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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始终非常重视同蒙古各部族之间的亲善关系。清军入关前，漠南蒙古就已经接受封号，归顺清朝，并世代同清朝联姻。漠北和漠西蒙古各部也同清朝保持着密切关系。康熙皇帝在位时期，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国际环境。一方面，漠西噶尔丹勾结沙俄企图分裂领土，称霸蒙古；另一方面，沙皇俄国也严重威胁着中国北部边疆的稳定与安宁。为了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加强蒙古各部盟与清政府的联系，遏制噶尔丹的分裂行径和沙皇俄国的东侵，康熙皇帝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内外蒙古安定团结的政策措施。

盟旗制度是康熙皇帝为加强对蒙古地区管理，稳定蒙古社会秩序而实行的一项重要措施。盟旗制度源于皇太极时期，太宗皇太极在世时，曾经设想在喀尔喀蒙古仿照内蒙古四十九旗例设置盟旗，但直至去世仍未能实施。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漠北喀尔喀蒙古受到噶尔丹袭击，被迫全部内迁。感到加强蒙古各部统一的必要性，因此喀尔喀蒙古王公贵族“谆请与四十九旗同例”，请求清政府在喀尔喀蒙古实行与内蒙古相同的政治制度。康熙皇帝接受了请求，仿照内蒙古四十九旗的方法在喀尔喀蒙古实行盟旗制度。盟旗制度以“旗”为基础，蒙语中“扎萨克”意为“旗长”。旗长由清政府任命，世袭罔替。在对喀尔喀蒙古推行盟旗制度的过程中，康熙皇帝完善了扎萨克的职责，将核定人口、征兵、严守旗界归入扎萨克的职责当中，并同各旗定期举行会盟。通过推行盟旗制度，进一步加强清政府对蒙古各部盟的管理，密切了清政府同蒙古贵族之间的关系，稳定了蒙古族内部的封建秩序。

与此同时，康熙皇帝还注重从宗教上加强清政府与蒙古各部人民之间的联系，继续奉行清初以来，清朝统治者一直推行的尊崇黄教的政策。黄教为藏传佛教的一支，兴起后在西藏地区广为流传。明朝万历年间，达赖三世索南嘉措与漠南蒙古俺答汗会面，从此黄教在内蒙古逐渐兴盛起来。清初，为了加强同蒙古各部盟的联络，皇太极采取了尊奉达赖、信仰黄教的宗教政策。清军入关后，顺治皇帝接见五世达赖，并授以金印，进一步确立了黄教在西藏和蒙古地区的统治地位。康熙皇帝亲政后，为了加强对蒙古地区的控制，继续发展黄教，尊重蒙古人民的宗教信仰，同时由于当时西藏第巴桑结嘉措借五世达赖之名支持噶尔丹的叛乱行为，康熙皇帝又扶持蒙古黄教首领章嘉呼图克图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将哲布尊丹巴封为大喇嘛，令其掌管漠北蒙古的黄教事务。这一举措既迎合了漠北喀尔喀蒙古对黄教的信仰，又在拉萨以外形成了另外一个宗教中心，令蒙古各部盟紧密团结在清政府周围，削弱第巴桑结嘉措对蒙古的影响和控制。在康熙皇帝宗教政策的感召下，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与清政府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每年秋天，他都要率领蒙古各部王公贵族来到木兰围场朝见康熙皇帝。喀尔喀蒙古返回漠北后，康熙皇帝又为其划拨白银十万两兴建了一座库伦庆宁寺，从此这座寺庙成为漠北黄教的中心，哲布尊丹巴也因此成为一支活佛转世系统。

