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妙文与淫书辩难
——围绕《西厢记》的两种思潮之争

由于《西厢记》影响巨大，在明代后期引起了一场如何评价《西厢记》的激烈论争。争论的焦点在内容主旨方面。

何良俊说：

《西厢》全带脂粉。

王实甫才情富丽，真词家之雄，但《西厢》首尾五卷曲二十一套，终始不出一情字，亦何怪其意之重复语之芜杂耶？乃知金元人杂剧止是四折，未为无见。

语意皆露，殊无蕴藉。^[75]

在谈到王实甫《丝竹芙蓉亭》时，何良俊还批评王实甫“浓艳”、“浓盐赤酱”、“刻画太过”，无非是所写直白裸露。

沈德符说：

《西厢》才华富赡，北词大本未有能继之者，终是肉胜于骨，所以让《月亭》一头地。元人以郑、马、关、白为四大家，而不及王实甫，有以也。

然《西厢》到底描写情感，予观北剧，尽有高出其上者。^[76]与之论难者也颇有人，其中影响最著者如李贽：

《拜月》、《西厢》，化工也；《琵琶》，画工也。夫所谓画工者，以其能夺天地之化工，而其孰知天地之无工乎？今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长，百卉具在，人见而爱之矣，至觅其工，了不可得，岂其智固不能得之欤！要知造化无工，虽有神圣，亦不能识知化工之所在，而其谁能得之？……风行水上之文，决不在于一字一句之奇。……意者宇宙之内，本自有如此可喜之人，如化工之于物，其工巧自不可思议尔。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磊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余览斯记，想见其为人，当其时必有大不得意于君臣朋友之间者，故借夫妇离合因缘以发其端。于是焉喜佳人之难得，羡张生之奇遇，比云雨之翻覆，叹今人之如土。……小中见大，大中见小，举一毛端建宝王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77]

何良俊、沈德符看到《西厢记》所写为“情”，固是明眼人，但对“情”的评价却是否定的。此乃是名教中端人之语，以教化之眼观造化，以人工之眼衡自然；而李贽乃是“异端之尤”、“名教罪人”，与何沈本非同流，持论自是冰炭。李贽认为王实甫作《西厢记》是通过男女之事“小中见大”，寄托其身世感慨之怀，有着比题材本身更深隐的内涵。司马迁之“发愤著书”、韩愈之“不平则鸣”说，都可视为李氏理论之先驱，一直到近代的刘鹗尚持此论，《老残游记·自叙》云：“王实甫寄哭于《西厢》，曹雪芹寄哭于《红楼梦》。”这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讨论。从科学研究、探求真相层面看，此说是否符合《西厢记》的实际，应当有王实甫生平遭际的材料作依据，没有旁证故被认为是牵强附会、过度诠释。既不符合《西厢记》描写的实际，也不符合王实甫的创作意图，空疏无据，难以成立。从王实甫社会角色的选择和人生道路的走向层面看，元代停止科举，文人已无唐宋时期的仕进之路，马致远所谓“这壁拦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恨无上天梯”，故有大元典制人分十等“九儒十丐”的戏言，且又实行种族歧视政策，胡侍《真珠船·元曲》谓：“中州人每沉抑下僚，志不获展……于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舒其怫郁感慨之怀，盖不得其平而鸣焉者也。”王实甫才学满腹而无与于国政民生，彼路不通走此路，人的精神总要有个寄托之所，人的情绪总要有宣泄释放的渠道，遂以戏曲展其才智。由此观之，李氏之言也足备一说。而若从一个读者或观众的观读感受、观读联想层面看，则更无可非议。李卓吾无论是带着自己的“前理解”走进“西厢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采掘到他所需要的矿藏，对《西厢记》无意间产生了误读，还是要通过评《西厢》抒发自己郁勃难伸的胸中磊块，从而有意进行曲解，作为观众或读者都有他的权利。诚如谭献《复堂词录序》所言：“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但不论何种情况，在当时都为抵挡道学之士否定《西厢记》提供了有力的道义支持。

李贽所谓“化工”之说却是对《西厢记》的千古定评。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从主旨上说，发乎性情，合于人性，是人性之本然，天生自有；从艺术上说，则是人性的自然流露，不雕琢，不伪饰，不扭曲，激情流泻才能为人物传神写照，如行云流水，这便是风行水上之文，但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的天下之至文。金圣叹承李氏之说：“有人来说，《西厢记》是淫书，此人后日定堕拔舌地狱。何也？《西厢记》不同小可，乃是天地妙文。自从有此天地，他中间便定然有此妙文，不是何人做得出来，是他天地直会自己劈空结撰而出，若定要说是一个人做出来，圣叹便说，此一个人即是天地现身。”^[78]这正应了法国史达尔《论德国》第十章《论诗》中那句名言：“诗人只不过解放了被监禁在他灵魂中的感情。”^[79]“化工”说是为《西厢记》辩“淫”的最有力、也是最有影响的观点。《西厢记》与李白诗、《红楼梦》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戏曲、诗歌、小说三种文体的极致，有何教化可言！今人评价金圣叹说：“如果说金圣叹肯定《西厢记》描写性爱是对伪道学的思想挑战，那么，他对《西厢记》怎样描写性爱的赞赏又表明这种挑战同时也是以文学审美为基础的。将金圣叹上述思想放在当时一方面宣扬禁欲，另一方面又是出俗赤裸地描写性欲的思想、文学背景下来检讨，其进步性和严肃性是不难认识的。”^[80]围绕《西厢记》所展开的辩难已经远远超出了一部作品是非优劣的不同意见之争，而成为人性与反人性的两种社会思潮的论争了。

我想套用蒙木先生《读〈劳伦斯三部曲〉》（人民政协报2010.7.26）中的话语结束这个论题：我们不能用极权主义的思维来对待《西厢记》，你可以不看，但你无权谩骂和阻止别人去欣赏人性美和生命活力。如果连《西厢记》都目为淫书，那说明我们肮脏。我们不是在玷污王实甫，而是玷污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