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1917年1月，创刊已一年之久的《新青年》杂志在第2卷第5号刊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月后，第6号旋又推出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由此拉开序幕。虽然一年前的10月1日，胡适在写给《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信中已明确提出文学改良“八事”，但将新文学取代旧文学称之为一场“革命”并被付诸实践，当从此时起。

就在刊发《文学革命论》的同期刊物上，新文学阵营又一健将钱玄同在“通信”栏发表了致陈独秀信，除对该刊“改良文艺”表示钦佩外，更是情绪激昂地喊出了铲除“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的口号，将矛头直指以林纾为首的复古派文人。在此后的一段时日，“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几乎成了封建复古派文人的代名词，被新文学家们反复鞭挞。但令钱玄同等人始料不及的是，尽管声讨在加剧，咒骂在升级，以林纾为首的旧文学营垒却始终不起来应战。对此郑振铎多年之后曾有过这样的描写：“他们（旧文人）始而漠然无所睹；继而鄙夷若不屑与辩；……他们（新文学家）便好像是尽在空中挥拳，不能不有寂寞之感。”情急之下，《新青年》两位编委合演的一出“引蛇出洞”的“双簧戏”登场了。

1918年3月，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在《新青年》第4卷第3号的“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栏，刊出《王敬轩君来信》和刘半农的《复王敬轩信》。前者总括了复古派文人的观点，历数提倡新文学者的罪状，并加以讽刺与谩骂；而后者则对前文进行逐段批驳和反击。随后，钱玄同又以“崇拜王敬轩者”为名致陈独秀书，讨论学理之自由权，并由陈独秀复信作答。由此造成两派针锋相对的“笔仗”局面。此招果然奏效，首先是一位署名“戴主一”者，以《驳王敬轩之反动》一文为“桐城谬种”之代表曾国藩平反，对《新青年》的编者进行质问与责难。在遭到反击后，当时被称为桐城派古文家“殿军”的林纾跳了出来。在其文章连续遭到新文学家们的驳斥后，恼羞成怒的林纾便于1919年二三月间，连续抛出恶意诅咒新文学家的小说《荆生》与《妖梦》。

新文学发展史上的第一桩公案由此形成。

目前各种教科书与文学史专著对这桩公案多从论战双方的观点上进行介绍与评判，对于事件发生的具体详情均略而不谈。其实林纾这两篇在现代文学史上“臭名昭著”的小说的出现，是与一位小人物的鼓动与奔走密切相关，此人便是在当年虽头角崭露但经此公案而“罹难”，从此在现代文坛缄声无闻的张厚载。笔者有感于其因“年少才高”而“罹难夭折”的身世遭遇，近年一直多方收集其资料，虽所获甚微，但也可大略勾勒出他悲剧的一生。

关于张厚载的生平，我们今天所知不多。从他“五四”运动爆发前夕被北京大学开除时，仅差两个多月即毕业这一时间推断，他大约出生于19世纪的最后几年。原籍江苏青浦，小学毕业后随父母迁居北京。曾入林纾任汉文总教习的五城中学堂学习，对林氏古文钦佩有加，课余时常请教，被林收为入室弟子。

五城中学堂是由晚清政府官办的一所中等学堂，即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前身。从其当年开设的课程已有汉文、英文、算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科去看，它与今天的一般中学别无二致，可见其在当年是属于得风气之先的现代学堂。但这种“现代”并没有使张厚载成为日后具有新文化思潮的现代青年，相反与林纾亲近的结果，使他完全继承了林氏学说，成为一个彻底的“国粹”派，不但对中国的古典文化深谙于心，而且对中国的传统戏曲更是达到痴迷的程度。对此，其晚年在回忆自己一生时，曾言：“余少时夙有剧癖，观后必记其剧目，多以述评。”这种“述评”见诸报端，始于1911年，其时他不过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后生小子。但由于所记所评均拔新领异、言之有物，当年北京的《亚细亚报》及《公言报》均以专栏形式刊出，颇受读者瞩目，被众多戏迷誉为中国最小的剧评家。

当时梅兰芳头角崭露，誉满京华。其俊美的扮相与婉转的唱腔无不使张厚载倾倒，每观梅剧，他都激动不已。随着一篇篇虽有捧角之嫌但却见地不俗的评论文章的问世，使他成为当年鼓吹梅兰芳的第一人，并一跃而为所谓“梅党”的中坚人物。他在写这些剧评时，为自己取了一个极怪的笔名——张豂子。据他自己解释，“豂”字读音如“聊”，意指深谷。由于此字极为陌生，不在现代习用字之列，故拿到其名片的人，大多不知该如何称呼。晚年他因笔名常闹误会，再写文章时便署上与“豂子”谐音的“聊止”。

