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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37年，硕特部顾实汗和厄鲁特蒙古率军由新疆进入青海地区，后来在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的密诏下，出兵占领了西藏。在顾实汗的支持下，五世达赖罗桑嘉措在西藏建立了政权，首府设在拉萨，罗桑嘉措为法王，下设一名第巴（即总管）总理政事。实际上，五世达赖的政权是在顾实汗的控制之下的，顾实汗在西藏和青海地区的势力很大，他直接控制着西藏地区的行政权力，任命地方行政官员，领导当地的军队，并派八旗蒙古军驻守达木。五世达赖仅仅作为宗教领袖，反而是第巴总理宗教事务和行政事务，掌握很大权力。

清政府一直非常重视同西藏的关系，早在清军入关之前，皇太极就同达赖喇嘛有密切往来。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顺治皇帝采纳了顾实汗的建议，遣使迎达赖喇嘛；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达赖和班禅遣使分别向顺治皇帝进献金佛、念珠等物；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五世达赖千里迢迢来到京师朝觐，顺治皇帝派和硕亲王硕塞等赴代噶相迎，并修建黄寺供其下榻。达赖在京期间受到顺治皇帝的盛情款待，先是在太和殿设宴为其接风洗尘，然后赏赐了大量金银、绸缎、玉石、珠宝、鞍马等物，后又赐予他满、蒙、藏三族文字的金册和金银，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山子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达喇达赖喇嘛”，清政府册封达赖喇嘛的制度由此开始，达赖喇嘛在西藏地区的政治地位被正式确定下来，成为西藏地区的宗教首领。此次达赖喇嘛进京，顾实汗虽未同往，但朝廷为了肯定他稳定青藏形势、忠于清政府，特派大臣郎努克随五世达赖一同赴拉萨，册封顾实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鼓励他继续为朝廷效忠。

清政府对达赖喇嘛的尊崇和优待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达赖喇嘛是西藏地区的政治、宗教领袖，他推行的黄教是蒙古地区普遍信仰的宗教，尊崇和优待达赖喇嘛不仅能够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统治，还可以借此抚绥蒙古各部，巩固和团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康熙皇帝在位时期，延续了先帝的既定国策，继续密切同黄教的关系，以加强皇权、维护国家统一。他不时派人前往西藏代表自己看望达赖和班禅，并赐予厚礼，还向其划拨银两、茶叶等物供僧侣使用。

与此同时，康熙皇帝还注意不盲目迁就达赖喇嘛个人的行为和意志，令其在黄教道法的规定范围内行使权力。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正是吴三桂带头叛乱之时，五世达赖居然上书庇护吴三桂，主张如果吴三桂力竭，请朝廷免他一死；如果吴三桂气焰嚣张，朝廷当与他划土而治。康熙皇帝当即反驳他说：“吴三桂只不过是前明的一员兵弁，我朝对他恩待有加，封他为王，并将公主下嫁于其子吴应熊。而吴三桂却有负朝廷，发动叛乱，朕作为天下人民之主，怎能容他人裂土分疆！”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闰八月，理藩院发现喀尔喀蒙古的进贡名单与达赖喇嘛所呈之文有异，便令来使查明进贡名单究竟是否以厄尔德尼济农为首，再行收纳所贡物品。康熙皇帝得知后，批评理藩院不应根据达赖喇嘛之文决定是否收纳贡物，“若据此为证，似在我疆之外藩蒙古，悉唯达赖喇嘛之言是听矣”，随后决定今后蒙古进贡的物品全部由清廷的行政机关决定是否收纳，意在告知蒙古各部应服从朝廷而非达赖喇嘛。

