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若的代表作《旧巷斜阳》成书始末

时间：1939年深秋。

地点：天津。

镜头一：午夜时分，法租界劝业场四周。靡靡之音不时从各家闪烁着霓虹灯的饭店、舞厅飘出，但街上却枯黄满地，鲜见游人。偶尔传来镶着铁钉的皮靴或木屐敲打在柏油路上发出的“咔咔”与“呱哒”声，格外刺耳，令人心悸。这是日寇侵占天津的第三个年头。

在与劝业场毗邻的国民饭店，此时十余位困顿风尘的文化人正在围桌而坐。他们当中有报馆编辑、通讯社记者、戏院经理及小说作家，大家边饮酒边议论时局。此刻一位记者正在讲述日前访到的一幕：一个年轻女子由乡下来津，访亲未遇，被人拐进妓院，甚是悲惨。座中马上有人问到：“难道她比璞玉更受罪吗？”说话间，众人眼光一齐投向一位身材颀长、浓眉阔口但两眼已微微泛红的中年男子。未等其开口，从斜刺里又走过几位女士，各执酒杯与酒壶，硬逼着中年男子喝下，并声言是“专为璞玉报仇而来”。中年男子无奈，只得低头受罚。几杯酒下肚，他便酩酊大醉，不等席散，便仓皇逃出，连帽子、马褂也忘记穿戴。

镜头二：在今天河北路与南京路相交处，有一幢名叫顺和里的楼房，那位醉酒的中年男子当年便居住其中。

那天夜晚，他一进家门，其妻便递过一信。醉眼蒙眬的他抽出信笺，原来是几位不具名者所写。内中云：倘若在年底以前能让璞玉脱离苦海，他便可以过一个很肥的新年，连其夫人也可得“一套日月团花袄、山河地理裙”，否则后果……。看到此处，他酒醒一半，陷入了沉思——近一时期，为了要他放过璞玉，联名登报警告、写信斥骂、电话恫吓、历行绝交乃至来人来函与他协商拯救计划之事屡屡发生。此刻，他反复看着信笺，一脸的苦笑与无奈。未几，他按亮台灯，濡墨掭笔，在一沓旧日历纸的边空写起了蝇头小楷……

镜头三：几天后的一个黄昏，在南市一个大杂院里，从事各种营生的人们几乎于同一时刻归来。随着各家炉子冒出袅袅青烟，大家争相聚拢到院中唯一识字的教书先生家门前。他们在利用点着炉火尚未做饭的间隙，等待着每日必修的“功课”——听先生读报。据说这门“功课”已坚持了半年有余。

五点半，当教书先生手持一份当日《天风报》准时出现在众人面前时，大家便争相高喊：“怎么样了，璞玉遇救了吗？”“快让她逃出来吧，别尽让她受罪啦！”“可怜可怜那两个孩子吧！”望着众人的憨相，教书先生哭笑不得，赶紧念报……

——这不是小说中的几个情节，更不是电影蒙太奇的叠化，而是实实在在发生于那一年的真实记录。这是笔者以当年平津报刊上的众多文章为依据而描写的几个真实画面。那位中年男子既不是当年津沽大恶霸袁文会之徒，亦非其他流氓、“混混”，而是民国时期名震平津乃至全国文坛的著名社会言情小说作家刘云若；而那位引起众人同情的弱女子谢璞玉，则是他正在撰写并连载于《天风报》上的一部长篇小说《旧巷斜阳》中的女主角。

正在被拆除的天津市河北路顺和里刘云若故居

一部既非武侠亦非言情的社会小说，写到这个份儿上，引起如此轰动，不但在民国，就是在今天也是难以想象。那么这部小说的魅力何在，作者又是如何写作的呢？对此我们要将时间追溯到两年以前——

