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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杰鑫《三侠剑》与常杰淼《雍正剑侠图》出版看民国报人经营之道

民国通俗小说发轫于南方，民国初年至上世纪20年代末，当南派通俗小说在直袭晚清小说遗风的基础上，于十里洋场的上海竞相标新立异、层出不穷之际，北方相比却显得单调沉寂。是时，能够与南方相抗衡并自立一派的北方作家群尚未形成。这一时期的北方通俗小说创作，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清末对《三侠五义》、《施公案》等评话艺人之“话本”整理的水平上。而这一现象尤以天津为甚，而在天津首开先例者，便是创办《新天津报》与《新天津晚报》之刘髯公。

刘髯公生于1893年，本名仲儒，津郊武清县人，信奉伊斯兰。早年曾进军界，后至天津，于法租界巡捕房任职。1924年，在天津创办《新天津报》，社址选在今长春道与山东路交口处（旧称马家楼）。由于他在法租界长年混事，故对法国报业熟稔，知晓法国新闻纸常以篇幅小，版面多而取胜。因此，《新天津报》一创刊，他便决定出版四开四版小报四小张，计16版。

当时正值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全国舆论界大哗，以拥护冯玉祥为众，凡属有关冯之消息，均大量登载，并著文拥护。而《新天津报》则一反众言。它一方面迎合当时天津市民对军纪较差的奉军入关厌恶心理，一方面利用市民对冯玉祥回师北京导致吴佩孚失败的不理解，著文抨击奉系军阀及冯玉祥，反将吴佩孚比作关羽、张飞，并攻击各报同情冯玉祥之言论，甚至达到谩骂的程度。此举虽然遭到了以《华北新闻》为首之报刊的驳斥，进行长达两月之久的新闻论战，但《新天津报》的份数却得以畅销。随后刘髯公又于1928年在《新天津报》基础上，再办《新天津晚报》。为了进一步扩大销路，刘以每月百元之价聘请评书艺人口授剑侠评书，并派专人记录整理成篇，于《新天津晚报》连载，次日再编入《新天津报》重登一遍。此举颇能吸引当时的市民读者，使得两报销路颇旺。在民国武侠小说中名声颇响之《三侠剑》、《雍正剑侠图》等评书小说便是在这种背景下推出的。因此，与其说它是武侠小说，毋如称之曰评书脚本。

评书艺术在清末民初的天津有着较强的实力。虽然北方评书发祥于北京，在清末便已初具规模，但它的鼎盛时期却在天津。天津作为水陆码头、交通要冲，北京演员出京，上东北下江南，均以天津为首站。民国初年天津观众成分又十分复杂，既有前朝遗老、商业大贾，又有各种手工业者及贩夫走卒。他们的欣赏水平与文化层次参差各异，所以对各种内容之书目均能接受。因此，辛亥革命前后，大批的北京评书艺人流落天津，卖艺为生。当时天津人口尚不及今五分之一，但书场和带评书的茶园菜馆就有一百六七十处，其盛况由此可见一斑。

在书目方面，这一时期天津书场基本还是清官剑侠的天下，经常表演者无非是《三侠五义》、《小五义》、《七剑十三侠》、《施公案》、《彭公案》、《永庆升平》等侠义书。但即使这些评书热闹非凡，观众久听也要生厌，如无新作势必无法维持。就在这时，老一辈评书艺人王致久忽有所悟，见上述老书无法叫座，便与师弟英致长等人掠《彭公案》、《施公案》等书枝叶，编纂成一部新书，这便是《三侠剑》。此书上溯《施公案》与《彭公案》两代，《施公案》主角黄天霸之父黄三太为《彭公案》中主人公，而《三侠剑》中的十三省总镖局镖头圣手昆仑侠胜英则为黄三太之师。由于此书满足了观众久听《施公案》与《彭公案》而欲知前事如何的心理，于是演出大受欢迎，成为当时最叫座的保留书目。与此同时，他们以《大宋八义》、《于公案》等书枝节为题材，又编出了当时另一部剑侠新书《雍正剑侠图》，演出后亦大获成功。

虽然《三侠剑》与《雍正剑侠图》均由王致久、英致长等人编创，表演于书场茶楼，颇受时人青睐，但如无人整理，最终也将如其他书目一样，淘汰于民间。而使两部剑侠书免遭湮没并“发扬光大”者，便是王致久的两位高徒——张杰鑫与常杰淼。他们之中的前者将《三侠剑》去芜存菁，重加整理，长年表演于书坛；后者使《雍正剑侠图》重新结构，以情节更趋合理而吸引大批书场听众。

