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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亲政后，以“御门听政”的方式来接见臣下，并处理日常政务，“每日听政，必御正门”，与皇帝所居之处最近的正门就是乾清门，因此康熙除了每个月初五、十五和二十五三天在太和殿常朝之外，其余时间都在乾清门听政。常朝较为正式、隆重，通常由文武官员参拜、转升之官谢恩，并有使节贡臣行使例行礼仪，而不讨论政务，所以在常朝之后，康熙皇帝仍旧会到乾清门听政。

君主听政、定期视朝的制度，自古以来就有。从周朝开始，就有所谓“三朝”：“库门之外为外朝，询大事在焉；路门之外为治朝，日视朝在焉；路门之内为内朝，亦曰燕朝”，其中，“外朝”、“治朝”都在门外，因而有御门听政之意。宋朝时候，“常朝在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大朝贺则大庆殿”，其中就有对周朝制度的延续之意。这里的“五日一起居”，即后世所谓的“听政”。到了明朝，就已经有了关于“御门听政”的记载：如太祖“每日御皇极门决事”、仁宗“听政于西角门”，等等。有时，皇帝也会御殿听政，如明成祖在奉天门朝见后，来到右顺门殿听百官议事。清朝初年，顺治皇帝定下了“逢五视朝”的制度，平时就不定期地在乾清门听政。康熙皇帝严格遵守了先帝定下的规制，并将御门听政定为一项正式的、经常性的工作，十分勤勉。

从亲政时起，康熙皇帝就开始御门听政，“嗣后日以为常”，无论风雨从不间断。每日“未明求衣，辨色视朝”，春夏季早六时，秋冬季早七时，康熙皇帝必亲自于乾清门外听政。春天，康熙皇帝有时会来到玉泉山巡视，在巡视期间，也不忘每日早晨按时在玉泉山前亭听理政务。康熙皇帝出宫在外时，所有的奏章会集中在内阁，每两到三天由驿站送到康熙皇帝处，通常奏章都会在晚时到达，一经收到康熙便立即召集大学士、学士等在行宫处理奏折。有时会在早晨将诸王大臣召集到城南门外，发布旨意。夏季酷暑难耐，就将听政地点临时移到瀛台。瀛台位于西苑南海，树木繁茂，有亭台水榭，是避暑良地。而康熙皇帝从不贪图享受，“每日早晨，御门听政，未尝暂辍”，勤于政务的同时还要求臣子“各勤职掌，时来奏起”。秋日，康熙皇帝会率领禁军前往距离永定门二十里外的南海子狩猎，每日合围四五次，骑射百余里，到了晚上也要同随行的学士围坐在篝火旁阅读奏章，逐个批复，“一更乃已”。就算是有时候因病不能御门听政，康熙皇帝也一定会择日再行理政，“未尝废事”。此外，为了防止明朝后期，由于皇帝与大臣之间有所疏隔而给朝政带来诸多弊端的情况出现，康熙皇帝下令六部所有满汉大臣“如常进乾清宫奏事”。康熙在位时期，始终保持着这样勤勉为政的习惯。执政后期，康熙每年都会去承德避暑。因此，当地的内务门、“烟波致爽”寝宫和“力壑松风”等地都曾被用来接见官员，批阅奏折。可以说，康熙皇帝不论到哪里，都不忘亲理国事。

在亲政之初，御门听政更多是出于抑制权臣鳌拜的需要，这一举措也成为了辅政时期的一项重大制度变革。在四大臣辅政时期，所有的奏章都要等到次日才能批复下达，而且只有四位辅臣等极少数人能参与奏折的议定。因此，鳌拜经常将奏折私下带回家中，对其中内容进行更改，并借机结党营私。御门听政制度让皇帝有机会走出内廷，实现同众大臣之间更广泛的交流。参与御门听政的官员范围十分广泛，无论是大学士、学士，还是各九卿、科道官员，都在参与之列。听政时，康熙皇帝同这些大臣直接对话，一方面能够近距离地观察官员的优劣，另一方面还能够在交流中巩固同臣下之间的关系，获得更多的支持。在御门听政的过程中，康熙皇帝直接面见臣下，共商国是，可以及时地发现几位辅臣的越轨行为。有一次，鳌拜又擅自将已经抄发的奏折进行更改，结果被大臣冯溥弹劾，遭到了皇帝的批评。

