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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曾多次告诫大臣，若想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让人民得其生业；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减轻租税，以宽赋为要。因此，康熙皇帝非常注重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在康熙初年国家战争频仍，无力实现轻徭薄赋的目标，但是他也反对地方官员恣意横征暴敛，强调“与民休息，道在不扰”和“民为邦本，休养宜先”。

三藩平定之后，康熙皇帝开始着手贯彻实施其宽租轻赋的政策。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他谕告大学士：“自用兵以来，百姓供应烦苦，朕前屡言，俟天下荡平，将钱粮宽免。尔等可同户部先将天下钱粮出纳之数同算启奏。”康熙时期宽免租赋的序幕由此拉开。他一面将乡绅名下的田地与百姓田地一同纳税，一面统一降低赋税额度。清朝初年吴三桂统治云南时，规定每亩征收赋税七斗二升（中国市制容量单位，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康熙皇帝实施赋税改革后，将这一赋额降至八升一合（中国古计量单位，约0.18千克，十合为一升）；湖北江夏废藩田，每石折合银两一律降至民田收税额。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湖广总督郭秀上奏说，湖南有农民因赋税不均不能完课而逃亡，而丈量土地、均平赋税之后，税额其实是减少的。康熙皇帝询问减少了多少。郭秀答：“大约减十分之二。”康熙皇帝这种减税的办法只对有田地的人家有利，不利于佃户，而百姓当中有田的毕竟是少数，因此他下令：“凡遇蠲免钱粮，合计分数，业主蠲免七分，佃户蠲免三分，永著为例。”

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二月二十九日，康熙皇帝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废除了在我国存在了几千年的人丁税。他要求大学士等：“朕览各省督抚，奏编审人丁数目，并未将加增之数尽行开报。今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见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应今直省督抚，将见今钱粮服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查明，另选清册题报。”“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将全国的丁银数额基本固定下来，使广大农民所承担的赋税相对稳定，有利于减少逃亡，扩大生产。而这一政策的最大意义，在于推动了“摊丁入亩”这一全国统一赋役制度的实行，确定了丁银数额，就便于将其摊入土地，地多的多缴税，地少的少缴税，无地之人不缴税，对于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发展农业具有重要意义。

康熙皇帝还努力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康熙十年（公元1672年），规定将浙江的故钞银摊入地亩；康熙十八年（公元1680年），推行“均田”、“均役”的政策，将差役摊入地亩；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将山东、浙江等各省的班匠银摊入地亩；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颁布律令：“凡军民人等七十岁以上者，免役一子”，同时规定“官有兴作，悉出雇募”。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康熙皇帝得知张家口每年差当地的居民、旗民往京城解送羊皮等物，恐怕多有扰民，便下令：“嗣后应于出差回京官员内派一员前往解送，事既易办而民间苦累亦得免矣。”康熙皇帝生平注重节俭，特别厌恶大兴土木，在修建京城御河、街道、宫殿时，都秉承从简态度，讲求实用，不重奢华，将节省下来的民力投身于农业生产当中，为清朝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早在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政府就下令将京畿一带的土地“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从此，满洲贵族开始了近三十年的大规模的圈地活动，仅在北京、天津一带，被圈占的土地就达到近一百万垧（旧时土地面积单位，各地不同，东北地区多数地方一垧合十五亩，西北地区一垧合三亩或五亩）。遵化原有耕地七千多顷，到了康熙十八年，只剩下三十多顷未圈占土地。最初，圈地活动除了在京畿周围进行，各省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圈地现象，各省的满族官员以各种名义圈占田亩，甚至在最后统一的台湾也曾出现圈地事件。圈地暴政并非清朝统治者口中所说的“居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相反，圈地实际上是统治阶层以武力掠夺百姓的生产生活资料。“圈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部颁绳索，以记周四围，而总杠之。每圈共得几百十垧……圈一定则庐舍场圃悉皆其顿有，而粮籍以除。鸟瞻靡上，唯时骇散向南，多道殣也。常岁圈内间有汙莱，计亩请于部，不受，交有司收籍，更择他处沃埌以偿。是以歧路尽鸠鹄，中泽少雁鸿矣。雄其虚存版籍哉……圈则倍占，退仅虚名。以致丁易流离，城廓为空”。

