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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董濯缨《新新外史》与赵焕亭《奇侠精忠传》及戴愚庵《沽上英雄谱》看北派通俗小说的崛起

义和团运动后，随着八国联军攻破津城，外国殖民者对天津不但从政治、经济上进行控制，而且文化侵略也在加剧。大批外国传教士也随之源源涌进津门，除了进行传教活动外，他们还积极从事学校、医院和报馆的创办，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上世纪20年代末。《益世报》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于天津的。

其创办人雷鸣远（Fredric lebbe）为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士，1906年来到天津任望海楼教堂坐堂神甫。为了在津宣传天主教义，他联合天津教友刘浚卿、杜竹萱、杨绍清等人，欲创办一份日报。他们在天津南市荣业大街选好馆址，杨绍清入股3万元，雷鸣远又自筹一部分资金，以8万元组成董事会，雷鸣远任董事长，刘浚卿为总经理，杨绍清、杜竹萱分任副总经理，并聘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的唐梦幻任总编辑。就这样，对后来国内政治、经济、文化产生极大影响的《益世报》便于1915年10月10日在天津创刊了。旋即雷鸣远又派杜竹萱、杨绍清去北京，再创北京版《益世报》。

《益世报》创办初期，正值天津法租界工部局越界侵占老西开，引起租界内各界华人大罢工。该报连续数天对此进行详尽报道，并多次载文对法国领事馆进行抨击，受到民众瞩目，使得报纸发行份数激增，并由此造成报馆原址不敷应用，只得另觅金汤桥小洋货街一建筑为新址。不久，“五四”运动爆发，该报总编辑唐梦幻对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深表钦佩，连续著文表示声援。一时间，《益世报》的爱国热情深得人心，其声望与发行量均超过当时天津第一大报《大公报》，并被时任天津学生爱国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著文称赞。

1925年直奉大战以直系败北而终，虽然此前报馆为避战祸，已由小洋货街再次搬迁，移至意租界小马路（今民权路），但奉系军阀进入天津后还是接管了《益世报》，并将多年为直系奔走的报馆经理刘浚卿逮捕，另派梁述芳与霍战一为正副经理，经营报纸。由于梁、霍二人均非报人，不懂报纸经营之道，故而使得报纸销量急剧下跌，报馆内部入不敷出，报纸一度濒临倒闭。是年底，冯玉祥率国民军击败奉系攻入天津，刘浚卿获释出狱，但眼见报纸颓势却无力接管，直至1928年北伐成功，东北易帜，他才从梁述芳手中收回《益世报》。为挽颓势，他将刚从南开大学毕业的本族堂弟刘豁轩聘为总编辑，又广揽当时津沽青年才俊汪佛生、赵漠野、史振华、吴云心、丁继昶、董效舒等人，与原报馆留用人员解幼圃、董郁青（濯缨）、李砥中、刘麟阁、王廷绅、王春生等合作，励精图治，终使《益世报》重获生机，重新赢得读者。

1932年，上海“新月派”文人罗隆基因抨击蒋介石一党专政而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免去大学教授职务，经南开大学秘书长黄子坚介绍，被刘豁轩邀至津门，出任《益世报》社论主撰。罗隆基不负众望，上任伊始，便连续发表揭露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三派争权误国，公开提出武力抗日等文章，受到民众嘉许，使《益世报》的影响迅速走出华北，波及全国。1936年，由于报社内部矛盾，刘豁轩被雷鸣远免职，山西人李渡三接任总经理。不久，山西军阀阎锡山趁报社董事会改选之机，让其亲属阎奉文出任董事长。雷鸣远见自己权益被剥夺，遂于1937年6月5日夜雇打手数十人攻进报馆，用武力抢回经营权，并委任天主教徒生保堂为总经理。

天津沦陷后，《益世报》坚持在意租界出版，生保堂、罗隆基等拒不采用日本通讯社稿件，继续刊发抗战消息和爱国言论。日寇对此又气又急，一天，趁生保堂乘汽车过万国桥（今解放桥）时，将生保堂与其秘书师潜叔逮捕并杀害，报纸迫于日方压力无奈停刊。

抗战胜利后，刘俊卿之子刘益之欲在天津复刊《益世报》，刘俊卿老友时任天津市长的张廷谔将和平路上的一所楼房和原东亚印刷厂的全部印刷设备拨给刘益之。于是1946年元旦，《益世报》又在天津重新出版，报头仍为抗战前原样，期数与1937年停刊时衔接，直至1949年6月1日经天津市军管会裁定，报纸停刊，全部机器设备由知识书店收购，报社员工各得三个月工资为遣散费。至此，在天津经营了30余年的《益世报》便销声匿迹了。

