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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凫公《人海微澜》轰动兼论高新民《杨三姐告状》与尘海过客《津沽繁华梦》

“市井”者，旧时经商之地也。《管子·小匡》云：“处商必就市井。”尹知章注曰：“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由于本文所述正是以天津为代表的北方重镇从近代商埠向现代都市的过渡时代，加之所涉之人多是或为启蒙或为娱乐市民阶层而办报而创作的旧文人，所记之事也多为报人或小说家的产业化运作，且报纸与小说的受众者上至达官贵人下抵贩夫卖浆者也多为市井中各色人等，故而形成本文主体为——发生在商业都市以报纸为载体由文人操控创作以启蒙娱乐市民为目的的一种都市文化——“市井小说”。

北方市井小说是随着清末民初报刊业的繁兴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说起北方报刊业，便不能不提到天津《大公报》。它不仅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就是在世界传媒业，也极具影响。

首先，从世界报刊发展史上看，报纸的性质无非两种：一为商人办报，版面多谈生意经，旨在赢利；一为党人办报，版面多算政治账，意在参政。而《大公报》既非商人操觚，亦非党人执笔，而是由文人办报。这种论政不参政，经营不为利的“文章报国”、“代民讲话”特点，在1926年新记《大公报》开张后，尤其明显。以致其大股东吴鼎昌在1935年被蒋介石任命为实业部长，在重涉政坛赴南京履新前，先于《大公报》上刊登辞去该报社长职务的启事。这在多以背景为靠山的民国报刊业极为罕见。

其二，悠久历史和散布多地分馆是它得以扬名世界报坛的资本。如果从1902年英敛之在天津首创《大公报》为其源头，那么直至今日香港《大公报》继续刊行，其历史目前已达100余年，且尚在延绵。其寿命已远远超过旧中国的《申报》与《新闻报》，并刷新已知中国寿命最长报纸上海英文《字林西报》101年历史。100余年的沧海桑田，使得《大公报》历史上分分合合，产生了多家分馆。如果说它胚胎于20世纪初天津，那么在以后国内烽火连天的风云变幻中，它随着战局的变化则产生了上海、汉口、重庆、桂林、香港等多家分馆。建国后，虽然内地分馆相继关闭易名，但由天津派生出的香港《大公报》馆则一脉独承，担负起了继往开来的重任，并开辟出了一片新天地，直至今日仍绵延无尽期。

就《大公报》的百年历史而言，目前国内学者将其分为四个时期：1902年至1916年为其初创期；1916年至1925年为其过渡期；1926年至1949年为其鼎盛期；1949年至今为其新生期。因本文所涉时空为近现代北方商埠重镇的代表天津，故其第四个时期略去不谈，第三个时期后半段随着抗战爆发天津沦陷，《大公报》已迁出天津，故亦不再涉及，只对其第一、第二时期及第三时期前半段略做描述，以窥见当年市井小说在天津等北方城市的状况。

20世纪初的天津，由于清廷腐败，丧权辱国，康、梁变法惨遭失败，整个城市弥漫着一种低迷状态，加之此时八国联军已攻破城门，疮痍满目，民不聊生。此时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因参加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而遭清廷缉捕，逃到天津。他就是后来创办《大公报》的英敛之。英氏名华，号安蹇，1867年生于北京，满族正红旗人。青少年时代博览群书，愤世嫉俗，在探求救国民于水火而不遇时，于22岁入了天主教。随后，他在康、梁百日维新中看到了希望，并积极参加，但失败的结局使他亡命天津、上海、云南后，于1901年4月再次踏进津门。正当失望无助的阴影使英敛之感到彷徨时，一个机会出现了。在他莅津的第三天，碰到了同为天主教徒的天津紫竹林天主教堂总管柴天宠。柴氏，字敷霖，以经营专售建筑材料的“天和号”商铺起家，因承包各种建筑工程而发迹。此时他正以自己的资金为底钱，征集股份欲开办报馆。英敛之闻之大喜，提出若干建议。柴氏见其热情极高，遂邀其“主持其事”，并“甘为赔垫”。就这样，一份影响中国一个世纪并引起世界瞩目的报纸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诞生了。