圈地事件既破坏了生产力，又大大地激化了民族矛盾。在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尚未亲政的康熙皇帝就曾经下令禁止圈地，但是以鳌拜为代表的满洲上层贵族无视年幼皇帝的决定，依然大肆圈地。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权臣鳌拜再次挑起换地之争，大肆圈地，滥杀无辜，在朝野上下闹得沸沸扬扬，这进一步加深了满汉矛盾。

一举铲除鳌拜集团后，康熙皇帝谕户部说：“朕缵承祖宗丕基，又安天下，抚育群生，满汉军民，原无异视，务俾各得其所，乃惬朕心。比年以来，复将民间房地，圈给旗下，以致民生失业，衣食无资，流离困苦，深为可悯。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给还民间。尔部速行晓谕。”改革令下，圈地活动并没有就此禁绝，尤其是在距离京畿较远的地方，一些满族官员、亲眷依然圈地。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康熙皇帝再次规定，奉天、锦州等地有很多旗下荒地，如果各旗以圈地之名禁止百姓开垦，将从重治罪。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康熙皇帝诏谕大学士：“田地为民恒产，已经给予者不便复取，其旗下大臣官员既有溢额之地，理宜注册。俟需用时再行拨给，民地不可轻动。”三天后，康熙皇帝再次谕户部：“民间田地，久已有旨，水停圈占，其部存地亩，分拨时或不肖人员借端扰害百姓，圈占民人良田，以不堪地亩抵换，或地方豪强隐占存部良田，妄指民人地亩拨给，殊为可恶，直隶巡抚可严察此等情弊，指名纠参，从重治罪。”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康熙皇帝又谕大学士：“凡民间开垦田亩，若圈于旗下，恐致病民，嗣后永不许圈。如旗下有当拨给者，其以户部见存旗下余田给之。”对于假借名目圈占百姓土地，或逼迫百姓换地者，从重治罪。至此，清朝初年的圈地暴政才被彻底废除。

康熙皇帝废除圈地制度，让人民拥有了可耕之田，改变了过去许多地方“死者相望于道路，生者逃窜于四方，积拾遍野，民不聊生”的状态。在康熙皇帝看来，“为政者在足民，足民有道，在因民之利，而教以生财之方”，让人民有地可耕，才是立国的基本途径。

据记载，黄河自宋朝改道之后，曾泛滥一千五百多次，给沿岸人民的生活带来巨大灾难，严重影响了国计民生。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天下事，三大虞，一河二路三官吏。”因此历代的帝王大多重视对黄河的治理，康熙皇帝也是同样。治河是从始至终贯穿康熙皇帝执政的一件大事，他也为此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于繁忙的政务中，他时刻不忘黄淮治理，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最终在治河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黄河之所以经常泛滥，与它流经地区的自然特征有关。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全长五千四百多公里，留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等省，途中汇聚了数十条支流，同时也夹带了大量来自黄土高原的泥沙，平均每立方米的黄河水含沙量高达三十七公斤，一旦遇上暴雨，泥沙量甚至会超过六百公斤，因此民间对黄河水有“一碗水，半碗泥”的描述。从河南孟津开始，黄河进入下游地区，河道逐渐变宽，水流速度逐渐缓慢，中游带来的大量泥沙有四分之一便淤积在河床中，导致黄河下游的河床每年平均升高十厘米左右。年复一年，泥沙越积越多，令下游的河床逐渐抬高，最终形成了高出两岸平地的“地上河”。为了不使地上河水一泻而下，人们只能不断地加高堤坝。一旦遇上雨季或汛期，年久失修的堤坝就很容易决口，致使黄河泛滥。此外，一旦黄河水倾泻而下倒灌入淮河，黄淮两河河水必然涌入京杭大运河，这势必阻塞漕运，后患无穷。

为了加强对黄河的治理，从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开始，清朝统治者就延续明朝的制度，设立河道总督，综掌河渠。同时，还调拨数万丁夫投入黄河的治理。但是由于措施不力，黄河水患不仅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反而更加严重。据《清史稿》统计，顺治皇帝在位的十八年中，黄河决口多达二十次。到了康熙初年，这种状况依然没有改善。自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至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黄河总共决口四十五次。黄河水患严重影响了漕运，同时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每逢黄河泛滥，两岸大面积的耕地就被淹没，黎民流离失所，溺毙者更是不计其数。

康熙皇帝亲政之初，就发生了一场大水，使河漕受到严重破坏。因此，康熙皇帝“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宫中柱上”。正如他自己所说：“从古治河之法，朕自十四岁，即反复详考。”每当水灾发生时，他都命人立刻巡视河工，制图跟进，及时掌握水患前线的情况，以制定对策。但是在当时，清政府的财政仍较为困难，无法进行全面治理，只能进行一些应急的小型项目，但是每年投入的几十万两白银远不足以治理黄河水患，“河患之深，日甚一日”。