通过御门听政，康熙皇帝得以及时地了解下情，并且能够直接参与政事处理。在听政议事的时候，他反对臣下附会、迎合，鼓励各抒己见。他认为“一切政事皆国计民生所关，最为重大，必处置极当乃获实效”，因此，他对大臣们说：“朕从来不惮改过，为善是从，即如乾清门听政时，虽朕意已定之事，但视何人之言为是，朕即择而从之，此而等所共知也。”而康熙皇帝确实说到做到。有一次，他发现各部院衙门的大小官员总是分班参与政务讨论，认为这种做法“殊非上下一体励精图治之意”，便下旨规定：“嗣后满汉大小官员，除有事故外，凡遇启奏事宜，俱著一同启奏。”无本启奏的官员“亦著每日同启奏官员，黎明齐集午门，俟启奏事毕同散。有怠惰规避，不于黎明集齐者，亦著都察院及科道官员察出参处。”

虽然制度定下如此，但实际贯彻起来却很有难度。皇帝居住在乾清宫，距离乾清门很近。但诸大臣“有居住僻远者，有拮据舆马者，有徒行策蹇及抱病勉行者”，而且还要提前在午门集合，因此大臣们必须在三更起床，伴着寒风夜色赶去上朝，精神十分倦怠。然而大臣们害怕冒犯天威，不敢将这些情况向皇上奏告。最后，终于有一位名叫赵时揖的大理寺司务上奏反映这种状况，康熙皇帝得知之后，体谅下情，将每天听政的时间向后顺延一个小时；年迈或患疾者，向各衙门说明后，可免其入奏齐集；九卿参事科道原系会议官员，每日仍在启奏时齐集于午门，其他官员不再每日齐集，仍赴各衙门办事。为了让官员畅所欲言，康熙皇帝特地罢除了侍班制度，“朕欲以建言为要务，虽有小过，朕亦不计也”。

另外，出于体恤下情，康熙皇帝又恢复了轮班奏事的制度，而自己依然坚持每日御门听政。众臣担心皇帝操劳过度，多次建议将每日听政改为三日或五日一次。康熙领会众人美意，但坚持“致治之道，务在精勤，励始图终，勿宜有问”，为了能使“民生日康，刑清政肃”，各部院就应当“不期省而自省”。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康熙皇帝针对每日御门听政一事说道：“朕三十年来，每晨听政，面见诸臣，咨询得失，习以为常。今若行更改，非励精求治之意，还是始终如一为好。且与诸臣接见稍疏，朕衷以甚眷念。”可见，几十年来，康熙一直坚持勤勉为政，始终如一。饱读史书的康熙皇帝对明朝灭亡的教训有着深刻的思考，他看到前明初年，群臣一心，励精图治，终使国运日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统治者没能坚持始终如一，于是国势日颓。他曾说：“明朝末世，君臣隔越，以致四方疾苦、生民利弊，无由上闻……朕虽凉德，上慕前王之盛世，凛遵祖宗之家法，思与天下贤才共图治理，常以家人父子之谊相待臣僚，罔不兢业，以前代为明鉴。”

康熙皇帝御门听政从来都非常认真，所有送至面前的奏章无不一一审阅。一开始，众人以为皇帝未必通览，于是在书写中难免疏忽大意，心存侥幸，后来发现对于表述不精之处皇帝都一一作出修改，就连错别字都能发现。每日送达的奏章数量约在四五十本，如遇重大事件，这个数量甚至会达到三四百之多，而康熙皇帝都能“亲览无遗”。一次，康熙皇帝发现一些大学士对于奏本的审阅不够负责，对于一些无用的奏章没有驳回，而是囫囵拿来议事，便告诫大家说：“其或不可行者，若悉下部议，既属无益，徒令奏章繁多，反致审择而执其中。”因此，一再提醒大学士在审阅奏章时要认真挑选、详加斟酌。后来，他发现奏折中经常出现同一件事重复启奏的现象，于是制定了会同启奏制度，例如，如果兵部要启奏军功事宜，就要知会吏部，然后一同将此事启奏。同时还令大学士、学士等“凡可一次会题完结之事，嗣后不比两三次具题，于应会同之部院，即会议结案奏闻，如有仍违误具题者，尔等即虽签以进”。这样一来，大大减少了不必要的工作量，提高了处理政务的效率。

通过御门听政，康熙皇帝更加真切地了解下情，发挥集体智慧，达到集思广益的效果，进而快速、无偏颇地处理国家事务。政务处理之及时、政策下达之公正，可以说是康熙皇帝亲政五十多年的一大特点。

照理说，既然康熙皇帝已经亲政，那么辅政制度自然应当结束。因此，在亲政大典举行之前，鳌拜、遏必隆和苏克萨哈三人已经向孝庄太皇太后提出辞去辅政大臣之职，但未能获允。孝庄太皇太后以皇帝虽然已经亲政，但在处理国家政务方面依然经验不足为由，令几位辅政大臣继续辅佐，过一二年再行奏请此事。因此，在康熙皇帝亲政以后，辅政制度便成为一种暂时性的过渡制度，不再像过去那样代行君权，而是作为一种帮助皇帝发挥君权的新型的辅政体制。