生于明崇祯时期的章嘉呼图克图，是五世达赖的徒弟。因不满第巴桑结嘉措在西藏地区专权，于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离开拉萨来到青海。因慕其学识，康熙皇帝将其迎至京师，安顿于嵩祝寺。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为进一步削弱第巴桑结嘉措的影响，加强清政府对漠南蒙古黄教的控制，康熙皇帝命章嘉呼图克图迁往多伦汇宗寺；四年后，又将其奉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由其总理内蒙古、京师、热河、甘肃、五台山等地的黄教寺院。至此，康熙皇帝在漠北和漠南地区建立起了两大活佛转世系统，大大增强了清政府对蒙古地区的宗教控制。

在各项缓和蒙古局势的措施中，还有一项极具特色的政策——满蒙通婚。满蒙联姻政策一直都是清政府奉行的国策，也是加强中央对蒙古各部控制的一种有力手段。从努尔哈赤时期，到皇太极时期再到顺治皇帝在位时期，清政府多次同蒙古各部盟通婚。康熙时期，为了加强对北疆的控制，康熙皇帝先后纳娶两位科尔沁贵族之女为妃，同时还先后将皇三女固伦荣宪公主、皇五女和硕端静公主、皇十三女和硕温恪公主、皇十五女和硕敦恪公主、恭亲王常宁之女固伦纯禧公主和若干皇孙女以及多名宗室之女嫁到内蒙古。与此同时，为了稳定漠北喀尔喀蒙古，康熙三十六年，皇六女和硕恪靖公主嫁于土谢图汗部旗主多罗郡王敦多布多尔济；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又将一位郡主嫁于敦多布多尔济长子扎布多尔济；此后，又将孙女和硕惠公主嫁往土谢图汗部。一系列的联姻活动，清政府牢牢地控制了土谢图汗部。为笼络漠北蒙古赛因诺颜部，康熙皇帝将皇十女和硕纯悫公主嫁于酋长善巴的堂弟策凌，又将一位郡主嫁于恭恪喇布坦。此外，清中央政府与扎萨克图汗部也有类似的联姻活动。噶尔丹叛乱被平定之后，康熙皇帝又多次同漠西蒙古各部联姻。康熙一朝在漠北和漠西蒙古推行的联姻政策，大大团结了蒙古各部王公贵族，加强了他们与清政府的休戚联系，促进了蒙古地区对清政府的向心力。

会盟是盟旗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顺治时期，清政府曾经将喀尔喀蒙古划分为左右两翼，共设立八个扎萨克，但是由于当时喀尔喀蒙古各部争斗不断，清政府又忙于平定南方的战乱，后来噶尔丹又挑起分裂战争，导致对喀尔喀蒙古的管理体制始终没有发挥作用。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康熙皇帝派人前往漠北解决其内部纠纷，后又将其原来的八个旗改为十四个，但受到噶尔丹的破坏。随着在喀尔喀蒙古推行盟旗制度的时机日趋成熟，康熙皇帝于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三月决定，喀尔喀三汗王、各部长和四十九旗的扎萨克于七月举行会盟，但是这一计划又因为噶尔丹的进犯而推迟了。

为了加强同喀尔喀蒙古各部的联系，进一步统一漠北，乌兰布通战役后，康熙皇帝亲自同内外蒙古各部的首领在多伦诺尔（近内蒙古多伦）会盟。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春节一过，康熙皇帝便下令：“喀尔喀会阅，拟于清明前后往临”。四月十二日，康熙皇帝亲率上三旗官兵北巡蒙古各地生计，三十日抵达位于上都河和额尔屯河之间的多伦诺尔，这里距离刚刚结束战斗的乌兰布通一百五十里，地势平旷，饶有水草。行营安设后，喀尔喀各部首领同内蒙古四十九旗的王公将营帐环绕屯列于距离御营五十里处。

五月初一，康熙皇帝详细了解了喀尔喀蒙古三部之间的纠纷，要求土谢图汗“自行陈奏”其擅杀扎萨克图汗沙喇、吞并扎萨克图部牧场的错误行径，对其应负的责任作出认识和自我检查。康熙皇帝建议由扎萨克图汗的弟弟策妄扎卜承袭扎萨克图汗的名号，“众皆称其贤，意欲封为亲王”；其后，又确定了喀尔喀蒙古各部的座次问题。