与同时期天津其他大报一样，在《益世报》存在的30余年，除对新闻、社论力求出新出奇之外，其对副刊的经营也是十分重视。该报创刊伊始，便设副刊“益智粽”，由津沽著名文人吴衰柳主持，后又延聘北京平民大学教授王小隐主编。除刊发大量诗词、小品文及考证文章外，对小说的连载也极为看重，但此时期由于天津本土作家群尚未形成，报纸所用小说基本上选自上海《时报》、《申报》、《新闻报》作品，如《无肠公子》、《灵魂世界》、《辫子大会》、《识字犬》、《毒坤案》、《贩奴痛》、《奇梦》、《好事多磨》、《一曲清歌失主欢》、《小学教员》、《鸿雁哀声》、《乞儿再上请愿书》、《马牛同病》、《行路难》、《沧桑遗憾》、《儿子病》、《用药之误》、《短命儿》、《鹬蚌争》、《女检查之夫》、《荒岛一夕谈》、《发财梦》、《洪宪累人》、《顽石》、《志士之去年今日》、《时文话》、《蕉梦缘》、《山河泪影》、《同正室》、《纸币害》等。随着小说日渐深入人心，一些原创小说也逐渐增多，如《相面谭》（滑稽小说，病骸著）、《华胥梦》（理想小说，惢子著）、《十字镜》（讽世小说，野史氏著）、《五大天地》（滑稽小说，蝶狂著）、《幼女献俘》（纪实小说，慰辰著）、《神巫出丑》（醒迷小说，今我著）、《狼吻余生记》（冒险小说，天白著）、《女党人》（滑稽小说，佚名著）、《败子回头记》（社会小说，秋蝉著），《心》（科学小说，张亚庸著）、《一字通谍》（爱国小说，爱琴著）、《三生冤孽记》（游戏小说，懒樵著）、《时事演义》（谐小说，又迷著）、《饮鸩止渴》（警世小说，瞻庐著）、《魔王之血》（历史小说，瘦鹃著）、《波臣腥闻》（历史小说，指严著）、《亡国奴自述》（谐小说，哈哈著）、《伦敦燃犀录》（社会小说，雄倡著）、《吴达》（技击小说，姑慕游子著）、《别来无恙》（寓意小说，炎著）、《王老虎》（技击小说，舍予著）、《我之中华》（爱国小说，国民著）、《亡国梦》（谐小说，怀古著）、《祸福相倚录》（醒世小说，陈廛夷著）、《家庭变》（警世小说，叶丽荪著）等，也均在《益世报》创办初期纷纷亮相。其实细究上述名目繁多的选载与原创小说，大多为应景的游戏之作，这是小说作为民众娱乐消遣工具之始的一种时髦运作。《益世报》在刊出上述短篇作品的同时，其初期最大亮点，便是连续推出了多部本土作家所撰的长篇通俗小说的连载。这些作品不但为创办初期的报纸赢得了极大销路，而且也为萌芽时期的北方通俗小说创作带来了生机，更为日后天津乃至华北通俗小说的繁荣培养积聚了人才。尤其是该报上世纪20年代推出的董濯缨、董荫狐、赵焕亭、戴愚庵等名家的作品，除了在天津及北方引起巨大轰动外，也使全国文坛为之瞩目。虽然30年代以后，随着马彦祥等人的入主，改副刊“益智粽”为“语林”，风格大变，逐渐成为北方“左联”阵地，但《益世报》在“益智粽”时期刊发的多部长篇通俗小说连载，却历经数十年岁月磨砺而魅力不衰，直至今日，仍在不断再版刊行，为新时期读者所接受。

今日今夜，当笔者为撰此文，重睹案头放置的这些带有明显时代痕迹的通俗小说及其作者影像时，遥想当年“益智粽”旧人旧景，虽为隔代之人，却也依稀似曾相识，深感在民国时期天津乃至北派通俗小说的发轫时期，《益世报》之“益智粽”在培养、扶持天津通俗小说作家，出版、繁荣北派通俗小说作品方面，实在是功不可没，它实际上是民国时期北派通俗小说作家与作品崛起的摇篮。

花白发，背佝偻，两撇胡须鼻下留；着长衫，人干瘦，走起路来频点头。

从上世纪20年代前期到抗战爆发前，每天午饭过后，此公便从天津英租界家中出门，乘电车到老龙头火车站（今天津站），再步行半里地，下午两点整，准时出现在意租界小马路（今民权路）上的《益世报》馆。日复一日，风雨无阻。他是该报副刊“益智粽”的编辑，每天要为“弦外之音”写百字文一篇，针砭政治，臧否社会，言有尽而意无穷，末尾一行省略号，也算是与栏题相吻。此后，便是收文、改稿、发排、组版、校对、看大样。忙到黄昏人散，他又铺开红格稿纸，用拇指肚般大小的毛笔字写他的小说连载……