当时作为西藏最高行政长官的第巴桑结嘉措为了驱逐和硕特蒙古在西藏地区的势力，力图拉拢正在崛起的准格尔部噶尔丹。由于噶尔丹早年曾在西藏出家，拜于五世达赖门下，与桑结嘉措同窗的关系成为二人结盟的基础。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五世达赖圆寂。由于五世达赖的地位以及他同清中央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在黄教同和硕特蒙古争夺西藏统治权的较量中是一主要砝码。五世达赖的圆寂为和硕特蒙古独掌西藏控制权创造了机会。为了独揽大权，抵制和硕特蒙古的控制，桑结嘉措对五世达赖之死秘不发丧，找了一个与五世达赖相貌酷似的喇嘛江阳扎巴，身穿达赖服装，伪装五世达赖坐在布达拉宫的宝座上。但对外宣称五世达赖正在闭关修行，不许外人接近，一切事务由桑结嘉措代为处理。桑结嘉措的出发点虽然可以理解，但是他为了寻求外援，居然同噶尔丹勾结在一起，并支持其入侵喀尔喀蒙古，站在了与朝廷对立的立场上。

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康熙皇帝派人请达赖喇嘛帮助朝廷调节厄鲁特和喀尔喀蒙古之间的矛盾，令其停战罢兵，握手言和。没想到达赖喇嘛送来的密奏竟然建议将土谢图汗和哲布尊巴丹活佛捉拿献给噶尔丹，这样便能平息战争。信中偏袒噶尔丹的态度令康熙皇帝感到蹊跷，他回信说：“喇嘛行事向来以普度众生为怀，密奏中的话未必出自达赖之口。”为了反对和硕特，桑结嘉措还派遣所谓的达赖喇嘛使臣济隆活佛前往准格尔噶尔丹处，支持其侵犯喀尔喀蒙古。桑结嘉措倒行逆施的行为，日益引起康熙皇帝的疑虑，他向达赖喇嘛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指出了济隆活佛在噶尔丹军中的所作所为，并暗示怀疑这一切都是第巴桑结嘉措暗中指使。桑结嘉措见康熙皇帝生疑，立马以达赖喇嘛的名义请求宽恕济隆活佛，康熙皇帝不准，坚持决不姑息养奸。

为了骗取康熙皇帝的信任，掩盖自己的政治野心，桑结嘉措于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以达赖喇嘛的名义遣使进京上贡，并请求为自己上封号。康熙皇帝此时还不知五世达赖已经圆寂，虽然怀疑一直以来是第巴桑结嘉措在背后偏袒噶尔丹，但是念及年老体迈的五世达赖向来恭顺执事，实在不忍拒绝他为第巴请封的要求，便于次年封第巴为土伯特国王，授予金印，总理黄教事务。此后，桑结嘉措依然支持噶尔丹东进，甚至公然要求清廷撤走在青海的戍守部队。康熙皇帝闻之，断然拒绝并斥责道：“我朝既不当罢戍亦且当备师。如噶尔丹来，即行剿灭。”此时，康熙皇帝已经预感到达赖喇嘛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于是派人召班禅进京，但却遭到第巴的阻挠未能成行。

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清军于昭莫多打败噶尔丹，缴获了第巴桑结嘉措与噶尔丹往来的书信，又从战俘口中得知达赖喇嘛早已圆寂，桑结嘉措假借达赖名义发号施令，勾结噶尔丹的行径败露。同年八月，康熙皇帝派理藩院主事保住等人赴藏，表彰了班禅和达延汗后继者达赖汗与清廷同心合力的行为，同时带给桑结嘉措一封长信，信中责问了桑结嘉措对五世达赖之死秘不发丧，同噶尔丹狼狈为奸的行为，并给他指出了改过之路：“尔果改过，仍思遵宗喀巴之道，奏明达赖喇嘛已故始末；尊奉班禅胡土克图使主喇嘛之教，应朕之召，遣之使来；执济隆呼图克图以畀我；解青海博硕克图济农所娶噶尔丹之女，朕仍前待尔以优渥之礼。不然，数者或缺其一，朕必问尔诡诈，欺达赖喇嘛、班禅胡土克图，助噶尔丹之罪，发云南、四川、陕西等处大兵，如破噶尔丹之例，或朕亲行讨尔，或遣诸王大臣讨尔。”

