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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一生酷爱中国传统文化，“留意典籍，编订群书”，其在位期间，先后组织编修了卷帙浩繁的典籍。据统计，康熙皇帝一生共编修典籍六十余部，其中包括《康熙字典》、《春秋传说汇簨》、《律吕正义》、《韵谱》等经部，《明史》、《太祖实录》、《太宗实录》、《世祖实录》、《平定三逆方略》、《大清会典》、《通鉴纲目前编》等史部，《朱子全书》、《数理精蕴》、《广群芳谱》、《子史精华》等子部，以及《清圣祖文初集》、《古文渊鉴》、《全唐诗》、《历代题画诗》等集部，共计一万余卷。康熙皇帝在编修书籍上的成就远超出此前的所有帝王。

康熙年间编修的书籍，不仅数量繁多，而且其门类之齐全、内容之广博也实属罕有，历史上只有其孙乾隆皇帝较其略胜一筹。如果说康熙皇帝在亲政之初，由于忙于军务和政事，不得不将其编修的书籍局限于讲经要义以及前朝历史、本朝实录等内容。那么在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后，随着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康熙皇帝不再拘泥于原有的书籍体裁，而是编修了许多旷世名作，其中子部书籍成就尤为辉煌。一方面，其内容涉及社会思想、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另一方面，其学术成就也远远超越了前代的同类著作。当时宫内设有几处专供修书的机构，其中佩文斋和渊鉴斋专门负责编撰经、史和文学方面的书籍；蒙养斋专门负责编撰天文、数学、历法和音律等方面的书籍；清文经馆则专门从事满文书籍的编撰。所有编辑、翻译和出版机构都在武英殿的管辖之下，整个机构设置得相当完备。

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出于对满族后生子弟对本民族的语言“言语欠当”，而许多懂满文的老人也相继去世的考虑，康熙皇帝命翰林院学士傅达礼主持编修《清文鉴》。作为第一部满文字书，《清文鉴》“大而天文地理，小而名物相数，十二子母，五声切音，俱载其中”。该书不仅保持了当时通行满文的规范和纯正，同时也为后世研究和运用满文和满语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康熙字典》是康熙年间编修的一部重要书籍。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康熙皇帝向大学士陈廷敬提出了编修字书的设想，他认为明代编撰的《字汇》和《正字通》二书尚有不足，应当有一部能够博采众家之所长，更加全面、准确，能够反映当时的时代特点的新字书。在康熙皇帝的指示下，很快成立了编书机构，由张玉书和陈廷敬担任总阅官，另有二十七位簨修官。“悉去旧籍，次第徘纂，切音解义以《说文解字》、《玉篇》为主要依据，并参考《广韵》、《集韵》、《韵会》、《正韵》，其余字书有一音一义可以采用的，也尽入其中。至于诸书引证不能详备的，又从经、史、百子，以及汉、晋、唐、宋、元、明以来诗人文士的著述中旁罗博证，广泛征引，使其言之有据。”编修《康熙字典》的工程历时五年，终于在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完成，康熙皇帝为其作序，并定名为《字典》，后人称之为《康熙字典》。《康熙字典》的编撰不仅为清朝人治学提供了一个新方向，还具有普用价值。它吸收了历代字书之精华，融合汇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补充发展，代表了我国封建时期字书的最高成就。

康熙皇帝修书十分严谨，对所修各书，均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思想和要求，在编撰过程中给予指点，甚至在定稿时都逐章审阅修改。他始终以博采众长、不守一家之说为指导思想，态度十分严谨，力求尽善尽美。在组织编修《古今古书集成》时，他就要求新修的类书应做到“大小一贯，上下古今，类列部分，有纲有纪，勒成一书，庶足以大光圣朝文治”。

此外，康熙皇帝还十分热衷于编修诗词歌赋、书画、音乐之类的书籍。康熙四十余年编修完成的《全唐诗》，共收录唐诗四万八千余首。其中唐太宗所著诗作体现了以天下苍生为念的思想；欧阳修的《憎苍蝇赋》以小见大，比喻谗人乱国，含义深远，康熙皇帝也非常喜欢。《全唐诗》编成后，康熙皇帝还命人将其精工刻写，全书镌刻得一丝不苟，字迹均匀秀丽，相当精美。该书可以说是康熙时期图书刻写的代表作，被后人誉为“康版”。