60多年后，天津老报人吴云心先生在为长篇社会小说《新新外史》再版作序时，对其作者作了如上回忆。

在《益世报》初创时期，虽然以内容激进，敢于为民众说话而赢得声誉，且在“五四”时期由于同情学生运动其日发行量已超过《大公报》，一跃成为天津报纸之首，但随着日后其政治态度的模糊，其发行量很快被《大公报》反超。当时间进入1920年时，该报一位天主教徒写了一部长篇社会小说《新新外史》于副刊“益智粽”连载，很快便赢得各界读者青睐，使得报纸发行份数迅速回升，并再度超过《大公报》。此书作者便是在民国初年北方文坛颇有声望的著名报人董濯缨。

关于董濯缨的生平，目前知之甚微。据眼下所见资料，仅知其原名董郁青，濯缨是他首写《新新外史》时使用的笔名。北京通县人，为满族，生卒年月不详，从其写作时间推断，他大约生于19世纪80年代，卒于抗战爆发后。据说其早年中过举人，后来加入天主教会成为教徒。早年在北京政界混事，对清末民初袁世凯执政和国会议员情况较为熟悉。青年时期酷爱戏曲，曾混迹于北京梨园行，与众多戏曲演员熟稔。中年以后寓居天津，厕身新闻界。《益世报》创刊时，由于其创办人雷鸣远是天主教天津教区副主教，于是他便广揽天主教徒进报馆。此时已为天主教徒的董濯缨便以文章隽永、笔头快捷而被雷鸣远看中，成为首批进入《益世报》的编写人员。在《新新外史》写作之前，董濯缨已为“益知粽”创作了如《多妻镜》（家庭小说）、《扁》（滑稽小说）、《鸦雀联盟》（滑稽小说）、《花甲春秋》（爱国小说）、《盗贼之清供》（警世小说）、《水与兵之苦语》（时事小说）、《爱仇记之一·巴黎妪》（短篇小说）、《爱仇记之二·武清叟》（短篇小说）等短篇小说多部，署名多为郁青、郁清、董郁青。

关于《新新外史》的写作，董氏在1936年所写的“发刊全书小引”中追忆，是受当时《益世报》总经理刘浚卿之约于民国9年（1920年）写作并连载的。对此他在全书开篇曾写到，编撰此书“并不是借着小说，随便拿人开心，那就失了本报益世的宗旨，作书的人也决然不敢”。可见此书确是专为《益世报》所撰。报纸创刊伊始，发行量不稳，甚至徘徊不前，遂以长篇通俗小说连载吸引读者，这在民国初期是报业套活儿，作为报社总经理的刘浚卿当然深谙此道，但他并未追随时俗，去拉当时活跃在北京文坛诸如陈慎言、李啸天等“名家名著”，而是于本报馆众多编辑中，独独选中董濯缨，可谓慧眼。

《新新外史》以光绪末叶（1905年）至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1916年）这10多年间的国内政坛风云为背景，写的是真人真事，但人物均用化名，如称袁世凯为项子城、段祺瑞为段毓芝、冯国璋为冯国华、黎元洪为李天洪等，但由于所写均为昨日刚刚发生过的真人真事，故刊出后，大受欢迎。据其同辈人陶均和称：“要求刊印专书之函，以数千计”。《益世报》馆见有利可图，遂于1926年为其出版单行本甲乙两集，1929年续出丙集，然亦仅断在70回而止。1932年全书终结，连载终止，但其第71回至101回却未出单行本。1935年春天，报馆总经理刘豁轩（是时刘浚卿已故）倡印全书，在征得董氏同意后，董将全书从头整理，将错陋矛盾之处，均做修改，交《益世报》馆排字房逐日排印，但由于“人工不敷，难免迟滞”。1936年，该报投股较多之股东、山西人李渡三得晋方势力支持，在逐出原社长刘豁轩后，自任社长兼经理，对《新新外史》出版之事，尤为注意，指定专人赶排，并限定当年9月出书，大量刊发广告，提前预约发售。该书全本如期出版后，因定价低廉，名声早震，故而洛阳纸贵，购者云集。董氏凭借该书的畅销，其名气也迅速走出天津，影响全国。

一部小说日日连载达12年之久，其受读者欢迎程度与作者的功力已不言而喻。董氏也凭着12年日日见报的署名，一跃而为当时北方著名社会小说作家之一，与同时期《大公报》推出的潘凫公一同成为在天津扬名立蔓儿，进而走红全国的文坛双星。可以说董氏的《新新外史》与潘氏的《人海微澜》已代表了上世纪20年代上半叶天津乃至北方通俗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

目前我们见到董濯缨的这部被时人视为“以现代历史故事写演义小说的罕见之作”的《新新外史》，共101回，200余万言，就是在今天，亦可算是一部巨著矣。

在《新新外史》写作后期，“益智粽”副刊更名为“语林”，由马彦祥主持。报馆见董濯缨在小说创作方面已成气候，便让他又新辟一版副刊名“说苑”，专发小说连载。在《新新外史》连载结束后，他又撰一部以济南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明湖影》，于《益世报》连载，但因《新新外史》已明珠在前，此书很难逾越其高度，故而难显其光，反响平平。1935年后，他负责通检全报大样，实际上已代行总编辑之责。至抗战全面爆发，他便离开报社，不知所终，估计不久便故去了。