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康熙皇帝率兵亲剿噶尔丹，进兵宁夏，顺便巡览边境各地的形势。此举对西藏和青海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当得知桑结嘉措接到谕诏后诚惶诚恐，一一应允了信中的要求时，康熙皇帝决定宽恕他的罪行，不出兵西藏。原本青海诸台吉听说康熙皇帝亲自率师前往宁夏，慌忙欲拔营而去，后得知康熙皇帝对第巴桑结嘉措宽大为怀，便纷纷请求进京朝觐，归顺大清。同年年底，康熙皇帝接见了顾实汗之子扎实巴图尔，称赞其父子二人对朝廷的忠心。次年，封扎实巴图尔台吉为亲王，其他台吉则受封贝勒、贝子。从此青海众台吉摆脱了达赖喇嘛的控制，形成了以扎实巴图尔亲王为首的、归顺于清政府的地方首领，后来助力清政府安定西藏。

第巴桑结嘉措独掌西藏政教大权，与在西藏的蒙古和硕特拉藏汗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蒙古各部越来越迫切要求摆脱桑结嘉措的统治。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第巴桑结嘉措公布了五世达赖圆寂的消息，并宣布已经找到转世灵通，即生于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的仓央嘉措。十月二十五日，仓央嘉措被迎至布达拉宫坐床，清廷授以印信、封文，册封仓央嘉措为六世达赖。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和硕特拉藏汗联合蒙古各部出兵西藏，杀死了第巴桑结嘉措，夺回了西藏的政教大权，然后上疏康熙皇帝，说桑结嘉措拥立的仓央嘉措不是达赖喇嘛的转世灵通，他不受佛门清规，耽于酒色，请求皇帝下令予以废除，另寻转世灵通。

虽然拉藏汗与桑结嘉措势不两立，但是二者都服从于清政府，希望争取清政府的支持，康熙皇帝希望利用他们在地方的势力稳定边疆局势，不希望同其中任何一方决裂，所以尽可能在其中寻求平衡。相比之下，拉藏汗更忠于朝廷，与清政府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此时，康熙皇帝也认为有必要通过拉藏汗稳定西藏局势，于是派大学士舒兰和护军统领席柱前往西藏，将拉藏汗封为“翊法恭顺汗”，赐予金印，并命其拘押六世达赖仓央嘉措赴京。然而，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十月，仓央嘉措在赴京途中“行至西宁口外病故”。拉藏汗请求清廷将其寻找到的伊喜嘉措册封为六世达赖。

拉藏汗对达赖喇嘛的废立行为激起了广大僧俗的强烈反对，纷纷上疏康熙皇帝，指责伊喜嘉措为假达赖，不承认其在西藏地区的宗教领袖地位，这意味着拉藏汗在西藏地区的统治从一开始就面临了很大的危机。为了稳定西藏局势，同时稳住拉藏汗作为清政府在西藏的代理人地位，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康熙皇帝派内阁学士拉都浑会同青海众台吉使者前往西藏，查看并初步确认伊喜嘉措作为达赖喇嘛的地位。鉴于拉藏汗同青海众台吉不合，两年后，清政府又派侍郎赫寿赴西藏协同拉藏汗共同管理西藏事务，从此清政府开始在西藏地区设置驻藏大臣。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三月，拉藏汗、班禅和赫寿联名上奏，请求清廷册封伊喜嘉措为六世达赖，康熙皇帝准奏，并赐予伊喜嘉措金册、金印。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康熙皇帝将五世班禅罗桑益喜封为“班禅额尔德尼”，提高了班禅的地位，使其与达赖喇嘛共主黄教，以稳定西藏局势，暂时缓解西藏内部的宗教危机。