京剧在中国传统戏曲中形成较晚，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也不过只有百余年历史。但由于其博采众长的表现形式在当年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故进入民国以来，便迅速走红，成为京城艺坛一道亮丽的景观。然而与空前高涨的演出实践相比，对其从理论上进行阐释的评论却相对显得滞后。当时见诸报端的所谓“戏评”，其实均为“捧角”式的介绍。真正从理论上对中国京剧进行评骘与批评，张厚载应为开创者之一。如他在当时所写《我的中国旧戏观》一文中，便明确提出京剧是中国历史社会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的观点，并由此为契机，着重分析了京剧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意会”、“格律谨严”、“音乐性”等诸多特点。这在当年确是空谷足音，道别人所未道之言。也正因此，他同时期的文友曾这样评价其文章：“豂子先生，壮游北部，历观名家之作，不可胜数，凡有纪述，举国传诵，一字之褒，荣逾华袞，故并世论京剧者，莫不以豂子为壇坫也。”

1915年，张厚载从五城中学堂毕业后，直接考入了创办不久但声誉颇著的北京大学法科政治系。

在京师大学堂基础上经改革鼎新而初创的北京大学，此时正处于风云动荡期。从民国元年北京大学揭牌正名起，短短五年间，该校校长之职便有严幼陵、马相伯、何锡侯、胡次珊诸人承担。其实此五年学校在教学方面并无建树可谈，仍在沿袭着京师大学堂的“教书育人”之规，培养着“老爷”式的学生（初时所招学生均为京官，故称学生为老爷，而校监及教员则称中堂或大人）。这些学生关心的不是学问与学术，毕业后的出路乃是头等大事。故教员中有学问者不受欢迎，而政府中有地位之人若来兼课，则备受青睐，因为毕业后可以有大人物作靠山。科举时代遗留下的劣弊显而易见。此种局面直到1917年底蔡元培执掌校政后，方才得以扭转。蔡元培主校之初，便明确提出“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作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除对学校的教学与管理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外，更是在教员的聘用上采取兼容并包方针。最明显的便是在文科教授中，即有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复等“新派”代表，又兼容了刘申叔、黄季刚、辜鸿铭等“旧派”人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年轻的张厚载踏入了北京大学。

开始两年，他也确是想摈弃旧习，不再看戏写剧评，一门心思研究功课。但时间不长，随着蔡元培到任使他所处的法科政治系发生了变化。本来在蔡氏主校之前，北京大学设文、理、工、法、预五科。由于蔡元培有反对学生学政治法律并不重视工科的倾向，故他一到任，便将工科划归设在天津的北洋大学，并主张取消法科。虽然此主张未获通过，但他对法科不甚重视却是事实。

紧张了两年的张厚载在突感学业减少的轻松后，旧习复发了。他又利用一切课余时间去看戏写剧评了。学生课余在外兼职在当年的北大已是常事，但在报纸开专栏写剧评并产生极大影响，却为鲜见。《亚细亚报》、《公言报》上的专栏剧评引起了蔡元培的注意。于是，在1917年春季的一天，他找张厚载去谈话了。

蔡元培首先肯定了他的写作，认为大学生应该有这样的校外活动。随后话锋一转，指出观剧不要只拘泥于国剧一种，劝他要旷观域外，对欧美戏剧的源流和发展，也应作些研究。

得到校长的鼓励，张厚载文章写得更勤了。他不仅对梅兰芳的表演艺术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而且还将视角扩展到其他菊坛名伶。举凡当年享誉京华的京剧名角，如刘喜奎、杨小楼、余叔岩、孙菊仙、程砚秋等，无不涉笔而书，可谓点评精当，妙论迭出。然而，正当他笔意甚浓乐此不疲之时，灾难正向他悄悄走来。

不久，他便被卷入一场文坛公案之中。

1918年6月，《新青年》第4卷第6号“通信”栏刊载了五篇讨论中国戏曲与新文学问题的文章。在执笔者中，前四位是当年倡导新文学的风云人物胡适、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而第五人则令现今读者感到格外陌生，他就是张厚载。

《新青年》的编者不惜拿出大量篇幅刊载关于中国旧戏问题的讨论，四位编委肯屈尊与一位拥戴林纾之学且初出茅庐的后生小子“同日而语”，绝非一时动议，是有一定背景的。在此之前的1917年5月，胡适曾在其《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一文中提及：“昆曲卒至废绝，而今之俗剧乃起而代之。”此话本来不错，但毛病出在他自己在“俗剧”下又加注一句“吾徽之徽调与今日之京调高腔皆是也”。其实高腔即弋阳腔，它和昆曲一样，早被所谓“俗剧”所取代，因此高腔代替昆曲之说便不能成立。张厚载便据此写文向胡老师指出这一点。然而胡适却强辩说：“我所说的高腔，是指四川的高腔，不是指弋阳腔的高腔。”随后，刘半农、钱玄同等又纷纷起而作答，相互帮衬，指责中国旧戏种种弊端，硬说“京戏完全废唱而归于说白”是可能的，并发表文章，对中国戏曲进行了全盘否定。如钱玄同在1917年夏天撰文认为：“若今之京调戏，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固不可因其为戏剧之故，遂谓为有文学上之价值也。又中国旧戏，专重唱工，所唱之文句，听者本不求甚解，而戏子打脸的离奇，舞台设备之幼稚，无一足以动人感情。夫戏子扮戏，本期确肖实人实事，即观众向来‘优孟衣冠’一语。可知戏子之扮演古人，当如优孟之像孙书敖，苟其不肖，即与演戏之义不合；顾何以今日之戏子，绝不注意此点乎？”在这里，钱玄同对中国传统戏曲理解之偏颇显而易见。他其实是在用当时风行欧美的“drama”（指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在欧洲流行的一种社会问题剧）理论去要求中国传统戏曲。须知这二者本来就是两种表现形式与欣赏情趣迥异的表演艺术，也正是中外戏剧在源流与形成上的本质差异。作为理论探讨与学术研究，钱氏撰写上文亦属正常。但令人不可理解的是，钱玄同在写完上文后，犹觉怒气未消，在此后的文章中，不但对中国旧戏越骂越凶，甚至称戏曲“脸谱”为“粪谱”；称“对唱”与“乱打”为“百兽率舞”，并对男旦进行指责与挖苦，这便不能不引起当时一些剧评家的不满。于是，他们纷纷撰文指责对方。针对此种局面，《新青年》几位编委决定在1918年6月15日出版的第4卷第6号刊物上与张厚载展开关于旧戏与新文学的讨论，便非偶然了。