然而，鳌拜并没有将这位刚刚亲政的少年皇帝放在眼中，他自恃背后有众多亲信和两黄旗的支持，手握大权，依然我行我素、不肯归政。他企图将皇帝变成自己摆布之下的傀儡，同时，借皇帝之手，除掉苏克萨哈这个眼中钉，这样就能扫除自己在朝中独掌大权的最后一个障碍。

当初，圈地计划遭到苏克萨哈、苏纳海、朱昌祚等人的反对令鳌拜恼怒不已。苏纳海出身正白旗，朱昌祚属镶白旗，在鳌拜看来他们都是“与苏克萨哈系一体之人，将他灭戮，削去苏克萨哈一手一足”。事实上，苏、朱、王三人的论罪被杀确实令苏克萨哈的势力大为削弱，他深知以自己的力量已经无法同鳌拜相抗衡。于是，苏克萨哈在七月十三日上了一道奏折。

“臣才庸识浅，蒙先皇帝各遇，拔授内大臣，早夜悚惧，恐负大恩。当先皇帝上宾之时，唯愿身殉，以尽愚悃；不意恭承遗诏，臣名列于辅臣之中，分不获死，以蒙昧余生，勉竭心力，冀图报称。不幸一二年来，身婴重疾，不能始终效力于皇上之前，此臣不可逭之罪也。兹遇皇上躬亲大政，伏祈睿鉴，令臣往守先帝陵寝。如线余息，得以生全。则臣仰报皇上豢育之微忱，亦可以稍尽矣。”

苏克萨哈也许考虑到希望以自己的主动交权，给鳌拜将上一军，并能借此机会支持康熙皇帝早日将鳌拜除掉，可没想到这道奏折却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康熙皇帝对苏克萨哈的举动感到十分不满。正值亲政之初，许多方面还离不开重臣的支持，更何况孝庄太皇太后也曾经下达懿旨，不允许辅臣过早“谢政”。于是，当时还经验尚浅的康熙皇帝立即发出一道谕旨：

“兹苏克萨哈奏请守陵，如线余生，得以生全。不识有何逼迫之处？在此何以不得生，守陵何以得生？朕所不解。著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具奏。”

同时，苏克萨哈的上疏更令鳌拜感到受到威胁，再加上此前，遏必隆也多次上疏请求归政于皇帝，令鳌拜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旦康熙皇帝批准了苏克萨哈的上奏，鳌拜与遏必隆就有可能被迫退出政治舞台，这样一来，鳌拜多年来精心编制的专权梦想，他付出的所有心机都将付诸东流。他绝不甘心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决定一不做二不休，除去这个对手。而康熙皇帝发出的谕旨正合鳌拜的心意，他恰好能够借此机会整治苏克萨哈。于是，他协同亲信大学士班布尔善等人以“苏克萨哈不欲归政”，绞尽脑汁，极力编织了二十四条大罪，并借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名义，奏报给皇帝。在这二十四条罪名当中，有一些确为苏克萨哈所犯之罪，如藐视年轻的皇帝等。但绝大多数显然是在夸大其词、断章取义，其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将苏克萨哈置于绝境。议政王大臣会议最终以“奸诈欺饰，存蓄异心”罪名，奏请将苏克萨哈协同其七个儿子、孙子一人、侄子两人和同族三人全部处以死刑，其他侄孙收没为奴，家眷一并交由内务府处置，并抄没其全部家产。

而康熙皇帝明白，一个忠于皇室，辅政七年的大臣居然会被罗列出二十四条死罪，这分明是向来同苏克萨哈势同水火的鳌拜，想借网罗罪名置他于死地，便以“校议未定”为由驳回了奏请。但鳌拜铲除异己之心十分迫切，不肯罢休，他挽起袖子在皇宫的庭院里大吵大嚷，并再三反复强奏，急不可耐地向年轻的康熙皇帝施加压力，最终迫使政治经验尚不丰富的皇帝批准了他们的请求，可怜苏克萨哈连同家人全部受到处置，就连当时因怀有身孕而被关在狱中的苏克萨哈的儿媳诞下的胎儿也被难以幸免。

这件事是康熙皇帝年轻时代的又一大遗憾。两年后，鳌拜集团被铲除，康熙皇帝特谕道：“苏克萨哈虽有罪，不致诛灭子孙。此皆鳌拜挟愁，灭其后嗣，深为可悯！”并为苏克萨哈案中死难者平反昭雪。

