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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的春天，本来是应该处处生机勃勃的季节，大清的国土却因连年战火而有一种肃杀之气。几个月来，传入宫廷的消息都令当时还只有十七岁的顺治皇帝寝食难安。虽是皇权初定，但却危机暗伏：南明定西侯张名振协兵部侍郎张煌言自长江口挥师直上，入京口、登宝山，欲祭江宁明孝陵；西南方向，永历政权集结数十万军队，蓄势待发，伺机收复失地。此时的清军征战多年，已经疲于战事，在虎视眈眈的敌人面前，确是吉凶难料。此外，一直作为大清粮仓的长江三角洲近年来连遭水旱之灾。京城附近的直隶、河北、山东各省也是水灾肆虐，灾民四处逃荒。

就在这天灾人祸、人心忧烦的时候，三月十八日巳时，伴着春日和煦的阳光，北京紫禁城景仁宫里传来了一声嘹亮的啼哭，一个小皇子呱呱坠地了。皇帝喜获麟儿，本来应该是一件大喜之事，可此时的顺治皇帝正在为内忧外患忙得焦头烂额，完全无暇关心此事。所以，这个小皇子诞生之时，宫里没有显出丝毫的喜庆气氛，甚至在他出生了很长时间之后，顺治帝都没有为他取汉文名字。可谁又能料到，他后来却成了一位名垂史册的千古帝王。

这位爱新觉罗家族的小皇子名叫玄烨，其生母系少保固山额真佟图赖之女佟氏。这位佟妃是名汉女，祖上居住在佟佳，世代从商。后来也是因为经商的缘故，迁居多次，最终在抚顺定居。天命元年（公元1616年），其叔祖父养性同后金暗中交往，被明朝政府察觉并将他逮捕入狱。越狱后，养性索性去了后金，投奔了努尔哈赤。后来，努尔哈赤将自己的宗女嫁于他，一时间，成为“额驸”的养性身价倍增，并携全族男女老幼一同归附了后金。天聪年间，皇太极建立了一支汉军，并将养性提拔为总兵，这样所有汉官一律在养性的节制之下。同时，佟氏的祖父养真也因战功被授予世职游击的世袭身份。后来，在镇守镇江（今辽宁省丹东市）时，养真被叛将张良策杀害，于是佟氏的父亲图赖世袭了世职游击的身份。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皇太极将汉军分为八旗，任图赖为正黄旗都统。顺治年间，图赖率师南下，立下了赫赫战功，并在顺治十二年（公元1645年）荣升为太子少保。虽然，按照清朝皇室规制“后妃之选，例不得及汉人”，但也许是为了表示清政府对汉军旗人的信任和亲密，同时又出于佟氏祖父两代与爱新觉罗家族的这种密切的政治渊源，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年仅十二岁的佟氏入选后宫，被册封为佟妃。尽管如此，佟妃也只是普通的妃子，不得入贵妃之列。

几十年后，这位小皇子走完了他传奇而又不平凡的一生，他的子孙和臣民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极力在对他一生事迹的撰写中将许多美好的言辞和传说加之于他的童年岁月。《清圣祖实录》中有这样的记载，佟妃在孕得龙种之后，孝庄文皇后曾对贴身侍女说：“当年我怀有皇帝（即顺治皇帝）时，身边的人等见我的周身有龙盘旋，红光熠熠，后来果然诞下了皇上。如今我看佟妃身上也出现了这样的吉兆。”而在佟妃分娩当日，景仁宫内异香满屋，经久不散，又伴有五色光晕，其状甚伟，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大祥之兆。然而，事后的追忆往往被赋予了较多溢美之词，难以作为信史。

其实在同一年，出身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家族的孝庄文皇后为了巩固自己在宫中的地位，发展家族势力，为顺治挑选了科尔沁卓礼图亲王吴克善之女作为皇后，但是这位皇后却不得顺治宠幸，在顺治十年被贬为静妃。很快，在皇太后的主持下，顺治又迎娶了科尔沁贝勒之女为妃，并立其为皇后。此外，后宫出身于博尔济吉特氏家族的妃子还有恭靖妃、淑慧妃、端顺妃和赠悼妃四人。一时间，后宫几乎成为博尔济吉特氏的天下。出于扩大自己家族在宫中势力的私心，孝庄文皇后其实希望来自自己家族的皇后和妃子为她多生几个孙子，一便有朝一日能够继承大统。因此，从这个角度分析，这时的孝庄文皇后不大可能对这个汉妃所生的皇子另眼看待。

