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极致
——从《莺莺传》到《西厢记》

安史之乱以后，大唐帝国的繁盛局面不再，时代精神已不是建功立业，而是放纵个性，追求享乐，一个风流绮靡的时代到来了。中唐文坛上发生了一件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德宗贞元年间（785—804）元稹的自传体传奇小说《莺莺传》诞生。这便是文学史、戏剧史、艺术史上有名的《西厢记》故事的源头。对于这篇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评价说：“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有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第九篇）《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也说：“这篇传奇，却并不怎样杰出……可是后来许多曲子，却都由此而生。”（第三讲）说它尚非上乘、不怎样杰出，是因为，一则元稹为自己的薄幸行为辩解，所谓“文过饰非，差不多是一篇辩解文字”，堕入恶趣；二是元稹是名诗人，文中插入了太多的诗作，影响了叙事的流畅。之所以时有情致，固有可观，则是因为元稹虽然为了仕宦前程，弃莺莺而娶权要韦夏卿之女韦丛，但莺莺的魅力却远过韦丛，元稹做出的是婚姻选择而不是爱情选择。若论爱情，元稹所深爱不移、生死不渝的情人，只有崔莺莺，所以元稹终其一生，即使是几次新婚伊始都在忆恋着莺莺，直至临终前一年还有诗作回忆他情之所钟的莺莺。这便是元稹在《离思五首》其五所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在元稹的心目中，崔莺莺是无可替代的如诗如梦般的初恋情人。所以当他饱含感情进行创作的时候，便不由自主地写出了莺莺之美，爱情之美，时有情致；当他从爱的忆恋中走出，为自己开脱的时候，便文过饰非，堕入恶趣。因此可以说，《莺莺传》是一曲少男少女的爱情悲歌——爱情被社会所提倡的功名利禄扼杀了。

正因为《莺莺传》具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因素，才引起当时以及后世人们的广泛重视，如宋人赵令畤所说：“至今士大夫极谈幽玄，访奇述异，莫不举此以为美话。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商调蝶恋花〕鼓子词）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希望借助《莺莺传》这个哀艳动人的故事框架，进行新的诠释，以表达自己的理想和情趣，这便是鲁迅所说“许多曲子，都由此而出”。小说戏曲不论，说唱文学历代不绝，对西厢故事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

宋代存留下来的，秦观和毛滂都有〔调笑转踏〕，用十首一诗一曲的形式咏十名美女，秦作第七首、毛滂第六首咏莺莺，秦观只写到西厢幽会，而毛滂则写到分离寄恨。敷衍故事比较全面的是赵令畤〔商调蝶恋花〕鼓子词，用说说唱唱的形式叙述了《莺莺传》的完整故事。说的部分全袭元稹原作，唱的部分则融入了作者的褒贬，谴责张生薄情，同情莺莺的不幸：“最恨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地久天长有时尽，绵绵不似无穷恨”，并引友人何东白的话：“张之于崔，既不能以理定其情，又不能合之于义。始相遇也，如是之笃；终相失也，如是之遽……”表明了对张生的不满，而故事情节和人物刻画方面没有发展变化。

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出现，西厢故事才有了全新的面貌。自从《莺莺传》诞生以来，人们不论多么为故事的悲剧结局感到遗憾不平，从现存的作品来看，却没有一部找到使崔张婚恋喜剧结局的理由。董解元找到了，理由有二：一是报恩，在平定孙飞虎兵乱中张生有恩于崔家，恩则当报，报恩的手段便是以莺莺妻之；二是才子佳人两厢般配：“从古至今，自是佳人合配才子。”所以我们称《董西厢》是才子佳人的婚姻颂歌。

但是天下才子佳人少之又少，难道只有这凤毛麟角才应当成为眷属？芸芸众生呢？可以用婚姻作为感恩的方式吗？恩情和爱情有无区别？人们在继续探索：探索西厢题材可否有更深刻的内涵，探索爱情的真谛。

直到元代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的诞生，才把这一题材不论是思想还是艺术，都推向了顶峰。王实甫以深沉博大的情怀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婚姻理想，第一次把爱情作为婚姻的基础，谱写了一曲爱情战胜礼教的凯歌。从此以后《西厢记》便成了各种文体西厢题材的范本和渊薮，且后世各种婚恋题材的文学作品无不受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