几年后，国库的财政状况逐渐有所好转，康熙皇帝开始在治河方面表现出主动精神。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六月，他根据巡视了决口的大学士郭廷祚和侍卫吴丹的汇报，认为“黄河自宿迁以至清河皆为紧要，虽有遥堤一层，恐未足捍蔽水势”，于是下令工部会同河道总督与漕运总督一起商议是否应当在“遥堤之外，再筑遥堤”。第二年十月，批复工部在清口筑坝，“以遏浊流”，同时在水势较为平缓的七里墩修建水闸，“使湖水自七里墩闸进口，即由新河文华寺人运”。可这年年底，吴三桂叛乱，康熙皇帝只能将全部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平叛战争当中，治河之事又被耽搁下来。

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黄淮两河又发大水，灾情远远超过康熙亲政当年的那次。因此，尽管平叛战争仍在继续，国家的财政依然拮据，康熙皇帝还是下决心全面治理黄河。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他任命安徽巡抚、出身汉军镶黄旗的靳辅为河道总督。黄河的治理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靳辅一上任，“即遍历河干，广咨博询，求贤才之硕画，访谙练之老成，毋论绅士兵民，以及工匠夫役人，凡有一言可取，一事可行者……莫不虚心采择，以期得当”。经过长达两个多月的调查研究，靳辅终于形成了一个全面治河的方案。于是他向康熙皇帝呈交了《经理河工八疏》，阐述了自己的治河方案。

在《经理河工八疏》中，靳辅提出了五项工程和三项保证措施。五项工程分别是：其一，疏通下游河道；其二，引淮刷黄，治理上游淤积；其三，修筑洪泽湖一带的残决堤岸；其四，修理黄淮各处决口；其五，疏浚清口至清水潭之间二百三十里运河，并用清理出来的泥土加固东西两岸的堤坝。三项保证措施分别为：其一，保证工程的经费，治理黄河共需银两两百一十四万八千两，须预为筹划；其二，裁汰冗员，调用贤能，严明职守；其三，设河兵五千八百六十名守卫堤坝。

但是，靳辅的《经理河工八疏》遭到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反对，他们认为此方案中所需银两、人力、物力过大，建议先选择紧要之处修筑，以后再进行大规模的治理。但是康熙皇帝认为河道事关重大，责令靳辅“再行确议具奏”。经过了一番勘阅，同年十二月，靳辅再上《敬陈经理河工八疏》，对此前的方案中有关人力、工期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调整。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正月，康熙皇帝正式批准了靳辅的治河方案。同年二月，拨钱粮二百五十多万两，限工期三年。从此，大规模的治河工程全面展开，并逐步取得成效。

靳辅先后修造了导黄入海工程、清口工程、高家堰工程、清水潭工程、归仁堤工程和皂河工程，为保护重要的堤堰，还修筑了一批滚水坝和减水坝。治黄过程中，靳辅始终以一劳永逸、全面治理为方针，中间经历诸多困难，终于取得了显著成绩。

然而对于靳辅的工作，朝中不免有人不满。期间，崔维雅曾上条奏二十四款质疑靳辅的治河方案，经过一番周折，康熙皇帝依旧决定任用靳辅继续河工之事。到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年底，黄淮两河河务整治一新，河道得以恢复，河湖堤岸均设河兵守卫，“凡采柳运料，下帘打桩，增卑修薄诸务，画地分疆，日稽月考，著为令甲，而诿卸中饱诸弊悉绝”。靳辅的治河计划终于宣告完成。内搭大学士席柱在奉命勘察了治河情形后向康熙皇帝禀告：“曾见靳辅颜色憔悴，河道颇好，漕运无阻。臣来时，见宿迁地方将水分排筑堤，共计五堤，其二堤已完，三堤正在修筑。水盛时，开闸以杀其势，令其循堤四散分流，无冲决之患。”可见靳辅在治河事宜上费尽心力，为当时的治水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年末，在平定三藩、收归台湾之际，康熙皇帝以对河工“时加探讨，虽知险工修筑之难，未曾身历河工，其河势之汹涌漶漫，堤岸之远近高下，不能了然”，命驾南巡。一路上检查河工，康熙皇帝对靳辅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题下《阅河堤诗》以表示对他的信任和托付。

