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的思想

弹词本《西厢记》与王实甫原著以及明清时期的说唱西厢的最显著不同，在于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用阶级分析的眼光处理故事和故事中的人物。

对包办婚姻明确而自觉的批判。为了达此目的，评弹为红娘和张生增加了新的身世。此前的所有作品中，都没有为红娘提供任何身世背景，评弹却增补了一段其母的不幸婚姻：“红娘说到此地，不觉眼泪汪汪，因为俚格娘是为仔桩不如意婚姻抑郁而死。那时俚只有九岁，俚娘临终时对红娘说：‘我是被唔笃外婆逼着嫁给唔笃爷格，所以到死一直勿曾过着快活日脚。’红娘自小就聪明，就去问外婆：‘为啥要逼着娘嫁给我爷？’外婆就对俚说：‘格辰光我嫁给倷外公也是被倷太婆逼着嫁格。’假使再去问太婆，太婆也一定说：‘我嫁唔笃太公也是给我娘逼嫁格。’红娘懂哉，原来父母之命格婚姻是什梗格……很自然要想到自己勿快活一世格娘。”^[16]对包办婚姻有着用母亲生命换来的深刻认识成了红娘支持崔张姻缘的心理依据。张生也是为逃庶母为他包办的婚姻才离家赴京赶考的。作者意在说明，历来都是父母包办的婚姻，所以人人都有婚姻悲剧，而“封建主义的婚姻制度，是整个封建社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亦即封建经济基础上的庞大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反对和动摇这一制度的行为和企图，都是直接威胁到统治阶级利益的。”^[17]因此才在评弹里再三强调包办婚姻给人们带来的普遍痛苦，不惜用近于说教的口吻加重反包办婚姻，也即反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力度。

抬高了崔家的社会地位。《西厢记》里莺莺之父只是前朝相国，评弹中的崔家改成了“历代为相”，有廿二人之多，成了相国世家、相国专业户，也就是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典型代表。原作中崔家的景况颇为凄凉，至亲三四口，“子母孤孀途路穷”，“内无应门五尺之童”，杂剧中出现的仆从也只有红娘一人，因此老夫人才倍感伤怀。评弹中气象便大为不同了，粗使丫鬟、小丫鬟、心腹丫鬟（吉祥）、奶娘、总管、仆从（长生）等，且各不止一人，小丫鬟即有四人，主人虽少，仆从甚众。财产也非原作可比，“富可敌国”，寄居不是萧寺，而是崔府花园，“这花园似锦绣翠织一般。宛似阿房宫里，俨然金谷园中……好一所名园啊！”^[18]连莺莺给张生的柬帖，信封都是国太所赐的宫中御用之物；崔老夫人自然也不是等闲贵妇，更不是王实甫笔下的凄凉孀妇，而是有“皇封官诰、凤冠霞帔”的“一品夫人”，众丫头簇拥，“皇家势力尚在，仗势就可以欺人”^[19]——俨然成了《红楼梦》中的贾母，且比贾母更有财有势，因而也更霸道，全面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本质”。

王实甫笔下的老夫人是一位小心翼翼维护儿女和家庭利益的封建家长，她出于爱女才赖婚，且有不得已的苦衷（她自己有几次表白，郑恒也有所责难），她不虚伪，也不奸诈。评弹本则在老夫人形象上体现“封建道德的虚伪冷酷”^[20]“伪善、刻薄、自私、冷酷”^[21]，集诸恶于一身。她很势利，而且自私。要女儿结门当户对的婚姻是因为：嫁给张生“我起码还要拿出一半家财作陪嫁。既白白送脱一个女儿，还得陪贴巨万家产，真是人才两失……夫人越想越勿合算。”^[22]把女儿作商品，把婚姻当买卖，而且“我欢喜现卖，勿欢喜赊账”，张生不把状元拿到手就“仍旧勿配”。她为张生治病，不是出于同情，而是一为让别人看着她是知恩报德的，二是怕张生有个三长两短“对我崔家诸多不利”。她虚伪而且狡诈。寺警许婚已不是性命攸关情况下的仓促决定，而是思前想后采取的“权且变一变”的权变赚人之计；赖婚也要“挖空心思，穷思极想”、“费尽苦心，绞尽脑汁”，“想出一条计策来了”，既收赖婚之实，“表面上还要显得仁义道德”，让外人看不出是赖婚，这便是“与郑家一商”的虚假托词；怎样对张生说出，也要一夜不眠，把“十八条歪理一条条背熟”，还要穿上一品夫人的装束，“有皇命在身”，“披了老虎皮可以吓人”，让众丫头簇拥坐定；她在寺警时亲口说的退贼者均分崔家一半家产，也是假的。张生退贼，婚姻不许，财产也不给：你是读书人，名誉要紧，怕别人说你贪财，为了你好，让你“取不丧廉”，只给你一点薄礼，这样可以瞒过莺莺张生。“何愁鱼儿不上钩”？最后一招儿便是撒泼耍赖：“任先生把老身如何发付吧”，书里说这是“着地一滚”。本已是计拙思穷的女曹操，现在又成了就地打滚的泼妇！评弹里的老夫人是一个阶级化、脸谱化了的一无是处的箭靶子。之所以处心积虑地阶级化老夫人，是因为她是封建阶级的代表，用阶级分析法看，她就应该具有如此恶德。