董濯缨有一弟名荫狐，长年居故里通县，以教书为业。因其兄为《益世报》副刊编辑，故其课余也为《益世报》写作社会小说连载，笔头甚快，作品多以社会新闻为内容。1926年在《新新外史》出书同时，《益世报》馆也为他出版多部社会小说。据当年一页广告目录看，仅从1926年5月到1927年10月这短短17个月间，《益世报》馆便为其出版单行本十余种。除具有滑稽讽刺色彩的《换形奇谈》和以伦理道德为内容的《家庭金鉴》外，当时最有影响的便是“荫狐氏小说五种”，即为《鹡鸽痛》（伦理小说）、《仇马恩裘》（警世小说）、《雕击莺鸣录》（侠义小说）、《金兰契》（信义小说）、《大战缩影录》（时事小说）。此外，他尚撰有时事小说《溅血酬恩录》、《棣萼奇逢》及武侠小说《义侠惊奇录》、《虎窟鸳盟》等。在北方小说创作尚不发达的上世纪20年代，能于同一时间推出如此众多部小说，董荫狐也可算是当年的“高产作家”了。其晚年事迹同其兄一样不可考，目前只知1941年天津新河北出版社曾出版其社会小说《莺花春梦录》上下两集，是新著还是再版，不得而知。此外，上世纪40年代中期，天津《庸报》、《天津华北新报》等附逆报刊尚有其作品连载，但均为一时的混饭之作，别无所长，估计此时他尚健在。但因此时刘云若、还珠楼主、白羽等新锐通俗小说作家已于津沽崛起，人们的阅读指向已偏移于此，故而其作品此时期可谓有量无质，不久也就渐为人忘了。

社会小说是民国通俗小说的一大流派，虽然上世纪20年代在南方已成漫延之势，产生了诸如海上漱石生的《海上繁华梦》、李涵秋的《广陵潮》、张春帆的《九尾龟》及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海上说梦人的《歇浦潮》等名篇，但在北方却较为沉寂，蜗居天津的高新民、薛月楼等人此时虽也操觚玩票，写下众多以时事为背景的作品，但既非巨制，也难称佳构，更未形成数次再版的单行本，直至董氏兄弟的出现，方才为北方尤其是天津文坛带来一线生机，使得此时期的北方终于有了能与南派包天笑、张春帆、平江不肖生等名家相抗衡的名著，尤其是董氏兄弟那娓娓道来的白话语言让经过白话文运动洗礼和接触了时髦“国语”电影的读者备感亲切自然，并直接影响催生了日后刘云若、李山野、李燃犀等北派社会小说名家的崛起。而这一切的出现，均是《益世报》副刊培育的结果。

就在董濯缨的《新新外史》在《益世报》连载，并大获成功之际，该报又推出了另一位武侠小说大家赵焕亭。

赵氏名绂章，又名幻渟，光绪三年（1877年）出生于河北省玉田县一个正白旗汉军官宦之家。其父曾任山东鱼台知县，二哥中举人，三哥是进士，均曾为官。少年时的赵焕亭曾师从晚清进士，后来官至山东按察使的赵菁衫，旧学功底扎实，对于诗、词、曲及古文均颇精熟。至其成年，科举已废，便随父宦游鲁鄂川等省，眼界大开，喜闻奇侠轶事，每有所闻，便草记于心。据其亲友后来回忆，他为日后写作武侠小说，在游历各处时，凡遇有练武卖艺和跑马唱大戏的，势必躬临其境，凝视默记；又常到古寺深庙察看建筑布局，以便为武侠人物蹿房跃脊、飞檐走壁提供真实背景。民国建立后，其双亲先后故去，生活陷于穷困，但其性格高洁寡言，不求时禄，遂以著文为生，写起了通俗小说。早在民国建立前一年，他便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小说月报》写过短篇小说，1915年《小说海》创刊，他又为其作短篇小说《铜驼恨》，但均未成名。不久，军阀混战，因不满于时政，他便将早年所闻游侠奇事现于笔端，正式“下海”写起了武侠小说。

1923年，民国武侠小说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便是湖南平江向恺然以平江不肖生笔名在上海《红》杂志连载了其武侠成名作《江湖奇侠传》。这部160回（前106回为向恺然所撰，后54回为走肖生赵苕狂续写）、120万字的长篇巨制甫一面世，便引起轰动，后被世界书局分集出版，一时洛阳纸贵，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据此拍摄，由影后胡蝶主演的电影《火烧红莲寺》更是风靡大江南北，在引发了电影界争拍武侠片的同时，也使《江湖奇侠传》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武侠名著；其二则为河北省玉田县赵焕亭亦于同年在北京《益世报》上登出了其武侠力著《奇侠精忠传》，大获成功。一时间，在北方尤其是京津地区，上至达官贵人，下及贩夫走卒，人们均以嗜读此书为时尚。虽然向恺然与赵焕亭二人写作风格不同，两部作品亦风格迥异，前者以一种近似荒诞的文笔将前清文人笔记中的奇文异事讲得生动有趣、险象环生，而后者则用一种近乎拙朴的笔墨将清季绿林豪侠写得古朴豪壮、荡气苍凉，但由于两书均能摆脱民国以前说部旧模式之桎梏，采用了明白通畅的白话文体，故而能使读者耳目一新，如视异景。作为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他们此时期南北互映，交相生辉，携手登上了民国初期武侠小说巨子之位，并为日后民国武侠小说狂潮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被时人誉为现代武侠小说肇始之时的“南向北赵”，并共同拉开了民国武侠小说大繁荣的序幕。