同时，康熙皇帝还发现了一些问题。当他看见高邮、宝应等地“虽水涸，民择高开埠栖息，但庐舍田畴，仍被水淹，未复生业”，不免十分忧虑，于是开始重视下河和海口工程，要求安徽按察使于成龙与靳辅“彼此协同”，负责疏浚海口，排出高邮、宝应等地的积水。然而，虽然康熙皇帝的出发点很好，但是其建议在实践当中却不可行。由于下河地势较低，最低处在海平面五尺以下，若疏浚海口，不仅不能排出陆地的积水，反而会引发海水倒灌。对于这一建议，于成龙表示赞同，而靳辅则据理力争，大加反对，二人各执己见，争论不下，最终靳辅于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被革职，康熙皇帝任命王新命为河道总督。

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年初，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一路上听见江淮各处百姓称颂原任河道总督靳辅，感到靳辅多年来为河工之事恪尽职守，决定恢复他的官衔品级。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又重新任命靳辅为河道总督，但由于常年操劳，靳辅没过多久竟病逝于任上。康熙皇帝闻讯痛惜不已，降旨悼念，并为其治丧安葬，谥“文襄”。

靳辅死后，康熙皇帝先后任命于成龙、董安国、张鹏翮为河道总督，但治河工程基本上都由康熙皇帝亲自指挥设计。经过几十年的治河经验，康熙皇帝认识到只有解决好黄河倒灌淮河、洪泽湖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消除黄河下游的泛滥之灾，“上流既理，则下流自治”。于是，康熙皇帝在第三次南巡时，对河工作出了详细部署：第一，深浚河底，令黄河水位低于洪泽湖水面，从而使其免于倒灌；第二，改修清口，使其斜行旁流；第三，拆毁此前董安国修筑的拦黄坝，使黄河下流畅通；第四，将高邮一带河水引出归江，以迅速排出高邮、宝应等地的积水。康熙皇帝提出的治河方略，既能够保证漕运畅通，又可以保护民生，体现了更高水平的治水理念。

当时的河道总督张鹏翮较好地贯彻了康熙皇帝的政策，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年初，康熙皇帝第四次南巡，对张鹏翮的工作较为满意，并作了一些细节的调整和补充。回京后，康熙皇帝高兴地向众大臣宣布说：“朕此番南巡，遍阅河工大约已成功矣！向来黄河水高六尺，淮河水低六尺，不能敌黄，所以常患淤垫，今将六坝堵闭，洪泽湖水高，力能敌黄，则运河不致有倒灌之患。此河工之所以能告成也。”同年三月十八日，康熙皇帝在五十大寿之时，特以“四海奠安，生民富庶，而河工适又告成”颁诏天下，可见他对河运治理成就的重视。

此后，康熙皇帝又先后第五次、第六次南巡，对河工之事进行规划布局。通过靳辅的大力修治，和靳辅去世之后康熙皇帝的亲理河工，黄河的治理显现出明显的成效。自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以后，黄河决口的次数大大减少，往日饱受冲决泛滥之苦的两岸百姓的生活状况也有了很大的改观。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据河工奏报，“海口大通，河底日深，去路甚速，淮水畅出，黄水绝倒灌之虞，下河等处洼下之区俱得田禾丰收，民居安晏”。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康熙皇帝总结多年以来的治河成果时，说道：“总河昨日来，问以河工形势，河事以大治矣。从前骆马湖口设竹络坝，湖水大则从坝流入黄河，河水大则溢流入坝内。如今竹络坝只有湖水畅流，黄水并无浸灌，则黄河之深通可知。联初次到江南时，船在黄河上，两岸人烟树木皆一一在望。三十八年则仅见河岸，四十二年则河去岸甚低，是河身日刷深矣。自此日深一日，岂不大治？闻下河连年大熟，亦从前所未有也。”