1937年7月30日，天津这座华北最大商埠，几乎在一夜之间便沦入敌手。随着日寇飞机的轮番轰炸，沽上大批文化人纷纷离去。他们有的奔向抗战前线，有的撤入山城后方，也有的暂避他乡。但刘云若没有走，作为战前以鬻文为生的他，也根本没想到走。虽然他自“九·一八”之后便对日寇的行径恨之入骨（这从其战后所写社会小说《粉墨筝琶》中可以得到证明），但长年以写作通俗小说为职业所养成的悠闲与懒散，使他终难迈出津沽之地，何况这里摄入他以前所有作品中的风土人情和喜欢他小说的读者更使他眷恋难舍，他对这块既养育了他但如今又很无奈的故土还没有写够，他还有许多发生在这块热土上的故事要写给他多年的“旧知己与老饭东”。战争虽是一场浩劫，但生活在动荡岁月的他，已身经了多次劫难。此起彼伏的军阀混战，哪一幕没在天津这个大码头上“鸣锣开演”过，但又有哪个“元帅”能在台上呆久。几出“武戏”散场，台上的“元帅”卸下“行头”，不是照样在天津这个“大后台”置地买房当寓公，且互有往来，沆瀣一气。见多识广的天津人早已看透了这一切。日本人来了怎么样？蕞尔小岛侵占泱泱大国，岂非以卵击石，滚蛋只是朝夕之事。——至少当时刘云若是这么想。

1941年9月初版本《旧巷斜阳》第六集版权页

然而这一回他想错了。这是一场亘古未有的空前劫难，且一劫便长达八年之久。

天津沦陷之初，日寇不但在中国地界疯狂地烧杀抢掠，而且迅速封锁了各国租界。作为津沽繁华中心的英法租界，更是他们觊觎的首选目标。自以为蛰居英租界并寄望赖此护身的刘云若，尚未观清时局，便与租界一同沦入日寇的魔掌。那些日子，他每天踯躅在海河岸边，企盼着这里重现昔日百舸争流的漕运景观，那是津沽自明代设卫清代开埠以来最有代表性的详和象征。虽然此前的军阀混战也曾使这里弥漫着火药味，但作为畿辅之脉的海河却依然商船如梭，昼夜喧哗。可是如今他失望了，视野所及，除了河中游弋的兵舰便是岸上林立的岗哨。亡国奴的滋味使他陷入了深深的反省之中——自己当年以一部言情小说《春风回梦记》杀入文坛，甫一亮相，便得了“碰头彩”，迅速风靡全国。随后的《红杏出墙记》更是出足风头，誉满坊间。再以后的《小扬州志》、《燕子人家》等的出现，则使自己成了华北最为著名的通俗小说作家，被誉为“天津张恨水”。然而这些作品除了写绝了缠绵悱恻的爱情，散尽了浓浓的脂粉气息，发泄够了心中的情感之外，对于国家命运、民族存亡、社会改良又有何益？难道写小说除了卖弄阅历、换取稿酬外，就没有其他使命所负？

小说创作的成功，使刘云若对自己充满信心

作为一个职业言情小说作家，或许对妇女的命运尤为关注。在海河岸边，他敏感地发现，大批津城妇女被一辆辆卡车送往日本兵营，惨遭禽兽般的奸淫与凌辱。他曾不止一次亲眼目睹了从河东郭庄子、旺庄子过摆渡上岸的难民中，有许多供日军发泄完兽欲后，蓬首垢面的青年妇女或赤身裸体，或身披被单投入海河自尽身亡的惨景。他在痛苦地沉思——这些昔日和他生活在同一座都市且经常出现在他作品中的女子为何落到这般境地，她们又是何罪之有？

他要述说，他要用自己手中的笔，去为那些熟悉但如今已沦落风尘的穷苦女子请命；为那些制造人间悲剧的流氓、恶棍及各色帮闲人等画像；为这个“损不足而奉有余”的社会写真。——然而只是请命、画像与写真，虽然间或带有浓浓的嬉笑怒骂。因为他毕竟是个以鬻文为生的职业通俗小说作家，对此我们当时不应现在更不能用各种理由去苛求他。

