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可想而知，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做皇帝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空有其名，需要有人辅佐朝政。但是从童年时期到长大成人，他必须学会如何做一名合格的皇帝。康熙皇帝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封建历史上一位政绩卓越、被后人广为称道的帝王，和他自己敏而好学的天性以及他祖母的谆谆教诲是分不开的。

康熙在即位初期的主要任务依然是学习。这个时候，他所阅读的书籍已经不是普通的启蒙读物，而是汉文化的一些经典名著，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小康熙生性聪颖，好学不倦，对于所学知识“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待熟练掌握了“四书”之后，他又开始学习“五经”。而在对《尚书》的学习中，小康熙就能够“于典谟训诰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期见之施行”。见到小皇帝对知识的领悟如此之快，朝内一些汉臣一再建议为其找到一位学问更加高深的帝师，对其进行系统的教学，但是未能得到四位辅政大臣的同意，因而迟迟不予施行，所以小康熙不得不向身边的太监学习。后来，康熙皇帝在向自己的皇子们谈起读书之道时，回忆说：“朕八岁登极，即知黾勉学问。彼时教我句读者，有张、林二内侍，具系明时多读书人。其教书唯以经书为要，至于诗文，则在所后。”小康熙学习儒家典籍，必须要在祖母的同意和安排之下才能以进行，可以看出这时的孝庄太皇太后已经逐渐改变了以往清朝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排斥态度。就这样，到他十四岁亲政的时候，已经能够熟读百家经典，通晓治国安邦之术和内圣外王之道。

满族是一个崇尚骑射的民族，大清的天下也是满族人在马背上打下来的，作为皇帝更不能丢掉本民族的传统。因此，除了学习“四书五经”，小康熙还要向身边的侍卫学习骑马、射箭。对于骑射的学习，小皇帝同样严谨认真，有时还会同侍卫们比试个高下。康熙皇帝曾经回忆说：“朕自少习射，亦如读书作字之日有课程，久之心手相得辄命中。用率虎贲羽林，以时试肄。念祖宗以来，以武功定暴乱，文德致太平，岂宜一日不事讲习。”教小康熙学习射猎技艺的是一位名叫阿舒默尔根的侍卫，对于这位骑射老师，康熙皇帝十分感激。康熙晚年有一次外出狩猎，虽年事已高，但依旧弓马娴熟、箭无虚发，众人见了都交口称赞，这时，康熙皇帝回忆起幼时学习涉猎的往事，动情地说：“朕于骑射、哨鹿、行猎等事，皆自幼学习。稍有未合式处，侍卫阿舒默尔根，即直奏无隐。朕于诸事请练者，皆阿舒默尔根之功。迄今犹念其诚实忠直，未尝忘也。”可以说，康熙皇帝从小在这些地位低下的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为人治世的本领，所以他从来不轻视身份卑微的人。他认为：“人心虚则所学进，盈则所学退。朕生性好问，虽极粗鄙之夫，彼亦有中理之言，朕于此等绝不遗弃，比搜其源而切记之，并不以为自知自能而弃人之善也。”

与此同时，康熙皇帝的成长和孝庄太皇太后的教诲与辅佐也是分不开的。这位已经历经三朝的皇室女性，在十八年前凭借着自己的机智谋略，将儿子福临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如今，历史又赋予了她新的职责。孝庄太皇太后将会以她丰富的经验、超人的能力和卓越的政治眼光将这位少年天子呵护成人，并培养为一个合格的君主。对于小康熙的顺利登基，孝庄太皇太后的心里又是高兴又是担心。高兴的是，经过一番苦心安排，终于能让自己的嫡亲孙子继承大统，自他即位之后，孝庄对这个从前还十分陌生的孙子顿生亲近之感，这个孩子已然成为她最宝贵的财富。因此，小康熙刚刚即位，她就将她接到慈宁宫与自己同吃同住，悉心照料他生活中的一切，衷心地希望能够将他辅佐成为一代英主。与此同时，她也担心这个年方八岁的孩子能否承担起治理好这个泱泱大国的重任。