在这期刊物上，张厚载发表了《新文学与中国旧戏》一文，在肯定文学改良必然会对中国社会带来裨益后，又对京剧的表现形式与欣赏价值做了进一步的肯定。胡适为此文写了跋语，认为“豂子君以评戏见称于时，为研究通俗文学之一人，其赞成本社改良文学之主张，固意中事。”并对其文进行了评骘。同时钱玄同也写了跋语，不知何故，他对张文此次并未采取“打鸡骂娘”式的诟骂，而是对金圣叹腰斩《水浒传》提出批评：“金圣叹用迂谬的思想去批《水浒》，用肉麻的思想去批《西厢》，满纸‘胡说八道’，我看了实在替他难过。玄同虽不学，然在本志上发表之文章，似乎尚不至与金氏取‘同一之论调’。”（重点号为引者所加）此段文字的“弦外之音”已不言而喻。此时钱玄同对胡适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动摇、软弱已是相当不满，两人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也显而易见。只不过同为《新青年》编委，都不愿将此矛盾过早暴露罢了。

在这里，有必要对胡适与钱玄同的矛盾源起做一交待。早在文学革命初起之时，胡适虽然是发起人之一，但他只将自己的宣言闪烁其词地称之为“刍议”，并未提出“革命”二字。其观点也是“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维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并在1917年4月9日回国之时，还给陈独秀写信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可见其自始便是顾虑重重。与之相比，钱玄同对于文学革命却是态度坚决。他于1917年7月2日曾写信给胡适指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文为文学正宗之说，……必不容反对者以讨论之余地。”对此，胡适非常反感，他曾在朋友间散布“钱说未免霸道”，并嘲笑钱玄同与刘半农合演“双簧戏”引诱林纾登台，“没有学者态度”，“太浅薄”。两人之间的分歧与对立此时已经形成。因此，当张厚载之文于《新青年》刊出时，胡适的跋语是平和包容的，钱玄同对此虽然不满，但考虑到同为《新青年》编委，还是不正面冲突为好，于是只能“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但令钱玄同想不到的是，这种“谦让”并未维持多久，就在他二人为张厚载之文写跋月余，1918年7月，在胡适负责执编的《新青年》第5卷第1号上，胡适竟专断地转载了复古派文人汪懋祖发表于《国学季刊》上一封给胡适的信，此信已将矛头直指钱玄同：“文也者，含有无上美感之作用，贵报方事革新而大阐扬之；开卷一读，乃如村妪泼骂，似不容人以讨论者，其何以折服人心。……贵报固以提倡新文学自任者，似不宜以‘妖孽’‘恶魔’等名词输入青年之脑筋，以长其暴戾之习也。”由于此信甚和胡适之主张，故胡适将自己的回信也刊之于后：

……来书说，“两党讨论是非，各有其所持之理由。不务以真理争胜，而徒相目以妖，则是滔滔者妖满国中也。”又说本报“如村妪泼骂，似不容人以讨论者，其何以折服人心？”此种诤言，具见足下之爱本报，故肯进此忠告。从前我在美国时，也曾写信与独秀先生，提及此理。那时独秀先生答书说文学革命一事，是“天经地义”，不容更有异义。我如今想来，这话似乎太偏执了。我主张欢迎反对的言论，并非我不信文学革命是“天经地义”，……舆论家的手段，全在“用明白的文字，充足的理由，诚恳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不能不取消他们“天经地义”，来信仰我们的“天地经义”。所以本报将来的政策：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讨论”。

在这里，胡适已经对钱玄同“打鸡骂娘”式的“村妪泼骂”进行公开的指谪。

面对胡适的公开叫板，钱玄同也不再绕弯子。他要公开应战了。同年8月，《新青年》第5卷第2号刊出了刘半农所写《今日所谓剧评家》一文，对以张厚载为代表的写剧评之人进行了嘲讽。钱玄同于同期刊物上，以刘半农之文为引子，写出了公开与胡适唱反调的文字：