鳌拜的权力之路可以说是一条踏着政敌的鲜血尸骨走出来的道路，苏克萨哈死后，他更觉得自身权威已经毋庸置疑，自我膨胀之心愈加严重。但是他却忘了只剩下两位大臣的辅政体制已经为皇权专制所难容；也没有注意到身边的诸王大臣、文武百官已经对其气焰怒不可遏，随时伺机而攻之；他更加忘了那个不被他放在眼中的年轻皇帝已经慢慢成熟，对他人俯仰鼻息的时期已将终结。事实上，苏克萨哈之死一方面显示出，当时有一股同皇权相抗争的力量正极力左右着刚刚亲政的皇帝，迫使着这位青年君主下定将其连根铲除的决心；另一方面苏克萨哈死后，满洲上层贵族内部的分裂已经日趋明显和尖锐，权臣弄朝的基础已经被破坏无遗，曾经在宫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保守势力已经被大大削弱，是时候实行彻底的封建皇权专制制度了。

康熙皇帝登基七年，终于亲操政事。然而他的心中并不平静，摆在他面前的还有很多隐患和未了的难题。

过去的几年，四位辅臣把持朝政，几乎能将皇权取而代之，将顺治皇帝在位时期建立起的尚且稚弱的皇权变得更加势微。同时，满洲上层贵族，尤其是上三旗之间的权力倾轧越发严重，党政日盛。权臣鳌拜多年以来打击异己、培植亲信，此时已经将朝中大权独掌，上至辅臣，下至侍卫，只要有不合心意者，便设法打击谋害，重则子孙连坐、籍没家产。他将自己的心腹安插在内三院和各部，导致当时“文武各部，尽出其门下”。对于部内大臣，鳌拜也向来按照其同自己的亲疏决定取舍，“相好者拔之，不相好者陷害之”，就这样形成一股藐视皇权、操纵六部的势力，气焰日益嚣张。平日里，鳌拜抗旨不遵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即使在朝堂之上，他也动辄大声呵斥，每每议事，必使皇帝屈从于他，就连阿附于鳌拜的班布尔善也认为康熙皇帝年少可欺，皇帝的谕旨同他的心意稍有不顺，便拂袖离去，相当嚣张。同时，鳌拜家族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其弟穆里玛被授予靖西将军，威重一时；另外一个弟弟巴哈班列议政王大臣会议，领侍卫内大臣；其子讷尔度娶顺治之女为妻，成为额驸；另一个儿子那摩佛则任领侍卫大臣，班列大学士之上，在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鳌拜被授予一等公之后，那摩佛又袭二等公，加太子少保；此外，他的姑母、侄子、亲家也都依仗鳌拜的权位获得高官厚禄。

按照顺治皇帝临终时的安排，鳌拜本来位居遏必隆之下，但遏必隆对二人的班行恐惧不安，自愿退居鳌拜之左。一日上朝时，遏必隆特地后退几步，向鳌拜谦让说：“我怎好上座。”鳌拜见状，不加推辞，坦然接受了上座。同时，鳌拜的党羽亲信一再吹捧其为“圣人”，在列名上奏时，索性将鳌拜的名字写在遏必隆之前。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元旦，众臣上朝向皇帝贺年，鳌拜竟然身着黄袍，其样式和质料同康熙皇帝的黄袍如出一辙，唯一不同的是他在帽上打了个红结，而康熙皇帝的皇冠则嵌有一颗大东珠，俨然一副无冕之王的模样。这时的鳌拜已经将当年在先皇灵前“携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的誓言抛在脑后，当然，他也同样忘记了“有违斯誓，上天殛罚，夺算加诛”这句话。

对于鳌拜的步步紧逼，逐渐走向成熟的康熙皇帝已经不再惧怕，并曾经对鳌拜的轻慢斥责道：“鳌拜于朕前办事，不求当理，少有拂意之处，即将部臣叱喝。又引进时，鳌拜在朕前礼宜声气和平，乃施威震众，高声喝问。”据说，有一次，鳌拜称病拒绝上朝议事，为探虚实，康熙皇帝亲自来到他的家中问疾。皇帝的突然到访令鳌拜显得有些慌乱，结果侍卫居然在他的床下搜出一把匕首。康熙皇帝镇定地笑道：“刀不离身，满洲故俗，不足异也。”然后若无其事地返回宫中。这件事是否为杜撰尚不能判定，但鳌拜欲取皇权而代之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亲政的康熙皇帝深感鳌拜已经是“欺朕专权”，心有不轨，鳌拜不除，就无以整顿朝纲，推行政务。为了走向真正的全面亲政，他决心从权臣控制的阴影中走出来。于是，他开始一方面总结辅臣制度实施八年以来统治路线的利弊得失，另一方面，则着手有计划地作好彻底铲除鳌拜及其党羽的准备。