碍于“母后不得预政”的古训，孝庄太皇太后没有垂帘听政，但是在其去世之前，凡朝廷内政外交的重大决策，康熙无不告知祖母，在征得祖母同意后才得以实行。可以说，孝庄太皇太后是康熙皇帝政治生涯里的“帝师”，她很清楚，对康熙的教育是为了能够达到重大的政治目的，因此，她在培养康熙学习文化和做人的过程中，十分注重提高他的政治素质，让他知道“祖宗骑射开基，武备不可弛。用人行政，务敬以承天，虚公裁决”。她时常教导康熙为政的经验，训诫他为帝不易。众多百姓都将他们的生死、富裕寄希望于高高在上的帝王，所以作为皇帝，一定要懂得“得众则得国”的道理，只有让老百姓们都安乐富庶，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同时，她还教导康熙修养自己的一言一行，“宽裕慈仁，温良恭敬”，时刻勤勉于朝政，才能对得起祖宗留下的基业。她亦教诲康熙为君的三大政事：其一，武备不可一日松弛，若想巩固清政府的统治，必须时刻注重对国防力量的建设；其二，要学会知人善任，用人难，知人更是不易，因此在用人方面必须时刻谨慎，慧眼识人；其三，所有的政事都与臣子百姓息息相关，因此为君宜公正无私，不能意气用事，要懂得以理服人。而小康熙也未让祖母失望。有一次，孝庄太皇太后当着众臣百官的面，问康熙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小皇帝回答说：“唯愿天下又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文武百官听了无不赞颂其“盖抚驭万方，驯致太平，其基已肇于此”。可以说，小康熙的这句话就是其六十一年政治生涯的指导思想，康熙皇帝的一生的确是勤政于民、开疆扩土的一生。

在祖母悉心的培养下，少年时代的康熙就显现出了高于众人的修养。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一位将军得到一只世间罕见的黄鹦鹉，为了讨得皇上欢喜，将黄鹦鹉装在用黄金编织的鸟笼中供予京师。没想到康熙皇帝不仅没有奖赏他，反而“却其献，严饬之”，可见康熙简朴为政的风范。幼时避痘居住在宫外的时候，他在乳母那里学会了吸烟，在登基即位之后，康熙认为在禁烟一事上，如果自己都不能以身作则，又如何能够服人？于是毅然戒掉了吸烟的习惯，并下令文武百官一并戒烟，以为天下表率。

二十七天的“国丧”很快过去，文武百官脱下了丧服，新的政治体制逐渐稳定下来。在这场大的变动期间，清军在未征服地区的推进速度并未受到影响，前线捷报频传。至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逃亡在外的前明永历皇帝被押解回云南，后被吴三桂绞死于昆明。也就是说，在康熙皇帝即位一年多之后，大规模的抗清战争已基本结束，清政府以“大勋克集”，昭告天下。

在一片胜利的欢呼中，一个重大的政策性转变问题展现在清政府统治者的面前——马上得天下之后，如何下马安天下。尽管清军入关十八年来，经过多尔衮和顺治皇帝两代执政者的努力，天下业已初定，但这些年来战事始终未曾停止，为满足八旗利益而损害汉族百姓生存的高压政策依然存在，满汉矛盾仍旧十分尖锐。

在康熙即位之初，发生了一桩在当时影响重大的文字狱。南浔商人庄廷鑨中年时不幸双目失明，对旧朝心有怀念，于是想学习司马迁著《史记》的精神，编著一部明朝史书。庄廷鑨将朱国祯所著的《明史》加以补充润色，以自己的名义刊刻发售。没想到这本《明史辑略》居然引发了一场轰动全国的庄氏史案。

在有关明崇祯皇帝的描述里，有贬斥清朝的文字。当时被贬知县吴之荣得知庄家家底丰厚，想借此敲诈一笔钱财，不想却遭到了庄家的拒绝，因而恼羞成怒，带着《明史辑略》上告刑部。四位辅政大臣为了镇压当时民间的反清情绪，大兴文字狱，下令在湖州、吴江各地大肆搜捕与《明史》相关的人员。首先遭到牵连的是庄氏家族，全家陷入灭顶之灾，庄家一百余口人被逮捕，庄廷鑨的妻子儿女全部充边为奴，就连早就去世的庄廷鑨也被开棺戮尸。另外，在案发前不少参与修订的学者、官员、工匠和售卖、购买此书的人士，也全部成为清政府缉拿的对象。其中，为该书作序的江阴县县令李令皙全家男女百十口人全部遭到牵连，其实这时的李氏早已经双目失明，序是他人代作，尽管如此，李令皙及其子侄四人全部被处以死刑。《明史辑略》的修订者多为江南名士，在这场文字狱中他们也全部大难临头，难逃一死。就连一些与此案毫无关联的无辜者因受到吴之荣的诬陷，也受到了严重的惩治。南浔一位名叫朱佑明的富人向来同吴之荣不和，于是吴之荣便利用朱佑明出资捐助庄氏修《明史》的名义，企图对朱氏敲诈勒索，遭到拒绝后，吴之荣便将其抛入了这场文字狱之中。最终，朱氏因申辩不成而遭到凌迟，其三子一侄也受到连坐，家产全部没收。