中国的戏，本来算不得什么东西。我常说，这不过是《周礼》里“方相氏”的变相罢了，与文艺美术，不但是相去甚远，简直是“南辕北辙”，若以此为我辈所谓“通俗文学”，则无异“指鹿为马”。适之前次答张傻子（指张厚载）信中，有“君以评戏见称于时，为研究通俗文学之一人，其赞成本社改良文学之主张，固意中事。”这几句话，我与适之的意见却有点相反。我们作《新青年》的文章，是给纯洁青年看的，决不求此辈“赞成”。此辈原欲保存“脸谱”，保存“对唱”、“乱打”等等“百兽率舞”的怪相，一天到晚，什么“老谭”、“梅郎”的说个不了。听见人家讲了一句戏剧要改良，于是龂龂致辩，说“废唱而归于说白，乃绝对的不可能”，什么“脸谱分别甚精，隐寓褒贬”，此实与一班非做奴才不可的遗老要保存发辫，不拿女人当人的贱丈夫要保存小脚，同是一种心理。简单说明之，即必须保存野蛮人之品物，断不肯进化为文明人而已。

并言明《新青年》如若再刊发张厚载之文，其便脱离该刊物。

气本是由胡适而生，观点也与胡适相悖，但却将张厚载作为撒气筒，不但将张骂个狗血淋头，而且由学术争辩改为人身攻击，咒骂不同意见者为“傻子”，实在岂有此理。在这篇火药味极浓的文章中，钱氏对中国戏曲的无知与浅薄姑且不论，只是其文风便已不足为取，尽管其说法并非没有一点可取之处。

面对钱玄同的咒骂，作为后生小子的张厚载虽心有怨言，但并未与之冲突，仍是以讨论的态度写文章阐明个人看法。他针对钱玄同丑抵京剧“脸谱”的言论，于《新青年》第5卷第5号发表了《“脸谱”——“打把子”》一文，再次从欣赏的角度对京剧进行鼓吹。

对于张厚载的“执迷不悟”，《新青年》另一位编委刘半农于1918年10月出版的《新青年》第5卷第5号发表了《“作揖主义”》，对张厚载进行了不点名的嘲讽与挖苦：

第四五位客，是一位北京的评剧家，和一位上海的评剧家，手携着手同来的。没有见面，便听见一阵“梅郎”、“老谭”的声音。见了面，北京的评剧家说，“打把子有古代战术的遗意，脸谱是画在脸孔上的图案；所以旧戏是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体。”上海的评剧家说，“这话说得不错呀！我们中国人，何必要看外国戏，中国戏自有好处，何必去学什么外国戏？你看这篇文章，就是这一位方家所赏识的；外国戏里，也有这样的好处么？”他说到“方家”二字，翘了一个大拇指，指着北京的评剧家；随手拿出一张《公言报》，递给我看，我一看那篇文章，题目是《佳哉梦也》四个字，我急忙向两人各各作了一个揖，说，“两位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吧。”

刘半农此文虽未点名，但那个“北京评剧家”便是张厚载则一目了然。此文正话反说，对张厚载的嘲讽与揶揄实在妙极。

纵使人微言轻，也要把理说个明白。面对新文学家的群起攻之，张厚载也急了。既然《新青年》编委都在口诛笔伐，且已不再刊登其稿，他只能将满腹怨言与学术论点写成《对于〈新青年〉之批评》一文，寄往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版，此文发表时已是1918年11月27日。

至此，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与张厚载之间关于中国旧戏问题的争辩已由初期的学术讨论演变为互相指谪与对骂。善于人事周旋且机敏过人的胡适，此时已感到同为新文学阵营中人，越在此时越要相互帮衬，而不应内讧，故在1919年2月20日写信给钱玄同，对张厚载问题，再次为自己辩解：

至于老兄以为若我看得起张豂子，老兄便要脱离《新青年》，也未免太生气了。我以为这个人也受了多做日报文字和少年得意的流毒，故我颇想打救他，使他转为吾辈所用。若他真不可救，我也只好听他，也决不痛骂他的。我请他作文章，也不过是替我自己找做文章的材料。我以为这种材料，无论如何，总比凭空闭户造出一个王敬轩的材料要值得辩论些。老兄肯造王敬轩，却不许我找张豂子做文章，未免太不公了。老兄请想想我这话对不对？——我说到这里，又想起老兄是个多疑的人，或者又疑我有意“挖苦”。其实我的意思只要大家说个明明白白，不要使我们内部有意见就是了。

从此文字里行间不难发现，胡适那巧言善变的学风与圆滑老到的为人。与胡适的躲闪摇摆相反，钱玄同的回信态度要果决、彻底得多：

至于张厚载，则吾期期以为他的文章实在不足以污我《新青年》（如其通信，却是可以）；并且我还要奉劝老兄一句话：老兄对于中国旧戏，很可以拿他和林琴南的文章、南社的诗一样看待。老兄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却有一点不以为然之处：即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平日对外的议论，很该旗帜鲜明，不必和那些腐臭的人去周旋，老兄可知道外面骂胡适之的人很多吗？你无论如何敷衍他们，他们还是很骂你，又何必低首下心，去受他们的气呢？