但是，无论是这位新皇后还是其他四位妃子，都始终不得皇帝之心，原来，顺治尤其对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情有独钟。于是，孝庄文皇后在顺治十三年八月，将董鄂氏召进了宫中，“立为贤妃”。同年十二月，顺治又颁布诏书，“慎加简择，敏慧端良，唯有出董鄂氏之上者”，将贤妃董鄂氏立为皇贵妃，从此更加对其宠爱有加。在这种情况下，佟妃在宫中备受冷落，正所谓“母不贵而子不宠”，再加上后宫嫔妃众多，正值龙性初成的顺治皇帝还可以生育许多孩子，对于玄烨将来是否能出于众多皇子之上，也无从把握。因此，对于这个汉女所生的皇子，顺治皇帝也并未给予过多的关爱和注意。

刚刚生下玄烨的佟妃只有十五岁，按照清朝皇室规矩，所有皇家子女，无论嫡出庶出，一律要在出生之后交给乳母抚养，玄烨也是同样。小玄烨虽然有着皇子的高贵身份，却不能像一个普通孩子一样享受到母爱。出生以后，他就长期与生母分离，每隔数月，母子俩才被允许见上一面。在见面时，生母也不得随意逗弄孩子或者和孩子有过多的交流。后来，为了躲避京城里的天花恶疾，玄烨和其他皇子一起被送出宫，同保姆们居住在位于西华门外的一座别宫。玄烨在晚年时回忆起这段时光，仍不免伤心地说道：“世祖圣皇帝因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憾之处。”

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已经有了牛钮、福全和玄烨三位皇子的顺治皇帝又有了第四个儿子，这是他所宠爱的董鄂妃为他诞下的皇子。因此，顺治对这个四皇子从一开始就另眼相看，将其认作“第一子”，即将这个婴儿认作是将来的皇太子。但偏偏事与愿违，这个四皇子在生下来不足百日的时候，就因病夭折。反倒是常年居于宫外，几乎快被顺治所遗忘的玄烨健康地成长了起来。

顺治十年、十一年、十二年，也就是小玄烨出生前后的三年，京城里正在蔓延着一种令所有人闻之色变的恶疾——天花。一时间，王公贵族人人自危，整个皇宫也被扰的人心惶惶。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当时皇宫里的皇子们全部避痘离宫，被送往紫禁城外生活。

其实，早在清军入关之前，满族就已经流行过这种传染病，但由于当时还在东北，气候比较寒冷干燥，所以天花没有给人的生命带来大规模的威胁。但入主中原以后，满族人对当地的气候水土有所不适，天花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许多婴孩因为染病而夭折。其实，当时的汉人已经发明了防疫天花的方法，即将天花的脓液制成粉末，吹进鼻孔中。但是在当时，满汉矛盾相当尖锐，满族人对汉族的这种疫苗接种方法很不信任，因此没有采用这种免疫措施。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京城出痘者众”，清朝政府规定，凡是出痘的汉族人，一律要被驱逐到城南四十里外隔离起来。顺治十年（公元1654年），天花又一次在京城肆虐，京城上下人人不安。十六岁的顺治皇帝由于没有出过痘，甚至连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的葬礼都不敢参加。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顺治皇帝也曾先后多次避痘于塞外和南海子。

出生后不久就被抱出宫外避痘的小玄烨，有两个保姆一直在他的身边抚养照料，一个是正白旗汉军包衣曹玺的妻子孙氏，还有一个是瓜尔佳氏。在他们的悉心照料下，小玄烨一天天健康地成长起来。但是这个未经出痘、一直躲在宫外的小皇子最终还是没有躲过天花的“垂青”。就在两三岁的时候，玄烨染上了天花，这在当时几乎相当于得了不治之症。可令人称奇的是，小玄烨居然逃脱了死神的魔爪，奇迹般地康复了。当稚嫩的脸蛋上一个个痘子溃破、结痂脱落以后，星星点点的浅色麻点永远留在了玄烨的脸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正是这次令他拥有对天花恶疾的免疫力的经历，令他在后来有机缘登上九五之尊的宝座。

在别宫狭小的庭院内，小玄烨度过了他最初的童年生活。在这里，他所能接触到的人，除了两位保姆，就是一些宫女太监；所见之景除了院中的几棵大柏树以外，就是红色的院墙。对他来说，外面完全是一个未知的世界。在他稍微懂事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是自己皇子的尊贵身份令周围的所有人对自己毕恭毕敬、关怀备至。但是，小玄烨并不能像普通孩子一样随心所欲、纵心玩耍，因为到了五岁，所有的皇子都要开始学习课程，读书识字，只是还没有正式的教师。当时，由一个叫苏麻喇姑的宫女教他学习满文，由姓张的和姓林的两个太监教他读写汉文。在学习过程中，小玄烨才知道自己是“满人”，除此以外，还有“汉人”和“蒙古人”；自己所住的地方和父皇经理国事的紫禁城过去曾是明朝的都城，而自己的祖先凭借英勇善战从北方破关而入，打败了汉人建立了大清王朝，可现在天下依然不太平，遥远的南方依然进行着争夺江山的战争……