五月初二，会盟正式开始。康熙皇帝为了加强喀尔喀各部的团结，在行营中亲自评定了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间的是非曲直，随后谕诏喀尔喀蒙古各部。

“尔等七旗喀尔喀兄弟不睦，朕特遣大臣会阅，令将互相吞噬之人民各行还。誓言已定，土谢图汗等自食其言，托征厄鲁特起兵，将扎萨克图汗、德克德黑摩尔根阿海执而杀之。从此，喀尔喀等心志携贰，以致国土败亡，生计遂失。然虽穷困已极，但能思朕夙爱养之恩，来求归附，朕仍一体养育。今土谢图汗等将一切大过自行陈奏。当此大阅之时，若即惩以重罪，岂唯朕心不忍，尔等七旗能无愧于心乎？若以轻罪处之，目今生计全失，俱赖朕惠养，何从议罚？故将伊等责共大过，复原恕共情。至扎萨克图汗，抒诚进贡，业已有年，无故为土谢图汗等残害，殊为可悯。今其亲弟策妄扎卜来觐，宜即令承袭，以示优恤。”

康熙皇帝的做法明确了是非曲直，同时又保护了抗击沙俄和噶尔丹的土谢图汗，促进了喀尔喀蒙古的团结，受到了喀尔喀蒙古各部的一致拥护。随后，康熙皇帝传召三部首领进帐共进御宴，全场呈现出一片团结、和谐的气氛。

五月三日，康熙皇帝对喀尔喀各部的王公贵族颁赏封爵，随后，又召集汗王、台吉等三十五人大宴，并准许大家“各陈所欲言”，不用拘束，“抒怀共语”。宴会完毕，康熙皇帝宣布，将喀尔喀蒙古与内蒙古“一例编设，其名号亦与四十九旗同”，同编三十四旗，将土谢图汗部改为北路，扎萨克图汗部改为西路，车臣汗部改为东路，后将路改称为盟。保留各部的汗号，将过去的济农、诺颜等名号取消，授以相应的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台吉等爵位，并对在征讨噶尔丹战役中有功的予以表彰和赏赐。最后，康熙皇帝申明，要求各部“各守法度，力行恭顺”。

大典结束后，五月四日，举行阅兵。数万将士整齐列队，军旗迎风招展，康熙皇帝身披战甲走出行营，乘马“遍阅队伍”。随后，康熙皇帝下马亲自亲射，十发九中，众人皆称赞其神武。接着，康熙皇帝率领各旗汗王、贝勒、贝子、台吉等一同阅军，由八旗官兵、汉军火器营等组成的军队依次列阵，枪炮齐发，呼声响彻山谷，大振军威。

随后的三天，康熙皇帝又视察了喀尔喀蒙古各营寨，向王公贵族赏赐了大量银钱牛羊，并下令在多伦建造汇宗寺。会阅完毕后，康熙皇帝于五月七日起驾回宫。诸部各汗王、贝勒、贝子、台吉等分列道路两旁，伏地流涕，依依不舍，场面甚为感人。

通过多伦会盟，喀尔喀蒙古长期以来的内部纠纷终于得以解决，这大大促进了蒙古族的团结统一，加强了清廷对喀尔喀蒙古的管理，使其成为我国北部边疆的重要保卫力量。在返京途中，康熙皇帝感慨地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与此同时，政治上的安定团结促进了喀尔喀蒙古生产的发展，振兴了喀尔喀声势，过去失散于各地的许多喀尔喀蒙古人陆续归来，清政府对这些人热情接待，并给予合理安排。重新统一并壮大起来的喀尔喀蒙古在后来的平定噶尔丹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除了采取政治和宗教措施加强清政府与蒙古各部盟之间的联系，康熙皇帝还非常注重蒙古地区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他认为“形胜固难凭，在德不在险”，因此其在位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用以经营和开发北疆，改善当地人民的生计，促进蒙古地区的生产发展和经济建设，以更好地加强蒙古盟对中央的向心力。