《奇侠精忠传》是赵焕亭的第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全书共218回，正集128回连载于1923年至1925年，同时由上海益新书社陆续出版单行本；续集90回则于1926年至1927年见诸报端。书叙清代乾隆年间义侠杨遇春等助官府平定少数民族起义的故事，写得古朴遒劲，颇有《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等北方评书小说的遗风。赵焕亭本人也因此被时人比之为“施耐庵”。其实，细究此书便会发现，燕赵峭拔之气虽弥漫全书，但间或也常有世态人情般的酒肉俚俗，甚或还时时夹带淫文秽笔，这固然有放达恣肆一面，但也未尝没有迎合市民读者的低级趣味一面。这是那个时代通俗小说为取悦读者的一种通病。也正因此，该书初版甫一面世，便因触犯禁例而进行了一次删改，随后修订本再度刊行，但终因脱离了连载的原汁原味，反而不如初版本精彩。时尚影响着一个作家的写作风格，而风格一旦形成，再怎么增删涂改也会造成全书的蹩脚。

继《奇侠精忠传》之后，赵焕亭又相继写出《英雄走国记》、《双剑奇侠传》、《惊人奇侠传》、《兰田女侠》、《边荒大侠》等近20部武侠小说，均陆续连载于津京两地的《益世报》上。1990年春，笔者在参与编撰《中国武侠小说辞典》时，曾在恩师张赣生先生处看到赵焕亭的一部从未被各种研究资料著录的武侠小说——《清代畿东大侠殷一官轶事》，阅后感到，不但在赵氏的武侠小说中，就是在整个民国武侠小说中，也不失为一部成功之作，为此笔者曾于《今晚报》著文介绍，并引来李林先生的一篇补正，对拙稿涉及赵氏生平处多有修订，为过去“生平不详”的赵焕亭大致勾勒出了一个模糊轮廓，本文对赵氏生平能有如此评述，便是基于笔者多年考证与李林先生的补正。而这部《清代畿东大侠殷一官轶事》，便是目前所知天津《益世报》馆为其出版的第一部武侠小说。该书先于1925年在北京《益世报》上连载，翌年天津《益世报》益世印字馆出版单行本，共两卷39回。书叙清代蓟州盘山大侠殷一官一生除恶扶贫威震江湖之事。由于作者极厌恶一般武侠小说中的荒诞不经，故而他笔下的殷一官，淳朴可爱，憨态可掬，在同时期的武侠小说中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清代畿东大侠殷一官轶事》的成功，使赵焕亭欲罢不能，于是又于1927年在《奇侠精忠传》续集连载的同时，又于北京《益世报》再度连载《殷派三雄传》，内容续接《清代畿东大侠殷一官轶事》，讲述殷一官三位高徒出师后行为各异之故事。此书随后也由天津益世印字馆出版单行本。继以上二书之后，《益世报》又连载了赵焕亭的另一部代表作《英雄走国记》，并亦为之出版单行本。此后，赵氏的作品便打入南方，除1927年为天津《北洋画报》创作《山东七怪》，后于1929年出版单行本上下两册；1929年至1942年1月8日天津《新天津画报》连载其《白莲剑影记》外，其它作品多由上海书肆出版，赵焕亭也成为北派武侠小说作家中第一位打入并走红上海等南方都市的名作家。

武侠小说的写作，在为赵焕亭带来极大声誉的同时，也使他获利颇丰，以至有一个时期引逗得其子女也纷纷操觚任侠。据资料介绍，在其三子三女中，便有二子一女也在撰写武侠小说。日前笔者在一份武侠小说书目中发现，在当年的南方，有名为赵幼亭、赵亦焕、赵振亭等人分别撰有武侠小说《飞娘喋血记》、《续江湖奇侠传》、《蛮荒剑侠传》等。这三人是否就是赵焕亭的子女，抑或是“枪手”慕其大名而做鱼目混珠状，尚不可而知，但由此亦可看出，此时他的名气已由北至南，在南方已至少出现了三位借他的“蔓儿”在写作武侠的后生。

“七七事变”后，随着抗战爆发，赵焕亭基于朴素的民族感情，不肯在附逆的各报撰稿，基本上结束了其武侠小说创作，除仍写有文言笔记《今昔斋丛谈》和历史小说《明末遗恨》外，再未有新作刊行。

