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作心态的虚伪本质
——《西厢记》的禁毁与改编

中国毕竟是一个封建国家，围绕《西厢记》的争论也就不断花样翻新地变化着。

通过续书改变原作的主旨，如《续西厢升仙记》、《不了缘》、《东厢记》、《翻西厢》等等，或写崔、张、红娘痛悔前非，悟道成佛；或者拆散崔张姻缘，以莺莺嫁郑恒；或者改崔张私合为以礼求之。《翻西厢》的作者沈谦说得明白，将这《西厢》业案平反尽，“为崔郑洗垢，为世道持风化焉。”^[81]目的是翻《西厢记》的案、想抵消《西厢记》的影响。

禁毁者有之。据《江苏省例藩政》记载，清同治七年，丁日昌任江苏巡抚时，认为有些戏曲小说“诲淫诲盗”，“有害于人心风俗”，前后两次，一共禁书二百六十七种之多，其中为首的就是《西厢记》和《水浒传》。破口大骂、恶毒诅咒者有之：有的说《西厢记》的作者应入拔舌地狱（清王宏撰《山志》卷四“传奇”条），有的说有人游地狱，亲见《西厢记》的作者在地狱受苦，永世不得超生（清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下“陈眉公学问人品”条）。不仅《西厢记》的作者要遭受这种因果报应，甚至连评刻过它的金圣叹也不能幸免——“卒陷大辟，并无子孙”：

汪棣香曰：“施耐庵成《水浒传》，奸盗之事，描写如画，子孙三世皆哑。金圣叹评而刻之，复评刻《西厢记》等书，卒陷大辟，并无子孙。盖《水浒传》诲盗，《西厢记》诲淫，皆邪书之最可恨者。而《西厢记》以极灵巧之文笔，诱极聪俊之文人，又为淫书之尤者，不可不毁。”……按乾隆己酉科会试，诗题为《草色遥看近却无》，吾乡有一孝廉，卷已中矣，因诗中有“一鞭残照里”句，主司指为利用《西厢记》语，斥不录。其实此孝廉并不记得是《西厢记》语，特平日风流自赏，口吻自与暗合。暗合尚受其累，况沉溺于是书者也？（清梁恭辰《劝戒录四编》卷四）^[82]

读《西厢记》自然也是一种大逆不道的事情了，一旦被发现，便会大祸临头，用《红楼梦》里茗烟的话说，就是：“吃不了兜着走”。薛宝钗同兄弟姊妹偷看《西厢记》，被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第四十二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潇湘子雅谑补余香》）。其实禁毁者之虚伪本不言自明：主考官不熟读《西厢记》，如何知道“一鞭残照里”的出处？你不看，如何知道该禁不该禁？从古以来所有禁书人的心理都很下作：只准我看，不许你读。

造假者有之，这便是郑恒、崔氏合葬墓志铭一桩公案。此铭真假之辨早有定论，诸多学者都有论及，兹引孙望《莺莺传事迹考》如下：

清毕沅《中州金石记》载《郑恒崔夫人合葬墓志》，说明是大中十二年二月立，秦贯所撰。今按《金石粹编》中也收有一篇碑文，题作《唐故荥阳郑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袝墓志铭》，而且也题“给事郎试太常寺奉礼郎摄卫州司法参军秦贯撰”。所不同的，只在《中州金石记》中称郑恒，而《金石粹编》中称郑遇而已。今按郑遇也见于《新唐书》的《宰相世系表》（同前卷数页二十），但和郑恒不在一个枝系，按照行辈算起来，而且要比郑恒晚一辈。这两篇志文，除了郑恒郑遇两个名字有出入外，其他全盘相同。当然，这不成问题，原来只是一郑遇碑，而好事者因为要拉合《莺莺传》和《董西厢》的情节，才大胆地把遇字改成恒字的。清吴陈琰《旷园杂志》曾云：

“唐郑太常恒暨崔夫人莺莺合袝墓，在淇水之西北五十里，曰旧魏县。盖古之淇澳也。明成化间，淇水横溢，土奔石出。秦给事贯所撰志铭在焉。犂人得之，粥诸崔氏。为中亭香案石。久之，寻得其家有胥吏吉者，识之。遂白於县令邢某，置之邑治。志中盛称夫人四德咸备，乃一辱于元微之《会真记》，再辱于王实甫、关汉卿《西厢记》。历久而志铭显出，为崔氏洗冰玉之耻，亦奇矣。……”

这段文字说明了《旷园杂志》的作者全然是在作着牵强附会。他直称崔夫人莺莺云云，其实碑文中只称“夫人博陵崔氏”，何尝见过莺莺的字样。吴陈琰只因被《莺莺传》中张生抛弃莺莺一事所激怒，故而加倍的同情莺莺，因而处处要代莺莺打抱不平，要为莺莺申冤，所以才有那样的说法。其实事实何尝真如此呢？所以在另一部清人俞樾所写的札记《小浮梅闲话》上说：

“尝纵论传奇，因及崔张事。余曰：此本唐人《会真记》，夫人而知之矣。惟所谓郑恒者，据《唐宰相世系表》，郑氏二房允伯后，实有名恒之人。今濬县有一碑，……碑称府君讳恒，则即其人也。其云高祖世斌，曾祖元嘉，祖有常，烈考探贤；按《世系表》，世斌元嘉实有之。然恒则敬道之后，与碑固不符也。據碑，恒享年六十，夫人以大中九年正月十七日病终，年七十有六。……考金石者，谓足辨《会真记》之诬。然此有二碑，一碑云，府君讳恒；一碑云，府君讳遇。文皆相同，疑好事者得郑遇碑，而易其名曰恒，以欺世耳，未足据也。”

这意见是完全对的。因为我在上文已经说得很清楚，《莺莺传》本文并没有提示过莺莺所嫁的是什么人，我们怎么可以硬把郑恒其人说成为莺莺后来所嫁的丈夫呢？日人盐谷温曾谓即使郑恒碑志不是假出，但志文中的崔夫人比《会真记》中所记莺莺的年龄，也要大上四岁。这也说明了决非是同一个人。何况那碑是经人窜改后的伪碑呢？更何况莺莺本身是否姓崔尚无法来证定呢？

因此郑恒之为附会，是十分明显的。^[83]

如此恐惧《西厢记》，无非是因为《西厢记》宣扬了爱情，而爱情的个性极强，且有极强的神秘性，人类会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的爱情逃避监督，从而摆脱家庭和社会的一切干扰。爱情从来就与专制不相容，强迫、命令不会产生爱情。爱情是在平等、自由、独立基础上产生的感情，是促进人性解放和社会自由的积极因素。王实甫并非自觉、却无意识中提出了时代的诉求，参与并推动着历史发展的进程；而这种表述又是文学性的，所以《西厢记》赢得的不是一时之喝彩、一部分人之欢呼，而是普世性的永恒魅力。这当然不为专制社会所容。

其实，我们的先人面对男女之事并不都是如此神经紧张，历代性爱观念前已述及。清人戴震说：“《诗》曰：‘民之质矣，日用饮食。’《记》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之所同欲达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84]只是中国社会治世少而乱世多，明君少而昏君多，进入皇权专制社会以来，所谓圣人更属未见，于是有专制而无自由，尊皇权而抑人性，造成中国社会真人少而假人多，秉持“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的人更少，纵欲者无所顾忌而禁人之欲，“外乎人之性之发为情欲者，而强制之”，谈性色变，有违人性，也有违圣贤之道而不自知，或者知而假作不知。《西厢记》遭遇非议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