它就是《大公报》。

《大公报》创刊时，馆址选在天津法租界狄总领事路（即今天的哈尔滨道42号）。创办资金除主要来自柴天宠外，时为粮商兼木厂掮客的王郅隆、德商荣华洋行买办事务张连壁、法国驻华领事馆公使鲍渥等人也入股，此外，维新派名人严复也入股千元，并为该报题写报头。由于地处法租界，又参有公使股，故报馆经常受制于法国领事馆，随后又因发表亲日文章招致法国领事不满，于是法国领事馆于1906年借故收回报馆所租房屋。同年9月5日，《大公报》迁址日租界旭街21号（今和平路四面钟对面）。

创办初期的《大公报》曾以敢言颇受读者称道。辛亥革命后，英敛之见维新已成泡影，清廷不复存在，遂于1912年委托樊子镕等维持报馆，自己则携夫人移居北京香山，兴学行善。但此时报馆营业不振，勉强维持四年后，于1916年9月被已成为安福系政客的旧股东王郅隆盘收，结束了它的初创期。

王郅隆，字祝三，生于天津，以倒卖粮食与木材等小本买卖起家，后被驻扎天津的安徽军阀倪嗣冲看中，与之合办银行、纱厂，遂成暴发户。他盘接《大公报》后，受皖系军阀指使，将报纸办成安福系的机关报。但不足十年，随着直皖大战爆发，徽军败北，王郅隆也逃亡日本。于1923年9月死于东京大地震。翌年安福系垮台，《大公报》也于1925年11月27日宣告倒闭，完成了它的过渡期。馆址、机器及办公设备由王郅隆之子王景珩掌管并待价而沽。

《大公报》在英敛之与王郅隆主持时期，由于以国内外要闻、社会新闻为主，对文艺作品尚不甚注意，与比它晚出十余年之《益世报》相比，对市井小说的刊载明显不足，并亦未出佳构。虽然其社会新闻及广告栏中透露些许市井小说的讯息，但也多是言而未详。《大公报》正式刊载市井小说并在社会上引起反响是在它的第三个时期，亦即其鼎盛期。

1926年夏季，国民政府与北洋军阀的对决已到了关键时刻。天津作为京都门户，此时聚集了大批下野的北洋政客，他们纷纷在天津买房置地，在关注战局的同时，也在图谋东山再起。一时间，本就为水陆码头的天津，愈发显得热闹起来。就在此时，三位后来在中国报刊史上青史留名之人碰巧聚在天津。他们便是张季鸾、胡政之与吴鼎昌。

张季鸾，名炽章，陕西榆林人。1888年生于山东邹平，1905年考取官费生负笈东瀛，攻读政治经济学。1911年回国应于右任之邀任职上海《民立报》，后到北京在多家报馆主笔政，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1926年春天辞去陇海铁路会办之职后来津赋闲，居法租界息游别墅。胡政之，名霖，1889年生于四川成都，1907年自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1911年学成归国，于上海开设律师事务所，并由此结识同为留日学生并于同年归国的张季鸾，两人一见如故，此后曾一同在上海民立图书公司及上海《大共和日报》共事，并同为上海公学教员。1915年9月，胡政之应王郅隆之约来到天津，出任《大公报》经理兼主笔，并于1919年作为中国唯一一名记者采访了巴黎和会。归国后由于与社方龃龉，于1920年8月脱离《大公报》，出任北京林白水主办的《新社会报》总编辑，随后又于1921年8月到上海自办国闻通讯社。三年后，定居北京，经常往来于津京之间。1926年夏天，他抱着怀旧心情再次客居天津日租界熙来饭店。此时张季鸾已早他几日到津，居住在与熙来饭店不远的息游别墅。一天早上两人于街头巧遇，他乡遇故交，均兴奋异常，不知不觉间，两人已走到居息游别墅与熙来饭店之间的日租界旭街21号——目前已倒闭的《大公报》馆旧址前。看着熟悉的建筑，胡政之感慨万端。此刻张季鸾不失时机地提出要胡“收回老巢”。胡政之何尝不是这样想，但收购经费何来。沉吟良久后，胡政之忽然眼睛一亮，他想起了既是老乡又是老朋友，同时还是“财神爷”的吴鼎昌。