反封建势力则有新的觉悟。莺莺说：“父母之命格婚姻等于送官礼一样，今朝可以送给某人，明日可以送给另一个人。总之，娘拿我桩婚姻当儿戏一般，救命之恩应当报答，但是勿一定要拿我终身来答谢恩人，婚姻和报恩不能混为一谈。”^[23]张生说：“本则夫妻是两个人的事情，男婚女嫁，用勿着第三者来阻挡。”^[24]红娘则说，假如她是莺莺，就明确拒绝包办婚姻，还要反问爷娘：“啥人出嫁？是我嫁，应当自己作主，倷娘一定要中表（与郑恒）联姻，就倷出嫁。”^[25]对婚姻的认识都已达到现代的高度。红娘还藐视皇权：“自从赖婚之后，我也看透夫人的真面目了。凭倷皇封身价重，说穿不值半文钱。”^[26]他们的反抗性也增强了。斋醮时莺莺不是祭父而是怨父：“临终遗命，说了一句糊涂说话，就害仔我一生哉。”肝肠欲断，“几乎晕倒在灵堂”^[27]。她还“违抗母命见之于行动”，在老夫人的赖婚宴上不依母命，拒不以兄妹之礼给张生敬酒。王实甫笔下的莺莺绝不敢如此忤逆。她还敢理直气壮地让红娘转告张生：“白头相守，不负知音”^[28]。长亭分别之际，对张生说：“功名两字不须提……愿恩恩爱爱两相依，世世生生永不离！”^[29]等于说，不要理会老夫人提出的不招无官婿的允婚前提，两个人就是要相爱在一起。张生明确主张：“现在我与小姐，心心相印，彼此情深……只能撇开父母之命，哪管媒妁之言，我要与小姐面对面倾心吐胆，才能成为夫妻。”^[30]“若然小生功名无份，求官无望，呐！我也立即归来，随侍妆台之侧，与小姐画眉添色。”^[31]爱的胆量、气魄、决心和意志都令人感动，只是他们没有说明：落第而归老夫人不接受他怎么办？画眉固是美话，但夫妻何以为生？是吃崔家富可敌国的软饭吗？红娘是“劳动人民”在评弹中具有比《西厢记》中的同名人更重要的作用。她敢于质问老夫人。孙飞虎兵乱平息后，夫人命她请张生，她心存怀疑，问：请来做什么；夫人不说“做亲”而说“赴宴”，她又问：什么叫赴宴；夫人批评她之后她仍穷追不舍：“丫头真是不懂，请夫人教我。”再三追问使老夫人只有招架之功。相国之家会有如此放肆的婢仆？相国之家会容忍这样的婢仆？为了抬高红娘、贬斥老夫人，评弹竟然连基本的艺术情理也不顾了。红娘手拍胸脯对张生打保票：“万事皆有我红娘在此”^[32]。她假借张生之口蒙吓老夫人，说张生“要到城里城外、街头巷尾、茶坊酒肆”去尽情播扬老夫人不守信义而赖婚，骂夫人十大不该，“定要闹得沸沸扬扬，尽人皆知”^[33]慌得老夫人不知所措，只好依红娘之计，暂时留下张生。她还敢无中生有编造莺莺的瞎话，说若不允与张生的婚事则“小姐情愿一死”，吓得夫人立马落泪，有条件地答应了与张生的婚事。更大胆的是，拷红时她数说老夫人“三不该”之后还要逼问：“说得对吗？”逼得夫人没辙，连说：“说得对，说得对。倷勿错。我错我错。”^[34]“劳动人民”战胜了封建阶级，红娘本事和胆量不小。红娘运用种种谋略成就了莺莺与张生的婚事，却把张生和莺莺糟蹋得小姐不像小姐、书生不像书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