辍笔之后的赵焕亭虽生活陷于困顿，但一直拒任伪职。为了获取温饱，此时期他潜心书法，并于上世纪40年代初在北平琉璃厂荣宝斋、天津劝业场及上海、汉口等地挂单鬻字，据说求者甚众，他便依此小技得以存活于上世纪40年代。新中国成立第三年（1951年）他于寂寞中故去，终年73岁。赵焕亭藏书很多，除一部分在日寇侵华的兵火中被劫毁外，其余均在其去世后的历次运动中炬毁无存。

赵焕亭与董濯缨一样，都是《益世报》推出的著名通俗小说作家，他们的作品代表民初北方通俗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尤其是赵焕亭的作品，对日后相继出现的北派武侠五大家——还珠楼主、宫白羽、王度庐、郑证因、朱贞木的影响甚大，他是清代武侠小说旧模式向民国武侠小说新风格过渡时期的承上启下者，同时他又是民国时期武侠抑或是通俗小说由天津走向华北并打入南方的第一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益世报》为满足天津人关心时事的要求，决定出版晚刊，由当时天津名编辑吴云心负责主持。吴云心当时想在晚报副刊上登载一些关于天津民间掌故的记述，于是他便找到了在当时天津以“掌故小说”著称的作家戴愚庵。于是戴氏的《沽水旧闻》便在“一·二八”上海抗战之始于《益世晚报》连载，内容所记多为清光绪、宣统年间天津之政俗治举、风土人情、人物行迹、里巷琐语、名胜古迹、市井风物及“混混”秘史等民俗掌故。载后由于“沽上耆宿，颇乐道之”，遂经戴氏本人同意，重新校正并补入日前曾刊于《益世报》副刊之数则后，凡145篇，于1934年3月由《益世报》馆为其出版单行本，由吴云心作序。虽然此书从严格意义上看并不能算作小说，充其量只能是一部对民间掌故的记述性随笔集，但其中对一些天津习用语的出处多有阐释，并用故事性的情节予以描述，还是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与可读性，尤其是作者以其生动流畅的文笔为读者展示了一幅100余年前天津社会的风俗画卷，至今读来，仍有似曾相识之感，这是与作者丰富的生活阅历密不可分的。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天津几位作家先后写出几部以旧时天津为背景的小说，并在国内文坛引起瞩目时，浮躁的评论界甚或有些作者本人均言“津派作家已经形成”、“津味小说由此发轫”。针对此种状况，笔者曾依据戴愚庵遗留文字及其同辈人的回忆，撰写一篇《首写津味小说的戴愚庵》小文，在天津《今晚报》发表，随即便接到戴氏长孙戴更生先生的来信，约笔者在其宅中详谈，在介绍了一些其父辈口传下来其祖父的遗事后，曾言对于自己的先人，他也知之甚微，有些事迹还是从拙文获知，当笔者询其祖父生年时，他只能推算大约生于清末。不久，笔者又辗转结识了戴愚庵哲嗣戴冠津先生，承其慨然相介，在获得大量不为外人所知的戴愚庵生平事迹外，还意外得到了目前唯一一张戴愚庵中年时期的照片，但当问起其父生年时，其回答也是“语焉不详”。现在只能据其亲属回忆，佐以其同辈友人之追记，大致勾勒一下戴愚庵的生平。

戴氏名锡庚，字渔清，号愚庵，晚年别署娱园、娱园老人，祖籍浙江绍兴。据老报人吴云心先生晚年回忆，1926年至1927年间，在为天津《东方时报》副刊“东方朔”投稿的作者中，“当时我们这些人年龄一般不到三十岁，但有一位长者，比我们这些人年纪大一些，便是戴愚庵。”笔者恩师著名美学家张赣生先生由此推断：“当时云心先生二十一岁，宫竹心（白羽）二十八岁，假若戴愚庵当时三十五六岁，那么他生于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左右，或许就因为庚年天赐子嗣，所以才取名锡庚？当然这只是推测，且‘庚’字多义，不一定即指年代。”（详见重庆出版社出版《民国通俗小说论稿》）从其一生经历看，估计赣生师这个推测还是准确的。因为据其亲属介绍，戴愚庵幼年曾上私塾，后来因科举废止，又进新式学堂，并以优异成绩考上官派生，在20世纪初叶的留日大潮中，大约于1910年，随着国内近万留日学生来到东京，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由于在日本耳闻目睹了日本人正准备强迫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留日大部分热血青年集会抗议日本侵华的经过，深感国家欲振兴，必自教育做起。据戴冠津先生回忆，在天津沦陷后的40年代初，其父曾多次以自己早年在日本留学之闻见对子女讲，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的心腹之患，其亡中国之心早已有之，并举例说，在20世纪初的日本小学里，教师总是在上课前拿一些鸭梨分给学生吃，吃罢便问学生好吃吗？得到肯定答复后，教师便说：我们日本不产梨，这么好吃的梨产在中国的天津，将来你们长大了要吃梨就要去那里！戴愚庵就是以这样的话语与事例告诫同仁与子女，日本人在觊觎中国，中国要注意，中国要自强，而自强的前提，便是要振兴教育。正是怀着这种教育救国的理想，在1917年左右，戴愚庵毅然乘船回归天津，决心终身从事教育事业。