一国之君重视读书和文化，必定影响深远。清朝中后期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可以说同康熙皇帝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重视学术，也爱护人才，凡是有才学的人他都十分器重。原翰林院编修陈梦雷，在平定三藩时被发往盛京为奴。康熙皇帝东巡时发现他是一位有才华的人，便将其召回做皇三子胤祉的侍读，后来还委任他为《古今图书集成》的主编。可见对于有才学的人，哪怕有些人犯了错误，康熙皇帝依然对其采取宽大政策，让他们发挥所长。康熙一生编修的书籍，有许多都成为传世之作。《康熙字典》、《清文鉴》、《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律历渊源》、《佩文韵府》、《广群芳谱》等，均是我国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的财富。

康熙皇帝生活的时代正值东西方文化剧烈碰撞和交融。随着欧洲新航线的开辟，明朝万历年间，就有一些西方传教士带着天主教教义和天文、算数、医学等西方文化来到中国。清顺治年间，朝廷曾任命传教士汤若望修订历法，还因此在朝中引起了一场中西历法之争。以杨先光为代表的大臣认为应当全盘否定西方文化，反对任用西洋人。而康熙皇帝对待西方科技的态度则更显谋略，他在注重保持民族气节的同时，并不全盘否定传教士的活动，而是尊重外国科学，对传教士作出的贡献给予肯定。通过处理这场历法之争，康熙皇帝意识到作为一国之君应当通晓科学技术。他先是向南怀仁、安多学习算术知识和天文仪器的使用，又向法国传教士白晋和张诚学习几何学，同时还十分注重运算能力的锻炼和操纵仪器的方法，“有时又将同样之圆筒形、圆锥形、楔形之比例或容积，反复试验之”。康熙皇帝在学习上表现出来的热情极大地感染了传教士。白晋曾经回忆说：“当时他约束自己专心致志地听我们讲课的情形，是非常令人钦佩的。”

通过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康熙皇帝逐渐能够以比较科学的态度对待科技事业的发展。对于历法，他主张不论中西，都应当以科学实验验证其准确性。他一方面积极地向传教士学习科技知识，另一方面潜心钻研，培养科技人才。他亲自用仪器进行实验，发现西洋编制的历书中存在着一些误差。经过仔细研究，康熙皇帝最终明确指示将中国旧历的规模和西方新历的数目相结合。

康熙在位期间，中国在兵器制造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三藩”叛乱时，由于其武器装备精良，盘踞在川陕、湖广等地，易守难攻。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康熙皇帝谕南怀仁制造便于携带的轻便火炮。次年五月，新炮制成，康熙皇帝亲自来到卢沟桥炮场检验所制火炮的质量。见其炮身小、火力强、命中率较高，他便高兴地称赞道：“西洋炮甚利，且轻便易运”，于是批准大量生产。所造的火炮在平叛“三藩”之乱中发挥了作用，被将士们称为“得胜炮”。此后，他还让南怀仁继续研制其他型号的火炮，同时为了表彰其所作的贡献，将南怀仁加封为工部右侍郎。亲征噶尔丹时，康熙皇帝命浙江钱塘人戴梓造子母炮，“母送子出，坠而碎裂”，后为这种火炮赐名“神威将军”。

在医学方面，康熙皇帝最厌恶“所学既浅”、“立心不善”的庸医。他提倡行医者应当存有济世之心，不图名利，不分贵贱，对待病者应当有“治人之病如己之病”的医德；同时提倡医者当有钻研精神，不断提高自己的医术。中国古代许多帝王迷信长生不老的炼丹之术，而康熙皇帝对这些所谓的“灵丹妙药”嗤之以鼻，而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外医学。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康熙皇帝身患疟疾，久医无效，最后传教士白晋、张诚进贡西药奎宁，治好了康熙皇帝的病。从此，康熙皇帝开始注重西医和西药，并专门为传教士设实验室。康熙皇帝对中西医术都略有研究，有时还亲自为官员问病开方，中西药并用。明末时期，西方解剖学传入中国。康熙皇帝命法国传教士巴多明将法国的《人体解剖学》翻译成满、汉文字。当时的中国深受封建礼教束缚，研究人体解剖受到很多人的反对。康熙皇帝虽然下令禁止大肆传播此书，但对于这一学科的态度较为开明。他曾对巴多明说：“身体上虽任何微小部分，必须详加迻译，不可有缺。朕所以不惮麻烦，命卿等详译此书者，缘此书一出，必大有造于社会，人之生命或可挽救不少。”