首先是大力整顿社会秩序，积极发展农业生产。蒙古地区的少数民族自古以来过着游牧、迁徙的生活，流动性很大，尤其在噶尔丹入侵之后，当地的生产生活状况更加混乱。针对这一问题，康熙皇帝先是着手大力整顿该地区的社会秩序，对偷盗、行窃者加以严惩，规定凡是偷盗马匹者和窝藏罪犯者，一经查实，全部予以正法或处为奴隶。同时，告诫蒙古各部王公贵族改变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的暴政，减轻对人民的剥削，以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在农业发展方面，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康熙皇帝下令，从有“塞上江南”之称的宁夏地区调遣一批农民来到塞外敖汉、奈曼等土地肥沃的地区从事农作物耕种，以改变当地单一的游牧经济，增加蒙古地区百姓的生计来源。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蒙古人民逐渐学会耕种拨苗，一些内地无地的农民也陆续来到边疆租种土地，这不仅促进了满、蒙、汉、回等各族人民的融合，还开垦了大量土地，将原来荒无人烟的地带变成了生产发展的农场，蒙古地区的农业生产力得到很大发展。在康熙皇帝的苦心经营之下，这些地区的农业单位面积产量大大提高，一些地区的生产状况甚至比内地还要好。土地的大量开垦促进了农业发展，有利于解决当地百姓的温饱问题，边疆地区的粮食储存量明显提高，对蒙古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北疆的边防巩固都具有重大意义。

整顿秩序，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康熙皇帝还通过各种赈济措施来安抚人心。蒙古族是一个游牧民族，可以说是靠天吃饭，一年到头鲜有积蓄，因此一旦遇上天灾人祸，各部人民的生计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人心自然不稳。为了安抚人心，每当蒙古各部遭遇自然灾害，康熙皇帝都下令调拨钱粮，对其实施赈济，保障灾民的基本生活。例如，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分别从礼部太仆寺和归化、宣府二城调拨马匹牛羊和粮食，赈济内蒙古四子部和苏尼特部；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苏尼特部再度受灾，康熙皇帝下令将该部安置于察哈尔牧地，并从京城调拨二十万石粮食送往苏尼特部；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浩齐特部受灾，百姓无以为生，康熙皇帝立即下令调拨一千石储备粮草对其进行救济；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内蒙古地区遭遇严重的旱情，草原一片干枯，许多牲畜因无以为食生病或死亡，康熙皇帝命从喜峰口、古北口、杀虎口等地紧急调拨粮食，由四路运往各旗救济灾民。同年，噶尔丹入侵喀尔喀蒙古，导致喀尔喀全部内迁，动荡之时，其部衣食无靠。得知此情后，康熙皇帝采取有力措施救济了两万多土谢图汗部众，第二年又有两万多人迁至内蒙古，康熙皇帝同样对其予以赈济。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喀尔喀蒙古的土谢图汗、车臣汗和哲布尊丹巴请求清中央政府予以粮赈，康熙皇帝准许了他们的请求，下令调拨十万石粮食，对其部众按人头发放赈济。与此同时，为孤立噶尔丹，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又从甘肃藩库调拨千两白银赐予长期受噶尔丹欺压的和硕特部；此外为了分化噶尔丹分裂势力，康熙皇帝还曾划拨千两白银救济噶尔丹部众。据统计，康熙皇帝在位时期，共赈济蒙古各部盟四十多次，这对稳定边防，保护蒙古地区生产力，加强中央政府同蒙古地区的联系，产生了重要作用。

