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
——有情人终成眷属

关于结尾的问题，是《西厢记》研究中争论最多的一个话题，至今还没能取得一个基本一致的看法。

有的人认为应当以悲剧结局，或者是止于《惊梦》，或者是让张生“始乱终弃”，或者是以《长亭送别》为结束，老夫人棒打鸳鸯，有情人被迫分离。有的人则主张以“私奔”为结束。这些意见不仅在理论上进行了探讨，更在戏曲改编中付诸艺术实践，在舞台上或者使张生与莺莺双双远去，或者使二人忍痛分离，后会难期。当然，也有人认为王实甫所描写的大团圆喜剧结局是可信的，可取的。

《西厢记》的结尾引起人们的争论，是可以理解的，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必然的。因为，前面的戏只是提出和展开社会矛盾，而最后一幕戏却要剧作家拿出解决矛盾的办法，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救世药方。所以，戏剧的结尾往往负担着对主题思想画龙点睛的任务，它能够让人从中窥测到剧作家的创作意图和整个作品的思想真髓。最后的结局，又不是独立于戏剧之外的附着品。优秀的作品，当剧作家提出矛盾、展开矛盾，向我们展示社会生活的时候，就已经种下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根苗。戏剧的结尾，应当是戏剧冲突和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自然结果，而丝毫看不出对戏剧冲突和人物性格人为的扭曲、使之变形的痕迹。整部作品，应当是一个完美的有机的整体。王朝闻先生在论述美术作品整体和谐之美的时候，曾经引用了宋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里的一个故事：

昔吴道子画钟馗，衣蓝衫，鞹一足，眇一目，腰笏巾首而蓬发。以左手捉鬼，以右手抉其鬼目。笔迹遒劲，实绘事之绝格也。有得之以献蜀主，蜀主甚爱重之，常挂卧内。一日召黄筌，令观之，筌一见称其绝手。蜀主因谓黄筌曰：“此钟馗若用拇指掐其目，则愈见有力；试为我改之！”筌遂请归私室，数日看之不足，乃别张绢素画一钟馗，以拇指掐其鬼目。翌日并吴本一时献上，蜀主问曰：“向止令卿改，胡为别画？”筌曰：“吴道子所画钟馗，一身之力，气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拇指，以故不敢辄改也。臣今所画虽不逮古人，然一身之力并在拇指，是敢别画耳。”蜀主嗟赏之；仍以锦帛鋈器，旌其别识。

王朝闻先生说：“画钟馗用拇指不用食指挖目，更能表现人物的动作的有力，也更能表现人物的狠。但是假若黄筌只在手指上推敲，忽略了全身精神的一贯，不论画手画得多么好，也不免使钟馗那狠毒地挖目的动作和表情近于装模作态吧？从全身着力，而不孤立地对待形体的某一局部，才能把动作、姿态、表情刻画得自然与和谐。”^[40]

王朝闻谈的是造型艺术的绘画，但这个美学原理，同样也适用于语言艺术的文学作品，当然也包括戏剧。王实甫进行《西厢记》创作的时候，是注意了作品的首尾一贯，使整部作品具有完整和谐之美的。那么，我们在讨论结尾问题的时候，也就必须从作品的整体出发，而不能把眼睛只盯住结尾，不顾其余。对《西厢记》的结尾，应当从人物性格和主题思想等方面进行全面的研究，然后才能得出结论。只就结尾而论结尾、而改结尾，就会犯黄筌所没有犯的那种错误，是“只在手指上推敲，忽略了全身精神的一贯”，这样改编的结果，总难免给人以“装模作态”之感。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西厢记》的结尾问题。

第一，从人物性格来考察。

人物性格决定戏剧情节，情节是性格发展的历史。戏剧的结尾，不能是剧作家随心所欲安排的结果，而只有当它成为剧中人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的时候，戏剧才有它的美学价值。

《西厢记》里写张生最后中状元，使婚姻获得了家庭和社会的认可，实现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这合乎张生的性格。

