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方艺术美学的核心主题

西方对艺术美学问题的系统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而英国画家荷加斯(William Hogarth，1697—1764)的《美的分析》，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美学》，也是西方传统艺术美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回顾整个西方艺术美学的发展历史，可以说它就是艺术理想的形成与变迁的历史。这一历史源自古希腊时代。

古希腊艺术理想的逻辑基础是艺术模仿观，而艺术模仿观的哲学内核是艺术与真理的关系。可以说，将艺术与真理相联结，既是古希腊艺术理想的逻辑生成的哲学基础，也是形成西方艺术模仿观的思想源头。

最初，赫拉克里特针对自然本性的研究提出了逻各斯的概念，把逻各斯看做自然的真理，即言说出来的真理。在赫拉克里特看来，所有关于自然本原的见解、知识、智慧都可以概括成针对自然终极真理的知识即逻各斯。逻各斯就是“共同的”一种东西，就是“一，就是智慧”，^[1]是永恒存在的，万物就根据逻各斯而生成。但赫拉克里特并未论及艺术是否属于逻各斯的问题。后来，苏格拉底主张从“人”的立场与自我完善的需要出发去追求真知(逻各斯)，进而论及艺术与真理的关系，否认艺术与哲学享有同样的求知地位。苏格拉底的继承人柏拉图则肯定理念是真理的本体，而艺术只是针对理念的“模仿的模仿”，并非真理的代言。在柏拉图看来，艺术模仿自然、再现自然，其模仿与再现具有理想美的特征，这正是艺术打动人心的条件;但是，也正是艺术的形式美制约了艺术不可能通往真理，导致艺术具有虚构性。

到希腊末期，亚里士多德扭转了苏格拉底与柏拉图轻视艺术真理性的倾向，肯定艺术模仿是真理的美的逻各斯，并明确了理想化的艺术模仿观。他说:“诗人既然和画家与其他造型艺术家一样，是一个模仿者，那么他必须模仿下列三种对象之一:过去有的或现在有的事、传说中的或人们相信的事、应当有的事。”^[2]这三种模仿可以分别称作“本样的模仿”、“想象的模仿”、“理想的模仿”。本样的模仿是指艺术形象同所模仿的事物对象一模一样，是对感性现实对象的再现或者重复。想象的模仿是艺术家按照理性原则对历史上的传说与神话、对艺术家听说的事情(或如现代社会通过媒体看到的事情)予以再现，并非虚构。而理想的模仿则是按照事物的“可然律或必然律”来描述“可能发生的事”。^[3]其中所谓“理想”指事物应该具有的品质或模样，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或者是中性的，^[4]它是艺术模仿的对象。针对理想对象的模仿有两种基本方式即理想化与典型化。理想化具有形而上学特色，指依据善良、德性的观念付诸艺术创造行为的处理方式，追求艺术(包括内容与形式)的尽善尽美。典型化具有感性现实特点，它肯定艺术对象有好的方面，也有恶的方面，其艺术上的追求是尽可能表现艺术家所理解的事物应有的(或好或坏的)样子，只要艺术这种形式能够引起快感就行(内容却可能是恶心的、坏的)。^[5]亚里士多德将西方艺术理想特别是理想化问题推向了艺术美学的前台。

随着基督教在西方文化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古希腊艺术理想开始与基督教结合，并演绎出神学形态的艺术理想观。

古罗马时代的普罗丁并非基督教神学家，但他是促成希腊艺术理想过渡到中世纪神学艺术理想的先驱人物。普罗丁注意到，同样的事物，有时看来是美的，有时看来并不美。他由此得出结论:让一个事物得以创生的那个东西，与让一个事物成为美的那个东西，并非同一个东西。^[6]他进而指明，人对美的认识与体验离不开心灵，而“心灵由理性而美，其他事物——例如行动和事业——之所以美，都是由于心灵在那些事物上印上它自己的形式。使物体能称为美的也是心灵。作为一种神圣的东西，作为美的一部分，心灵使自己所接触到而且统辖住的一切东西都变成美的——美到它们所能达到的限度”。^[7]普罗丁虽然强调美源自心灵，却也并没有阻隔美与神之间的联络，因为在他看来，神创生万物，而让万物成为美则是因为神的理性;任何事物只有分享神的理性才会成为美。心灵能够体验到事物的美，也是因为心灵具有源自神的理性。可见，心灵始终与神保持着深刻的、内在的联系，表明心灵是美的直接来源，而神却是美的终极依据。普罗丁还由此区分了艺术美与理想美。理想美由心灵生成，可以通过艺术来表现，如人物雕像，它并“不是某某个人，而是各种人的美的综合体。这块已由艺术按照一种理式(现译‘理念’)的美而赋予形式的石头之所以美，并不能因为它是一块石头(否则那块未经艺术点染的顽石也就应该一样美)，而是由于艺术所赋予的理式。这理式原来并不在石头材料里，而在未被灌注到顽石里之前，就已存在于构思的心灵里”。^[8]这明确表明，普罗丁强调艺术美直接源自艺术家的心灵所赋予的理念(理想美)，而不是物质的美，也不是理念直接赋予艺术品以美。心灵则是艺术品与理念(神)之间的中介。