在这场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的残酷的文字狱中，前后共有两千多人被逮捕入狱，其中七十人被处死，可谓是杀得日月无光。只有挑起这场祸端的吴之荣受到了朝廷的大肆褒奖，不仅官复原职，还得到了被抄没的庄氏、朱氏的部分产业，最后竟扶摇直上升至右检都御史。对于这场重大案件，无论是京城的大小官员，还是江浙各地方官吏，都深知上有四位辅臣一意孤行，借机对汉人发出儆戒；下有吴之荣之辈恶意诬陷，全部避之不及，生怕捅了马蜂窝。就这样，“庄氏史案”最终以悋臣得势，无辜受累的结果而告终。

几乎与这桩文字狱同时发生的还有“奏销案”。江南的苏州、常州、镇江、松江四地一直徭役繁重，多年赋税积欠，百姓苦不堪言。江宁巡抚朱国治上任后，又将拖欠赋税的地主乡绅一万三千余人具名上报，称为“抗粮”。凡是没有交足钱粮的秀才、举人、进士，全部被革去功名，为官者立降两级，这次针对江南士大夫的“扫荡”令这里在今后的数十年里，很难再出读书人。

在对汉族文人士大夫严厉打击的同时，四位辅臣还对汉族人民的武装反抗斗争给予残酷血腥的镇压。发生于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五月的胶东人民起义受到了登州、莱州等地农民的响应，在康熙初年，四辅政大臣对这场人民起义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镇压，胶东大地一片血海，仅莱阳一地就有数百农民被杀，莱阳、栖霞“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四位辅臣的这些政策造成了汉族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对清朝统治更加严重的不满，直到彻底铲除鳌拜集团之后，在康熙皇帝多年耐心细致的工作之下，这些矛盾才得以逐渐缓和。

这些发生在康熙初年的残酷狱案，虽然不能说是康熙皇帝本人的责任，但他对这些事情不可能毫无所闻，但当时的康熙尚且年幼，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也无可奈何。除此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四位辅政大臣逐渐各揣心事，可谓人心难测。

当初顺治皇帝亲政之后，在一番不懈努力之下，上三旗的势力不断扩张，到了顺治末年，皇权随着满族封建化的加深而不断加强。然而，上三旗各贵族首领却对不断强化的封建皇权，以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一系列汉化措施十分不满，始终不愿配合。四位辅臣作为上三旗的王公贵族，出身显赫，在本旗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都是上三旗贵族在朝廷的政治代表。如今，他们直接掌管国家政府，上三旗的保守势力与皇权的对抗就更加明显地显现出来。况且，这些为大清江山立下卓著战功的疆场武将虽深得顺治皇帝信赖，但在处理国家政务方面依然缺乏足够的政治眼光和治国经验，他们头脑中的思想同中原较为发达的经济基础格格不入。在文化素养方面，他们既缺乏对汉族文化的了解，也不愿去接受和包容，他们只是希望能够维护好各自和满洲贵族阶层的利益。因此，在康熙皇帝即位之初，四位辅臣并不把这个少年皇帝放在眼中。有一次，康熙皇帝出幸，要求鳌拜前去奏明孝庄太皇太后，没想到鳌拜不但抗旨不去，反而提出无理要求让皇帝自行上奏。小康熙练习骑射的时候要求将弓加硬，苏克萨哈便讥讽道“寡嘴琐碎”、“自作知识”。可以看出，顺治皇帝去世不久，几位辅政大臣就已然是人心各异了。

表面看来，四位辅臣一开始倒是能和衷共济，对于一些政策的出台能够共同商议，并未表现出太多的争执，实际上他们虽号称辅佐政务，却是代皇帝行使权力。凡是由四位辅臣定下的重要事宜，都要以“辅臣称旨”的名义，下达给诸王、贝勒、众臣、各部院和地方督抚定议上奏，因此“辅臣称旨”具有诏令的效应。当然，这些国事的决策也是经由皇帝或孝庄太皇太后的同意才能够下达的。在形式上，四位辅臣排列有先有后，虽然采取共同辅政、彼此制约的方式，但是随着四位辅臣权力、地位的变化，和彼此利害关系的亲疏，形成了团体结合、相互对立的局面。这样，个人操纵政局、擅自专权的情况就难以避免了。

四位辅臣之中，一等伯索尼以其最高的资历和声望班列首位。这位出身正黄旗的贵族将领曾为大清江山立下汗马功劳，在政治上也十分成熟。表面看来，有这位劳苦功高的旧臣辅佐皇帝，应该令人相当放心。但这时的索尼已经年老体衰，精力不足，整个人的状态都处在下坡路。当年锐意进取的雄风已经被晚年暮色所取代。老成持重的索尼逐渐无力应付朝野上日趋复杂的内部斗争，往往以百世不变的“祖宗之法”承担起首辅大臣的重任，遇事多以缄默或回避态度处之。从辅政制度建立之时开始，索尼骨子里满洲旧贵族保守、僵化的倾向便逐渐显露出来。