刊发张厚载《对于〈新青年〉之批评》一文的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版

不提还罢，胡适这一解释，又勾起钱玄同刚刚平息的心头之火，再次将张厚载痛贬一番。

其实通过以上争论，已不难看出，在当时社会背景下，作为以张厚载为代表的旧派文人，已不是也不可能是新文学家们的劲敌。尽管他们也有自己的阵地去发表自己的见解，但与汹涌澎湃的新文学运动相比，他们显得极为渺小，人微言轻。新文学家将他们作为攻击对象，诚如胡适所言，“也不过是替我自己找做文章的材料”而已。否则，他们便不会凭空虚造出一个“王敬轩”了。倒是在新文学阵营内部，争论乃至斗争却是尖锐的。尤其在钱玄同与胡适之间，由于他们对于“文学革命”的理解不同，必然造成语言与文章的差异，双方都为了说服对方，便纷纷找出“实例”来大做文章。作为当时社会确实存在的言论，张厚载便成为他们的“实例”，出现在他们的笔下。但无论胡、钱分歧多大，争论多凶，否定张厚载却是他们的共同，尽管一方言辞激烈高亢；一方却是打打拉拉。

这便是张厚载的悲剧。

夹在两个风云人物之间推来搡去，张厚载非但未将自己的观点讲清讲明讲透，反倒落了个众人皆骂的臭名。但如果他能以此为戒，就此远离文坛，或许尚能将即成之学业读完，找个事由去安身立命。但不幸的是，他仍是执迷不悟，且在此道越陷越深，最终导致他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夕，身败名裂，“罹难”而退。

1998年，在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之际，国内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北京大学演义》。该书以小说家的笔法将百年北大的风云沧桑凝聚一书，既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又有极强的可读性。其中名为“张厚载：我被人利用了”一章，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1919年3月的一天，林纾继发表了恶意诅咒新文学家的小说《荆生》、《妖梦》后，他找到了北大学生张厚载，授意其写诋毁《新青年》几位编委的通讯，由他推荐发表。急于出名的张厚载在不知深浅的情况下，写出几篇陈独秀和钱玄同被政府逮捕的虚假消息，刊载于京沪报刊上。对此蔡元培非常恼火，马上撰文辟谣，并对张厚载提出警告。张厚载在林纾怂恿下，仍执迷不悟。对此，蔡元培不得不勒令其退学，将他逐出北大。事已至此，张厚载方明白自己是被林纾利用了，赶忙求林纾想办法。而林纾却言：“利用？我们谁又不在互相利用？我利用你，你利用我，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也只不过是被利用一场罢了，你又何必太斤斤计较呢？”面对林纾的回答，张厚载如梦方醒，欲哭无泪，满腔怒火直向林纾而去，在离校之际，他愤然地对同窗好友说：“你不要以为他们是什么国学大师，狗屁！表面上一副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样子，你不知道他们背地里干着比狗吃屎还要恶心的事情。”继而又忿忿骂道：“林琴南，林琴南，你这条卑鄙无耻的老狗！只要我活着，你的日子就别想好过。”

对于这段轶文，我们今天已很难考证其细节的准确性。且不说一代国学大师林琴南在这里变成了一个卑鄙阴险的世故小人；也不说日后仍将林纾奉为宗师的张厚载怎能出此恶言相骂（张厚载与林纾的师生之谊并未因此而中断，对此后文将有详述），只就张厚载被逐出北大的原因也要比此复杂得多。《北京大学演义》因囿于史料，显然将此事过于简单化了。但不管此书细节上的准确性与否，张厚载造谣新文学家被捕且被北大开除的事实确是真的发生了。

那是1919年的2月，张厚载以“半谷”为笔名在《神州日报》的“学海要闻”专栏发表通信，造谣陈独秀、胡透、陶履恭、刘半农等四人被北京大学驱逐出校并被政府通缉，其中陈独秀已逃到天津云云。此文一出，人们颇感震惊，在北京大学及京沪两地思想文化界造成极大混乱。至于张厚载撰写此文的目的是否受到林纾指使，因至今尚未发现当事人的回忆，目前已很难考核其细节。或许真的是受林纾的教唆；或许是新文学家的屡次责骂使他气愤至极故而孤注一掷；也或许是二者兼而有之。但考证这些今天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确实干了此事。事情的结果虽不像《北京大学演义》一书所言，张厚载据此立马被北大开除，但此事无论是在蔡元培还是胡适的心中都不免留下了阴影。以致在此事同时或者随后发生的事件中，终于使他们忍无可忍，将其赶出北大之门。

如果张厚载能从此事中汲取教训，痛改前非，从此埋头学业，或许其结局要比后来的事实圆满得多。因为胸怀极广的蔡元培校长在给他严重警告之时尚，没有对其采取进一步处分的想法。但不幸的是，张厚载并未以此为戒，反而与林纾联系更密，并最终搅入了林纾恶意诅咒新文学家这桩现代文坛第一公案之中。