作为中世纪基督教正统神学的重要代表之一，奥古斯丁直接反对艺术及其美。在他看来，上帝最美。而艺术与万物虽美，但比起上帝来，“它们的美、善、存在，并不和创造者一样;相形之下，它们并不美，并不善，并不存在”。^[9]奥古斯丁强烈地贬低形式美、艺术美，抬高指向上帝的精神美。与之不同，堪称中世纪基督教正统神学的正宗代表的托马斯则承认艺术、艺术美具有引领基督教信徒向善的宗教价值。那艺术何以有助于基督教信仰?这源于艺术所具有的模仿特征。托马斯认为，自然是上帝的艺术品，艺术品是艺术家的作品，由于艺术家总是按照自己的预定目的去创造艺术品，不注意模仿自然，所以常常失败。他主张艺术必须模仿自然:“艺术所以模仿自然，其根据在于万物的起源都是相互关联的，从而它们的活动和结果也是如此。但是艺术作品起源于人的心灵，后者又为上帝的形象和创造物，而上帝的心灵则是自然万物的源泉。因此，艺术的过程必须模仿自然的过程，艺术的产品必须仿照自然的产品。”^[10]这很明显地表示托马斯要把模仿自然与模仿上帝整合到一起，达到借用希腊艺术理想观中的自然模仿观来服务基督教神学艺术理想的目的，以便服务于上帝模仿观，服务于上帝信仰。

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艺术理想步入了人文主义复兴阶段，它借助古代希腊、古罗马文化艺术的滋养，摆脱纯粹的基督教神学主义气息，培育人神兼容的艺术理想，其代表人物首推达·芬奇。达·芬奇认为，自然事物都有美的特征，同类事物中个别事物的美集中起来加以艺术的再现，便成为理想美，它是艺术创造的最高追求。在达·芬奇那里，理想美实际上就是艺术美，因为理想美只能在艺术形式尤其是绘画中得到实现。为实现绘画理想美，达·芬奇提出了一个基本原则:“画家的理智转化为对神性的模仿能力，画家也就能进行自由的创作。”^[11]这意味着，理想美并非单纯地把外观自然事物形象通过艺术方法表现出来，而是要揭示自然的本质，将自然的本质以直观而完美的形象表现在人的眼前。此种直观而完美的形象就是艺术理想美，包括自然形式美、人体形式美、人物的精神美以及前述各种要素之间相互协调而形成的和谐美。^[12]

［意］波提切利:《春》

《春》这幅画作是波提切利的名作之一，与他的另一名作《维纳斯的诞生》属同类题材。但在《春》中，画家运用丰富的审美想象力重新演绎了古代神话故事，人物描画注重线条造型，流畅优雅，色彩明丽，既充满欢乐祥和的气氛，却又带有一丝忧愁。这与刻意表达“神性的福气”的艺术形象有重要的区别，是蕴含人文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的见证。

在西方艺术理想的发展进程中，德国古典美学堪称是西方传统艺术理想的集大成，而其开路先锋便是康德。康德艺术理想体系的核心是审美理想，特指美的艺术审美理想。康德认为，如果追求艺术与某种可能对象的知识相适合，而其目的只在于让这个对象实现出来，这就是机械艺术;如果是以情感愉快为直接的意图，那就是美的艺术。^[13]那何为艺术之美?康德强调艺术美的判断根据在于主体的情感，而不是客体的概念，这导致难以确立鉴赏判断的基本准则、客观标准。但每个人在审美判断中还是有其理想的。所谓理想就“意味着一个单一存在物、作为符合某个理念的存在物的表象”。^[14]这表明审美理想是存在于主体之内的主观性、精神性，而不是存在于主体之外的客观性、实体性。因而，审美理想难以通过概念或普遍性知识表达出来，而只能在个别描绘中表现出来，是对理念的一种呈现。于是，审美理想便成了这样的东西，“这类东西我们虽然并不占有它，但却努力在我们心中把它创造出来”。^[15]这种创造的完成是通过“描绘能力”，而描绘能力就是“想象力”。

康德之后的黑格尔堪称是德国古典美学的集大成者，其《美学》著作的核心就是艺术理想，其美学体系堪称艺术理想的理论体系。在黑格尔那里，艺术理想指的是有确定形式的美的理念。从广义上讲，艺术理想就是美、美的理念或美的艺术(艺术美)，如黑格尔说“美的理念即艺术理想的理念”。^[16]从狭义上讲，艺术理想就是古典型艺术所包含的艺术理想，特指精神与物质、内容与形式、神性与人性达到完美统一的艺术理想，通常特指希腊古典艺术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美。黑格尔还明确地把艺术理想当做美与艺术的最高目的。在他看来，艺术理想(艺术美)高于自然美，因为自然事物本身缺乏内在的自觉的神意，自然美也只是神的外在存在即自然事物在心灵中的反映，而“艺术美是由心灵产生和再生的美，心灵和它的产品比自然和它的现象高多少，艺术美也就比自然美高多少”。^[17]另外，艺术理想之所以成为美与艺术的最高目标，还因为整个艺术发展史都以“理想”为核心内容。如象征型艺术的理想形式是建筑，其中的“理念本身还是抽象的，未受定性的，所以不能由它本身产生出一种适合的表达方式，而是要在它本身以外的自然界事物和人类事变中去寻找它的表达方式”，这就需要“隐约暗示”，以至于随意任性地把握具体事物的形象，不惜损坏或者歪曲事物的形象。^[18]而古典型艺术的理想形式是雕刻，在这里，“艺术就已达到它所特有的概念，就能把理念作为精神的个性，很完满地纳入它的肉体的实际存在里，使外在的东西第一次才不再和它所应表现的意义相对立而保持自己的独立”。^[19]因此只有它才能“形成一种自由的整体”，并“符合美的概念”，^[20]成为真正的艺术美或艺术理想。当然，由于其艺术理想植根于“理念”即上帝的观念基础上，黑格尔的艺术理想与康德的审美理想一样没有完全脱离基督教神学的因素，而且表现出强烈的美学思辨气息，甚至比康德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