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莺莺是很美丽的，剧作家通过剧中人的口，对莺莺美丽的体态容貌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在张生的眼里，莺莺更是美到了不能再美。你看，他一会儿说莺莺是“水月观音”（一本一折），一会儿说她是“神仙”（一本四折），一会儿说她是“湘陵妃子”、“月殿嫦娥”（一本三折），一会儿又说她是“玉天仙”（一本四折）。莺莺的确美如天仙，但莺莺又与观音、神仙等等不同，因为她既不是木雕、泥胎，也不是超尘出世，摆脱了人间一切爱憎、悲欢感情，只存在于人间世界之外的幻想中的神灵。莺莺是人，她是生活在人世间有血有肉有感情的活生生的人。莺莺有着人间的爱与恨、欢乐与忧愁。用张生的话来说，就是：“多情的小姐”（一本二折〔小梁州·幺篇〕）。

莺莺爱她的母亲，而且爱得还很深。其例有三：一是在日常生活中，每夜在花园里烧香，在祝告上天时表示的“三愿”中，就有一愿是“愿堂中老母，身安无事”（一本三折），这是出自她内心的愿望，可以看出对母亲的一片真情。例子之二是，她选好日子办道场做好事，目的也是“为报父母之恩”（一本三折），所以法本长老说“崔相国小姐至孝”。第三个例子是兵变时的表现。在玉石俱焚、危难当头的时刻，莺莺提出的“五便三计”，也首先是想到了老母亲的安危。她说，把自己献与贼人，其便有五：“第一来免摧残老太君；第二来免殿堂作灰烬；第三来诸僧无事得安存；第四来先君灵柩稳；第五来欢郎虽是未成人，……须是崔家后代孙。莺莺为惜己身，不行从着乱军：着僧众污血痕，将伽蓝火内焚，先灵为细尘，断绝了爱弟亲，割开了慈母恩。”（二本一折〔后庭花〕）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危难的关头，莺莺首先想到的是别人的安危，而从第一条好处“免摧残老太君”来看，她对老母亲的感情更是显然可见。要知道，在她得知孙飞虎兵变之前，还在“口儿里作念心儿里印”那个“文章士，旖旎人”（二本一折〔寄生草〕）张生。这说明，为了解救老母亲及诸僧众的性命之危，莺莺也可以牺牲自己的荣誉、自己的爱情，甚至自己的生命。莺莺并没有把爱情看成生活的唯一内容。莺莺是一个孝女。莺莺的孝，乃是在家庭生活中晚辈对父母长辈的尊敬，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等等，对长辈在身体上、生活中的照顾，这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是莺莺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结果，是她受正统的家庭教育的结果。没有这一点，莺莺岂非成了生分忤逆之人，哪里还是王实甫所塑造的温柔端庄的大家闺秀？但是，莺莺不是唯父母之命是从的愚孝，更不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13]，与维护封建统治的“忠”相结合的所谓“大孝”。

莺莺是正常的人，有着人的正当要求和欲望。因此便形成与“愚孝”、“大孝”以及礼教之间的尖锐矛盾。在矛盾冲突中，崔莺莺做出了种种违背封建孝道、违背封建礼教的行动。她要在个人的终身大事——婚姻问题上，自己支配自己，而不受封建家长的支配；她要求自由、自主，而反对包办、代替和专制。这是莺莺反抗精神、叛逆精神的表现。在她与张生私合的问题暴露之后，老夫人曾经感叹说：“我不合养了这个不肖之女！”（四本二折）从这个意义上说，崔莺莺又是封建阶级的逆子，是封建家庭的“不肖女”。

莺莺是聪明的，“诗词书算，无不能者”。聪明本是好事，但在封建社会里，这又成了罪过。妇女处于从属的地位，服侍并依附于丈夫，独立生活的权利被社会剥夺了。她们的天职就是生儿育女、针指女工。明人陈继儒说的“女子无才便是德”^[14]，代表了封建社会普遍的观念。宋代女诗人朱淑真在《自责》诗里说出了这样感叹愤世的话：“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能诗能词，也成了有违“妇道”的“罪状”。而莺莺也确实是以她的聪明、以她能诗能文的才华，做着有悖封建“妇德”的事情。

莺莺是美丽的。美丽本身也是好事。但在封建社会里，却往往成为被男子“渔色”的对象。而莺莺偏不甘心在婚姻关系中处于被选择的地位，她也要自己选择对方。这样，就与传统的婚姻观念、与家长的意志形成了尖锐的冲突。莺莺走上了叛逆的道路。

崔莺莺叛逆性格的发展，大致表现为三个阶段。

《寺警》之前是第一个阶段，这是莺莺与张生两情相通，加深爱慕、以心相许的阶段。这个阶段，双方都是以争取对方的爱情为主要目标，我们称之为“许心”阶段。戏剧的情节发展，是围绕张生与莺莺这一对男女主人公展开的。

说他们“两情相通”，就是说，这种对异性爱慕的感情是相互的，是张生与莺莺所共有的，而不是任何一方的单相思。这在张生，则表现为“风魔”般的追求。莺莺也不仅仅是接受了张生的爱情，她也在主动地追求，只是她所采取的方式不同罢了。莺莺追求张生的方式，借用金圣叹的话来说，就是——“目挑心招”。