虽然自小在宫外居住，但在避痘的八年中，小玄烨还是会时常在保姆的带领下，进宫向皇祖母、父皇、母后（皇后）和额娘（生母佟妃）问安。走在庄严肃穆的紫禁城里，看见一批批对父皇顶礼膜拜的大臣和侍卫，小玄烨感受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而小玄烨眉清目秀、神采奕奕、天庭饱满的样子，不俗的谈吐和大方有礼的举止，也令孝庄文皇后和顺治皇帝既怜爱又惊喜。有一次，玄烨同哥哥福全、弟弟常宁一起来到顺治皇帝处请安。顺治皇帝问三位皇子，“等你们长大了，想做什么？”刚满周岁的常宁年龄尚小，对于这样的问题自然答不上来。比玄烨稍长几岁的福全却对父皇的问题左右思虑，生怕所答非非，沉吟了片刻才谨慎地回答说：“我愿做一个在父皇之下安分守己的皇子。”而玄烨却是一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模样，不假思索地答道：“等我长大了，要学习父皇，将天下治理好。”这无所忌讳的回答乍听之下似有不恭，但仔细想来，却是最能令人满意的答案。一个年仅五六岁的孩子，出语居然能显示出如此非凡的气象，不禁令顺治皇帝暗自称奇，并从此在心中对玄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小立下志向的小玄烨学习非常用功。尽管还在启蒙阶段，他所能接触和领悟的知识还有限，但是在严格的督导和教育之下，小玄烨无论是在读书写字，还是在射箭骑术方面都日益精进，并且养成了良好的言行习惯。而对于知识的好奇和对学习的渴求让他一生中始终坚持勤奋读书、勤勉为政。在《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有着这样的记载：玄烨“稍长，举止端肃，志量恢弘，语出至诚，切中事理”。虽然现在看来，这些话也许有着夸张的成分，但据玄烨自己的回忆：“朕自幼龄学步能言时，即奉圣祖母（指孝庄文皇后）慈训，凡饮食、动履、言语，皆有矩度。虽平居独处，亦教以罔敢越秩，少不然即加督过，赖是以克有成。”可见，对于自己的这段经历，玄烨颇为自豪，对照顾他多年的两位保姆也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后来，两位保姆去世后，玄烨为了表达自己的怀念之情特将二位追封做奉圣夫人和保圣夫人，并且对她们的子女家人委以重用。而对于皇祖母，小玄烨则有着深深的依恋，可以说在玄烨的一生中，孝庄文皇后是对他影响最为深远、最无可替代的人物。

开国之初，百废待兴，年轻的顺治皇帝终日操劳于各种政务，但毕竟是政治舞台上的新手，多年的忙碌严重地摧残了他的身体，到了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这位年仅二十三岁的皇帝已经感到筋疲力尽，显得骨瘦如柴。而恰在此时，“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董鄂妃又因痛失爱子，积郁而亡。失去了最心爱的女人，顺治皇帝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刺激，顿时如失魂落魄一般，悲痛万分，甚至寻死觅活，下人们不得不昼夜看护着他。对于董鄂妃的丧礼，顺治大行其事，先是破例将其追封为端敬皇后，并下令全国官吏服丧一个月，百姓三日，同时宫中“亲王以下、四品官以上，并公主王妃以下命妇等，俱哭临于景运门内外，齐集哭临，辍朝五日”。此外，顺治还将三十名太监和宫女赐死作为陪葬，为丧事所耗费的钱财物品更是不计其数。依照清朝定制，只有在皇帝或皇太后驾崩时，才能改用蓝笔御批，以二十七日为限。可董鄂妃去世后，蓝笔御批居然长达四个多月。顺治皇帝还亲笔为她撰写了一篇长达四千多字、声泪俱下的“行状”，对其一生大为颂赞。

痛失爱妃令顺治皇帝感到情缘不再，身心俱疲。早在几年前，他就曾经接触过佛教，虽然对其中深层的底蕴并不十分明了，但对情景超脱的意境相当向往。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他御驾南苑狩猎，路过南海会寺的时候就与主持璞聪有过一面之交。回宫后，顺治又召见璞聪，并向他讨教佛法。当谈到佛法应从何而学时，璞聪回答说：“皇上乃金轮王转世，有大智慧、大善根，天性如此才倾心佛法，所以皇上乃不学自明、不化自善之人。”听了这话，顺治皇帝不由得龙颜大悦。