新文学运动的发起者们在讨伐古文学家时，矛头是指向该派的总后台林纾的。“桐城谬种”与“选学妖孽”的帽子也是戴给林琴南的。他们对张厚载的责骂与非难，其实也是在激林纾之火，让其跳到前台接受批判。然而，老谋深算的林纾起初并未应战，他初而视新文学家们的言论如春鸟秋虫之语；继而推出弟子们起来反攻；在遭到迎头痛击后，他老先生终于按捺不住，跳出来亲自还击了。他继一年前所写《论古文之不当废》、《论古文白话文之相消长》两文后，犹觉骨鲠在喉，特别是看到钱玄同与刘半农合演的“双簧戏”后，更是恶从心头生。既然自己已阻挡不住盎然兴起的新文学运动，何不挑动北洋军阀的武力镇压，来一次现代“文字狱”。鉴于此计，他便于1919年2月初，写出了一篇极具威胁性的小说《荆生》。

恰在此时，张厚载找上门来了。

原来张厚载虽为北大法科学生，此时已在社会上多家报馆兼职写通信。当时对国内外政治文化新闻极为敏感的上海《新申报》自新文学运动勃兴之时，便密切注意，此时看到新旧双方已然接上火，认为新闻由头已到，于是便通过关系聘请北大学生张厚载为特约通信员，并让其在京为该报组稿，言明新旧两派文章均要。得此“要差”，张厚载自然第一步便跨进了林纾寓所。正为《荆生》找发表报刊的林纾闻言正中下怀，于是便将一批言论连同小说《荆生》一并交张转寄上海。

1919年2月17～18日，上海《新申报》为林纾开辟专栏《蠡叟丛谈》，并在第34至35篇刊出了其小说《荆生》。该文以田其美、金心异、狄莫三人分别影射陈独秀、钱玄同、胡适。写此三人在陶然亭边饮酒边攻击古文，大谈白话文。他们的言论触怒了一窗之隔的伟丈夫荆生，三人在遭到荆生的责骂痛打后，狼狈逃下山去。此文最后借蠡叟之口，以感慨作结，用的是“激将法”，妄图挑拨北洋军阀如徐树铮之流出面来镇压白话文运动，其险恶用心不言而喻。

此文一出，学界大哗。尤其在北京大学，从校长蔡元培到钱玄同、胡适、李大钊诸教授，无不愤慨异常，纷纷撰文予以回击。其中尤以李大钊3月9日刊于《每周评论》上的《新旧思潮之激战》最为出名，此文“正告那些顽旧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

面对新文学家的反击，林纾恼羞成怒，随即再写小说《妖梦》。此次他不骂金心异（钱玄同），而是玩弄“擒贼先擒王”的手法，骂的是白话学堂校长元绪（蔡元培）、教务长田恒（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胡适）。说他们在阴间提倡白话文，被一个罗睺罗王吃掉，“食已大下，积粪如丘，臭不可近”。此文可谓言为心声，再次暴露出他渴望北洋军阀把提倡白话文的首要分子加以驱逐与杀害的险恶用心。然而此文写出并由张厚载转往上海后，林纾亦觉心虚，毕竟学术之争借助官方剿灭异己非文人所为。于是他一方面故作正人君子赶写阐明自己学术主张的《致蔡鹤卿书》，以“王敬轩”给《新青年》编者信的形式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表公开信；一方面急函张厚载，通知《新申报》停发此文。但终因时间不及，当张厚载的急电传到上海时，此文已白纸黑字地公诸报端了。

1919年3月18～22日，上海《新申报》在《蠡叟丛谈》第44至46篇上，连续刊出了《妖梦》。就在此文见报当天，北京《公言报》也刊出了林纾《致蔡鹤卿书》。面对林纾的公然侮辱与叫板，蔡元培终于忍耐不住，于当天撰写了《答林君琴南函》，刊在三天后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并将林文附录于后。文章对林纾的言论逐一批驳，态度坚决，言之凿凿。并在此前3月19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出《蔡校长致神州日报记者函》，针对自2月份以来张厚载在报纸上的造谣进行批驳：“半谷通信中所谓陈独秀、胡适、陶履恭、刘复以思想激烈，受政府干涉等等，纯属谣言。”

看到蔡校长对林纾与自己的批驳，张厚载坐不住了，他已预感到自己将要大祸临头。于是他急急上书蔡元培，自行检举，承认林纾两文均是应他之约并由他寄往上海《新申报》的，并愿承担一切责任且接受处分。

爱才心切且奉行兼容并包政策的蔡元培虽对张厚载异常恼火，但虑其年轻并人少才高，在回信中虽切责其言行不能爱师爱校，但信末仍有“往者不可追，望此后注意”之言，似乎尚无进一步惩罚之意。但学校评议会却认为，张厚载的言行已构成对学校肆意诽谤损坏校誉之罪，遂作出决定将其开除学籍，赶出北大。

此时张厚载仅差两个月即毕业，听到此言，如五雷轰顶，他急忙面见蔡元培，请求减免惩处。蔡元培虽对他心怀恻隐，但学校评议会的决定又不便更改，于是便让他去找评议会负责人胡适。胡博士对此青年早就领教过了，对其近年言行自然“心中有数”，于是又将他推回校长处。据张厚载晚年回忆，当时全班同学集体替他请愿，在未获通过的情况下，他又通过师长求到当时教育总长傅沅叔名下，傅为此曾向北大写信，也未奏效。此时他看到处罚决定上有“在沪报通讯，损坏校誉”之言，遂函请《新申报》出面为之辩护，并列举其所作通信篇目，证明没有一个字构成“损坏校誉”之罪，结果仍然没能免除处分。