经过多日的反省与沉思，一部描写底层妇女悲惨命运的长篇小说雏形渐渐构思成熟。但是稿寄何处呢？现实境遇又使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虑之中。日寇占领天津后，对全市新闻出版业实行严格管制，天津原有的50余家报刊，经登记审查后，只允许10余家继续出版。战前享誉海内外的《大公报》、《益世报》等多家舆论激烈的报刊均被迫停刊，尚余者版面上大都充满了“中日亲善”、“王道乐土”类文章。对此刘云若憎恶不已。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文人，他看到当初自己曾鼎力相助的报刊纷纷沦为日本人的舆论工具，看到昔日的一些文友经不住敌人的威胁利诱而附逆，尤其是战前与他关系甚密的何海鸣、吴秋尘等人均担任了伪职（前者已沦为“北支派遣军”机关报《庸报》的社论主笔兼文艺部长；后者则任天津伪新民会宣传处长及北平伪新民会组织部长），他更是深感痛心。然而他很快又看到了另一种人，那也是他昔日熟悉的文友，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积极地宣传抗日。如原为《大公报》采访部主任的顾建平等四位文化人合办的《高仲明纪事报》便让他眼睛一亮，在这里，他看到了全民抗战的消息，看到了平型关大捷的喜讯，看到了上海保卫战、南京保卫战的报道。他钦佩他们的胆量，也羡慕他们的工作，但他不敢再操此业。因为他心有余悸。那是在天津沦陷前两年，刘云若自费办了一张小报，为了讥讽一些以“大者自居”的大报，他取报名为《大报》。创刊伊始，他便刊发了一些反日文章，随后他又大胆地转载了杜重远在上海所办《新生》杂志上的一篇随笔，这便是艾寒松化名“易水”所写轰动一时的《闲话皇帝》。刊出不久，便触怒了津、沪两地日本人。杜重远以“侮辱天皇”罪被上海当局投入监狱，《新生》也被迫停刊。与此同时，刘云若在天津也是险遭不测，《大报》随即夭折。有此经历，如今他缄默了。但写作毕竟是他的职业，一家大小的温饱全靠稿酬维持，一日不写，全家挨饿的现实逼迫他还是拿起了笔。歌颂“大东亚共荣”的稿件坚决不写，涉及反日内容又要犯忌，那只能写战前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写中国妇女的悲惨命运，写这个世道的黑暗与不公。唯有如此，方能发泄胸中的愤懑与抗争。于是他将多日的反省与沉思变成了文字，开始了一部新长篇小说的写作，此书便是日后引起极大反响，并使津城上演了本文开篇几组镜头的著名长篇社会小说《旧巷斜阳》。

近年由本书作者点校再版的《旧巷斜阳》封面

就在此书开篇之际，一张名为《银线画报》的报纸在津创刊。其主办者张圭颖原为国民党特务，后被捕附逆。他为了扩大招牌，吸引读者，便找战前天津最为著名的连载小说作家刘云若索稿，正在为新作物色报刊的刘云若，在不明其底细的情况下，误以为此报无甚背景，便匆忙将《旧巷斜阳》交其连载。

1938年初，该书第一回在《银线画报》悄然推出。开始并未引起读者注意，随着连载日深，人们渐渐被书中情节所吸引。这是一部有别于他以往创作的长篇力作，在这里，没有了他过去作品中的浪漫情爱，没有了矫揉造作的风花雪月，更没有了惹人情思的脂香粉气。取而代之的是厚重的生活底蕴与悲惨的人物境遇。作品叙述了一位善良、纯情的良家妇女谢璞玉，出于生活所迫，走进饭店当起了女招待。因一时被情所动，与一位真心爱着她的客人发生了关系。于是接踵而来的是盲夫与其诀别离散，情人因故去向不明，两个幼子患病相继故去。她在无依无靠万般无奈之际又被恶棍推入烟花柳巷，陷入茫茫风尘之中备受折磨……