天津日租界旭街（今和平路与哈密道交口）上的《大公报》馆（马路右面迎面建筑）

吴鼎昌，字达诠，笔名前溪。此人1884年出生于四川成都，1901年获官费留学日本。九年后学成归国，出任大清银行总务科长。“辛亥革命”后出任中国银行正监督，负责发行第一批中国银行钞票。他在日本留学时便与胡政之相识，1921年胡政之于上海自办国闻通讯社，在费用困难时，他曾慷慨解囊，并由此结识张季鸾。1925年吴鼎昌以在野之身来到天津，在多伦道自建一豪宅（建国后，为《天津日报》宿舍，著名作家孙犁曾偏居其一隅），以盐业银行总经理身份卜居，在寂寞无聊中觊觎着北京政坛。

当胡政之与张季鸾踏入有山有水有回廊的吴宅，说明来意后，闲来无事的吴鼎昌马上慨然应允。于是三人合谋共计，由吴鼎昌划来经费，从王景珩手中盘下《大公报》旧址及设备，于1926年9月1日宣告新记《大公报》开张。吴鼎昌任社长；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胡政之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大公报》的鼎盛期由此开始。

新记《大公报》一开张，便以内容丰富、版面考究而使读者耳目一新。该报参考当时日本《朝日新闻》等外文报刊，率先于国内搞起“综合编辑法”——将国内外新闻与本埠要闻等统编在一起，标题醒目，并配之以图，使得版面错落有致、要闻突出。这种编辑方法一经推出，旋即被其他报纸所采用，影响全国，开启了现代报纸版面综合编辑之先河。

此外，报纸在继承旧《大公报》以新闻为主的同时，对文艺副刊也十分倚重。该报复刊伊始，便在第八版上半版创设综合性文艺副刊“艺林”，特聘上海报界名人何心冷为编辑。何氏1897年生于江苏苏州，1922年在上海参加国闻通讯社，被胡政之引为得力助手，编辑之余常在报刊发表小说等文艺作品，并曾在上海参与电影摄制。1926年应胡政之所邀，来到天津参加新记《大公报》复刊工作。由于他编辑的“艺林”颇受读者欢迎，翌年他又增编综合性副刊“铜锣”。1927年9月1日，报纸复刊一周年之际，“艺林”改版称“副刊一”，偏重文艺性，专载小说与诗文，强调“体裁不论新旧，趣味务求浓郁”的商业运作。同时另辟“谈话室”专栏，以刊载小品文为重；“铜锣”改版称“副刊二”，偏重功能性，分设各种有新闻趣味专栏近10个。以上两副刊均由何心冷负责编辑。1928年元旦，何心冷又将以上两副刊合并，创办“小公园”综合文艺副刊，再次强调稿件“第一要紧的是有趣味”的商业原则。《大公报》的文艺副刊版由此正式定型，“小公园”也由此成名，连续出版近8年。除何心冷外，徐凌霄、曹世瑛、吴砚农、陈纪滢、冯叔鸾、萧乾等也在不同时期担任编辑。

“小公园”作为《大公报》的一个文艺品牌，除刊发各种文艺体裁作品外，在当年最引人注目者，便是于上世纪20年代末连载了凫公的长篇市井小说《人海微澜》。

关于凫公的生平，目前尚未有一篇完整的记述。笔者20余年前在古籍书店工作时，曾在旧书库中见到几册当年由《大公报》馆出版的《人海微澜》，闲暇读之，立即被其情节所吸引，并由此对其作者凫公产生兴趣。当年的古籍书店旧书库中，民国报刊成堆，举凡当年《三六九画报》、《一四七画报》、《北洋画报》、《实报半月刊》、《游艺画刊》等随处可见。就在这些残破报刊中，笔者见到了多条有关凫公的信息，现将其连缀起来，简记如下，以使今人能了解一下这位昔日市井小说大家的“庐山真面”。