由于鳌拜为三朝元老，又是顺治皇帝临终定下的四位顾命大臣之一，位高权重，多年来鳌拜处处纠结党羽、网络亲信，在宫廷内外安插了诸多耳目，已经严密地控制了各个要害部门，可谓是针难入、水难进，想从鳌拜手中夺回大权，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此不宜采取公开缉拿的方法，而应当经过周密的布局和巧妙的安排，选择最有利的时机，用恰当的方式将他及其党羽一网打尽。

经过深思熟虑，康熙皇帝决定先不打草惊蛇，先是在康熙六年将遏必隆“与所有一等公外，授为一等公”，“遏必隆原所有一等公，命其子法咔袭替”；鳌拜“于所有二等公外，授为一等公”，“鳌拜所有二等公，命其子那摩佛袭替”。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又将鳌拜加封为太师，其子那摩佛被授予太子少保。通过这些举动，康熙皇帝向鳌拜等人表达了信任。此外，他还利用自然天象的变化暗中对鳌拜等人旁敲侧击，暗示他们如果一再欺君罔上，定遭天谴。但是鳌拜对皇帝的这些举动依然无动于衷，在他看来年轻的康熙皇帝软弱可欺，根本不可能将自己怎样。

为了先稳住鳌拜，康熙皇帝学习古人韬光养晦，竭力做出一副无心于政的样子，尤其在鳌拜及其党羽在场的时候，表面上装作整日饮酒作乐，荒废朝政。鳌拜暗中观察多次，却没有发现异常，便逐渐放下心来。有一次，其兄弟穆里玛曾对鳌拜说，不久以前皇上还勤勉为政，怎么短短几天之内就无心朝政了呢？他认为皇上虽然年幼，但聪明过人，应当加以提防。可鳌拜始终觉得皇上不过是个黄毛小子，与自己斗争不过，才会转心移志，贪恋下棋、角扑、饮酒等无用之事，不用放在心上。

在这个时候，想要除掉鳌拜，皇帝需要可以信赖的人在身边给予帮助。这时，他想到了死去的索尼的三儿子索额图。当时，凭借着文才武略被提为一等侍卫的索额图只有二十岁左右，他有两大爱好，一是文物鉴赏，二是下棋。作为侍卫，他常伴于康熙左右，皇帝一有空闲便会和他对弈几局。

在鳌拜掉以轻心之时，康熙皇帝还在侍卫中精心挑选出一批与自己年龄相仿的青年和拜唐阿（意为“执事人”），这些年轻人各个年轻力壮。康熙命他们组成格斗营，每天和他们一起练习库布戏。所谓库布戏，是满语中摔跤格斗的意思。一开始，小“库布”们怕冒犯天威，和皇帝摔跤时总是不免谦让，康熙皇帝鼓励大家拿出真本事。有的时候，康熙皇帝被摔得仰面朝天，他不但不生气，还高兴地约好下次再来。在康熙的鼓励下，小“布库”们练得更加起劲了。练习库布之戏，名为游戏，实为武备。康熙皇帝组织的格斗营，实际上就是康熙的护卫队，又是用来擒拿鳌拜的格斗队。这时，索额图这枚早已被康熙皇帝埋下的棋子派上用场了。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六月，原任一等侍卫的索额图被升为吏部右侍郎。而一年之后，他居然又自行请求卸任，“复为一等侍卫”，重新回到了皇帝身边。原来，索额图既是一个擅长格斗的角扑士，又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指挥才能，康熙皇帝将他调回身边也是为了让他训练这支格斗队。

而当着鳌拜的面，康熙皇帝做出一副投身于布库之戏的样子，整日同这些小“布库”摸爬滚打在一起。即便是鳌拜上朝议事之时，康熙也不忘同小“布库”们戏耍。有的时候，小“布库”们故意在上书房外的走廊上练习摔跤，一下子摔到鳌拜的跟前，他也不以为意。鳌拜屡屡见此情形，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群无知孩童的嬉戏胡闹，康熙皇帝年少无知，沉迷于戏耍武艺，已经无心于政务了。于是不免心中窃喜，倘若皇帝每天将精力投入于此，自己不就更加能够无忧无虑地操纵朝政了？从此鳌拜便更加肆无忌惮，在宫中进进出出，对此从不戒备。