至此开始，当时佛教的诸位大师纷纷进京，顺治皇帝常与这些大师在一起参禅悟道。顺治曾说：“朕想前身的确是僧，今每常到寺，见僧家窗明几净，辄低回不能去。”听闻皇帝口出此言，僧侣们自然喜不自禁，倘若能将一位皇帝度化入门，这对佛门来说岂不是千古一件大事。而一位名叫玉林琇的大师却看到了皇帝出家背后所暗藏的危机，他深知，如果顺治皇帝真的皈依佛门，那么这将是佛教对皇权的一次公然的侵犯，“皇帝出家之日，就是我佛门湮灭之时”，于是坚持劝导顺治皇帝“万勿萌此念头”。而当时的顺治皇帝还和董鄂妃一对新婚燕尔，如胶似漆，所以入空门之事大概也只是停留在精神之境。不过，对于不信佛法的董鄂妃，顺治也时常向她讲解禅宗典籍的奥义，从此，二人便共同潜心佛学，好不愉快。

董鄂妃之死，让顺治帝受到空前沉重的打击，“为朕一人，抚今追昔，虽不言哀，哀自至矣”。可是，随着时间慢慢过去，虽然顺治皇帝的心绪一天天平静下来，但是他却开始疏懒政务，大有看破红尘、超然出世之态。当年十月，他居然想放弃万乘之尊的宝位，剃发为僧。为顺治净发的是一位名叫茆溪森的禅师。顿时，宫廷内波澜再起，众臣垂泪奏请顺治收回决定，孝庄文皇后也对他百般劝说。而当时正远在京城之外的玉林琇大师惊闻此事，“即名众聚薪烧森。上闻，遂徐蓄发乃止。”董鄂妃去世后的一天，顺治皇帝于万善殿召见了玉林琇，时隔两月，二人再见，相视一笑。顺治帝问道：“自古以来，只有释迦牟尼放弃了王位，最终修成正果，为什么我不能效法他呢？”玉林琇回答说：“若以世法论，皇上宜永居正位，上以安圣母之心，下以乐万民之业。若以出世法论，皇上宜用作国王帝主，外以护持朱佛正法之轮，内住一切大权菩萨智所住处”。听了这番话，顺治皇帝终于茅塞顿开，不再坚持剃发出家了。但是，饱受了几个月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顺治皇帝的身体已经是大不如前，虚弱非常。

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年底，宫中张灯结彩，众人忙着迎接即将到来的新年，可是顺治皇帝却突然病倒，这将洋溢着的节日气氛一扫而光。宫女和太监们慌忙撤去了刚刚挂上不久的门神、对联、彩灯、彩带，礼部亦奉旨宣布当年的元旦大朝庆贺礼取消。本来准备入宫贺岁的众官员们听到这个消息，无不惶恐不安，大家预感到一场重大的不幸可能要发生了。果不其然，正月初四那天，朝廷正式宣布顺治皇帝身患重病，并传谕京城所有百姓“勿炒豆，勿点灯，勿泼水”，并大赦天下，释放所有除十恶死罪之外的囚犯，为顺治皇帝求佑祈福。广大臣民这才知道，原来顺治皇帝所患的居然是可怕的天花。为了能让顺治皇帝尽快康复，上至孝庄文皇后，下至文武百官，无不用尽办法，但顺治帝本来身体就很虚弱，许多年来为国事、家事所累，董鄂妃的仙逝又让他受到巨大的精神打击，病倒后病情再也没有好转。到了正月初六，已经显出不治之象，挨到半夜时分，顺治皇帝终于撒手人寰。顺治时代至此落下帷幕。

这一刻开始，众臣拆下顶戴花翎，和尚道士开始夜以继日地在乾清宫中诵经超度，满朝文武为先帝哭丧的声音一连持续了九日。二月初二那天，顺治皇帝的梓宫被移到景山寿皇殿处，顺治帝生前用过的所有物品，全部由数十匹骆驼运到殿门外，数不清的金银器皿、奇珍异宝、绫罗绸缎被付之一炬，在熊熊火焰中化为浓烟滚滚。顺治皇帝的遗体在其驾崩后的第一百天于寿皇殿外火化，之后骨灰被装入“宝宫（即骨灰坛）”。期满两年之后，“宝宫”被运往遵化，下葬于当地马兰峪陵的地宫（后称“孝陵”）。