就在此书连载半年有余，璞玉刚刚出场之际，日伪当局再一次对全市报刊进行削减。当时正在连载刘云若小说的报刊有四家被取缔，《银线画报》也遭停刊，此书连载遂告中断。恰在此时，刘氏当年亲手辅佐创刊之《天风报》却被改为画刊，与刘有着10余年友情的报社主人沙大风遂邀刘将四部未完小说全部移刊“天风”。但刘云若认为“无此先例，无此情理，而且四篇之中，有两篇我自己也以为无须续撰，只《旧巷斜阳》和《续小扬州志》还有完成价值”，况且《天风报》此时正在连载其《情海归帆》，遂让沙大风在《旧巷斜阳》与《续小扬州志》之间任选一部。按作者本意，“《续小扬州志》因有前集行世，较受读者注意，而且‘旧巷’在当时初起炉灶，主角璞玉尚未崭露头角。而‘小扬州’中的主角，却写得悲惨深刻，布局也颇费过心思，所以主张他选用《续小扬州志》”。岂料沙大风经过反复比较，却选中了《旧巷斜阳》。于是当年夏天，该书便移至《天风报》接着连载了。一年后，天津文华出版社以10卷本将该书陆续推出，北京文兴书局旋又租型重印。与此同时，天津另一家出版社有意将《银线画报》连载部分单独结集出书。在征得作者同意后，此书前三回又以《恨不相逢未嫁时》为名出了单行本。这便是让后来研究者颇为费解的该书两个书名同一内容之原因。

《旧巷斜阳》前三回以《恨不相逢未嫁时》书名出版（民国版）

由于该书调动了作者多年的生活积累，且又郑重谋篇布局，故一扫其往昔随意为文之弊，写得惨烈悲恸，荡气回肠。女主人公谢璞玉屡遭劫难的悲惨际遇在读者中产生极大反响。连载未半，便引起轰动。当时的平、津报刊，纷纷载文，予以评论，并由此掀起了一场有关妇女命运问题的大讨论。

关于此书在当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今天的读者已很难想象，对此不妨摘引一段当年出版发行此书的文华出版社编者之言予以说明：“《旧巷斜阳》为刘云若先生近年最刻意之名著，二三年来，饱受读者之深切注意与热烈欢迎。本书尚未杀青，而报端所见关于赞誉与讨论之文字，已不下百余篇，且多出于名流学者手笔，实为著作界前所未有之荣誉。”这或许可算是此书在当时轰动的真实纪录。

在这不下百余篇的讨论文章中，人们首先对璞玉的不幸遭遇寄予深切同情，盼其早日脱离苦海，但所持观点却迥然相异。如有署名“榕孙”者，撰文指出：

谢出身微贱，居然出污泥而不染，能不为利欲所动，洵不失为女侍中典型人物。……然作者必欲使之落溷，置之香衖堂意犹未足，更使其子铁头，以髫龄染痨瘵，吐鲜血，此实卜走所不忍见。深盼刘君能兜转笔锋，俾谢氏母子得早日出诸水火，则璞玉固未必知感，而一般替他人担忧之读者实感盛情也。

此文一出，旋有署名“彝曾”者，提出异议：

日前榕孙君谈谢璞玉一文，请作者鉴佳人之惨劫，憐稚子之无辜，早转笔锋，登之衽席，实为蔼然仁者之言，先获我心，倾慕曷已。不佞所不敢请者，因璞玉以一念之差，叛夫背子，再蹈前辙，沉溺尤深，作者非必欲置之于万劫不复之地。但揆诸人情天理，设不严惩苛责，何以对其恝然舍家之盲目夫婿，更何以点出一般将步璞玉后尘之芸芸众生。是则璞玉之遭垢，有为人情所必至，而天道所欲昭者矣！

由此引发，遂有众多文章在璞玉悲剧因缘上作文章，一时争得难解难分。不久，人们又将讨论引入了更深层次，如有文章认为：

刘君云若著《旧巷斜阳》，秉生花妙笔，刻画现时代之罪恶，揭穿现社会的黑幕，缠绵悱恻无微不至。……于是引起一般读者恻隐之心，在报上发表文字，一再向云若警告，或请求设法把璞玉救了出来。璞玉的困苦情形，固然可怜，似乎著者对她特别残忍。但鄙人看来，现社会中像她这样堕落的女子，不知凡几。虽然堕落的途径不同，其原因无非误解自由，妄谈交际，以致身隐危境，无法摆脱，遂演出背叛尊亲，脱弃家庭，夫妇离异，以及淫奔私会奸杀拐卖种种不幸的惨剧。她们所受的痛苦，往往比璞玉还要来得厉害。所以著者正好拿假设的璞玉来作牺牲品，把她形容的愈苦，愈足以警惕人心，使那些醉心文明，误解自由，意志薄弱的青年女子，以璞玉作一前车之鉴，以收惩一警百之效，其有功于世道人心。正风移俗，自非浅鲜。