见这些小“布库”已经个个练得动作灵敏、武功娴熟、勇猛有力，康熙皇帝觉得凭借他们的实力，已经可以对鳌拜动手了。他向索额图透露了自己的想法，但索额图认为时机未到，毕竟鳌拜并非一人，其身后还有诸多党羽，匆忙将其逮捕，恐有后患。康熙听了索额图的意见，觉得有所不妥，但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于是，康熙皇帝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皇祖母。孝庄太皇太后听了他的想法，认为索额图考虑得周全，清除鳌拜集团的确不是件一蹴而就的事情，他手握重权，在朝廷上下的势力根深蒂固，若想对付他，必须保证万无一失。经过思考，孝庄太皇太后建议康熙皇帝先遣散鳌拜的党羽，将他们以各种名义派出京师，然后再将其逮捕。于是，在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五月，康熙皇帝先后将鳌拜胞弟、内大臣巴哈“差往神力察哈尔阿布奈之事”；将鳌拜侄子、侍卫苏尔马“差往科尔沁”；将鳌拜姻亲理藩院左侍郎绰克托“差往苏尼特编订扎萨克事物”；又将鳌拜的心腹工部尚书都统济世、兵部侍郎迈音达和内秘书院学士吴格塞差往福建巡海。为了不引起鳌拜的怀疑，康熙皇帝将鳌拜胞弟穆里玛和儿子纳穆福留京不动。

一切安排就绪，剪除鳌拜的时机已经成熟。

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五月十六日清晨，康熙召集起格斗营全体队员，面问众人：“汝等皆朕股肱耆旧，然则畏朕欤，抑畏拜欤？”众人齐声回答道：“独畏皇上！”康熙皇帝见众人情绪高昂，心中大喜，便当众宣读了鳌拜种种罪行，向大家说明鳌拜不除，天理难容。接着，他命令几十名小“布库”藏在鳌拜进宫大门的两侧厢房内，然后传召鳌拜进宫商议国事，“立命擒之”。

鳌拜接旨后立刻赶到宫中，同往常一样大摇大摆地走进宫内，毫无防备之心。没想到他刚一走进宫门，藏于两厢的小“布库”们突然一扑而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鳌拜整个掀翻在地。一开始鳌拜还以为这些黄毛小儿是在同自己玩闹，冲着他们大声呵斥。这时，一位年龄稍长、身量结实魁梧的小“布库”上来就给了鳌拜一拳。鳌拜猝不及防，踉踉跄跄后退了几步。这时所有人再次拥了上来，将练习摔跤时学习的本领全部使了出来，拽胡子掰胳膊，将鳌拜按倒在地，五花大绑起来。接着，康熙皇帝下令将鳌拜捆进书房，当场宣布了三十条罪状，约而言之：第一， “背负先帝重托，任意横行。欺君擅权，文武各官，尽出伊门”。第二，“与穆里玛、塞本得、讷莫、佛伦、苏尔马、班布尔善、阿思哈、噶褚哈、济世、马迩赛、泰璧图、迈音达、吴格塞、布达礼等结成奸党，一切政事，先于私家议定，然后施行。又将部院启奏官员带往私门商酌”。第三，“所喜者荐举，所恶者陷害”。第四，“科道官员条奏，鳌拜屡请禁止，恐摘发情弊，闭塞言路”。第五，借“辅臣称旨”，假传圣旨，枉杀忠良。第六，“贪揽事权，延挨不请辞政”。第七，“凡事不依理进奏，多以旧时疏稿呈览，逼勒依允”。第八，徇私补用官员，“通同结党，以欺朕躬”。第九，“上违遗诏，下虐生民，草菅人命”；等等。

鳌拜多年来“贪聚贿赂，奸党日甚，上违君父重托，下则残害民生，种种恶迹，难以枚举”，种种劣迹本足以革职抄斩。鳌拜自知罪孽深重，但仍希望能够免于一死，于是在获得同意与康熙皇帝见面时，他脱下上衣露出当年为救康熙祖父皇太极而留下的伤疤。康熙见此，鉴于鳌拜自清太宗以来，多次建功立业，终于心软，决定从宽处理，下笔批示：“鳌拜理应依议处死，但念效力年久，因结党作恶，朕不忍加诛，著革职，籍没拘禁。”就这样，这位身经百战，欺上凌下，甚至敢在皇帝面前张牙舞爪的权臣，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成为了阶下囚，并最终死于狱中。

同他一起落网的还有遏必隆和他的其他党羽亲信。辅臣遏必隆，鳌拜胞弟穆里玛，大学士班布尔善、赛本得，户部尚书马尔赛，兵部尚书噶褚哈，吏部尚书阿思哈等人都被一网打尽。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处理得如此干净利落，令鳌拜九年来苦心经营的权力之塔瞬间崩塌。也许在落网的那一刹那，鳌拜才缓过神来：这位年仅十六岁的康熙皇帝原来有着比以往任何一位少年皇帝都高超的谋略和智慧的政治头脑。难怪后人在谈起这件事时，依旧对这位年轻皇帝的机智果断赞赏有加：“声色不动而除巨佞臣，信难能也。”