张杰鑫生平事迹目前我们知道甚微，据家父倪钟之研究员（曲艺史论专家，著有《中国曲艺史》等多部专著）多年考证，他大约生于1857年，北京人。民国初年定居天津，拜天津著名评书演员王致久为师，并将北京评书名段进行改革，独创一派。自上世纪初叶在天津书坛献艺，颇受欢迎，被誉为天津评书大王，走红二三十年，其艺始终不衰。尤其是接受其师《三侠剑》一书后，经过他大胆增删、整理，使其演技更是名噪一时，以致使时人说起《三侠剑》，便称张杰鑫，而使其师反倒湮没无名。他大约于1927年故去。

常杰淼约生于1876年，北京人，早年亦拜王致久为师，学说《东汉演义》、《永庆升平》等书。由于他在武术方面颇有功力，因此说剑侠评书，更是得心应手，每遇武打招式皆能说得相当真切明了。当他自师处习得《雍正剑侠图》一书后，由于充分发挥自己的武术特长，对书中人物的武打招式设计得合理得当，故而使该书名重一时，亦使后人每一提及该书，便想到常氏本人。青出于蓝胜于蓝，虽习书于师，但其名已过其师，被时人认为他就是《雍正剑侠图》一书的编创者。他大约于1929年故去。

王致久创编了两部名书并传授给自己两位高徒，两位高徒凭两书名噪一时，其名盖过其师，想来王致久既可敬亦可叹。

刘髯公不惜代价于报端连载评书可谓颇具慧眼。当时的北方各报，通俗小说连载已成时尚，但人们多将目光投向张恨水、陈慎言、赵焕亭等诸名家。刘髯公却不随时俗，另辟他径。他依据日本留学生意见，仿照日本通俗报纸重视民间口头文学的办法，决定刊发评书连载。既然是在新闻纸上排日连登，对书目的要求就极为严格，一些在书场演出效果虽然火爆，但形诸文字便黯然失色的作品当然不行。能胜此任者必须是情节跌宕、悬念丛生之书。于是《三侠剑》与《雍正剑侠图》便首当其选，被刘氏所看中。他在征得演述者同意后，便指定报社记者崔笑我去书场记录。崔氏原为天津《商报》记者，后到《新天津报》编社会新闻。他接此任务后，便与艺人谈妥，每月以百元之酬付给演说者。就这样，剑侠评书《三侠剑》便以武侠小说的形式于上世纪20年代末见诸报端了。它先于《新天津晚报》登出，翌日再移到《新天津报》重登。此举使当时报纸受益甚大，发行数扶摇直上，成为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孜孜乐读的一张畅销报。后来，崔笑我另有它就，其记录任务实际是由校对金危言所承担，使金的月薪也随之而涨，以致后来报纸停办，金因无此财源而贫困自缢。

《三侠剑》刊出时，张杰鑫已死，口述者实际是其徒辈蒋轸庭。蒋氏生于1902年，卒于1970年。自幼家境贫寒，上世纪20年代拜常杰淼为师学说评书，常演书目便是《三侠剑》与《雍正剑侠图》。当张、常二人故去后，在当时天津，能将这两部评书说得出神入化并深得乃师衣钵者，便非他莫属。《三侠剑》虽系由他口述，但刊出时，为了招徕读者，仍署张杰鑫作，另标刘子清、孙云桥校正。此书描述的是以胜英为首的各路侠客，协助清廷剿灭三台五湖八大名山的经过。所谓“三侠剑”，是以神镖将胜英、九头狮子孟凯、镇三江肖杰为“三侠客”；以八卦金针道长艾莲池、红衣女张紫博（一名张剑飞）和大头鬼魔夏侯商元为“三剑客”，合称“三侠剑”。此书连载18年而不衰，后由新天津报社出版单行本至37集而未终。1937年新天津报社重新再版，1950年又由上海正气书局重新出版。近年评书演员单田芳亦出一新版本，与当年《新天津报》所载并非一辙。

在《新天津晚报》上同时连载的《三侠剑》、《雍正剑侠图》、《明英烈》

此后，大约到了1930年，《新天津报》又同时刊出了《雍正剑侠图》。是时常杰淼亦故，仍由其徒蒋轸庭口述，亦以常氏之名刊出。书叙霸州侠客佟林为雍正皇帝登基扫平各方阻力之故事。此书亦在连载10余年后，由新天津报社出版单行本，近40集而未终。