凫公姓潘，原名潘式，别署孤云、有发翁，凫公乃其笔名。他生于1900年，安徽怀宁人，与陈独秀为同乡，但思想与陈迥异，作为桐城吴闿生弟子，他对旧封建礼俗恪守不移，故其作品也大多带有很浓的封建性。其早年于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改称北平后，易名为交通大学北京铁道管理学院）运输系学习时学的是交通管理，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北宁铁路局实习。上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小说创作，处女作《人海微澜》一经《大公报》副刊“小公园”连载，旋即风靡津京，被时人称为“敢以文章轻世俗，未妨笑骂杂徘诙”，并受到著名学者吴宓褒奖：“读之久，则甚佩之，而以思见其作者未得为憾。”《人海微澜》共20回，约30万字，带有作者浓浓的见闻经历。小说借几位底层文人的悲欢离合遭遇，折射出旧日京城里的各种怪现状，即写出了军阀、政客、官僚及姨太太的倾轧荒淫，也再现了下层社会小人物间的爱情悲剧。全书以一命运多舛的文人韦秋圃为主线，贯穿起了一个个虽互有关联但却相对独立的小故事，颇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遗韵。由于小说以“现在时”的手法，写出了发生在当时读者身边的各种奇闻怪事，故连载未半，便引起轰动。《大公报》馆见该书读者踊跃，出书有利可图，遂于1929年8月为其出版单行本，并请名学者吴宓为其作序，将该书影响从华北波及全国，1933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郑正秋曾将其易名《春水情波》拍摄电影，由胡蝶、孙敏、王献斋主演，上映后轰动一时。

《人海微澜》的成功，使凫公欲罢不能，随后又在《大公报》及北京《实报半月刊》等媒体连载了《隐形》、《强魂》、《稚莹》、《残羽》等四部作品，与《人海微澜》合称《蹇安五记》，使之一跃而成为上世纪20年代末华北地区最为有名的市井小说作家，并直接催生影响了随后崛起的刘云若、李山野等作家。

关于凫公其人其貌，上世纪30年代天津著名报刊副刊编辑吴秋尘曾有如下描述：“名小说家凫公与记者为神交。通信已半载，初不相识也。日者凫公自关外来，过津北上，过画楼（《北洋画报》社）四次，不遇，终邂逅于紫竹林宴厅。凫公衣二蓝汉瓦当文缎袍，玄褂革履，发甚亮，鼻架近视镜，无所谓名风恶习，极似一由留学生演进之官僚，语声娓娓可听，操燕青官话，盖皖人也，与吾友名记者张友鸾颇相似。性豪爽，于不说客气中可见。自谓写小说，不过自娱，初不贾名，故向不以真名姓示人，并告记者使秘。……凫进餐，不进酒，但吸纸烟，且吃且谈旧京学生界轶事，关于恋爱者大半，因不觉眉飞色舞，如逢故人。”而另一著名编辑，时任北平《实报半月刊》总编辑之管翼贤则云：“在我没有和他见面之前，我想这位潘先生必定是一位驼背龙钟，或是衣冠不整的老名士，乃至一见面之后，大出我意料之外，原来他是一位青年创作家。他的身躯不及四尺，他的态度却极其洒脱，面庞是白质如玉，仪容温婉如妤女。我心里想，我假若有一位妹妹，一准要介绍给潘先生做一个朋友。……他平日在家，必定要穿一件修短适度的长衫，出门还要套上一件马褂，就是三伏天，他也是这样打扮，有人笑他是迂儒，是学究，他的回答是‘出门如见大宾’六字。”其风流倜傥中又不失传统束缚之仪态，从以上二人笔下可见一般。其小说在当年既新潮又传统的“旧瓶装新酒”模式，亦可从其仪态装束中得以体现。只可惜为其留下形象资料之二人随着后来的平津沦陷，先后做了不耻的汉奸，而他们的朋友凫公却得到蒋委员长垂爱，引为幕僚，入阁从政，此乃后话。