回到天津的戴愚庵，先在其家中开办学馆，教邻里孩童读书启蒙，不久又执教于天津城里草厂庵小学，几年后，被教育部门委任天津官立第八小学（地址为天津南门里）校长多年，桃李盈门，交游甚广。由于自幼便居住在天津东西南北马路围起来的“城里”，此地当年鱼龙混杂，既是底层民众杂居谋生处所，更是好勇斗狠“混混”们的出没之地。长年的生活积累，使他对“城里”及老天津卫的掌故谙熟于心，于是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他于从事教育之外，开始涉足文坛，但他没有像国内那些叱咤风云的留日精英那样去从事国人启蒙和新文学创作，而是写起了具有浓浓传统韵味的类似明清文人笔记性质的“掌故小说”，且一发而不可收，终成一位专讲津沽往事的“掌故大家”。

所谓“掌故小说”，便是文体具有一定的纪实性，再加上作者的合理想像，从而演义出的亦真亦假的说部。其实仔细追究，戴愚庵的作品，并非都是小说，有些只能算是“笔记”，如上述《沽水旧闻》便是笔记小品文。

关于戴愚庵一生所撰作品有多少，虽然其生活在距今半个多世纪前，且作品也基本刊行于津京一带，但因当年报刊繁杂，随刊随灭现象严重，所以至今仍难搞出一份完整的戴氏作品目录。1945年4月北平出版的《369》杂志第581期刊有一则消息：“天津名作家戴愚庵氏，别署娱园老人，著作甚丰，如《秋雨销魂录》、《花市春柔记》、《嫁娶镜》、《沽上英雄谱》等，散见各报及出版行世者，不下数十种，文笔犀利，情节曲折，极为读者所欢迎。尤其《沽水游侠》为其得意之作，戴氏于去冬积劳成疾，日渐增剧，而对于本报续稿，依然扶病撰言，不稍延误，其责任心之重，殊是感佩。上月来书谓：病已就痊，对于稿友何海鸣氏谢世，深致哀悼。不意其忽于上月三十日突罹心脏病，继何氏而西逝矣。戴氏遗作尚未出版者不下十数种，易簧前，嘱其令郎整理保存，闻内容极为精彩。惟《沽水游侠》一稿乃随撰随发之作品，故在存稿刊完后，只好中辍，愚庵泉下有知，亦必引为遗憾也。戴氏生前执教各校，桃李盈门，交游亦广，惊耗传出后，各方均甚悼之。”

戴愚庵死了。死于1945年3月30日。

关于其作品，除上文提及外，笔者近年多方查询，得知尚有《沽上混混秘史》、《沽水旧闻》、《黄天霸外传》、《杂霸列传》、《串房檐史》、《绮陌红楼》几种，前后相加，也不过十余部之多，据“数十种”相去甚远。那么余下大部分作品究竟为何，目前尚不可知。几年前，戴氏之孙戴更生先生曾对笔者讲，戴氏死后曾留下大量遗稿，存于一柳条箱中，由其次子保存，上世纪50年代尚存于家中。这些遗稿是否便是那“尚未出版”的“不下十数种”遗作，目前也尚不可知。但据戴更生讲，这些遗稿可能有部分已散落坊间，他说近年一部颇获好评的“掌故小说”便与遗稿中的一部相似。对此笔者因未能亲睹“遗稿”，不敢妄下定论，且以民间流传的野史掌故为内容而撰同一题材说部，文坛并非鲜见，很难判定后者便是因袭前者，只有仔细研读两部作品后，方能将“谜底”揭开，这在今天看来已是很难的事了。但不管其作品存疑多少，仅就其现存十余部作品看，其阅历之丰与笔力之健已足以使后人记住这位当年的“掌故大家”。这其中，最能体现天津民风民情，并成为其最著名之代表作者，便是《沽上英雄谱》。