《三侠剑》与《雍正剑侠图》的连载版式都是先排成32开书版，每天在晚报与日报重复刊出1000字后，其版不拆，再原封不动印成单行本，每册四五百页，用灰色粗纸做封面，书名只是几个隶体字。印刷虽然粗糙，但销路颇大，由此亦可窥见刘髯公经营报纸之心计。

继《三侠剑》、《雍正剑侠图》后，《新天津报》还曾连载过《于公案》、《江湖故事纪》、《五女七贞》、《明英烈传》、《大宋八义》等。其连载方式与成书经过均与《三侠剑》如出一辙。其中尤以顾桐峻所演述之《大宋八义》颇值一记。顾氏生于1896年，系评书演员顾云平之子，曾拜著名评书演员聂云岚为师。他于上世纪30年代在《新天津报》连载由他口述、金占英记录的评书《大宋八义》，使《新天津报》达到自创刊以来的最高发行份数。他于1935年病故时，《新天津报》负责承办其丧，并对其家属负责长期抚恤。可见该书给当时《新天津报》带来的收益。其病逝后，《新天津报》继续连载《大宋八义》，由其师兄岳桐春代为供稿，后出单行本流传甚广。

自《新天津报》首开连载评书之风后，其他一些报刊见有利可图，遂竞相效仿。蒋轸庭亦于1935年与其弟在津自办《三津报》，自任社长，专门刊载评书体之通俗小说，借以吸引读者。并自编评书《胜英出世》、《金刀会七义》，补叙《三侠剑》中胜英出世及与屠灿等结拜“明清八义”故事，于《三津报》连载。不久便于1937年由天津文义印刷局出版单行本，当时属名为思瑛馆主口述，戴蓬仙校阅，并于1938与1939年两次再版，其发行量之大由此可见一斑。此外，他另著有武侠小说《龙图大侠》一部，亦于《三津报》连载。《三津报》虽以专门刊载评书体小说得以畅销，但这一时期刘云若与还珠楼主已于津沽崛起，正如白日中天，读者对评书体小说渐感陈旧，时过境迁，故《三津报》只办半年即告停刊。

《新天津报》由于连载评书大得其利。当时报社除正常出版业务外，尚招聘了几位在日本学新闻的留学生，开办新闻函授学校，以造就编写人才。大量新员工的招聘及日益发达的报社业务使当时草创时期的旧址马家楼已不能适应，刘髯公遂于1935年将报社迁址意租界大马路，购置了宽敞华丽的厂房与最新的印刷设备，并拥有100余人的印刷厂，数十人的编辑队伍，除出版日报与晚报外，尚办有《新天津月报》及《文艺报》等副牌报纸。这一切，使《新天津报》成为当时天津小型报纸中最有影响最有气势的一家，其气派几乎压倒同在一条马路上的《益世报》。

刘髯公性喜交游，且喜欢戏曲。在他主持《新天津报》时，每当有外地演员来津演出，必先到报社拜见他。而他则总是设宴招待，并买下头一场前几排若干座，分发亲友前去捧场。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抗战的爆发，天津陷于日寇之手。刘髯公慷慨豪爽，天津沦陷后，大批难民逃到意租界，当他看到难民夜宿街头时，立刻与仪品房产公司协商筹房，并向天津富商常铸久、雍剑秋等募捐。刘髯公出于朴素的爱国热情，不与日方合作，不肯发表日方供稿，他整日在报社深居简出，拒绝同日方接触。一日，在为解救难民而奔走房屋时，于万国桥（今解放桥）被日方捕获。日本人欲说服他投降，并许以维持会负责人。刘氏非但不合作，反而破口大骂。日寇盛怒之下，打断其腿，投入死牢。刘氏家眷四处奔走，最后以报纸附逆为条件，讨刘生还。刘归后仍大骂日本人不绝于口，并要迁报社于法租界，不久便气病而亡。刘死后，报社曾一度由其弟刘谦儒主持，但由于经营不善，每况愈下，终于1944年终刊。

在《新天津报》存在的20年间，它作为一张小型时事报，在对时局的报道及社论方面没有形成自己独有的特色，但在繁荣北方通俗小说创作，尤其是在保存民间艺人口头资料方面，还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虽然这些通俗小说与评书在过去的许多年间曾遭到过强烈的批判与挞伐，然而作为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它对于今天的读者也还是有其认识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