此外，他还亲身投入到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农学研究中，对水稻、小麦、谷子、西瓜、葡萄等农作物的生长，农业与水利的关系、蝗虫滋生的规律等都作了一些研究。他还亲自种植农作物，由他培育出来的御稻米气味清香，生长期较短，不仅在南方可以一年两季收割，在北方也能种植。康熙皇帝还进行南北作物移植的实验，在北京的丰泽园和热河的避暑山庄种植了南方的修竹、东北的沙果和关外的人参等植物。

出于研究自然科学的需要，康熙皇帝注重选拔一些研究人才，并将他们聚集到宫中集中培养。他命梅文鼎的孙子“入内廷学习”；又把李光地推荐的精通天文历算的陈厚耀选入内廷，“授编修”。康熙皇帝经常将这些人召集起来，教以数学、几何等术，并鼓励他们探讨问题。皇子皇孙们更是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康熙皇帝亲自为他们授课。其中，皇三子胤祉政绩最好，后来成为康熙皇帝的学术助手。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康熙皇帝将自己培养的这批科技人才组织在一起，在蒙养斋编修书籍。他们相继完成了《数理精蕴》、《历象考成》、《律吕正义》等书。后来康熙皇帝将这三部书合为一部，赐名《律历渊源》。该书反映了当时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最高水平，具有总结性。它条理清晰地收集和编排了这一时期由西洋传入中国的数学、几何学、天文历法及声律学知识，同时汇集中国古代历法算数和声乐知识的精华，对后世影响颇深。

康熙皇帝一生极力推广中外科技成果，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其对科学技术兴趣之浓厚，在中国古代帝王之中实属罕见。

康熙时期还有一项重要的科学工作——绘制《康熙皇舆全览图》。康熙皇帝自小留心地理，博览图籍。每当边疆官员回京复命，他都要对照地图详细询问。他对全国的山川地形、气候、物产和民族都非常清楚。他曾经对大臣讲述自己勘察全国山川地理的情况，“凡古今山川名号，无论边缴遐荒，必详考图籍，广询方言，务得其正”，后来还“遣使至昆仑、西番诸处，凡大江、黄河、黑水、金沙、澜沧之水发源之地，皆目击详求，载入舆图。”中国自古对山川只有禹贡四脉之说，对许多山脉的脉络都所知不详。经过勘察，康熙皇帝揭示了泰山和长白山的地脉关系。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康熙皇帝下令各省官员将本省的地图送至兵部。但是当时的地图依然使用旧法绘制，都是平面度，不能对地球表面的弧度作出精准的反应，所以在方位和距离方面的计算存在诸多误差。康熙皇帝通过对几何、天文、历法、算术等知识的学习，掌握了经纬度的测绘技术，于是备置仪器，利用出行、出兵的机会进行实地测量，为绘制地图作准备。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康熙皇帝巡视辽东，就命南怀仁携带仪器随行。第三次亲征噶尔丹时，康熙皇帝就亲自在宁夏进行测量，发现北极的纬度“较京师低一度二十分，东西相去二千一百五十里”。

经过充分的准备，康熙皇帝于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派大学士何国栋、明安图和传教士雷孝思、白晋、杜德美等人开始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实地测量，要求他们绘制出一幅详尽的中国地图。这些人跋山涉水，走遍中国的各个省份，运用当时最先进的测量技术，历时十一年，终于在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绘制成了《康熙皇舆全览图》。这幅地图以铜板刊印，前有全国总图，后有各省地图，国内十五个省份和关外满蒙之地全部经过准确的测定被绘制其中，“关门塞口、海汛江防、村堡戍台、驿亭津镇，其间扼冲据险、环卫交通，荒远不遗，纤细毕载”。康熙皇帝为这幅地图花了三十多年力气，在其告成之后，康熙皇帝甚为满意，并降旨颁发给各省。《康熙皇舆全览图》“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准”，可以说是当时世界地理学界的最高成就。

