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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秋天，一部以寡妇恋爱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在上海被创刊不久的《民权报》副刊隆重推出。虽然小说是用骈文写作，艰涩简古，但由于写得缠绵悱恻，凄婉动人，仍是受到读者青睐，连载未半，便引起轰动。该书便是被后人定为开民国哀情乃至言情小说先河的《玉梨魂》。作者徐枕亚本是《民权报》地方要闻版编辑，早年曾与一年轻貌美的寡妇相恋，后遭流言而未果，于是便将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演为说部。《玉梨魂》的轰动，使徐枕亚早年同窗如今同事的吴双热怦然心动，颇为技痒，遂也用文言写成一部长篇，以《孽冤镜》之名与《玉梨魂》相邻刊出，亦大受欢迎。

由于此二书在当年名噪一时，于是坊间以此为范本，出现了许多用骈文写作的哀情乃至言情说部。又由于这些说部在描写男女相恋时，总是以骈文的对偶句式出现，且文中反复使用“鸳鸯”、“蝴蝶”之典，于是很快便遭到新文学家们的责难。1918年4月，周作人在北大演讲时，认为当时的中国小说还是旧形式、旧思想，他在举例时，提到“《玉梨魂》派的鸳鸯蝴蝶体”，这是目前见于史料最早为此派作家定名的文字，但他只是称“体”而未称“派”。翌年1月9日，钱玄同在《“黑幕”书》一文中，则已使用“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一词。一月后，周作人在《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一文中则明确提出：“近时流行的《玉梨魂》，虽文章很是肉麻，为鸳鸯蝴蝶派的祖师，所记的事，却可算是一个问题。”至此，以徐枕亚、吴双热为代表的一批民国初年用骈文写作哀情或言情小说的作家便被戴上了“鸳鸯蝴蝶派”（简称“鸳蝴派”）的帽子。而徐、吴二人则理所当然地成为此派的鼻祖和代表。

“鸳鸯蝴蝶派”小说的风行，虽使民国初年读伤了梁启超等人倡导的“救世小说”的广大市民重新找到了小说消闲解闷的娱乐功能，但时间不长，他们便发现，此类小说大多脱离现实，流于无病呻吟、空泛肉麻的“眼泪鼻涕”之中不能自拔。加之当时统领文坛的《申报·自由谈》、《新闻报·快活林》及《小说月报》、《小说丛报》等均为“鸳鸯蝴蝶派”的天下，于是人们盼望小说的题材能有所拓展，能有新面孔的刊物出现。

正是顺应读者这一期望，1914年6月，由王钝根、孙剑秋主编，周瘦鹃随后加盟的《礼拜六》月刊杀青了。该刊虽仍是以消闲娱乐的小说为主，但题材已不局限哀情与言情，形式也由骈文改为白话。因此，甫一面世，便大受欢迎。在前后出现的二百期中，举凡民国通俗小说中的言情、哀情、社会、武侠、滑稽、历史等诸多题材均有所涉及，内容也是以暴露社会黑暗为主，且刊有部分域外作家的作品，并因此受到当时教育部及鲁迅的赞许。但需要指出的是，该刊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编者在挑选作品时，更多注重的还是内容的曲折、有趣、安闲与刺激。这从其“出版赘言”所云“读小说则以小银元一枚，换得新奇小说数十篇，游倦归斋，挑灯展卷，或与良友抵掌评论，或伴爱妻并肩互读，意兴稍阑，则以其余留于明日读之。晴曦照窗，花香入坐，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中可以得到证实。也正因此，“五四”前后的一些新文学家们便将写此类小说的作者讥之为“礼拜六派”。而且随着后来此类作品的大量出现，人们推而广之，把民国时期用传统章回体形式写作通俗小说的作者均归入此派名下。不但写言情的周瘦鹃、秦瘦鸥、张恨水、刘云若名列榜首，而且写社会与武侠的包天笑、叶小凤（楚伧）、宫白羽、还珠楼主、郑证因也概莫能免。以致使此称谓一直延续到上世纪40年代末。

以上便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屡遭非议的“鸳鸯蝴蝶派”与“礼拜六派”的“历史源流”。但新中国成立后，在面世的研究文章及文学史中，人们却多将此两派混为一谈而多加责难。认为“鸳鸯蝴蝶派亦即礼拜六派”，此说自上世纪50年代至今，陈陈相因，散见于多种文学史中，其根据是此两派所创作的均是以宣扬趣味主义为宗旨的通俗小说。其实只要仔细考察他们的作品便会发现，“鸳鸯蝴蝶派”与“礼拜六派”是两个先后衔接但文体迥异的文学流派。虽然他们在创作上都带有明显的趣味主义倾向，但二者在文体上还是有区别的。前者非但不通俗，而且均是使用佶屈聱牙的古文或骈文去写作单调的哀情与言情小说，句式骈骊对仗，文中大量用典，该派名称便是由此而来。而后者正是看到此弊，方才使用白话去吸引市民，接近读者，而且在题材上也广收并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才是真正的民国通俗小说。也正因此，周瘦鹃认为自己是个“十十足足、不折不扣的《礼拜六》派”，而非“鸳鸯蝴蝶派”；而“礼拜六派”的中坚人物包天笑在97岁临终之际仍撰文指出自己不是“鸳鸯蝴蝶派”，“徐枕亚直到他死，未识其人”。近年有学者指出，不妨以“鸳鸯蝴蝶——《礼拜六》派”来涵盖此两派，如果抛却文体不论，只以文学观来定义，也还是不无道理的。

1924年秋，徐枕亚与清末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之女刘沅颖在北京举行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