除了治理黄河、淮河和运河，康熙皇帝还对其他的一些大河、各省水道进行了疏浚。康熙皇帝对治水的重视，保障了民生，推动了经济发展，可谓利在千秋。

从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开始，清政府实行大规模的迁海政策，一方面是对明朝政策的承袭，另一方面也是作为一种巩固政权的权宜之计。自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起，各地方督抚开始提出展开海禁的要求，局部地区逐步复原，但后来出于对台战争的需要，海禁时紧时松，始终没有彻底恢复。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八月，水师提督施琅率清军入台。十七日，福建总督姚启圣上疏康熙皇帝，认为恢复各省的迁界“上可以增国课，下可以遂民生，并可以收鱼盐之利于无穷”，但由于当时台湾问题还未彻底解决，康熙皇帝没有准奏。同年十月，福建巡抚吴兴祚再次上书，要求清廷批准将广州七府的沿海土地交予百姓耕种。康熙皇帝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立刻应允，并在当月十九日诏谕大学士说“前因海寇为靖，故令迁界。今若展界，令民耕种采捕，甚有益于沿海之民。其浙、闽等处地方亦有此等事”，并提出展界之事“不可稽迟，著遣大臣一员，前往展立界限，勿误来春耕种之期”。随后，便派吏部侍郎杜臻、内阁大学士席柱南下粤、闽勘测海界，工部侍郎金世鉴、副都御史雅思哈前往江南、浙江主持展界工作。在四人临行前，康熙皇帝还专门叮嘱道：“迁移百姓，事关紧要，当查明原产，给还原主。尔等会同总督、巡抚，务令安插得所。”经过半年左右的时间，各省的展界工作相继完成，“迁民悉复其业”。

展界是开海之前的必要准备工作。展界完成后，康熙皇帝立刻主张开放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四月，清廷批准江、浙两省的沿海商民进行出海贸易。三个月后，闽、粤两省也废除了禁止出海贸易的政策。此时，距离清政府收复台湾还不到一年时间。

开放海禁是康熙皇帝经过认真斟酌后作出的决策。首先，既然已经将沿海百姓迁回家乡，就必须为他们提供能够安身立命的生存条件。康熙皇帝对席柱说：“百姓乐于沿海居住，其原因是海上可以贸易、捕鱼。”另外，“海洋为利薮，海舶商贩必多”，开放海禁正好能够因势利导，令官民相安。其次，康熙皇帝很清楚，在禁海令实施的二十多年里，台湾的郑氏集团和驻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等人一直或公开或私下进行海外贸易，借此大大扩张了自身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如今，清政府不能放着好不容易收回的优势资源不用，坐视东南沿海的封疆大吏借禁海名义自图便利。再次，开放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不仅对当地有益，而且具有全局性的意义，“向今开海贸易，谓于闽、粤边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各省俱有禆益；且出海贸易非贫民所能，富商大贾懋迁有无，薄征其税，不致累民，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里省份转输协济之劳。腹里省份钱粮有余，小民又获安养，故令开海贸易。”

随后，康熙皇帝又着人筹建海关，新建立的海关受户部和地方总督、巡抚的双重管理，由户部选派海关主管人员。在关税问题上，康熙皇帝注重惠商和开拓对外贸易，对于出海贸易的船只只对其船载货物征收关税，对于“海口内桥津地方贸易船车等物停其抽分”；对采捕鱼虾、运载民间日用物品的船只和百姓赖以糊口的贸易全部免征关税；对闽台贸易船只和澳门路上贸易改为海运的船只只征一次税。

此外，康熙皇帝还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对外贸易的政策。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四月，他下令对外国贡船随带的贸易货物予以免税。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二月，又下令减免各国来广东商船税额的百分之二十。另外还规定，江、浙、闽、粤四省的海关按照统一税率和计税方法征收关税，不得重复征税。

康熙皇帝开放海禁的政策，一方面大大促进了国内生产的发展，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百姓回到故土，复垦土地，“一岁菑，三岁畬，渐次垦辟，至无旷上”。另一方面，开放海禁也促进了我国东南沿海内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当时，北起锦州、天津，南到广东，东至台湾，贸易船只往来频繁。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施琅奏报：“海禁开放以后，沿海内外多造船只，票样贸易，捕采纷纷，往来难以数计。”中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也日益增加，中国生产的丝绸制品、陶瓷、冶铁产品、食糖、茶叶大量外销。仅在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二月，广州海面上停泊的西洋商船就多达二十九艘。因此有史学家认为：“自康熙中年开禁以来，沿海之民始有起色，其船由海关给执照稽出入，南北遄行，四时获利。百余载来，共沐清晏承平之泽。”