此时，拉萨三大寺院——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的上层喇嘛又在里塘找到仓央嘉措的一位转世灵通，名叫格桑嘉措，他们联名上奏康熙皇帝请求清廷承认格桑嘉措为转世灵通。为了缓和青海众台吉和拉藏汗双方的冲突，康熙皇帝下令先将格桑嘉措送至京师，同时派人前往西藏查看格桑嘉措的真假。后班禅额尔德尼确认格桑嘉措为假转世灵通，康熙皇帝接受了青海诸台吉的请求，将格桑嘉措留在青海的塔尔寺居住。

就在蒙藏僧俗为真假达赖喇嘛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之时，准格尔部的策妄阿拉布坦认为这是一个让他称霸青藏高原的绝佳时机，于是决定袭取西藏。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策妄阿拉布坦派其弟策零敦多布率领六千精兵出伊犁、绕戈壁、越雪山，昼伏夜行，终于在次年七月进入藏北那可产（今西藏纳木错一带）。面对突如其来的进攻，拉藏汗迎战仓促，苦苦抵抗两个月后终于寡不敌众，迅速败散。很快，准格尔军队攻占了拉萨的布达拉宫，杀死拉藏汗，将六世达赖和五世班禅囚禁，另组成了一个亲准格尔政权，企图长期统治西藏，并据此觊觎青、川、滇各省。

策零敦多布的军队在西藏一路烧杀抢掠，囚禁宗教领袖，激起了蒙藏广大人民的强烈愤慨。但由于路途遥远，拉藏汗遇害前发出的求救奏疏直到半年后才送达紫禁城。康熙皇帝立刻派兵两千出征西藏。但是由于清军对当地的地理环境和敌情不甚了解，轻敌冒进，结果于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八月陷入准格尔军队的包围中，多次突围失败，苦苦坚持一个多月，最终全军覆没。

清廷首次出兵失败，策妄阿拉布坦的气焰便更加嚣张，势力伸向西藏最东端，对青海、云南等地虎视眈眈。朝内满汉大臣和青海的王公贵族见出师不利，滋生了畏敌情绪，认为西藏险远，不宜出兵。而康熙皇帝虽败而不馁，在总结失利的教训后，康熙皇帝下决心组织更大规模的征讨行动。

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十月初，康熙皇帝以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率领八旗精锐奔赴西宁。随后又增派一千满洲兵驻扎成都，并命都统武格率浙江、江宁二省的满洲军队开赴云南中甸屯驻。同时，进一步争取青海蒙古王公的支持，以孤立准格尔势力。

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九月，派往西藏的胡毕图送来的奏疏中说：“策零敦多布等及土伯特众喇嘛民人，俱言在西宁现有新胡必尔汗，实系达赖喇嘛之胡必尔汗。”于是，康熙皇帝向议政王大臣提出了一个护送达赖喇嘛、两路进军的作战方案：“今将新胡必尔汗封为达赖喇嘛，给予册印，于明年青草发时送往藏地，令登达赖喇嘛之座。送往时，诸大臣带满洲兵一千名、蒙古兵一千名、土番兵两千名、绿旗马兵一千名、步兵一千名前去。其行粮牲畜接续之处，令大将军办理。再由巴尔喀木带四川满洲兵一千名、绿旗兵一千名、土番兵酌量派往。其行粮牲畜接续之处，令年羹尧办理。青海王、贝勒、贝子、公等，亦带领属兵或一万，或五六千前去送往。”虽然朝中依然有许多满汉大臣畏敌情绪严重，声称不宜急于进兵，但康熙皇帝坚决表示“朕此时不进兵安定西藏，贼寇肆无忌惮，局势如何收拾？在此特晓谕尔等众大臣：安藏大兵，决宜前进！”

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正月，康熙皇帝令抚远大将军胤禵率部移驻于木鲁乌苏，居中调度，统筹进藏军队的军务粮饷。任命都统延信为平逆将军，率中路军由青海进兵喀喇乌苏；任命护军统领噶尔弼为定西将军，率南路军由巴塘出发；另派振武将军傅尔丹与靖逆将军富宁安率北路军分别从阿尔泰和巴里坤出兵，配合出击。同年二月，康熙皇帝册封格桑嘉措为“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派满汉军队一同护送前往西藏，随部队一同前往的还有青海蒙古各汗王、贝勒、台吉等。