接着，康熙皇帝立即废除了辅政大臣制度，收回“批红”之权。此后，所有送至御前的奏折全部由他本人亲自朱笔批阅，从不让人代书。直到年老之后，右手患病不能写字，他宁愿用左手批复，也“断不假手于人”。铲除鳌拜集团这件事还让康熙皇帝吸取了教训，大权收归之后，他再不允许任何人“怀挟私仇，互相陷害”，一旦发现“妄行陷人，以图侥幸，自以为贤，希图升迁者，定行从重治罪，决不饶恕”。对于长期被鳌拜把持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他规定：“其诸王贝勒之长史、闲散议政大臣，俱著停其议政；以后凡会议时，诸王、贝勒、大臣，务须慎密，勿致泄露”。此外，康熙皇帝还针对鳌拜专权时期形成的“交通在内近侍、使令人员妄行于求，或潜为援引，或畏威趋奉”的歪风邪气，宣布“以后如有不遵禁例，仍前于求趋奉者，定行从重治罪，绝不饶恕”。

康熙智擒鳌拜是清朝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康熙执政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它令康熙皇帝终于收回了多年以来旁落的皇权，加强了中央集权，为国家走向高度统一、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创造了条件。同时，康熙铲除鳌拜集团也令当时的满洲贵族免于走上分裂的道路，从而使其有能力应付更多的问题，为其今后的政治革新扫清了道路。康熙皇帝若想在当时积重难返的政治局面上有所作为，缓解紧张的民族关系，恢复多年来被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就必须加强皇权，扫清道路，清理好他所要施展仁政的社会舞台，而剪除鳌拜集团正是这种清理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这场智擒权臣鳌拜，并将其党羽一网打尽的斗争，历来各家自有其评说，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它充分显示了康熙皇帝杰出的政治才华和施行仁政的态度。这一点不仅仅体现在他与鳌拜斗争的整个过程中，还体现在他对这个事件最后的总结性谕旨上。

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五月二十五日，康熙皇帝发布谕旨。

“鳌拜等以勋旧大臣受国恩，奉皇考遗诏，辅佐政务，理宜精白乃心，尽忠图报。不意鳌拜结党专权，紊乱国政，纷更成宪，罔上行私。凡用人行政鳌拜欺藐朕躬，恣意妄为，文武官员，欲令尽出其门。内外要路俱用伊奸党……凡事先于私家商定乃行。与伊交好者，多方引用，不合者即行排陷。种种奸恶难以枚举。朕久已悉知。但以鳌拜身系大臣，受累朝宠眷甚厚，犹望其改行从善，克保功名，以全始终。近观其罪恶日多，上负皇考托付之重，暴虐肆行，致失天下之望。遏必隆明知其恶，缄默不言，意在容身，亦负委任。朕以罪状昭著，将其事款，命诸王大臣，公同究审，俱已得实。以其情罪重大，皆拟正法奏闻。朕复召鳌拜等面加鞫问，情罪俱实，本当依议处分。但念鳌拜累朝效力年久，且皇考曾经倚任，朕不忍加诛，姑从宽免死、革职、籍没，仍行拘禁。遏必隆无结党之事，免其重罪。削去太师，及后加公爵，其原有一等公爵仍准留与伊子。其班布尔善、穆里玛、阿思哈、噶褚哈、泰璧图、塞本得、讷莫，或系部院大臣，或系左右侍卫。皆系依附权势，结党营私，表里为奸，擅作威福，罪在不赦，皆已正法。其余皆系微末之人，一时苟图侥幸，朕不忍尽加诛谬，宽宥免死，从轻治罪。至于内外文武官员，或有畏其权势而倚附者，或有身图幸进而倚附者，本当查处，姑从宽免。自后务须洗心涤虑，痛改前非，遵守法度，恪共职业，以期副朕整饬纪纲，爱养百姓之意。”

擒拿鳌拜，涉及权力更迭和重大的人事关系变动，而康熙皇帝仅用了十天，就将全面的处理结果公之于众，可见其工作的充分、高效和细致。综览整部谕旨可以看出，康熙皇帝当时虽然只有十六岁，但已经表现出了作为一个大政治家应有的胸怀和才华，标志着他在政治上开始逐渐走向成熟。

首先，在整件事中，他所坚持的指导思想远高于先辈。处理权臣反叛事件时，他从长远利益出发，为的是“整饬纪纲、爱养百姓”，而不是本着低层次的复仇心理。当时的社会正处在明末清初时期，整个国家还存在着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和深重的民族矛盾，百姓久遭离乱，其思安之心如同久旱思雨。年轻的康熙皇帝很早就察觉到了这个问题，因此他的政策主要是为了察吏安民，并以此作为他长期以来的政治目的和施政方针的中心点。