除了这些保护生产、繁荣经济的政策外，康熙皇帝还下令在蒙古地区设立牧场，训练蒙古骑兵，增强该地区的军事防御力量。蒙古骑兵一直都是清朝八旗军队的重要伙伴，若想使蒙古各部更好地帮助清政府戍守边关，就必须让其拥有一支骁勇善战的蒙古骑兵部队和一批可以用来作战的战马。康熙皇帝在位期间，在蒙古各部共设立了十几个牧场，作为喂养马匹、训练骑兵的场地。在平定噶尔丹分裂势力的战斗中，蒙古地区的牧场就提供了大量战马，例如昭莫多一战，就需要十万以上的马匹，如果身后没有这些牧场和牧群做后盾，这场战役根本无法取得彻底胜利。在巩固北方边防的同时，这些牧场对繁荣蒙古草原畜牧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康熙皇帝将这些牧场喂养的马匹牛羊作为对蒙古王公的赏赐或借贷，促进了当地畜牧业经济发展，同时笼络了大批蒙古王公，增进了清政府同蒙古各部盟之间的关系。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康熙皇帝向蒙牛特部杜棱郡王赏赐八百匹良驹；次年六月，康熙皇帝出巡大兴安岭、喀尔喀河一带，下令从太仆寺马场调拨一批马匹，带给蒙古贵族，以促进其畜牧业发展。这些措施，对于巩固北方边防、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加强中央同蒙古各部盟的联系，增强北部的边防力量，康熙皇帝下令在蒙古各地设立邮政、驿站和军台。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乌兰布通战役取得胜利后，清政府为加强对内蒙古各部盟的统治，推进平定噶尔丹叛乱的进程，特命理藩院尚书班迪和内大臣阿尔迪等人赴内蒙古勘察地点，筹备驿站设立事宜。经过一番勘测，阿尔迪上疏康熙皇帝，建议在喜峰口外设十五处驿站，古北口外六处，独石口外六处，张家口外八处，杀虎口外十二处，并于每处驿站派五十名兵丁驻守，酌情分配马匹牛羊。详细了解情况后，康熙皇帝谕诏先在科尔沁和鄂尔多斯两路设立驿站，随后再将其他各路驿站陆续建立完善。

康熙年间，内蒙古各地分别在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和杀虎口建立起五路驿站。随后，康熙皇帝还下令在这些驿路上设立军台，派兵驻守，用来加固边防力量。其中，喜峰口至札赉特设立军台十六处，古北口至乌珠木共九处，独石口至浩齐忒共六处，张家口至四子部落共五处，杀虎口至乌拉忒共九处，在归化城至鄂尔多斯之间的地带也设立了八处军台。

对于外蒙古地区，在昭莫多战役之前，康熙皇帝已经令西路大军在杀虎口外设立了六十处驿站，中路大军则在京师至独石口之间设立四处驿站，独石口外亦设六十处。两路驿站绵延向北方，一直到达赛因诺颜部。清军打败噶尔丹后，喀尔喀部返回漠北，这些在战时作为军用的驿站就被改为常设驿站。通过设立这些驿站和军台，清政府有效地加强了中央对蒙古各部盟的联系和控制，有力地促进了北方领土边防力量的加强。