我国自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历代皇帝皆推崇儒家思想及其代表人物孔子。清朝除努尔哈赤晚年一度诛儒，其后各位帝王都尊孔崇儒。顺治皇帝“好汉语，慕华制”，康熙皇帝继承了其父遗风，对汉族的文化传统也抱有浓厚的兴趣。他注重钻研儒家经典，并且将理学作为其决策指南。亲政后，康熙皇帝为了加强对思想领域的统治，将程朱理学确定为正统思想。这一行动对当时的社会发展和中国此后的社会进步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四月，康熙皇帝采纳了汉官的建议，在诸王大臣的陪同下，前往太学祭祀孔子。他步行进入大成门，在孔子灵位前行三跪九叩礼。随后，他又来到彝伦堂，听满汉祭酒、司业讲解《易经》和《书经》。听讲完毕，康熙皇帝还鼓励道：“圣人之道，如日中天。讲究服膺，用资治理，尔师生共勉之。”至此，康熙皇帝开始推行全面的崇儒重道政策。首先是经筵日讲，在对儒家典籍的积极学习中，康熙皇帝深感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对治国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他来到山东曲阜孔庙拜谒孔子，“由甬道旁行至大成殿，行三跪九叩首礼。四配十哲两庑，从官分献，乐舞间作。礼毕，圣祖幸诗礼堂，衍圣公孔毓圻等行礼毕。监生孔尚任进讲《大学》圣经首节，举人孔尚立进讲《易经·系辞》首节。讲毕，圣祖命大学士王熙宣谕衍圣公孔毓圻等曰：‘至圣之道，与日月并行，与天地同运。万此帝王，咸所师法，下逮公卿上庶，阁不率由。尔等远承圣泽，世令家传，务期型仁讲义，履中蹈和，存忠恕以立心，敷孝悌以修行，斯须弗去，以奉先训，以称联怀，其祗遵弗替。’”之后，康熙皇帝又亲手为大成殿题“万世师表”匾额，同时下令“天下学宫崇祀先儒”，进一步抬高了儒家学说的地位。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康熙皇帝又亲自作《至圣先师孔子赞》并序、《孟子赞》等文，宣扬孔孟之道使“道统”和“治统”统一，能够为治理国家所用，其作用“如日月之光昭于天，岳渎之流峙于地”，影响极其深远。由此可见康熙皇帝已经将孔孟之道置于一个相当高的地位。孔孟一直都是汉族人民心中的圣人，康熙皇帝如此尊崇孔孟，对缓和当时的满汉矛盾起到重要的作用。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康熙皇帝又将崇儒重道发展为对程朱理学的尊奉，进一步加强了对人民的思想统治。

程朱理学起源于北宋，由二程兄弟、周敦颐等人创立，由南宋朱熹集齐大成。程朱理学主张“理”先天地而存在，应当“存天理、灭人欲”，属于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程朱理学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因此在南宋后期就被奉为官方哲学，历经元明两代，相沿不改。康熙亲政后，随着崇儒重道的推行，康熙皇帝日益认识到程朱理学对加强封建专制统治的重要性，开始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其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以程朱理学为孔孟正传，对其大力弘扬；其二，不遗余力地刊刻程朱著作，其中以《朱子全书》最为著名，康熙皇帝还亲自为该书作序，刊行全国；其三，重用理学名臣。受到康熙皇帝重用的理学名臣有“笃守程朱”的汤斌、“以崇程朱为己任”的张伯行、“专宗朱子、不容易与出入”的陆陇其，还有熊赐履、李光地等人。此外，康熙皇帝还反对假理学，提倡真理学。