张生一出场，就在自报家门时说，他游学的目的，原本是要赶考，获取功名。之所以来到蒲州，是要探望故人白马将军，探望之后，还是要“往京师求进”，而且这种“求进”的心情还很迫切：“暗想小生萤窗雪案，刮垢磨光，学成满腹文章，尚在湖海飘零，何日得遂大志也呵！”只是一见了莺莺，深慕于她的美丽，才“透骨髓相思病染”（一本一折〔赚煞〕），“肠荒”、“眼乱”、“心忙”（一本二折〔醉春风〕），无心读书应举了。张生的心里，原本埋藏着科举功名的种子。他本是个“折桂客”，做了“偷花汉”，正想去“跳龙门”，却先“骗了马”。固然，为了爱情他可以牺牲功名，但是，当婚姻遇阻，老夫人提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时，只有中状元才能成就他日思夜想的与莺莺的美好姻缘。而“中状元”正是他的拿手好戏，他自己说：“觑官如拾芥耳”、“小生这一去，白夺一个状元”，“青霄有路终须到，金榜无名誓不归”（四本三折），这样，通过一个对于张生来说是毫不费力的举动，就既可以赢得婚姻的胜利，又可以实现他久蓄于胸的“大志”，因而，这“中状元”就成了张生思想性格的必然发展。

从红娘和莺莺来看，也并不反对科举。红娘劝告张生说：“先生当以功名为念，休堕了志气者！”（见三本一折）。莺莺也是一样，当红娘说：“俺姐姐天生的一个夫人的样儿”时，莺莺说：“知他命福是如何，我做一个夫人也做得过。”（二本三折〔新水令·幺篇〕）意思都很明显。让张生中状元，合乎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逻辑。E·霍罗多夫（苏联）说：“一切的问题在于作者绝不能够任凭自己的意见来处理剧中人物的命运的。作者在剧中的最初几幕里赋给人物以生命。如果把最初几幕戏里的人物性格和情节描绘得愈是真切，这些性格和情节就愈是不能听凭作者随便处理。”^[41]张生中状元这种结局，不是人们可以凭借理念而任意改变的。

第二，从剧作家的创作意图来考察。

这个问题是同第一个问题相联系的，因为剧作家的意图，只有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实现，而不能由剧作家借助剧中人的嘴，来宣讲主题思想。《西厢记》的主题思想是“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是爱情反抗封建礼教的战歌，更是爱情战胜封建礼教的凯歌。剧作家用生动的事实向我们证明，爱情虽然在当时处于非法的地位，却具有无限的生命力，而作为其对立面的封建礼教，虽然处于合法地位，貌似强大，实际上却是腐朽的、没有生命力的。有人性的爱情，不仅应该、而且能够战胜无人性的礼教。要实现这样的创作意图，当然不能“始乱终弃”，以悲剧结局。“始乱终弃”，一是不符合张生“志诚种”的性格，不符合他一以贯之的追求、热恋莺莺的行动逻辑；二是“始乱终弃”也根本谈不上“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谈不上战胜礼教的问题。这无异于向世人宣示：自由恋爱是不可依恃的。

也不能止于“长亭送别”。止于《送别》，只能说明封建势力的强大，“有情人”被活生生地拆开，不能说是爱情战胜礼教的凯歌，崔张姻缘的前途未卜，也谈不上什么“有情人都成了眷属”，虽然具有批判社会的意义，却不能起鼓吹和讴歌爱情的作用。

同理，止于《惊梦》（四本四折）也没有战胜礼教，没有终成眷属，却把实实在在存在于人类中间的爱情，化作虚无缥缈的南柯一梦，扼止人们对爱情的憧憬，也看不出论者所说的积极作用。《西厢记》第五本大团圆结局的描写，是《西厢记》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物性格和矛盾冲突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完成主题思想的必不可少的一笔。没有第五本，人物性格的塑造就没有完成，主题思想的表达就没有完成。有以美人比喻《西厢记》的，很难设想，截其肢、断其足，会比手足俱全的“美人”更美。