苏克萨哈自恃为额驸之子，是皇亲国戚，又深受孝庄太皇太后的信任，虽然在政治上经验不足，但遇事却不肯随顺附和；虽然同鳌拜又是儿女亲家，但二人往往政见相左，久而久之积怨成仇。再加上苏克萨哈属正白旗。在掌管正白旗的多尔衮执政期间，索尼、遏必隆、鳌拜三位两黄旗大臣曾先后遭到贬斥。在多尔衮死后，正白旗被授为上三旗。但黄、白两旗长久以来形成的历史积怨依然存在。因此，辅政的蜜月期一过，苏克萨哈同鳌拜之间的矛盾便日益凸显。

班列第三的遏必隆经历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宫中生涯，深知宫廷斗争之险恶，再加上他本身出身将门，缺乏政治主见，因此很少对军政要事发表评论，多是以唯唯诺诺的态度应声附和或干脆保持沉默，就更加谈不上远见卓识了。因此，他虽然位列鳌拜之上，却甘愿居于下风，昔日风采早已荡然无存，完全蜕变成了一个胆小、圆滑，紧随鳌拜之后的应声虫。

四人中最为豪横的鳌拜权欲膨胀，自恃三朝元老，战功赫赫，无论是出身还是功绩，都不亚于其他三位，因此他不甘屈居人后，踌躇满志地希望凭借满腔抱负和自己的能力出人头地。每次在议政中遇到不同意见，鳌拜便目中无人地大叫大嚷，必使对方屈从己意。久而久之，鳌拜几乎成为四位辅臣当中说一不二的人物，势力日益扩张，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之势。同时，朝廷中一些趋炎附势的人见状便依附于鳌拜，如鳌拜的兄弟穆里玛，侄子赛本特和讷莫，大学士班布尔善、阿斯哈等人趁机同鳌拜形成党羽，对其唯命是从，逐渐在朝内形成一股势力。

对于鳌拜的嚣张气焰，朝廷内外“人多惮之”，孝庄太皇太后也很快察觉到了这股苗头，不免忧心忡忡。为了能够制衡鳌拜，她急于从四位辅政大臣中间找到一个支点，但苦于久久没有良策。一番思索之后，孝庄太皇太后决定册立索尼十三岁的孙女，内大臣嘎布拉之女赫舍里为皇后，使其于康熙四年七月（公元1665年9月）同刚满十二岁的康熙皇帝举行大婚；同时，将遏必隆之女钮钴禄氏册立为妃。孝庄太皇太后之所以这么做，无非是希望通过与大臣联姻加强索尼、遏必隆对皇室的忠诚，同时表明皇室对二位辅政大臣的信任。消息一经传出，鳌拜恼羞成怒，认为册封皇后、皇帝大婚是朝中大事，显然不能不同辅臣商议就贸然决定。但是孝庄太皇太后主意已定，力排众议，在两个月后为康熙皇帝举行了大婚典礼。

之所以立赫舍里为皇后，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

其一，分化四位辅臣当中的两黄旗同盟。四辅臣当中索尼、遏必隆和鳌拜同处于两黄旗，数十年来他们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朝政上都同进同退，早已形成盘根错节、无法分割的关系。被授予辅政之职，不仅仅让他们获得朝廷赋予的殊荣，更让他们的权欲之心日益膨胀。面对共同的利害关系，他们必定会自觉不自觉地勾结在一起，威胁甚至架空皇权。通过几年的观察，孝庄太皇太后越发感到分而治之的迫切，立后便成为一个宝贵的机会。通过这件事，遏必隆和鳌拜同索尼之间势必会产生摩擦。

其二，借机牵制鳌拜。随着权欲的日益膨胀，鳌拜对于位列四辅臣之末已经不能忍受，洞察此时的遏必隆为了讨好鳌拜，故意在上朝时晚到片刻，将上座让与鳌拜。鳌拜党羽在上书言事时，甚至公然将鳌拜的名字列于遏必隆之前。对于这些，孝庄太皇太后都看在眼里，既然遏必隆已经是唯唯诺诺、全无棱角，那就根本不能将遏制鳌拜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于是，孝庄太皇太后选择了索尼的孙女，此举同当年册立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为后一样，都是出于政治考虑。按照清朝规制，皇帝大婚后即可亲政。因此，孝庄太皇太后是将立后同日后康熙皇帝的亲政一同考虑后，为今后铲除鳌拜集团埋下伏笔。无论此时的鳌拜如何恋栈，其专权的时代也终将被画上句号。

为了争取各自的利益，本来就矛盾重重的满洲上层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尖锐，并最终引发了一场换地之争。