几天后，《北京大学日刊》发出了“北京大学布告”，在列举了张厚载数则过错后，宣布“依大学规程第六章第四十六条第一项，令其退学”。哀其不幸痛其不悟的蔡元培此时也是心情复杂。在其离校之际，再次将他叫到校长室，交给他一页成绩证明书，叫他立即赶往天津，去北洋大学报到，并告诉他已与该校联系好，办妥转学手续后，仍可在本学期毕业。然而事情至此，张厚载已是万念俱灰，他在谢别蔡校长，悻悻与同窗话别后，便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北大，来到天津。但他没去北洋大学，而是隐居市井，过起了闲人生活。

对于张厚载的结局，林纾也是无能为力，只能在他的文集中再添一篇《送张生厚载出北大序》了。

就在张厚载离别北大不久，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了。也就是从此时起，新旧文学的论战也宣告结束，以鲁迅、周作人为代表的新文学家们以毋庸置疑的位置取代了林纾之流的复古文人，中国文学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作为一个古文根底极深对国粹极端酷爱的青年学人，张厚载由于在“五四”这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夕，背历史潮流而动，将本可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学识，误用在复古桐城选学之途而不能自拔，最终只能以一个新旧文学论战的“罹难”者身份收场，这对张厚载来说实在是一个悲剧。

著名戏曲评论家许源来上世纪50年代初曾回忆，1921年其与胞兄许姬传同寓津门，往来友朋间，均为喜好戏曲之人。一日，在名伶韩慎先寓所夏山楼上，结识一青年。此人谈吐不俗，尤其对京剧更是谙熟于心，举凡当时活跃于京津舞台之名角，无不随口道来，如数家珍。许氏兄弟因感其意气相投，遂与之结为莫逆。

此青年便是落魄津门的张厚载。

离别北大，告别师友，张厚载孤身踏进津门。起初依仗家中积蓄，尚能以闲人安身，整日混迹于文坛艺苑，与一批社会闻人往来应酬。

上世纪20年代的天津，是京剧艺术的全盛时期，举凡当时轰动国内的红伶名角，无不以天津为走红之地。当时梨园界流行一句话，叫做唱戏的没在天津登过台，走到哪儿也红不起来。欣逢此盛的张厚载，早把烦恼抛在脑后，一门心思地看戏、评戏了。这一时期，他除了在天津《大公报》发表剧评外，还在北京的《星报》、《北京晚报》开辟专栏，专门谈戏。可以说此时是他写戏评文章最多最勤也最见功力的时候。与此同时，他与恩师林琴南的交往仍在继续。在他晚年所出《歌舞春秋》一书中，曾有一段记叙此时与林纾共赏京剧的轶事，文章不长，不妨摘录如下：

民国十年九月，华乐园程砚秋与谭小培一日合演《汾河湾》。一时老名士，如樊云门、林琴南、罗掞东、狄楚青，皆出席于第二排座上。余恰坐于琴南师之侧，师见砚秋扮柳迎春，于吩咐丁山一场，语余曰：“砚秋真细极了”。其后见谭小培扮薜仁贵，至打背躬时，念“想我离家一十八载，不知她贞节如何，……倘若失节……将她杀死……”一段，师又语余曰：“真混账！”余以琴南师之批评，虽极单简，而于砚秋之好处，及旧剧之疵点，都能一语道破，故特为泚笔记之，亦犹之夫子门人记夫子之言耳。

1918年6月，北大哲学门毕业合影。前排左起第5人为北大校长蔡元培、第6人是文科学长陈独秀

此时张厚载仍以林纾为宗师，对其一字之评，一语之论仍奉为圭臬，且将记录林纾之言看作“犹之夫子门人记夫子之言耳”，可见其对林纾之敬重至死不渝。前文所引《北京大学演义》一书，其临别北大之际大骂林纾，显系子虚之言。

但这种无忧无虑的日子并未过得太久，1925年至1927年的两年内，其双亲先后弃养，加上家庭生变，其在遭到几重打击后，忧伤憔悴，身心俱疲，只能以饥饿之躯定居天津，自谋职业，养家糊口。此时期，他除了以写剧评稿酬维持生活外，因别无它技，生活异常窘迫。

1926年，广东人冯武越得姻亲张学良之助（冯妻为张学良夫人赵一荻之姐），在津创办《北洋画报》，聘日后成为著名社会言情小说家的刘云若一人做编辑，因刘也酷嗜戏曲，遂与张厚载相稔，对其困窘深表同情，在约其不时写些剧评之外，常请他在闲暇之时到报馆闲谈且帮忙编务，算是为他找了一份差事。

1928年，张厚载终于觅到一份固定工作，经朋友之介，他任职于交通银行天津分行。这是一份既稳定又体面的工作，并且收入不菲，故张厚载对此十分看重。工作之余，他又兼任了《大公报》与《商报》的副刊编辑，除继续写剧评外，还在《东方时报》副刊“东方朔”写长篇连载《豹斑琐缀录》，一时吸引了津沽大量读者。