那么，除了“中状元”之外，有没有其他“终成眷属”的路可走呢？比如说，双双出奔，这要从当时的社会情况来考察了。

第三，从当时的社会情况来考察。

剧作家在最后一幕戏里提出的解决戏剧冲突的方式，应该不仅是出于内在的必然性，而且还要符合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规律。在封建社会里，达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目的，并不止“中状元”一种方式，劳动人民中就可能另有途径。即使是在读书人中、在大家闺秀中，也发生过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双双出走的例子。封建社会里的妇女，并没有在经济上摆脱对男子的依赖，从而获得完全的独立，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因而，以男女平等为基础的爱情婚姻，从总的社会实践来看，还只是一种理想。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没有提供一条解决自主婚姻的明确道路。因而，一般说来，这种在当时并不合法的恋爱婚姻的结局，只能是悲剧性的。封建制度在元代还没有走向最后没落的时期，否定封建经济的新的经济成分还没有出现，这就决定了当时的进步作家，只可能对封建制度的某个环节（比如婚姻制度、娼妓制度等等），提出怀疑，提出否定，而不可能对整个封建制度进行否定。这样，他们所塑造的男女主人公，在婚姻问题上求得统治阶级的认可，从而实现有情人成为眷属的愿望，也就可以理解了。

这就说到了“中状元”。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时代还没有科举制度，如果有科举制度，司马相如又如此高才，他会不会去赶考，用“中状元”的方式来求得婚姻的合法化，我们不便猜测，但司马相如其人，却并非是不与统治者合作的。隋唐时代的科举，是打破门阀政治，使中下层的贫寒知识分子能够通过科举的道路参与政权的一种进步措施。它打破了少数豪门贵族对政权的垄断，使更多的人有参与政治的机会。事实上，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要想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实现自己改革社会的理想，都只有通过参与政权来实现。即使是农民起义，也只是推翻坏皇帝，由自己来做好皇帝，也超不出封建制度的范围。张生金榜题名是《董西厢》里就有的：殿试第三人及第。王实甫改为中头名状元，而且把《董西厢》的出奔结局改为衣锦荣归当场团圆。这在元代是不可能的。元代停止科举将近八十年，不仅无望中状元，且地位低下落魄，他们感叹：“儒人颠倒不如人”（马致远《荐福碑》）、“好不直钱也者也之乎”（石君宝《秋胡戏妻》），他们有不平，有才华，所以王实甫以及其他元代剧作家们才在舞台上实现他们的荣华梦，一吐胸中块垒。

由上述三个方面来看，王实甫写张君瑞中状元，大团圆是合理的。私奔结局之所以不可取，一是“奔”到哪里去？戏剧的结尾，幕布落下之后，应当是剧中人新生活的开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封建社会里，哪里能找到一块可以允许爱情自由生长的乐土？从人物性格来看，作品里并没有提供张生和莺莺能够做出“私奔”抉择、脱离家庭的性格根据。就王实甫笔下的人物性格和戏剧冲突而论，显然，“私奔”结局也并不符合事态发展的必然趋向。只有大团圆才是人物性格和矛盾冲突发展的必然的、也是自然的结果。否则，也与全剧的喜剧风格不相谐调了。要改成大团圆以外的别的结尾，就要对人物性格、矛盾冲突、主题思想等等，进行新的全面的改变，但这样做的结果，就已经不是王实甫的《西厢记》，而成了另外的什么“记”了。《西厢记》是一部完整的艺术品，牵一发而动全身，若在结尾这一局部进行改变，势必会影响到整部作品的和谐统一。

《莺莺传》的客观意义是摧毁旧的婚姻与情爱相分离的婚姻殿堂，而《西厢记》则意在建造新的婚姻殿堂。人类的理想是婚与情二元合一的婚姻，即追求有爱情的婚姻，而不是无婚姻的爱情，或者婚姻之外的爱情、爱情之外的婚姻。人类赋予了两性关系以道德的内涵，爱情不仅意味着愉悦的享受，也意味着责任与义务，坚贞与专一是爱情真挚的表现。爱情自由是指选择恋爱对象出于不受他人干涉的自身意志，却不是指朝三暮四随心所欲的自由。性爱是排他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王实甫苦心孤诣地安排“有情人终成眷属”，揭示了爱情的真谛，而不是取缔妇女自由的空间，向“从一而终”的礼教回归。^[42]毕竟爱情是对人的试金石，从一个人对爱情的态度上，可以判断出文明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