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西方传统艺术理想的文化特色

西方传统艺术理想有其鲜明的文化特色，即思辨主义、基督教主义、艺术审美中心主义。

思辨主义是西方哲学史的一大传统特色，也是西方艺术美学的方法论基础。思辨主义保障了西方艺术理想的深刻性、绝对性乃至神秘性。这当然也是它能够与基督教主义合流而成为西方艺术理想文化特色的前提。思辨主义在本质上确定了理性思维及其基础上的哲学位居思想的高端，而不是艺术占据思想的高端。柏拉图对艺术的轻视，亚里士多德对艺术与理想化模仿的推崇，看似矛盾，其实存在两个共同的重要之处:一是哲学才是精神与思想的尊贵者，而非艺术;二是艺术或被排斥也好，或被推介也好，都是首先根据哲学思辨来“求证”的，即通过探讨艺术与真理之间的仿真程度来确立艺术的地位，而非首先依据艺术自身的规律与特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更加强调艺术自身的规律与特点，这才打破了希腊艺术理想的思辨误区及希腊艺术理想影响下的基督教艺术理想的形而上特质。但是，德国古典哲学家们为了完成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结合，将文艺复兴时代所推崇的“自然”、“经验”性质基础上的艺术理想重新送入了形而上的思辨领域，并在思辨的武器下对艺术所内在地具有的感性特质展开思辨式的研究与体系化的阐述。体系固然宏阔，思想亦不失深刻，却过分远离了艺术与艺术理想所具有的审美气息，过多冷静、沉思的气息，以致牺牲了艺术以及艺术理想所固有的打动心灵的感性气质。哲学至上、思辨至上的西方思想传统，培育了西方传统的完美艺术理想与艺术形式，却也断送了活泼的个性化审美模式，甚至不惜对那些完美艺术理想范畴之外的艺术品采取轻视、冷落的态度。

基督教堪称西方文化之根，古希腊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始源性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得益于基督教在西方的盛传及其对希腊文化的借用。可以理解，基督教对西方传统艺术理想的培育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不仅中世纪历经几番曲折最终促成基督教认可了艺术的积极价值，而且基督教自身也建立了一套神学艺术理想，还培植了体现其神学艺术理想的基督教建筑体系。没有基督教及其神学艺术理想，就不会有中世纪的独特建筑体系。无论是文艺复兴时期或德国古典哲学时期是否最终完全坚守基督教神学艺术理想，但基督教的几个精神内核始终保持在西方传统艺术理想中:一是绝对性，二是至上性，三是显现性。绝对性代表着西方传统艺术理想对艺术与美本质的终极认识与追求。西方艺术理想中的艺术本体建立在“真—美—善”这一结构模式的基础上，也就是建立在理念(或上帝)基础上。本体论或绝对论思维本身就是极具神秘性或基督教神学性的东西。至上性决定了西方艺术理想的完美观。它与“绝对性”相伴始终，难以分离。无论西方美学史上对艺术美作出何种解释，“至美”意识总是他们思考“艺术”或“艺术理想”的基础。追求最高的美、最尊贵的美，亦即完美，是西方艺术理想的内核。而这种至上的完美主义追求恰好与基督教神学思想遥相呼应，甚至就成为基督教信仰与神学的一种审美诠释。

显现性是西方艺术理想用于解释艺术品与真理(上帝)关系的重要范畴。艺术品如同真理之言、真理之象，因为它是真理的体现(上帝的显现)。不管是“模仿观”、“表现观”，也不管这类“模仿观”或“表现观”的具体内涵是什么，西方艺术都挣不脱“显现性”。而“显现”这个概念在基督教中就表示上帝向人类启示自我、上帝显形于万物，当黑格尔使用这个术语来界定美或艺术理想的本质特征时，就表明了德国古典美学最终并没有脱离基督教。

虽然西方思想文化传统没有把艺术放到高于宗教、哲学的位置上，虽然达·芬奇试图证明艺术高于数学之类的科学而最终没有成功，但是，在讨论审美判断、审美活动问题时，西方艺术理想传统却始终坚持把艺术当做人类审美的中心。艺术审美中心主义既是西方传统艺术理想的文化特色，也是理解西方艺术理想具体内涵与特质的基础。艺术审美中心主义表现为审美活动中的“唯艺术主义”、“唯艺术美主义”。中世纪基督教承认在上帝至美之下，只有艺术最美。文艺复兴时代推崇艺术美，即使达·芬奇提倡关注自然美，主张在艺术创作中对自然事物也作精美的描画，但是达·芬奇艺术理想所涉及的自然美不过是要考虑艺术品如何表现好艺术品中的自然事物，而不是考虑独立的自然事物的美的问题。到康德的时候，他注意到了独立的自然事物中的美，承认自然美的价值与地位，但具体到是什么代表人的审美理想时，康德依然强调的是美的艺术，而非美的自然事物。黑格尔更是明确认为，自然美低于艺术美，自然美在美学中甚至没什么实质的研究意义。

【注释】

[1]［古希腊］赫拉克里特:《万物根据逻各斯生成》，载苗力田:《古希腊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8页。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古罗马］贺拉斯:《诗学·诗艺》，罗念生、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2页。

[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古罗马］贺拉斯:《诗学·诗艺》，罗念生、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8页。

[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古罗马］贺拉斯:《诗学·诗艺》，罗念生、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

[5]雷礼锡、李会君:《亚里士多德的艺术理想及其实现方式》，载《襄樊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6]［古罗马］普罗丁:《九章集》，载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37页。

[7]［古罗马］普罗丁:《论美》，载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9页。

[8]［古罗马］普罗丁:《九部书》，载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9页。

[9]［古罗马］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35页。

[10]转引自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53～154页。

[11]转引自［意］E.加林:《意大利人文主义》，李玉成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81页。

[12]达·芬奇有关艺术理想美的具体内容与特点可以参见雷礼锡:《艺术理想与视觉表现——达·芬奇艺术美学研究》第六章第三节，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3]［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页。

[14]［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页。

[15]［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页。

[16]［德］黑格尔:《美学》第2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页。

[17]［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页。

[18]［德］黑格尔:《美学》第2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5页。

[19]［德］黑格尔:《美学》第2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页。

[20]黑格尔:《美学》第2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57页。

[21]康德所说“绘画”实为“素描艺术”，是其他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参见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页。

[22]转引自罗念生:《希腊罗马散文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页。

[23]［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编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76页。

[24]［英］鲍桑葵:《美学史》，张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4页。

[25]［古希腊］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20页。

[26]吴琼:《西方美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133页。

[27]转引自缪灵珠:《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39页。

[28]转引自吴琼:《西方美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3页。

[29]［古罗马］奥古斯丁:《独语录》，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

[30]转引自缪灵珠:《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29～330页。

[31]转引自吴琼:《西方美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4页。

[32]［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48页。

[33]［德］鲍姆加通:《美学》，王旭晓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34]［德］温克尔曼:《论古代艺术》，邵大箴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页。

[35]［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46～347页。

[36]［德］黑格尔:《美学》第2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