其次，在处理鳌拜集团的过程中，他采取了打击少数、保全多数的方法。毫无疑问，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案件其牵连面必定广大，所涉及的人员众多。处理这类案件通常有两种方针：其一，大兴冤狱，重刑连坐，大开杀戒；其二，区别对待，杀一儆百。前者感情用事，以打击报复为目的；后者则是从理性出发，以国民百姓为怀。而康熙皇帝正是后者的典型。鳌拜作为辅政大臣，多年以来欺君罔上、滥杀无辜、独步于朝野，如此重大的案件，康熙皇帝只处死了七人，主犯鳌拜和助纣为虐的遏必隆都最终免于一死，甚至还让遏必隆的儿子沿袭了其一等公的爵位。对于那些一时苟图进用，同案件稍有牵连的“微末之人”，康熙皇帝一律让其免于死罪，从轻发落。至于或因畏惧其权势，或因“身图幸进”而依附于鳌拜的各文武官员一律宽免，并告诫“自后务须洗心涤虑，痛改前非，遵守法度”。至于鳌拜的族人，没有重大罪行的，康熙皇帝也一律依照大清律法给予宽大处理。如议政王大臣本将鳌拜胞弟巴哈、姻亲理藩院左侍郎卓克托定为死罪，康熙又免于其死刑，判处革职。可以说，康熙皇帝以宽大的政治胸怀团结了多数力量，大大地缩小了打击面，同时也为今后的统治保存了一批人才。康熙皇帝这种教育为主、刑法为辅的做法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后来这些曾经被宽大处理的官员中有许多人都为国家治理作出了卓著的政绩，为推动康熙盛世的到来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再次，康熙皇帝在处理这次事件中表现出了高超的策略布局。鳌拜作为首要罪犯，按传统历律，本应首当其冲，但康熙最终以鳌拜有功于朝，将死刑改为终身监禁。此外，由鳌拜造成的诸多冤案也终于平冤昭雪。康熙皇帝亲自批复：“恢复故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原有二等精奇哈番世职”，由其子苏常淑承袭爵位，同时归还其被籍没的家产。与苏克萨哈同族的、已故的一等阿斯纳尼哈番世职也由其子承袭。在换地之争中，被鳌拜等人杀害的苏纳海、朱昌祚和王登联三人也获得平反，康熙皇帝将三人分别赐予襄愍、勤愍、悫愍的谥号，按照法定利益重新厚葬；又将三位大臣的儿子送入国子监读书，并分别为其安排了左右通政、大理寺少卿、督捕左右理事的职位。对于那些曾经受诬陷而被撤职、降级的官员，一经查实情况，全部予以昭雪、补用或官复原职。种种法外施仁的宽大政策不仅调动了满洲官员的积极性，更令许多汉官感到他们拥有了一位秉公执政的圣明天子，他们更加恪尽职守，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无论功过都无法逃过这位皇帝的眼睛。

此外，对于四臣辅政期间的一系列不当政策和路线，康熙皇帝也着手进行大规模的纠正与调整。第一，废除内三院，恢复内阁制度。在清军入关初年，八旗大臣在国家政务的决策方面握有很大权力，这是当时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在发挥作用，但是这一制度往往对君主行政形成制约，因此不能作为经常性的辅佐机构。早年，在顺治皇帝亲政之后，曾经参照明朝制度，将内三院改为内阁，在内阁办公的官员统称为大学士，内阁的出现标志着当时的国家政权最高中枢机关初具雏形。但顺治帝去世后，四位辅臣又很快将内阁改回内三院，因此直到铲除了鳌拜集团，清政府都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辅佐机构，这对康熙皇帝今后的亲政是十分不利的。内阁的恢复标志着正式的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机构建立起来了，内阁居六部之上。第二，整顿吏治。在鳌拜专权期间，国内水旱之灾频发，官员贪腐现象屡禁不止，以致民生凋敝，康熙皇帝要求各级管理务必时时关注民间疾苦，在个人作风方面“纪己洁清，摒绝馈受”，对于那些唯利是图、行贿受贿、苟图幸进之人，一律从重处理，绝不姑息。第三，他还下令恢复官吏考察制度，加强对官员的监察，在朝廷上下清除了一批不称职的官吏。第四，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六月，颁布谕旨下令永停圈地，“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以圈者，悉令给还”，“至于旗民无地亦难滋生，应否以古北口等边外空地，拨给耕种”，终于令清军入关以来长达二十六年的圈地弊政停止。

至此，数十年的皇权幼弱、苛政纷嚣、权臣弄朝的时期终于告一段落，清政府的统治开始进入转危为安、由乱入治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