小说创作使凫公成为名人，在众多学校的盛邀下，上世纪30年代初期，他接连执教于济南大学与中法大学国文系，专授中国传统诗词，并自著《玄隐庐诗集》，被吴宓收入《空轩诗语》中。1931年他与沽上文人姚灵犀合编《天津半月刊》合订本，后遭诬入狱，由北平解往沈阳受审，后经人代为剖白获释，于狱中著有《南冠草》一卷。除诗词外，其书法造诣也深。其字颇有晋唐人神髓，曾撰有《中国书法简论》上下两卷。据说他夫人因慕其字而恋其人，嫁给凫公后，整日临其字，以至后来有人求字，凫公因事忙，概由其夫人捉刀，以假乱真，使人难辨真伪。作为文人的凫公，举凡当时文人雅好，他均染指，故同辈人对其有如下评论：其生平艺事，为一书法，二诗，三文，四小说，五鉴赏。可见其虽以小说起家，但后来的字、诗、文等均更上一筹，可谓那个年代一典型文人矣。虽然随着日后的时局动荡，艺文不足以养家，但其文名却使他得以腾达。抗战前夕，蒋介石避居四川，闻其才华，遂聘其为行营秘书，后来又转任到实业部去做机要秘书，凡有重要文电，均出自其手。不久抗战爆发，他又来到大后方重庆，更名潘伯鹰，彻底弃文从商，进了中央银行当文书。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旋又弃商从政，国共两党决战后期，章士钊代表国民党到北平与共产党和谈，他随行当秘书。建国后，他先任职上海图书馆，兼为文物保管会鉴定文物，后任上海市政府参政室参事，并作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以书法家身份露面。在躲过多次政治运动后，于1966年平安故去。

在《大公报》创办之前，天津虽已有多家报刊存在，但在语体上，却均为文言或半文言体。虽然内容已从皇帝谕旨、官吏任免、群臣奏折演变为朝野浮沉、域外见闻、时评杂俎等，但内容的载体却仍是“之乎者也矣焉哉”。因此这些报刊也只能在中官外商间流传，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尚不知报刊为何物。也许正是看到此点，《大公报》一创办，英敛之便倡导用具有天津地方特色的口语型白话文编报，这比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运动要早十余年。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创刊第一天，便在发刊词中提出“为开民智起见，多半是对着平等人说法，但求浅、俗、清楚。”与此呼应，在半文言的有限版面中，首次开辟“附件”（即“副刊”雏形）栏目，刊登一篇完全白话的《戒缠足说》，以反对缠足陋习，提倡女子要读书。此后，该报每日用一篇白话文去论说当时的社会现象，均以“附件”为栏题刊出，受到市井民众的普遍欢迎，既扩大了报纸的读者面，也使发行份数与日俱增。在这期间，英敛之将“附件”栏中的白话文论说结集成书，取名为《敝帚千金》，于1904年4月25日出版发行，几千册旋即售罄。一月后，第二集又出，仍是供不应求。几月后，第一、二集又再版。其受市民欢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读者的热情又使报纸本身的“附件”专栏益发出彩，愈编愈强，欲罢不能，直至1905年8月11日方告终止。

终止不是结束，而是为了以更大篇幅去提倡白话文，这是顺应民意的结果。1905年8月21日，该报将“附件”专栏以附张形式辟为书式四版，独立成编，并将书名《敝帚千金》移为标题，采取逐日随报免费赠送的方式发行，既便于市民逐日集中阅读，又可将其剪下自行装订成书，同时还促使市民每日都去买报以巩固报纸发行量。至1908年，《敝帚千金》已积至30册，除随报赠送外，另行装订销售亦至数万册之多。