康熙皇帝以“护送”达赖喇嘛为名进兵西藏，进而驱逐准格尔军队的策略相当高明。他将护送达赖与进军西藏驱逐准格尔部连在一起，蒙藏百姓尊崇达赖喇嘛并且承认这位新六世达赖的宗教领袖地位，清军“护送”达赖入藏自然能够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和衷心拥护。这样一来准格尔部队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抵抗清军入藏“护送”，就会被冠以毁灭黄教的罪名，引起蒙藏人民的强烈反对；如果不抵抗，任由清军入藏，则相当于坐以待毙。意大利传教士德斯德里在评价康熙皇帝这一策略时说：“中国皇帝在获取西藏人同情，离间他们同准格尔人的关系这一招上，充分显示了他的聪明才智。”

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四月十六日，由定西将军噶尔弼率领的南路军从成都出发，经由里塘、巴塘等地，于八月底攻克拉萨；北路军行至藏北后，一举击败策零敦多布军队后进入拉萨；护送六世达赖的平逆将军延信部队从西宁出发，经过了重重险阻，多次打退准格尔主力的拦截，终于进入拉萨，沿途受到了广大僧俗的热烈欢迎，百姓“纷纷欢悦，举掌叩首”。同时，清军的行动受到了西藏当地人民的呼应，地方反抗准格尔的起义接连不断，对清军的军事行动给予有力的支持。

这一年的九月十五日，圣城拉萨万里无云，风和日丽，战争过后，空气也显得格外清新，蔚蓝的天空显得温馨而宁静。满汉大臣，西藏黄教上层喇嘛、贵族和蒙古各部首领齐聚于布达拉宫，为六世达赖格桑嘉措举办隆重的坐床典礼。这标志着清廷出兵安藏一战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准格尔策妄阿拉布坦企图控制西藏的野心也被彻底粉碎了。

随后，清政府开始着手在西藏地区重建行政机构。首先在西藏建立临时军政府，由延信将军领导并主持清算策妄阿拉布坦在西藏地区的行为，清除了准格尔部在西藏的残余势力；接着，康熙皇帝下令留下四千满蒙八旗和绿营军队常年驻防西藏地区，撤回其余平藏大军，从此清政府开始在西藏地区驻兵；还有一项重要措施是组建新的西藏地方政府，封拉藏汗旧臣第巴康济鼐和阿尔布巴为固山贝子，封隆布鼐为辅国公，与达赖喇嘛的总管扎尔鼐统称为噶布伦，官员联合执政，由第八康济鼐为首席噶布伦。从此，西藏地区的官员全部由中央政府任命，消除了青海和硕特蒙古在西藏地区宗教、政治事务的势力，改变了过去第巴总揽大权的局面，全面调动了西藏上层黄教喇嘛、贵族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康熙皇帝下令在打箭炉（今西藏康定地区）和拉萨沿途设置驿站，从而密切了西藏地区同内地的联系。

为纪念清廷出兵安藏对巩固国家边防、维护祖国统一的重要意义，蒙古各部王、贝勒、贝子、台吉等请求在拉萨建立丰碑，昭垂万世。康熙皇帝允其所请，并亲自撰写碑文，回顾了太宗以来八十多年间达赖、班禅、顾实汗及其子孙后代与清政府的密切关系，揭露了准格尔策妄阿拉布坦企图窃取西藏的滔天罪行，阐明了清政府进兵安藏、维护统一的目的。最后康熙皇帝在碑文中写道：“朕何功焉，而群众勤请不已，爱纪斯文，立石西藏，俾中外知达赖喇嘛等三朝恭顺之诚，诸部落累世崇奉法教之意，朕之此举所以除逆抚顺，绥众兴教云尔。”二百多年来，这座丰碑作为康熙皇帝安定西藏的历史见证，一直在青藏高原的布达拉宫前屹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