1926年，名编辑吴秋尘在天津主编《东方时报》副刊“东方朔”，为了吸引沽上读者的阅读兴趣，便约当时在天津文坛崭露头角之戴愚庵写一部以天津为背景的长篇连载。戴氏领命后，便将旧日所闻沽上“混混”旧事演为长篇说部，取名曰《沽上英雄谱》交吴秋尘连载，不料刊出后大受欢迎，他也因此书而享誉京津文坛。《沽上英雄谱》名为长篇，实则是采用《游侠列传》的写法，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连缀成篇，分题而撰。1927年《东方时报》解体，连载中断。1932年，他又将此书搬至天津《益世报》续刊，至1936年登竣，已积有30余万字。1937年5月天津《益世报》出版股将其结集出版单行本，上下两册，共8回，书前有吴云心于1937年4月20日所作之序，称此书为“从前天津一部分人为着生存而团结、而反抗的故事。许多英雄为了大众的生存而勇敢的牺牲自己，他们虽被严刑逼供，但没有口供，没有屈服，只有死，死在他们看作是平常之事。虽然在智者看来是‘其愚不可及也’，但他们的精神是可佩的。在本书逐日见报时，我们的国度与一个‘混混’被逼招供时的处境不知在什么地方有些相仿。现在这书出版了，我希望这股英雄的精神依然保存在我们的国度里，同时更希望这精神里加一些新的意识。”在今天看来，将英雄与“混混”杂糅一体而成篇，或许要归咎作者的品味与情趣低下。其实不然，在此书写作与连载的十余年间，天津先后被直系、奉系军阀及日寇所统治，社会底层的反抗时有发生，此时期正是英雄被视为“混混”，“混混”充当英雄的年代。作者有感于此，以曲笔写现实，可谓别有深意。

其实如要仔细推敲，《沽上英雄谱》也如上文提及的《沽水旧闻》一样，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结构，虽然其回目也使用了“大刀王五独守葫芦罐，小脚刘老三打美人台”、“卖曲访仇人刘宝全投师学艺，成名觅知己林黛玉下卫观光”这样的章回旧体，但回与回之间并不相连，每回讲的都是一个独立故事，且故事本身也不以情节取胜，在叙述中常常插入大量的掌故介绍，遂使全书带有一种很浓的谈今论古味道。也正因此，此书刊出后，颇受评书艺人青睐，未几便被易名《混混论》而搬进书场，一直演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成为一批评书艺人的“看家书”。日前台湾一老观众还托其在津亲戚向笔者询问此书线索，可见其影响至今未衰。

除《沽上英雄谱》外，戴愚庵所作其它小说题材也大多与旧时天津“混混”有关。由于思想局限，在这些作品中，其所描绘的人物也良莠不齐，既有鱼肉乡里，称霸一方的“锅伙”、“混星子”；又有勇于反抗外族入侵的血性男儿。如上文提及的《沽水旧闻》中便有一则《大刀王五杀日兵》，此文写作时正直“九·一八”之后，可谓有感而撰。抗战爆发前夕，他又在《沽上英雄谱》中再次写到大刀王五。上世纪40年代初，在已沦陷的天津，他又写出以大刀王五为主人公的长篇《沽水游侠》。虽然此书只写三章其便病逝，但从全书结构来看，是要写王五一生之故事，如此便又要写到“大刀王五杀日兵”。在日寇侵华行将战败、困兽嚣张之时，敢于如此为文，亦可见作者的骨气与胆量，恐怕这与他早年留日时的见闻与感慨也是密不可分的吧。

戴愚庵除写有大量侠客类掌故小说外，也还写有几部“儿女”小说，这其中最有名的便是《秋雨销魂录》。据其子戴冠津先生回忆，此书是其父与天津著名社会言情小说家刘云若的“唱和”之作。1930年，当戴愚庵得知刘云若将在天津《天风报》上推出其长篇言情处女作《春风回梦记》时，他便对“小老弟”刘云若说：“我回你一部《秋雨销魂录》吧，也算是兄弟一场的情谊。”说写就写，一写就写了8回26万字，并早于刘云若《春风回梦记》在《益世报》连载。此时刘云若的长篇处女作已写出几章，他见戴氏小说取名《秋雨销魂录》，遂将自己的作品命名《春风回梦记》，以此作为回应。此后，《秋雨销魂录》又于1940年由天津文利书局出版单行本。由于书中内容编得缠绵悱恻、柔情百转，他被朋友王伯龙（津沽名文人）著文认为其“写儿女远胜于英雄也”。其实，英雄也好，儿女也罢，作为出自同一作家之手，其孰优孰劣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穷其一生精力在写天津。从目前已见到的几部作品来看，不但故事情节均取自天津民间，而且其叙述语言也多用天津俚语，并时时穿插沽上旧典，使人读来古朴亲切，顿生乡梓之情。在戴愚庵之前，虽也有几部描写天津的小说流行坊间，如尘海过客的《津沽繁华梦》等，但多为即兴附会之作，真正以天津语言讲述天津卫故事，当从戴愚庵始，戴愚庵才是“津味小说”的“始作俑者”，是他开创了“津味小说”的先河，并直接影响了小他十余岁的“小老弟”刘云若，使后者在他启发下，出手便不凡，后来居上，达到“津味小说”前无古人至今仍无来者的最高成就，并终因成就卓著反将其“老大哥”戴愚庵罩于其辉晕之下，相形见绌。

戴愚庵一生“著作颇丰”，但其最为著名的《沽水旧闻》、《沽上英雄谱》、《秋雨销魂录》等都是由天津《益世报》推出的，从这一点看，称其为《益世报》培养出来的掌故小说大家并非无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