《大公报》上的白话文在全国也产生了影响，正如1905年9月《敝帚千金》“凡例”所言：“中国华文之报附以官话一门，实自《大公报》创其例，以其说理平浅，最易开下等人之知识。故各报从而效之者日众。”英敛之也在《敝帚千金》一书的自序中云：“看见别家的报，常有抄我们白话的。也有在各报附一段白话的，可见好善之心，人有同情。”流风所及，便是直接刺激产生了众多白话文报纸。如1903年北京便出现了《京话报》，此外尚有《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安徽俗话报》、《潮州白话报》、《新白话报》、《成都启蒙通俗报》、《湖南通俗报》等相继出现。受此影响，天津也于1907年8月由丁子良创办了《竹园白话报》。丁子良，名国瑞，号竹园，回民，1870年出生于北京一个医学世家，其人医、文俱佳。1895年来到天津，常以竹园、竹园主人、宛平医隐竹园、医隐等笔名在《大公报》发表白话时事评论及自编的白话小说及寓言等，为当时天津《大公报》白话文写作的几个重要作者之一，他逝于1935年。

《竹园白话报》首开津门白话文报纸风气之先，随后又有刘孟扬创办之《白话晨报》、《白话晚报》及《天津白话报》等出现，使白话文报纸于天津得以在继承《大公报》特色基础上，又有新拓展。刘孟扬1877年生于天津，字伯年，也为回族。他在清末曾中秀才，继英敛之之后，曾任《大公报》第二任主笔，全力提倡白话文。曾于1905年应王竹林之约主笔《天津商报》，1909年他在天津自办《民兴报》，宣传君主立宪，并设副刊“恢谭”、“报余”、“小说”、“新旧杂货店”等，奠定了日后天津各种报刊“副刊”的格局。《白话晚报》是他于1912年4月在天津创办的，随即又于同年10月创办《白话晨报》。在获得成功的基础上，又于1916年再办《白话午报》。由于此时期白话文已在天津报业蔚然成风，不久他便将三报中之“白话”二字去掉，改称《天津晨报》、《天津午报》、《天津晚报》，合称《天津晨午晚报》，报馆取名“午报社”，社址初在南市广兴大街，后迁意租界大马路（今建国道与北安道交口）。三报编、印、发均为同一批人，内容则根据新闻稿的性质及结稿时间分载三报。刘孟扬虽为社长，但不抓具体业务，而是长年混迹官场，报社业务实际由报社经理白幼卿和以“笔侠”笔名名噪当时的总编辑董秋圃操办。虽然其正版也辟有社论专栏（《午报》为“午炮”、《晨报》为“晨钟”、《晚报》为“暮鼓”）及时评、新闻等，但却难见新意，极难与同时期的《大公报》、《益世报》相颉颃，倒是其副刊“家常便饭”由刘孟扬的侄子刘钟望经营得有声有色，除经常刊载天津掌故大家戴愚庵（其小说代表作为《沽上英雄谱》）、李燃犀（其小说代表作为《津门艳迹》）等人的掌故随笔外，在当时最为引人注目者，便是连载了高新民所撰的长篇市井小说。

今天我们谈及北方市井小说，不应忽视高新民的存在。他在上世纪20年代是天津乃至华北家喻户晓的小说家，他根据当时津沽时事所撰的大部分说部在当年可谓妇孺皆知，其中有些作品在今天人们仍是耳熟能详，如《杨三姐告状》、《南皮双烈女》、《义侠记》、《笑而观》、《眼前报》、《银针记》、《春华茂》、《惩淫记》、《家庭金鉴》等，连载后再出单行本，每本售价五六个铜元，销路甚广，不但在当时如天津、北京这样的大都市流传，而且还远销华北大部分农村，为北派市井小说“下乡”做出有益尝试。平心而论，高新民这些被标以“警世小说”、“苦情小说”、“惩劝小说”的作品其实本无新意，均是由一个小时事引出作者的惩劝理论，其文学性并不高，但由于所述事件大多为真人真事，再加上大量使用津沽白话语言，故而颇能吸引广大市民读者，在民间不胫而走，阅者甚众。除写有大量市井小说外，高新民还于1916年自办《新民小说报》旬刊，除专载自己创作的小说外，还刊有周承炳、李志源、铮铮等人的作品。此后，他又参与了《星期小说》的编辑，该杂志除刊有高新民自己所撰小说《可怜虫》、《梦话》外，尚有豁公的《老太婆》、剑胆的《亡国奴》、今睿的《醋中醋》及笑笑所编《老乡亲的逍遥津》等，内容平平，均为一时应景之作。