1936年，因交通银行职员内部调整，他被调往上海总部工作。工作的调动，使他不得不辞去了报馆兼职，但他对戏曲的迷恋仍一如既往。就在他到上海那年的冬天，许姬传、许源来昆仲在上海设宴为其接风洗尘，当时沪上菊坛名伶叶玉虎、冯幼伟、周梅泉、沈昆三、梅兰芳、姚玉芙、程砚秋等悉数前来。友朋重见，热闹异常。席间，梅兰芳、程砚秋一时兴起，合唱《刺虎》片断，唱毕归座，众人兴犹未尽，于是强请张厚载一亮歌喉，由于他早年在京曾从老伶工王福寿学文武各剧，后在天津又从笛师徐惠如拍曲，故而唱得字正腔圆，声韵俱佳，引得众人闲箸凝听，击节相伴。迨至抗战爆发，他只身投军，奔走于香港、云南等地，至此中断了多年的剧评嗜好。

上世纪30年代末，他脱离军界回到了阔别几年的天津，在法租界恒安里隐居度日。此间虽也与一些遗老、名流过往，但从不随流从俗，始终不出来为日本人作事。据津门老报人吴云心先生回忆，这一时期，“他夫妻度日颇艰苦，每日饭一盂，辣椒炒白菜一碟而已。除夕买鸡一只，沽酒自饮以度春节，有诗云‘只鸡斗酒强为欢’。”生活虽苦，但仍笔耕不辍。除了继续写一些剧评文章外，他还将早年在北京《亚细亚报》及《公言报》所发文章，结集为《听歌想影录》，交由天津书局出版。从此书书名便可看出，此时大批有气节的京剧演员因日寇入侵而息影舞台，作为戏迷的他只能从录音唱片里“听歌”，于寂寞中去“想影”了。

1940年，其当年好友刘云若的长篇社会小说《旧巷斜阳》在报上连载引起了轰动，书中女主人公谢璞玉悲惨坎坷的遭遇引起众多读者的关注，人们纷纷在报刊撰文展开讨论，这时他以“聊止”笔名所写文章却抛开书中人物不谈，而去探讨那个时代的妇女命运：

聪明的读者们，应该知道像璞玉这样穷苦无告，以致堕落到十八层地狱里的女子，事实上，正不知有多多少少。而她们能够遇到一位像张二爷那样热心人的，却是几千百里，不一定有一个。在现实社会上看来，璞玉实在太多，而张柳塘又实在太少了。……注意璞玉的许多人们，不要只顾念小说中的一个璞玉，应该顾念到社会上许多的璞玉。不要只希望小说中的一个璞玉获救，应该希望社会上许多的璞玉获救。像张柳塘张二爷那样的人，恐怕只是小说的人，社会上的许多璞玉，当然不能个个遇到张柳塘，那只有盼望一般社会，群策群力来设法救济她们了。

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也不可能明确指出到底该由谁来解救“她们”，但其发自内心的呼唤已足以使人们去警醒，去认真思考这个社会的弊病了。更为可贵的是，在这篇文章里，他已完全摈弃了抱着几十年不肯更改的文言文，而是以完全明白晓畅的白话文写文章了。这在他不能不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变，只可惜他变得太晚了。

抗战胜利后，他重归交通银行天津分行工作。饱经沦陷区困苦生活的他，此时情绪高涨，兴奋异常。1947年在纪念交通银行建行四十周年纪念前夕，行内职工举行大联欢。据其当年同事李秩齐回忆：“余演《失街亭》之孔明，豂子奋起为饰赵云。结束登场，起霸一幕，四座惊叹。退曰：‘吾少壮时，屡演《借赵云》、《回荆州》、《长坂坡》诸剧，今老矣，固当演此老赵云也。’时传为佳话，虽伶工亦讶其身手矫捷也。”1948年他两次被调往上海交通银行总部任职。此时正处于国民党在大陆节节败退之时，他整天闭居寓所，观剧评剧已成过眼烟云，只能在梦中一睹梨园盛景了。

建国后，他将早年所写剧评文章分为上、下两篇，结集为《歌舞春秋》，于1951年7月由上海广益书局出版。此书由梅兰芳演出《霸王别姬》剧照为封面，并由梅兰芳题写书名。可见其对梅派艺术自始至终的喜爱程度。他曾收藏有大量已绝版的前辈艺人剧照，尤以梅兰芳为众，此时他也由马彦祥转赠国家了。

晚年的张厚载患有严重肾病，据说每隔五分钟便要小溲一次。故其最后几年几乎足不出户，不得不与他酷爱一生的京剧艺术暌隔。

张厚载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病故，其身后之事不详。

作为上世纪初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张厚载的起步不谓不高；能在北大建校之初便跻身其列之人，更是不可多得。但遗憾的是，虽饱受新文学之润泽，但他却自甘保守，未能将所学之识，用在启蒙国人、救世济民之上，而是自愿与林纾等复古文人为伍，最后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夕成为新旧文学论战的牺牲品，这是其一生最大的悲剧。虽然在其晚年，他已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但为时已晚，只能成为一个被历史遗忘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