然而，开放海禁也存在一些弊端，如导致“海寇”猖獗，东南海疆危机潜伏等。开海贸易客观上也助长了西方殖民者的势力，因此，康熙皇帝在晚年时期又重新严申禁海。

康熙皇帝十分重视工商业的发展，他认为：“凡人处世，有政者政事为务，有家计者家计为务，有经营者经营为务，有农业者农业为务，而读书者以读书为务。”也就是说，只有人人各安其业，社会才能够正常运转。康熙皇帝和以往的许多统治者不同，他有着自己发展工商业的理论。他曾说：“古昔盛时，声教遐讫，重译来宾，献琛贡赆，贸迁利用，实裨民生。迩者鲸鲵静息，海波不扬，梯航所至，商贩通行，远至外方物产，以阜吾民。”意为古时出现盛世，是因为商业发达，吸引了各地操着不同语言的商人前来进行商品交换，这才使市场繁荣，民生受益。在康熙皇帝看来，造就盛世需要通过发展商业来实现。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商业被看做“末业”，体面的人是不会从事商业活动的，而康熙皇帝却认为商业的发展能够促成经济的大发展，这一思想无疑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重大突破。

康熙皇帝即位之初，全国上下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乱，再加上当时的清政府对工商业实施打压政策，工商业一片萧条。曾经以工商业繁荣著称的江阴，在清朝初年人口大大减少；丝织中心苏州机户凋零，机工零散；棉织中心松江“布号纷纷歇业”；江西饶州的瓷器行业一蹶不振；四川成都的蜀锦作坊“锦焚坊尽”。而康熙皇帝亲政后，提出了“恤商”和“利商便民”的口号，为大力发展工商业作出了许多努力。

第一，提高工商业和工商从业者的社会地位。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社会普遍以“士农工商”为序，将商人视为“末流”。而康熙皇帝却一反传统，认为只有农业和工商业共同发展，才能使国运日隆。他将工商业同农业、读书、做官一同视为正业，认为工商业从业者同样应当受到尊重，并教育臣下懂得庇护商民。康熙皇帝在一次南巡途中曾说：“朕比岁以来，躬临河干，咨询经画者屡矣。每抵一处，未尝不怀保边氓，施惠工商。故两淮盐课永减，额征停输赢羡。又闻往来迎送费用私派者甚巨，特颁严旨，尽为禁止。从此，商民得以安席，渐皆获所，则朕之巡幸者，少有益乎？”由此可见，康熙皇帝把工商业从业者与其他职业的群众同等看待，对工商业也抱着重视和保护的态度。

第二，取消一些贸易和生产限制。历史上，我国的盐业和茶业一直都由政府官营，康熙皇帝在位时期，放开了对私贩煎煮的限制，致使一时间贩卖盐、茶之人“千百成群，公然开店”。在云贵地区，康熙皇帝还允许私人贩卖硫黄、铅、硝等矿产。收回台湾之后，他甚至允许商人携带兵器、火药出海。在纺织业方面，康熙皇帝放开了对机户拥有织机的限制，批准有能力的商人“畅所欲为”，自由扩大生产规模。

第三，为工商业的发展扫清障碍，创造良好的环境。其一，减轻商业税。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八月，两淮盐御史勘泰上奏康熙皇帝，望其批准对故意拖延纳税的盐商加征税收。康熙皇帝驳回了他的奏请，“若依其言，必致商民交困，不准行”，他还要求税官“照额征收，如有不肖官吏，定额之外，私行滥征者，令该督抚不时查察，据实题参，依律治罪”。其二，统一度量衡。康熙皇帝先后下令统一制钱重量，废除盛京金石、金斗和关东斗，一律改用标准的升斗，以十六两为一斤。其三，除了国家所设的必要的牙行之外，裁撤勒索商人的牙行。其四，严禁兵丁抢劫商人。康熙皇帝下令一旦再有拦截勒索商人的行为出现，官兵一并从严治罪。

第四，严谨官吏苛索商人。他严禁关卡故意拖延商人过关时间，要求：“凡商民抵关，交纳正税，即与放行，毋得稽留苛勒，以致苦累，违者定行从重处分。联早夜孜孜。唯冀官吏军民士农商贾无一人不获其所，故于民生吏治，图纸区画，务极周详。”此外，他还禁止官吏扰害商户，禁止官吏借商船用兵作战，并允许漕船捎带商人及货物。

通过上述各项政策，康熙年间的社会经济出现了一个较大的发展，农工商业彼此促进，共同发展。例如。到了康熙中叶，汉口地区“舟车辐辏，百货所聚，商贾云屯”；苏州已经相当繁荣，“郡城之户，十万烟火”、“阊门内外居货山堆，行人流水”；就连偏远的东北宁古塔也“街肆充溢”、“货物商贾络绎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