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设的主角

元稹的小说名《莺莺传》，王实甫原著的全名是《崔莺莺待月西厢记》，莺莺处于故事的中心，是剧作家惨淡经营的艺术形象，因而成为《西厢记》的戏魂，也是《西厢记》刻画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莺莺作为封建家庭的一员，经过曲折艰难的心路历程终于叛逆了她所出身的阶级，走向了追求爱情的道路，形象地演绎爱情的生命力，完成了对爱情的讴歌。所以金圣叹《圣叹外书》说：“双文是题目”，“诚悟《西厢记》写红娘，只为写双文，写张生，亦只为写双文。”“诚悟《西厢记》只是为写双文。”^[35]评弹本部把红娘设计成了故事的主人公。左在跋文中说：“改编本花笔墨最多的是红娘。她贯穿全书，推动着事件的发展，成为‘书中之胆’。把她放在向封建礼教挑战、冲刺的英雄地位，这也正是弹词本忠实于原著的地方。”^[36]显然这是从反封建理念出发，对人物进行“阶级分析”的结果。这是全新的构思，却并不符合王实甫原著的精神。《西厢记》中的红娘具有令人感动的正义精神、侠义情怀和热心肠，在崔张婚姻中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但她毕竟不是婚姻当事人。以红娘为主角，表现的是“劳动人民”的美德及其反封建精神，离“爱情”似乎远了点儿。

变喜为悲的结局。王实甫是通过莺莺张生终成眷属来体现“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题的，只有大团圆结局才能完成这样的主题，也只有团圆结局才符合王实甫笔下的人物性格。评弹本却改编成莺莺张生分别的悲剧结局。作者在自序中说：“董解元、王实甫的《西厢》都是悲剧性的喜剧，以张生得中状元，与莺莺团圆完婚终篇……但是，即便最良好的愿望，在其绝无可能变成现实时，毕竟也只是空中楼阁而已。现在看来，那种‘落难公子中状元，私定终身后花园，奉旨完婚大团圆’的俗套，虽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满足观众心理上的要求，终究是跳不出封建婚姻制度的囹圄，是虚假的，违背历史真实的。我的评弹《西厢记》以‘长亭’完篇，处理成悲剧性的结局，主要原因也在于此。”^[37]其实，自从科举制度产生以来，无论是故事源头元稹所处的唐代，还是王实甫所处的元代，“学而优则仕”的开科取士都要比“血（血统）而优则仕”的世袭制进步得多，以“虚假”二字抹杀进步的铨选制度，虽然表现出反封建的决绝和彻底，却也有待商榷。人们并不认为宋代王洙的《神童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是无稽之谈。还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西厢记》是中国戏曲史上公认的喜剧，王季思主编的《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和《重订增注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1991年齐鲁书社）都收有《西厢记》，而郭汉城主编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喜剧集》（198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却未收《西厢记》。悲剧、喜剧、悲喜剧问题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只是想说明，视《西厢记》为“悲剧性的喜剧”只是评弹作者的解读，并不是学术界的共识。二是在王实甫的时代，“落难公子中状元”云云，也还没有成为“俗套”。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代氛围里，评弹作者进行着新的思考，力图揭示“历史真实”，把讴歌变为批判、凯歌变为哀怨、团圆变为分离、信心和希望变为灰心和失望、喜剧变为人生悲剧（不是美学意义上的悲剧），体现了评弹作者的创作意图。其实，以“长亭送别”为结局，既有悖于王实甫原著的精神，也算不上新的创造。此种结局不仅诗词说唱中古已有之，即从1950年之后的舞台演出来看，以此为结局者也不在少数。评弹岂非欲脱彼之“俗套”而重蹈此之“俗套”？况且此种结局在悲喜两可之间，未必就是悲剧。从张生说，既有功名之志（此行目的即为赶考），又是当世才子，难道他是徒有虚名貌美中空的花木瓜而名落孙山？从莺莺说，其家世、其寄望于张生“大有作为”看，也并不反对张生获取功名。轻而易举获取功名，既可遂人生之志，又能如婚姻之愿，对张生和莺莺来说，是坏事？是喜事？总之，脱离了人物思想性格的人为制造的结局，不仅难以服人，也难自圆其说，既不是新的探索，也谈不上反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