天花的肆虐虽然无法改变清朝政权的性质，但是却让最高权力的持有者发生了变化。顺治驾崩后的权力真空状态让当时的朝野急于找到一个合适的继承人选。统治集团各派系之间很可能在这次权力的重新组合中出现你争我夺的状态，统治政策也有可能随着新主的登位而发生变化，社会动荡也许难以避免。当顺治帝自知大限将至无力回天之时，便在病榻上挣扎着为后事作出安排。而当孝庄文皇后和清朝各个王公贵族、当朝重臣意识到他们的皇帝已经命不久矣时，便开始在一片泪花啜泣之中各自盘算，密切地注视着每一个细微的变化，并作好迎接一场更加重要的政治变动的准备。而让小玄烨没想到的是，当年自己那个“向父皇学习”的志向这么快就在他的生命中展开了。

顺治皇帝的病危在当时可以说是清朝入关以来最高统治阶层所发生的头等大事，为了保证满洲政权的稳固，择嗣即位刻不容缓。根据对史书的考证，顺治皇帝开始对后事安排的思考大概是从正月初二开始的。当天，大学士王熙到养心殿向皇帝请安，被顺治皇帝留到很晚方才离开。其间二人所谈为何现在已经无从得知。而第二天，王熙又应召入宫，顺治皇帝让他靠近床边说话。事后，王熙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是日，奉天语面谕者关系重大，并前此屡有面奏，及奉谕询问密封奏折，俱不敢载。”王熙不敢将二人所谈之事记下，由此可见事关重大，其内容很有可能是关于择嗣立储，或顺治此生政务得失以及对后事的安排，等等。

作为一位执政十七年，饱读史书的帝王，顺治皇帝深知正确地选择继承人对一个王朝来说有多么重要。纵观几千年各代历史，为了争夺皇位而发生的兄弟相残、骨肉相杀不胜枚举，历朝历代人们都曾经为了皇位斗得血迹斑斑，就连他的父皇皇太极和顺治皇帝自己都莫不如此。所以，他必须慎重妥善地为皇位的继承事宜作出安排，毕竟祖宗千辛万苦打下的基业不能毁在自己的手中。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初六半夜，顺治皇帝感到自己生命垂危，便连忙命人召大学士麻勒吉、王熙赶赴养心殿。顺治说：“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即就榻前书写。”听到这番话，王熙二人已哽咽而不能言，顺治皇帝接着说：“朕平日待尔如何优渥，训尔如何详切，今事已至此，皆有定数。群臣遇合，缘尽则离，尔不必如此悲痛。此何时，尚可迁延从事，致误大事？”麻勒吉和王熙只能垂泪就于榻前。他们按照顺治皇帝的口述起草了第一段遗诏时，身体极度虚弱的顺治皇帝已经疲惫不堪，为了不影响他休息，二人便出至门外继续草拟遗诏。每写完一段，就呈上过目修改，最后交予孝庄文皇后审查修改。

在此过程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确定继位人选。当时的清朝政府还未建立起嫡长子继承制度，而起初顺治皇帝考虑到几位皇子尚且年幼，而且整个国家还处在江山初定、战事暗伏的阶段，应当选择一个年龄稍长的人继位，所以他提出让自己的弟弟作为皇位继承人。可这一设想却遭到了上三旗大臣和孝庄文皇后的一致反对。因为如果将他的弟弟作为继承人，那么这位新皇帝就将超出其父皇皇太极一脉。清朝政权的开创是依靠八旗来统治全国的。其中，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由皇帝亲自统帅，被称为上三旗。其他的正红旗、镶红旗、正蓝旗、镶蓝旗和镶白旗则由宗室旗主分别掌管，被称为下五旗。而按照顺治皇帝的设想，宗室亲王就将被拥立为皇帝，这样一来，原来的上三旗地位将会面临强大的威胁，而新立皇帝所掌之旗地位必定扶摇直上。另外，如果宗室亲王成为清朝最高统治者，那么新皇帝的母亲必定要被尊为皇太后，那么孝庄文皇后又将被置于何地？要知道，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皇帝不是她的丈夫就是她的儿子，而后宫中的后妃有的是她的侄女，有的是她的侄孙女。一旦宗室亲王成为皇位继承人，她们所有人都要开始仰人鼻息的生活。因此，孝庄文皇后和上三旗众大臣一致主张顺治皇帝在诸幼子中择人继位。