康熙皇帝从尊崇孔孟到推崇程朱，对当时的社会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首先，崇儒重道的政策受到了士大夫阶层和广大汉族百姓的拥护，有利于促成清初的统一局面。中国历代一直将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正统思想，康熙皇帝提倡孔孟之道，尊奉程朱理学，顺应了广大汉族人民的思想需求，对缓和民族矛盾起到很大的作用。同时这一政策还受到广大封建士大夫阶层的拥护，大批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博学鸿儒”等渠道进入仕途，成为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其次，康熙皇帝尊奉程朱理学，为巩固清王朝的统治打下了思想基础，尤其是后来对程朱理学的大力推广起到了维系人心、稳定社会的作用，促进了国家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再次，由于统治阶层大力奉行儒家思想，推行程朱理学，整个社会呈现出儒家文化大繁荣的局面，促进了儒家文化的发展。

其积极意义如此，当然也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推崇一家之言，强行统治思想，造成了文化专制，遏制了人们思想的发展。此后的雍正、乾隆时代，统治者依然奉行这一政策，最终使封建文化专制主义达到顶峰，导致了中国近代思想界万马齐喑的局面。

康熙皇帝注重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同时他也非常清楚，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是为了传播其天主教教义。与其父顺治皇帝不同，康熙皇帝在宗教问题上显得非常理智。西方传教士曾多次向康熙皇帝讲解天主教教义，但“其不如东风过耳者儿希”。康熙皇帝曾说，天主教教义同中国传统教化本不相容，“唯西教士能通晓科学，故国家启用彼等”。当他发觉西方天主教已经开始有悖于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甚至公开对抗儒家思想、蔑视中国法律和风俗时，他便毫不犹豫地运用其天子的权力进行反击，以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起初，这些西方传教士尚且奉行“利玛窦规矩”，没有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冲突，康熙皇帝也承认其宗教信仰自由，还曾在出巡时亲临教堂赏赐。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中西历法之争时，他曾降旨“其天主教，除南怀仁等照常自行外，恐直隶各省复立堂入教，仍着严行晓谕严止”，禁止传教士在各省传教和建立天主教堂。后来，随着同传教士交往日益频繁，康熙皇帝对天主教的戒心也渐渐消除，认为天主教对国家无害，才在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降旨允许中国人信奉天主教，将天主教与佛教同等看待。

可到了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这一政策却出现了一个大转变。原因是罗马教皇派使节多罗来到中国，干涉中国的天主教教民尊孔祭祖，干涉中国内政，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了冲突，干涉了清政府正常的统治秩序。这让康熙皇帝意识到开放天主教信仰可能会对国家造成危害，他怒斥罗马教廷“不通文理”，没有资格批评中国的文化礼仪。他还警告多罗不要干涉中国内政：“以后，凡自西洋来者，再不回去的人许他内地居住。若今年来明年去的人，不可叫他居住。此等人，譬如立于大门之前，论人屋内之事，众人何以服之，况且多事。”之后，康熙皇帝下令，只有领取“信票（执照）”，并表示会永远在中国居住的传教士，才允许留住，对领取信票长期居住于中国的传教士授予同中国人同等的保护；对于那些不遵守利玛窦规矩的传教士则一律驱逐出境。从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开始，清政府开始向传教士发授信票。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正式实行禁教政策。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对所有在华传教士进行核查，凡是未领信票者，一律解送至澳门，并驱逐出境。然而，禁教后仍有许多传教士留住在中国，他们对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作出了一定贡献。在禁教的同时，康熙皇帝依然会将“会技艺”的西洋人留为己用，与这些留在中国从事科技工作的传教士保持着友好关系。

罗马教廷与清政府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是文化观念上的冲突，康熙皇帝曾经针对西洋人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来的隔膜，说：“尔欲议中国道理，必须深通中国文理，读尽中国书，方可辩论。朕不识西洋之字，所以西洋之事，朕皆不论。”而“中国道理无穷，文义深奥，非尔西洋所可妄论”。另一方面这种冲突也明显带有政治冲突的性质。罗马教廷对于中国天主教教民“礼仪”的干涉已经涉及中国内政，康熙皇帝对天主教的抵制也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保持国家的政治独立，对西方早期的殖民主义进行有力的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