在高新民创作旺盛的这几年，虽然其他各报也有小说连载，但如高氏这样通俗者极少，这也是高新民小说能在里巷乡村间大量流传的一个原因。但就是这样一个在当年如此“著名”的小说家，我们今天却已很难知道其生卒年及其身世，只能从其尚存的一些作品中去寻觅些许信息。据津沽老报人吴云心先生回忆，高新民死后，《午报》等报刊仍在继续刊载高新民式的小说，多由《午报》主编董秋圃续写，然终不如高氏之作吸引人，为时不久即停止。

就在《午报》、《新民小说报》大量刊载高新民小说之际，一部名为《津沽繁华梦》的长篇小说在《天津日日新闻》上悄然出现。《天津日日新闻》是老牌亲日分子方若受日本领事馆委托主持创办的一张日报，自1905年创刊，至抗战开始后停止，前后共经营30余年。其社址在天津旧日租界旭街（今和平路）中孝里西口。报纸日出一大张，内容主要是为日本侵华做政策上的宣传，要闻主要来源于日本电通社、同盟社等电讯，本埠新闻也均为日租界消息。该报主持人方若与《老残游记》作者刘鹗私交甚厚，刘鹗重新改写的《老残游记》便是交方若在《天津日日新闻》上连载的，直至20卷方终止。

1918年初，《天津日日新闻》在副刊小说连载版上推出了一部长篇新作，这便是尘海过客的《津沽繁华梦》。从其书名可以明显看出，作者受到1915年出版的南派市井小说作家海上漱石生之《海上繁华梦》的影响。尘海过客何许人也，我们今天已很难考定，《津沽繁华梦》内容如何，我们今天也难见其真面。但1918年9月6日《大公报》上的一则广告却为我们提供了些许信息：“《津沽繁华梦》初集第一卷已出版了。定价小洋三角。尘海过客著。本书用纯白话章回体裁，内容极饶兴趣，自前清庚子至最近，凡津门繁华状况，描写无遗，字字生花，篇篇纪实。其用笔绝似《红楼梦》，其纪实似《九尾龟》、《孽海花》。全集共百回，初集第一卷现已出版，书印无多，购请从速。初集二、三卷亦已脱稿，日内付印，出版后再登报奉阅。”值得注意的是该广告提出的该书几点特征：一、全书“纯用白话章回体裁”；二、小说所述时间为“自前清庚子至最近”；三、内容为“凡津门繁华状况，描写无遗”；四、“全书百回”。从以上四特征可以看出，这已是一部用白话章回体描写天津“现在时”的长篇巨制了，这在此前天津各报的连载小说中是没有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津沽繁华梦》的出现，标志着天津市井小说形态已基本形成，它开启了北方市井小说以天津的人和事为题材的先河，并直接催生了此后戴愚庵、刘云若、李山野等人长篇津沽社会小说的先河。只可惜如此重要的一部作品，我们今天已很难一见其真面，只能从相关的资料介绍中去揣摸其内容与文笔，在此笔者代作寻书启事，望有收藏《天津日日新闻》报纸或《津沽繁华梦》单行本的方家贤士，能够撰文介绍或提供实物给某些研究机构，这将对研究天津乃至北方市井文化善莫大焉。

从《大公报》所编《敝帚千金》到白话小报；从白话小报到《天津晨午晚报》；从《天津晨午晚报》到高新民的小说；从高新民的小说到尘海过客的《津沽繁华梦》；从《津沽繁华梦》到凫公的《人海微澜》，可以清楚看出：在北方市井小说形态形成的草创时期，《大公报》首倡白话文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