但是确定了挑选继承人的范围之后，众人又陷入了困惑。当时，顺治皇帝共有六位皇子，分别是九岁的二皇子福全、八岁的三皇子玄烨、五岁的五皇子常宁、三岁的六皇子奇授、两岁的七皇子隆禧和八皇子永干。其中，二皇子年龄稍长，生母是满洲人，但这个福全却一只眼睛失明。作为一位皇帝，至少在仪表上应当没有缺陷，因此福全的容貌令人十分不满。三皇子玄烨虽然只比福全小一岁，但却是庶出，其生母是汉人。至于其他几位皇子，年龄都太小，有的甚至处在蹒跚学步的年龄，将他们立为新君，显然不利于清朝的统治。就在众人束手无策的时候，顺治皇帝想到了一个人。此人年近七十，阅历丰富，还曾经治愈过孝庄文皇后的病症，深得皇室信任，他就是汤若望。这位来自德国的传教士思考问题经常有着独到的视角，这一次他建议顺治皇帝舍去年龄稍长的福全，选择庶出的三皇子玄烨做继承人。汤若望认为，“这位年龄较幼的皇子，在髫龄时已经出过天花，不会再受这种病症的伤害。而那位年龄较长的皇子，尚未曾出过天花，时时都得小心这种恐怖的病症。”对于即将被天花夺去生命的顺治皇帝来说，没有什么理由比这个更能够打动他了。因此，对于这个建议，顺治皇帝深表赞同，就连孝庄文皇后和上三旗的大臣们也茅塞顿开。就这样，一个本不受父皇重视，却因为不会再得天花而身价倍增的小皇子被推上了帝王的宝座。

确定了继位新君，接下来面临的问题就是国家体制的问题。历史上，新君年幼的情况并不少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体制不外乎三种情况：一是太后垂帘听政，同时委政于外戚；二是由亲王辅政；三是指定重臣辅政。十几年前，年仅六岁的顺治皇帝即位时，实行的是宗室亲王摄政制度，由皇叔多尔衮和济尔哈朗一同辅政，可没过多久，多尔衮就排挤了济尔哈朗，自称摄政王，并不断地将更多权力揽入怀中，造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相当怪异的局面。所幸多尔衮于顺治七年（1650年）去世，顺治皇帝这才收回大权。因此，对于亲王辅政的方式，无论是顺治皇帝、孝庄文皇后还是上三旗大臣都坚决反对。而对于委政于外戚的方式，孝庄文皇后出身蒙古，如果将其蒙古族外戚拉入朝中，恐怕会引起更多的矛盾。若是让玄烨的生母佟氏垂帘听政，不仅她本人能力不足，其汉族出身更是不可能被满族宗亲所认同。这样一来，就只能选择上三旗满洲大臣辅政一个办法。经过一番权衡，顺治皇帝选择了四位异姓重臣辅政，分别是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以“保翎冲主，佐理政务”。

索尼（1601—1667），赫舍里氏，属满洲正黄旗，清朝开国功臣。早年因通晓满、蒙、汉三族文字，供职于文馆。后跟随皇太极努尔哈赤屡立战功，受封一等侍卫。皇太极死后，索尼同两黄旗大臣盟誓于三官庙，坚决拥护顺治皇帝继位。清政府入关以后，许多人畏于多尔衮的权威而依附于他，索尼却坚决不肯投靠，因而受到多尔衮的革职打压，被遣做昭陵陵守。在顺治皇帝亲政以后，才将他特召回宫，加封一等爵，任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理内务府。到玄烨继位的时候，索尼已经是六十岁高龄的四朝元老，其一生的经历足以证明他对皇室的忠心耿耿，因而被定为首辅大臣。

苏克萨哈（？—1667），那拉氏，属满洲正白旗。其父苏纳曾追随努尔哈赤，并娶得努尔哈赤的女儿为妻，因而从族谱上来说，苏克萨哈同顺治皇帝是姑表兄弟。苏克萨哈依靠自己的聪明才干，仕途坦达。多尔衮死后，他凭借自己两白旗的身份，率先告发多尔衮阴谋篡逆，因而受到顺治皇帝的器重。正是因为苏克萨哈在正白旗的影响，加之正白旗原属多尔衮部下，因此在顺治八年被授为上三旗。孝庄文皇后于顺治十四年患病时，苏克萨哈又终日奉汤送药，侍奉左右，更加受到皇室的信任。在顺治皇帝弥留之际，苏克萨哈更是伏于榻前，含泪表示愿以身殉，顺治皇帝对他说：“尔不知死事易，守主事重。”考虑到巩固上三旗的团结，防止新动乱的发生，故将苏克萨哈列于索尼之后，名列第二。