康熙末年，策妄阿拉布坦统率的漠西厄鲁特蒙古准格尔的一支势力发展起来。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策妄阿拉布坦率军攻打哈密，清政府与准格尔之间的战争再度爆发。第二年，西藏内部纷争，策妄阿拉布坦又趁机以护送噶尔丹衷中夫妇回藏的名义，率六千骑兵越过戈壁，从西藏西北部阿里进入西藏。这时，若想更加顺利地挫败策妄阿拉布坦的民族分裂活动，就必须保证战争过程中军情能够得到准确、快速的传递。于是，康熙皇帝谕诏在天山南北各设立一路军台和驿站，其中南线经哈密至甘肃，北线经蒙古直达京师。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清军攻打巴里坤，康熙皇帝下令，甘肃巡抚绰奇从当地调动兵丁，在嘉峪关至巴里坤途中设立驿站，并派人驻守。同年，又命人在阿尔泰地区设军台和驿站七十余处。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大将军傅尔丹受命于科布多和乌兰固木建造城池，勘划田地，设立驿站。众多驿站和军台的相继建立，为清政府彻底平定准格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设立军台和驿站，康熙皇帝还制定了巡边制度，即每年春秋两季，派领队大臣按照测定的路线在西北各地区巡查边境哨所。为了更好地保障蒙古地区的安定，康熙皇帝命于内蒙古四十九旗各地设立边防哨所，并派官兵把守，在喀尔喀属地设置“斥候”，春秋两季派大臣巡查该处哨所的情况，从而进一步加强了清政府对蒙古各部盟的管辖，密切了蒙古地区同清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实现了康熙皇帝“以蒙古部落为屏障”，建立稳固的北方长城的政治设想。

在恩泽蒙古的各项措施中，木兰围场和承德避暑山庄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康熙皇帝于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开始北巡，视察蒙古形势。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四月，康熙皇帝率满汉大臣和八旗劲旅出巡口外，进入蒙古科尔沁旗，会同蒙古各旗王公贵族和喀喇沁旗的八千旗兵一同习武围猎，同时勘测围场。蒙古诸部“敬献牧场，肇开灵囿，遂行秋狝”。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木兰围场在原属喀喇沁旗、翁牛特旗的牧场地建立起来，在满语中，“木兰”有“哨鹿”之意，因此秋狝即为秋猎。木兰围场位于内蒙古的中心地带，“东西相距三百里，南北直径近三百里，周长一千余里，总面积约一万余平方公里”，北控蒙古、南卫京师，位于当时北京通往内蒙古、东北地区和尼布楚城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相当重要。自木兰围场建成直到康熙皇帝逝世，除了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出巡东北，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亲征噶尔丹外，其余的每一年康熙皇帝都会率八旗来到木兰围场举行盛大的秋狝，直到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其逝世的当年，六十九岁高龄的康熙皇帝依然照常举行木兰秋狝，可见他对这一活动的重视。一年一度木兰秋狝的举行，一来是为了训练八旗骑兵的作战能力，将木兰围场作为清军打猎、习武的练兵场；二来是利用行围狩猎的机会接见蒙古各部首领，加强清中央政府同蒙古各部的联系，增进二者团结，令蒙古王公“畏威怀德”，进而达到巩固边防的目的。

秋狝的过程非常壮观。黎明到来之前，满蒙大臣率领各自的骑兵，以蓝营为前导，策马向木兰围场飞驰。到达围场后，两翼合围左右，形成一个直径达到数十里的包围圈。康熙皇帝身穿戎装，佩戴着腰刀和弓箭，率领皇子、大臣和侍卫在日出之前进入围场。等到包围圈缩小到一定的程度，头戴鹿帽的侍卫便吹响号角，吸引鹿群的到来。这时，康熙皇帝和太子各射出一箭，声势浩大的围猎便正式拉开序幕。只见两蓝旗在前，镶黄旗居中，各旗严格站位，康熙皇帝的大旗则位于全队的中心，远远望去一幅耀眼的旗帜在丛林绿莽中若隐若现地奔袭，带领着围猎的队伍在丛林间出没。被号角声吸引的野兽们出现在围场中，士兵们发出大声呼喊，其声震天，把野兽们吓得四下逃窜。这时，猎手们便开始冲向野兽，开弓射猎，这场激烈的人兽大战简直如同一场战斗的预演。弘历（乾隆皇帝）十二岁时曾经随皇祖父康熙皇帝来到木兰围场参加秋狝。康熙皇帝击中一头熊，见熊中枪伏于地，便命小弘历上前抚熊，没想到黑熊突然起身向人群扑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小弘历表现得相当镇定，他拔出弓箭向熊射去，康熙皇帝立刻命火枪手把熊杀死，同时对于爱孙勇敢的表现十分赞赏。结束了一整天的秋狝，康熙皇帝根据猎得猎物的数量对参与秋狝的人论功行赏，然后众人围绕着熊熊燃烧的篝火野餐、庆功、载歌载舞、摔跤比武，推杯换盏，好不快活。随后，康熙皇帝大宴蒙古王公，向他们赏赐大量的绫罗绸缎、金银瓷器、鞍马弓箭，等等。