长久以来，黄白两旗之间一直存在着历史积怨，追溯这种积怨的根源，恐怕要从四十年前太宗皇太极的改旗说起。

在努尔哈赤时期，由努尔哈赤掌管两黄旗，皇太极掌管正白旗，豪格掌管镶白旗。皇太极继位后，为了巩固自身地位，着手对各旗在满洲政权中的地位进行调整，将过去的两白旗改制为两黄旗，并归于自己麾下；将原来的两黄旗改制为两白旗，分别交于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统领；与此同时，又将八旗的装饰及排位次序作了调整。

自那时起，原本属于普通旗的两白旗地位升至皇上旗，尽管改制之后还较为弱小，但却为其此后的发展作好了铺垫；而原来地位尊贵的两黄旗却被改为两白旗，无论是实力还是地位都受到了削弱，在政治上失去了原本的优势，物质分配上也远不及从前。因此，天聪年间，原属于努尔哈赤的两白旗与皇太极掌管的两黄旗就结下了不解之仇。

皇太极去世后，黄白四旗之间为了争夺最高权力又发生了一次较量，在此过程中发生了“两黄旗大臣盟于大清门”事件，誓保皇子为帝。后来，多尔衮摄政，两白旗的地位再度被抬起。多尔衮死后，亲政的顺治皇帝为了巩固皇权，消弭长期以来存在于黄白两旗之间的矛盾，将正白旗收入上三旗，重新确认了正白旗在八旗中的优越地位。即使如此，在顺治皇帝去世之后，出身于黄白两旗的四位辅臣辅佐朝政，使两旗之间的矛盾再度激化，以鳌拜为首的两黄旗与以苏克萨哈为首的正白旗势不两立，并要求重新分配清军入关后黄白两旗分得的土地。

早在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为了保证满族在中原的地位，同时出于清军供给、旗民生活的需要，清政府分别于顺治元年、二年和四年大肆圈地，并按照八旗左右次序分配给各旗。但是由于多尔衮居住水平府，因此便将镶黄旗应得之地分配给正白旗，然后将位于保定、河间和涿州等二十多处较差的土地分配给镶黄旗。这样一来，居住在北京以北的正白旗就得到了更多、更好的土地，进而播下了黄白两旗矛盾的种子。多尔衮死后，自认为受到不公待遇的镶黄旗旗民开始自鸣不公，但是由于时隔已久，圈地风波已经结束，各旗旗民已经安于其业，这种局面便持续了二十多年。

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出身镶黄旗的鳌拜突然提出：“八旗自有定序，镶黄旗不当处右翼之末，当与正白旗蓟、遵化、迁安诸州县分地相易”，从而再一次挑起了上三旗之间的斗争，换地之争的序幕由此拉开。

四位辅臣当中，索尼虽然年事已高，但对朝中之事却暗中窥察得十分清楚，对于鳌拜的嚣张跋扈，也相当厌恶。但是此次鳌拜提出更换两旗所属之地，目的在于打压两白旗势力，排挤苏克萨哈，所以出身正黄旗，早年受到多尔衮打击的索尼并不反对鳌拜此次的所为。而时时趋炎附势的遏必隆，虽知道换地之举并不符合镶黄旗利益，不愿调换土地房产，可惮于鳌拜的势力，还是没有反对鳌拜的主张。

得到了索尼、遏必隆的支持，鳌拜声势更壮，他立即以八旗之名，上奏户部要求更换土地。户部尚书苏纳海出身正白旗，当然反对鳌拜的上奏，便以土地分拨已久，“不便更换”为由驳回了鳌拜的奏文。鳌拜明白这是苏纳海不愿阿附自己，便要求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讨论换地之事。随后，鳌拜又示意亲信贝子温齐以镶黄旗之地“沙压水淹，不堪耕种”复奏。

这时，户部对鳌拜的做法已经无能为力，只能对其提出的要求重议。同年四月，户部决定全面调整八旗土地，尤其是给镶黄旗加拨土地，同时适当照顾正白旗利益。于是，鳌拜立即拟旨，给镶黄旗分拨大量土地，其余则待镶黄旗迁移之后再议。随后即刻令苏纳海会同直隶、山东、河南的总督和巡抚前往镶黄旗、正白旗所在地，办理换地事宜。在此过程中，鳌拜急于完成换地计划、独占利益的目的已经表露无遗。