遏必隆（？—1673），钮钴禄氏，属满洲镶黄旗，其父为清朝开国元勋额亦都，生母为和硕公主。早年，遏必隆曾跟随父亲征战南北，为清朝打下了片片江山。皇太极死后，他曾极力拥护立皇太极之子为新君，因此后来受到多尔衮的排挤，被革官抄家。在多尔衮死后，他上书讼冤，终于重被启用，先后加封一等公、议政大臣和领侍卫内大臣。由于他两黄旗重臣的背景，被择为辅政大臣之一，名列第三位。

与遏必隆同旗的鳌拜（？—1669），姓瓜尔佳，其叔父为大清开国功臣费英东。在清朝初年，鳌拜立下了赫赫战功，征朝鲜，战松山，逐李自成、剿张献忠，无不冲锋在前，舍生忘死，可以说他几乎领兵参与了所有重大战事，有“巴图鲁（意为‘勇士’）”之称。在多尔衮死后，鳌拜被顺治皇帝命为议政大臣，世袭二等公，后来又升任领侍卫内大臣。因而，顺治皇帝命他与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一同为辅政大臣，列第四位。

由此可以看出，四位异姓大臣被任命为辅政大臣，主要是因为这四个人不仅属于上三旗，有着显赫的家世背景和在本旗较大的影响力，还因为他们忠于皇室、屡立功勋的经历，即使在受到迫害的时候，也能坚持鲜明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四位辅政大臣有三位都任领侍卫内大臣，他们掌握着宫廷侍卫的全部指挥权；还有一位是内务府大臣，总领着宫廷的大小事务，这样的安排不得不说是煞费苦心。

就这样，在顺治皇帝驾崩后，清朝政权形成了一个“以孝庄文皇后为中心，以顺治皇帝遗诏为根据，以四位辅政大臣当大任，亲王贝勒共监之”的封建中央集权统治核心。异姓大臣辅政与之前清朝政府的宗室诸王摄政制度相比，有着很大的区别。首先，表现在地位上的差别。摄政的宗室诸王通常出于皇室近支，作为皇帝的长辈、一旗之主，很容易侵犯皇权。在多尔衮摄政时期，他凭借着自己皇叔的身份，其兄多铎掌握着镶白旗，可以说他同时掌管着正白、镶白两旗，其实力足以和皇帝的两黄旗相抗衡。而辅政大臣虽然位高权重，但毕竟是异姓大臣，除了和皇帝之间存在着君臣关系以外，还隶属于各自的旗主。因此，辅政大臣通常不敢越过太后和皇帝擅自专权。其次，在于与皇帝利害关系上的差别。宗室诸王虽然是皇帝的近亲，但他们往往更加关心个人权势的发展和本旗地位的高低，相对来说对朝廷的利益和皇帝的地位不大关心。而辅政大臣既是臣子，又是所属各旗的属员，一旦皇权受到威胁，他们的地位也是岌岌可危，因此他们与皇帝之间存在着息息相关的利害关系。再次，则表现在职权上的不同。“摄政”一次有“代理”之意，摄政王代行皇权，自主处理国家大事。许多旨意往往不是皇帝的命令，而是出于摄政王的意图。在这一点上辅政大臣制度有着根本的不同，他们只能佐理政务，与皇帝共同听政，同时四位辅政大臣之间也建立起了协商一致的制度，以防止个人专断，所有决策必须在共同协商之后，向皇帝或孝庄太皇太后请示。因此，虽然发出的谕旨有辅政大臣意见的成分，但在很大程度上依然能够反映孝庄太皇太后和皇帝的意图。四大臣辅政制度，体现了孝庄太皇太后、年幼的康熙皇帝和四位辅政大臣的集体统治，因此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政令是值得肯定的。

而为了进一步巩固和维护清政府的统治，孝庄太皇太后还利用为遗诏审查修改的权力，加重了遗诏中顺治皇帝自我责备的语气，将遗诏变成一纸“罪己诏”。在遗诏中，一共列出了十四条罪状，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不能仰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安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

第二，早年去世，未能报答孝庄太皇太后的慈育之恩；

第三，没有尽到与诸王贝勒的友爱之情；

第四，“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

第五，在用人方面，“不能虚己延纳，未能随才器使”，导致“举世无材”；

第六，对于朝廷中不良之臣，“有明知其不肖，刀不即行罢斥，仍复优容姑息”；

第七，在国家战事频繁，兵饷不足的情况下，“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未尝节省发施”，以至于“厚己薄人，益上损下”；