除去这些，整个合围的过程其实相当艰苦，“往来沙塞，风尘有所不避，饮食或至不时”；活动的过程也相当紧张，康熙皇帝率领皇族子弟置身其中，终日在马背上度过，将野兽们当做假想敌，实际上是一种军事训练。在秋狝过程中，皇帝有意令贵族子弟承担最为艰苦、危险的任务，希望通过训练，使其保持满洲人骁勇善战的传统，让他们懂得即使在太平之时也应常备不懈的道理。

为了加强清中央政府对蒙古各部的管理，巩固北部边防，康熙皇帝必须定期同蒙古各部的上层人物会面、交谈，木兰秋狝的另一重要意义正在与此。秋狝大典期间，蒙古各部贵族“分班扈猎，星落景从，霆驱雨合，而天子亲御王狐，止齐步伐，三驱田禽，欲绥远于训武”。清政府加强了同蒙古各部盟之间的情感，增进了团结，同时彰显了大清帝国的强大武力，起到震慑作用，达到“凌天戒，鉴前车，查民瘼，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习劳苦之役，惩晏安之怀”的目的。

康熙皇帝每次出塞前往木兰围场行围，都有万余人参与其中，其食物、医药、装备等供应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另外，皇帝出塞往往会带上妃子、皇子和皇女，塞外之地人烟荒芜、风沙肆虐，临时搭建的帐篷根本无法抵挡风沙的侵袭，因此，在出塞的途中建立一座坚固的、能够长期使用的别宫，以供物资补充、休息和住宿之用，就非常必要了。于是，康熙年间陆续在北京和古北口之间建立了十七处行宫，热河行宫就是其中之一，它位于承德市，又叫承德离宫。热河行宫于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开始建造，后经过乾隆时期的扩建和改造才最终完工。热河行宫属于住宫，包括宫殿区和苑景区两个部分，总面积五百六十四万平方米，宫外的东、北两山麓分建外八庙。

康熙皇帝一生崇尚节俭，反对大兴土木，那么他为何要建立这样一座行宫呢？除了出于对休息、住宿、补充物资的考虑外，还有一些原因。北方游牧民族历来有“秋冬违寒，春夏避暑”的习俗，满族人也保有冬南夏北的习惯。建造避暑山庄，正体现了北方少数民族特有的习惯。康熙皇帝喜欢北方夏季凉爽的气候，在口外小住，感觉甚佳。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宫殿区完工后，康熙皇帝特作《避暑山庄记》，记录了山庄选址和建造的过程，并正式以“避暑山庄”命名，从“山庄”这个称呼可以看出康熙皇帝对自然韵味的追求。除此之外，热河行宫的存在更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这里是康熙皇帝加强北部边防、处理民族事务的一个政治中心。随着蒙古各部盟相继来归，往来觐见者增多，康熙皇帝每年都会在热河行宫停留数月，处理各种民族事务，因此这里也成为清政府除了京城之外的又一政治中心。为了增进同外蒙古的团结，康熙皇帝还在热河行宫的外围修建了外八庙，修建这些庙宇主要是为了给前来朝觐的蒙、藏等各少数民族提供观瞻和居住的场所，因此这些建筑都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例如为怀柔蒙古建造的蒙古风格的溥仁寺，和乾隆时期按照藏族和维吾尔族风格陆续修建的寺庙，都是清政府实现对各民族的有效统治、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