换地令一经告出，朝野内外顿时议论纷纷。换地之举不仅受到了正白旗各级管理的反对，镶黄旗的一些旗民也不同意这次迁移。毕竟二十多年来，旗民早已在各自的土地上各安其业，一旦迁移，过去的房屋、村落、土地、禽畜都要抛舍。另外，即使是镶黄旗原属之地，也有丰地、贫地之分，若是将贫地改为丰地，才值得迁移。因此总体来说，黄白两旗旗民都反对这次换地之举。圈过的土地肥瘠不同，各旗官民惶恐不可终日，生怕被分到贫瘠的土地。换地之急久久相持不下。当时已经是农历十月，各旗旗主率领旗民，离家背土，沿路栖住，一些旗民挨饿受冻，困顿不堪。蓟州、遵化等地的旗民听说下达了圈地令，纷纷抛下土地，方圆四五百里内，耕地全无播种。丰润、滦州也是“荒凉极目，民地之待圈者，寸壤未耕；旗地之待圈者，半犁未下。恐明岁春夏青黄不接，无从得食”。旗民尚且如此，汉民百姓就更加苦不堪言了。圈地令下达之后，老百姓感到旧业难守，纷纷将树枝砍下烧做薪柴，杀鸡宰猪，粜米备粮，作好了迁移的准备，但苦于无处栖泊，流离失所，导致当下的流民不下数十万。可见，换地之争不禁挑起了上三旗内的冲突，更是给黎民百姓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接到换地的旨意之后，朱昌祚来到蓟州，率领部下会同户部官员和旗下章京，从城外挨房挨户依次丈量。在此过程中，他亲眼目睹了旗民和百姓所遭受的痛苦，亲耳听闻了满世民怨，深知这次大规模的换地运动给国家带来的损失。以至于丈量工作开始一个月之后，依然“茫无就绪”，不得已之下朱昌祚只好违命回府，于康熙五年十一月上疏奏请停止圈地：“所在惊惶奔诉回府，哭诉失业者殆无虚日”，“每日据士民环门哀吁：有称州县熟地昔年圈去无疑，今之夹空地上皆系圈剩荒芜洼下……有称关厢大路镇店房屋所居人民，皆承应垫道、搭桥、摆渡、修塘，以供皇陵运料车辆及一切公差杂役者；有称新经被圈之家，即令搬移别住，无以投奔者”。最后，他还在奏折中说道，“京东郡邑，旗下换地兵丁、州县失业穷民，合而言，不下数十万，田地荒芜，粮草尽绝，资生奚赖，岂无铤而走险者？万一地方有事，此臣之责任所关，又安敢畏忌越分建言，不以上闻首！”

与此同时，王登联也在上疏中禀告，所圈之地，一片荒凉之景，此外，圈地还造成了徭役征发困难。因而建议“乞饬部臣从长酌议，鉴两旗各安旧业，畿东亿万姓俱免播迁”。户部侍郎苏纳海也以土地难以丈量为由，奏请皇帝下令禁止，于是他再一次得罪了鳌拜。

一时间，朝廷内外对换地之事闹得沸沸扬扬，很快风声传入了孝庄太皇太后的耳中。在康熙皇帝前来请安的时候，她严厉地批评了辅臣圈地扰民的行为，并要求立即停止。康熙皇帝也十分反对换地之举，但是对于四位辅政大臣的做法又无力阻止。

朱昌祚、王登联、苏纳海违抗圈地旨令擅自回京，并上疏奏请停止圈换的行为令鳌拜恼羞成怒。正逢朱昌祚向孝庄太皇太后奏请此事之前，曾将奏折交予苏纳海过目，这令鳌拜不由得认为整件事是苏纳海在背后指使的，便下决心对其严加惩治。于是，鳌拜即刻下令将三人逮捕，并将与三位同去勘察土地的镶黄旗副都统也一并囚禁起来。

康熙五年十二月，吏部、兵部下达议复：“户部尚书苏纳海观望迟误，不尽心于奉旨责成之事，革职交刑部。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将奉旨已定之事，不钦遵办理，妄行纷更具题，亦革职交刑部。刑部议复，以律无正条，拟对三人鞭百，籍没家产。”

如此这般，鳌拜依旧不解心头之恨，坚持要将朱、王、苏三人处死，但却遭到了苏克萨哈的反对。不久，康熙皇帝亲自过问此事，鳌拜在皇帝面前大肆宣扬朱、王、苏三人的罪状，索尼和遏必隆都应声附和，只有苏克萨哈不再表态。康熙皇帝本来反对圈地之事，便以不合律文为由驳回了奏请。然而，鳌拜费尽心机掀起了这场换地风波，在朝廷上下闹得尽人皆知，他怎么可能顺从这位少年皇帝的旨意，让自己的权益受损。于是，从康熙皇帝处出来后，鳌拜等人不顾康熙皇帝的反对，拟旨以苏纳海“不愿迁移，迟延藐旨”，王登联和朱昌祚二人“身为总督、巡抚，各有专任执掌，拨地事，不照所委料理，妄行具奏，又将奏疏予苏纳海看”等罪名，将朱、王、苏三人“俱著即处绞，其家产籍没”。就这样，朱、王、苏三人便成为黄白两旗之间权力争夺的牺牲品。