如果说以上的讨论尚是在就书论书，只是对书中女主人公的悲惨命运展开讨论的话，那么后来的文章则已超越了书中的内容，而去探讨那个时代的妇女命运了。在这方面，“五四”时期因戏曲与白话文之争而被北大开除之张厚载以“聊止”笔名所发文章较为典型，该文云：

聪明的读者们，应该知道像璞玉这样穷苦无告，以至堕落到十八层地狱里的女子，事实上，正不知有多多少少。而她们能够遇到一位像张二爷那样热心人的，却是几千百里，不一定有一个。在现实社会上看来，璞玉实在太多，而张柳塘却又实在太少了。……注意璞玉的许多人们，不要只顾念小说中的一个璞玉，应该顾念到社会上许多的璞玉。不要只希望小说中的一个璞玉获救，应该希望社会上许多的璞玉获救。像张柳塘张二爷那样的人，恐怕只是小说中的人，社会上的许多璞玉，当然不能个个遇到张柳塘，那只有盼望一般社会，群策群力来设法救济她们了。

被北大开除的张厚载在天津以“聊止”笔名写文章评论《旧巷斜阳》

此后，“一迷”的文章更是直接喊出了“应大批营救璞玉”的呼声：

我们知道《旧巷斜阳》里所描写的低级娼窖，是真有那个去处。在娼窖里受着非人生活的女人，其痛苦情形或许十倍于作者之所描写，但是无人想到她们，只知关心璞玉，这是多么不合理。

这里我们应该谈到文学了。譬如一则新闻，记载璞玉的故事，便不会如《旧巷斜阳》所写可以感人。假若关心妇女生活的当局（如新民妇女会）由璞玉想到那些在地狱里受罪的女子，而设法大批的营救，则《旧巷斜阳》不是一部泛泛的小说了。

限于篇幅，以上只是笔者据当时近百篇讨论文章中，撷取的几段内容，但当时此书受读者注意的程度和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已由此可见一斑。作为一个旧时代的通俗小说作家，且在日伪高压政策的钳制下，能够写出如此惨烈之书，引发出如此严肃的社会问题，我们今天怎能用一个“鸳鸯蝴蝶派”的概念去解释他。

柯灵先生在他那篇有名的《遥寄张爱玲》中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从来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难分。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是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是阶级斗争；抗战时期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之外，就都看作是离谱，旁门左道，既为正统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这是一种不无缺陷的好传统，好处是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随着时代亦步亦趋，如影随形；短处是无形中大大减削了文学领地。因此他曾“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善哉斯言！张爱玲如此，刘云若又何尝不是如此。如果说张爱玲作品多少还有些“粉饰太平”的话，那么刘云若的《旧巷斜阳》则简直就是在日伪面前揭疮挤脓。多年以来，由于我们文艺政策的偏颇，文学研究界把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纯粹描述成一种单色调的“革命”主潮文学史，并进而排斥其他流派的作家与作品。许多曾引起读者关注或产生巨大影响的佳构，由于与政治需要不吻，遂横遭指责。即以刘云若为例，多年来我们不就是简单机械地将其归入“鸳鸯蝴蝶派”之列而加以蔑视吗。其实我们只要读一读《旧巷斜阳》，翻一翻当年对它的讨论文章，便会深刻感到：我们再也不能对当年的一些优秀作品缄口无言了。对此著名作家邓友梅先生近年曾说过一段“实话”，现将此文摘录如下，权当本文之结语：“多年来人们要我谈走上文学道路的经过，我都避重就轻，只说在战争时期写快板，解放后进文学讲习所进修，认真学习十八、十九世纪西方批判现实文学和五四以来新文学等等。这也是实话，但避开了最初引起我文学兴趣的作品和作家的名字。不是怕露丑，是怕无意之中犯了忌。前些年对通俗文学是另眼相看的。现在可以坦白：我出身既低微，文学趣味也不高雅，最先使我入迷的小说之一是‘社会言情’小说，是刘云若先生的作品《旧巷斜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