政治的热情与敏感，书中大量出现的对当时战局的议论足以证明这点。可以说此时作者的文学观已从早期写作消闲有趣的纯言情小说在向表现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过渡。可惜天不假年，就在作者终结此书，以喜悦的心情迎来新中国诞生，并重撰新的长篇小说《云破月来》之时，却不幸于1950年春天病故，英年早逝，年仅4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