出于一己之私，便令朝中三位大臣命丧黄泉，足可证明鳌拜滥施权力的狂妄和草菅人命的凶狠。对于死去的三位大臣，索尼和遏必隆当然洞察于心，但是为了遏制正白旗的势力，打击苏克萨哈，他们也只能选择借助鳌拜的力量巩固自己在两黄旗和朝廷当中的地位。朱、王、苏三人被杀引起了八旗内部、京城内外众人的不满，但三人抗疏力争的精神却深得民心，直隶百姓纷纷为三位大臣喊冤，认为他们“死非其罪”，甚至有人自发作悼文悼念他们。

总体来说，以鳌拜为首的两黄旗显然在换地斗争中占据上风。三位大臣遇害后，鳌拜又即刻拟旨，逮捕苏纳海族人原户部尚书英武尔代，最终以其当年划分圈地时，把应属镶黄旗之地分给正白旗，并将镶黄旗归于右翼之罪将其惩处。随后，鳌拜又派巴格等人重新分拨土地，整个换地过程中，镶黄旗共迁移壮丁四万六千余人，正白旗二十万三千垧的土地被圈拨于镶黄旗；正白旗共迁移壮丁二万两千余人，划拨土地十一万一千余垧。

这场发生于康熙初年的换地之争，最终以镶黄旗的全面胜利而宣告结束。鳌拜的势力在满洲上层贵族当中得以前所未有的扩张，整个过程中他屡次矫旨，无视孝庄太皇太后和康熙皇帝的权威，将议政王大臣会议、刑部、吏部和户部一并抓与手中，作为他排除异己、谋求权力的工具。

整件事中，别有用心的鳌拜从始至终我行我素，假传圣旨，草菅人命，完全没有将皇帝放在眼中，康熙皇帝虽然表明了态度，但却遭到权臣的无视。这件事给当时尚且年幼的康熙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令他感到作为一位帝王，却被权臣挟持的悲哀。四十多年后，康熙皇帝提起这件事时依然痛心地说：“至于巴图鲁公鳌拜、遏必隆，为圈地事杀尚书苏纳海、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冤抑殊甚。此等事皆朕所不忍行者。朱昌祚等不但不当杀，并不当治罪也。”

年轻的康熙皇帝无时无刻不盼着有一天能够摆脱佞臣的蒙蔽，摆脱如今有名无实的皇帝地位，早日成为一个亲裁国政、有所作为的君主。他强忍着权臣欺辱，在忍耐中渐渐长大成熟，相信他所盼望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

在换地事件中终于如愿以偿的鳌拜心中自然得意万分，此时的他已经觉得其他三位辅臣完全不在话下，就连年少的皇帝也不被他放在眼里，气焰日渐嚣张。索尼和遏必隆虽然在换地一事上站在了鳌拜这边，但鳌拜日渐暴露的野心和目空一切的张狂让二人不胜其烦，其打击异己手段之凶狠也令二人心有余悸。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六月初一，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上奏时政，奏折中这样写道：“我国家章程法度，其间有积重难返者，不闻略加整顿。而急功喜事之人，又从而意为变更，但知趋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不知无穷之弊，以浅倚暗伏。朝举夕罢，以致盈廷聚讼，甲令游移。”从这份奏折来看，熊赐履并没有针对某个人或某件事，而是指出内臣变更法度，给朝廷带来弊端。但是做贼心虚的鳌拜当即大嚷道：“是劾我也。”随即要求康熙皇帝降熊赐履之罪，并下令今后禁止言官上疏。鳌拜不可一世的气焰令朝中大臣人人自危、处处隐忧，就连忠正耿直之人也难有勇气站出来与之相抗。他们只能在不安中等待，闪烁其词以来试探，希望康熙皇帝能够早日亲政，除去欺君罔上、为所欲为的鳌拜集团，以正朝纲。

其实，在换地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之时，请求康熙皇帝亲政的呼声就已经开始出现。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八月，刑科给事张维赤就曾经上奏说：“伏年世祖章皇帝于顺治八年亲政，年登一十四岁。今皇上即位六年，齿正相符，乞择吉亲政。”当时的康熙皇帝只有十三岁，可能还为时尚早。