第八，在董鄂妃死后，“丧祭典礼概从优厚，然不能以礼止情，诸事太过，岂滥不经”；

第九，“生性闲静，常图安逸，燕处深宫，御朝绝少，以致与廷臣接见稀疏”，倦怠了政务；

第十，“自恃聪明，不能听言纳谏”，导致“臣士缄然，不肯进言”；

十一，明知有过，却“徒尚虚文，未能者改”。

如今再来咀嚼一下这份遗诏的言辞，整篇下来辞峻意重，饱含幡然醒悟之感。且不说当时的顺治皇帝已经极其虚弱，是否能够做到如此深刻的悔悟不得而知，几千年来历代帝王的遗诏也从未出现过这种语气和写法。几乎可以确定，这份遗诏是经过孝庄太皇太后的修订才公之于世的。之所以这么做，一是由于作为经历了半生风雨的过来人，孝庄太皇太后对顺治皇帝在位时的一些行径确有不满；二是因为希望通过这种方法增进四位辅政大臣的团结，取得满洲旧臣的拥护，从而维护清朝的统治，所以她才能忍住心中的丧子之痛，对遗诏进行了改动。虽然其中的一些内容在清朝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一些消极影响，但是不可否认，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份遗诏对增强皇室向心力，维护和巩固清朝统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顺治皇帝刚刚驾崩，孝庄太皇太后便立即将诸王、贝勒、贝子和大臣、侍卫等全部召入宫中，向众人宣布了顺治皇帝去世的消息，当众展示并宣读了遗诏，顿时，哭嚎声四起，所有臣下为顺治皇帝的去世举哀。由于遗诏中规定，由索尼等四人辅佐幼帝，为了表示谦让，四位辅政大臣跪告诸王贝勒：“今主上遗诏，命我四人辅佐冲主，从来国家政务，唯宗师协理，索尼等皆异姓臣子，何能综理，今宜与诸王贝勒共任之。”诸王贝勒深知大局已定，四位辅政大臣此举也是为了揣测大家的态度，便连忙答复说：“大行皇帝深知汝四大臣之心，故委以国家重务，诏旨甚明，谁敢干预，四大臣其勿让。”慎重起见，四大臣又再次奏请已经成为太皇太后的孝庄，当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四人即在顺治皇帝灵前对皇天盟誓：“誓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遗，不结党羽，不受回落，唯以忠心仰报先帝大恩，若复各位身谋，有违斯誓，上天殛罚，夺算凶诛。”宣誓过后，文武百官换上孝服，投入到国丧的繁忙事务当中。第二天，朝廷将遗诏公之于全国。在当时的情况下，新君的即位已经刻不容缓。为了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尽快将状况拉入正轨，孝庄太皇太后决定打破惯例，将玄烨登基的日子定于正月初九。就这样，玄烨成为了清朝建制以来，先帝去世后，最快即位的皇帝。

正月初九黎明，按照祖制，辅国公都统穆琛、济世哈、穆里玛和理藩院尚书明安达礼分别向皇天、神祇、社稷汇报玄烨即将登基的消息。随后，身着孝服的玄烨在大行皇帝灵位之前，敬读告文，三跪九叩，表示自己愿意接受先皇遗命；然后更换礼服，前往孝庄太皇太后居住的慈宁宫叩拜行礼；接着走上太和殿，登上御龙宝座。顿时，钟鼓齐鸣，文武百官身着朝服，向新皇帝行叩拜大礼。同时，新皇帝宣布大赦天下，改第二年为康熙元年。至此，折腾了整整一天一夜，终于完成了这出悲喜剧。

由于玄烨是冲年登基，此前并不为诸王贝勒、文武大臣所知晓，所以为了树立起新皇帝的形象，孝庄太皇太后于正月十三日宣诸王、公、贝勒、贝子、内大臣、大学士、侍卫、都统以及文武官员等入宫，要求他们“与四大臣同心协力，以辅幼主”。正月十四日，众臣百官齐聚大光明殿，在亲王岳乐和杰书的率领下，用誓言表达了对新皇帝的忠诚：“冲主践祚，臣等若不竭忠效力，萌起逆心，妄作非为，互相结党，及乱政之人知而不举，私自隐匿，挟仇诬陷，徇庇亲族者，皇天明鉴，夺算加诛。”

于是，在孝庄太皇太后费尽心机的多方运筹下，玄烨终于顺利登上了帝位，成为康熙皇帝，清朝正式进入了康熙时代。年仅八岁的小玄烨能够在今后的岁月中成长为一位风采卓绝的帝王吗？他能够让大清王朝像他的年号“康熙”一样走出动荡局面，走向安定太平的治世吗？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