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正月，康熙皇帝年满十四岁了。二月，首辅大臣索尼上疏奏请皇帝亲政，辅政大臣协助理政，其所述理由与张维赤相似，并强调道：“世祖章皇帝亦于十四岁亲政，今主上年德相符，天下事物，总揽裕如，恳切奏请。”所谓四朝元老、首席辅政大臣，索尼一直受到孝庄太皇太后和康熙皇帝的信任。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九月，孝庄太皇太后将索尼孙女赫舍里氏册封为皇后，并举行了大婚典礼。得知此事之后，鳌拜和苏克萨哈认为“若将嘎布拉之女立为皇后，必动刀枪，满洲下人之女，岂有立为皇后之理？”遏必隆则更加失望，其女钮钴禄氏本来同赫舍里同时入选宫中，遏必隆朝思暮想希望女儿能够荣登后位，结果梦想破灭，心中甚是不快。而苏克萨哈也提出“年庚不对”，对立后一事强加阻拦。后来，遏必隆、苏克萨哈和鳌拜三人共同前去阻拦启奏，结果不但没有达成目的，反而得罪了老臣索尼。从此，索尼同遏必隆、鳌拜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对于本来就属正白旗的苏克萨哈便更加嫌恶。因此当鳌拜不择手段地挑起换地之争，枉杀三大臣时，索尼虽然采取姑息默许的态度，但却是为了借鳌拜之手打击两白旗势力，同时排挤苏克萨哈。索尼对于鳌拜的猖狂气焰依然心怀忧虑：经过了换地之争，鳌拜显然已经一跃成为四位辅臣当中实力最强的一位；毫无主见的遏必隆始终依附于鳌拜，事事唯唯诺诺，不敢造次；苏克萨哈与鳌拜之间原本就有积怨，如今旧怨未了，又添新仇。朝政已然危机四伏，一方面，索尼担心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四辅臣共同辅政的局面恐怕不能持久；另一方面，孙女成了后宫皇后，已经是皇亲国戚的索尼也为自己全家人的命运担心，一旦皇权受到威胁，整个赫舍里氏家族恐怕也就岌岌可危了。再加上当时的索尼已经身患重病，命恐不久，于是他趁着自己还身居首辅之位，援引顺治皇帝亲政的先例奏请皇上亲政，鳌拜虽不赞同恐怕也不会公然反对，及时向朝廷提出了由康熙皇帝亲政的建议，这也许也是他能够为皇帝所做的最后一件事了。果然，四个月之后，这位经历了四朝风雨的老臣在宫廷的一片争权夺利的喧嚣声中，含忧逝去了。

其实，索尼的担心不无道理。在整个换地事件的过程中，鳌拜每每“辅臣称旨”，都借皇帝之命排除异己，企图独揽朝政，一段时间以来，原本已经逐渐平息的黄白两旗之争又重现尖锐之状，几乎到了难以调解的地步，这时的四位辅政大臣根本难以正常地坐在一起讨论政事。索尼的去世，令本来就危机重重的四大臣辅政制度更是名存实亡。此时的鳌拜正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索尼之死对他来说可谓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抓住这一时机他便能坐上首辅之位，独揽朝政的日子也就不远了。皇帝亲政是大势所趋，既然不能阻止，鳌拜便企图利用亲政之前这段时间铲除异己。因此，他多次撺掇苏克萨哈一起收拾朝内像熊赐履这样的“奸恶之辈”。然而苏克萨哈自知已经自身难保，再加上一向同鳌拜势不两立，便坚决地拒绝了鳌拜。其实，他更加希望尽快结束现在的辅政制度，因为在他看来只有皇帝亲政，自己卸下辅政大臣之职，才有可能免遭鳌拜暗算。因此，苏克萨哈多次单独奏请康熙皇帝亲政，并表示希望能在皇帝亲政之后去为世祖守灵。

索尼去世之后，本来已经对鳌拜有所戒备的孝庄太皇太后和康熙皇帝也感到辅政体制难以维持，便决定举行亲政大典。

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七月初七这天，太和殿前的广场上，皇帝的法驾卤薄已经摆放得整整齐齐。太和殿内的龙案上也已经摆放好了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的贺表。在“予平之章”庄严的伴奏声中，身穿龙袍、头戴皇冠的康熙皇帝乘坐着明黄肩舆出乾清宫至隆宗门，然后在永康左门外走下肩舆步行来到慈宁宫，向盛装的皇祖母行三跪九叩之礼。这位端坐在康熙皇帝面前的女人佐理了开国之君，又培育护佑了两代幼主，身历三朝，饱经磨难。现在，她又在皇孙严肃的神情和坚定的目光中看到了希望。登基七年来，年轻的康熙皇帝秉承了祖母的教诲，并继续要在祖母的帮助下，担当起大清的江山社稷。在祖母殷切的注视下，他迈开坚定的步伐向太和殿走去。

康熙皇帝登上宝座，鼓乐奏起，王公大臣和满朝文武整齐地跪在下面倾听皇帝亲政的诏书。最后，群臣奉上贺表，亲政大典在众臣“万岁”的呼声中完成，从此便拉开了康熙皇帝五十四年亲理国政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