请看莺莺与张生佛殿初遇（即一本一折《惊艳》）时的表现：

是她自捻花枝游览、自与红娘言谈，根本没有看到张生，或者说看到了，而无动于衷，只是由于张生的自作多情，产生了种种错觉，才做出了许多近于疯癫的举动；还是莺莺已经对张生产生了爱慕的感情，在通过这种种举动，向张生吐露自己的心迹？这是理解莺莺性格的一个关键问题。假如我们不是孤立地看待莺莺的这些表现，而是把它放在当时的特定情境里来考察，我们就不难发现，此时的莺莺不仅看到了张生，而且已经对张生产生了爱慕之情，因而在用她特有的方式，向张生表露这种感情。莺莺在烧夜香时，红娘向她述说张生的“自报家门”：“咱前日寺里见的那秀才……”（一本三折）可见当时莺莺已经看见了张生。莺莺对张生的态度，红娘说：“姐姐往常不曾如此无情无绪，自曾见了那生，便觉心事不宁，却是如何？”（二本一折）莺莺说：“自见了张生，神魂荡漾，情思不快，茶饭少进。……”（二本一折）“往常但见个外人，氲的早嗔；但见个客人，厌的倒褪；从见了那人，兜的便亲。”（〔那吒令〕）可见莺莺没有把张生当成一般的“外人”、“客人”看待，而是对他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的产生，是“自见了张生”起便开始有了，具体地说，是在游寺时的佛殿奇逢中产生的。正因为相见之初便产生了这种感情，她才能“尽人调戏亸着双肩，只将花笑捻”。由此我们知道，张生一定会对她有着许多超出常人的表示爱慕的表现，不然这“调戏”二字便没有着落了。张生的这些举动，莺莺当然不会不看在眼里，而她却“尽人调戏”，这分明是在表示着她对张生的态度。这样，“寂寂僧房人不到，满阶苔衬落花红”，也就是借着向红娘说话，而向她所属意的张生传情了。张生说：“昨日见了那小姐，到有顾盼小生之意。”（一本二折）假如莺莺没有爱慕的表示，哪来“顾盼”之说？张生怎么会产生“不做周方，埋怨杀你个法聪和尚”（一本二折〔粉蝶儿〕）这股怨气？假如莺莺没有爱慕张生的感情，当红娘提醒她：“姐姐，那壁有人，咱家去来”时，径自回去便了，又为什么要“回顾觑末”？她不仅在向张生“眼角儿留情”，还真不忍离去呢！“慢俄延，投至到栊门儿前面，刚那了一步远。”（一本一折〔后庭花〕）这又是“脚踪儿将心事传”了。明代大戏曲家徐渭就指出：“‘慢俄延’，不肯急走，非留恋张生而何？”^[15]很明显，“回顾觑末”也是一种目挑心招，只是张生那壁，有个不做美的法聪和尚妨碍手脚；莺莺这厢，有个老夫人派来“行监坐守”的红娘拘系行动，莺莺不可能有更大胆的表露。莺莺不是《墙头马上》里的李千金。李千金爱上了裴少俊，便立即主动约少俊夜晚花园相会，莺莺有着特殊的性格和独特的行动方式。从这些描写里我们可以看出，莺莺与张生是一见钟情，这种感情是相互的。张生在“调戏”，莺莺在“顾盼”，两情相通，张生是为“情”颠倒，并不仅仅是因为爱慕莺莺的姿色而“风魔”，虽然莺莺“玉天仙”般的丰韵也使他如醉如痴。

不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使是接受男子的爱情，都会受到封建舆论的谴责，受到封建卫道者的谩骂；要是“目挑心招”，主动向男子表示爱情，那就更会被看作是“人皆耻之”的丑行。这还是就一般的妇女而言，对于莺莺来说，还有更特殊的情况。

首先，莺莺是大家闺秀。相国门第是封建礼教束缚最严密的地方，正如在莺莺与张生私自结合的事暴露之后，老夫人对莺莺说的：“我待经官来，辱没了你父亲，这等事，不是俺相国人家的勾当！”（四本二折）在这样的人家，不要说与男子相爱，即使是偶尔私自走出闺门，也是不被允许的，这样的人家，深院门户重重闭，哪容春色入得来？二是莺莺已经与郑恒定婚，而且是她父亲崔相国在世时，由父母之命许下的婚姻。在身无所主的情况下，妇女都不能自己选择自己的婚姻，何况现在“身已有主”，就不仅应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6]，甚至于要“非礼勿思”了。三是崔相国病故，莺莺热孝在身，连孝服都还没有脱去。按照封建道德的要求，按元朝典章的规定，这期间是不允许有男女之事的。

处在这样特殊的境地，莺莺竟然做出了如此大逆不道的“非礼”之事，她不仅想了，而且视了、听了、言了、动了。这岂不是有失妇德？一罪；父母明明把她许给了郑恒，她却偏偏要另有所欢，岂不是违背父母之命？二罪；这次佛殿散心游玩之前，老夫人明明嘱咐过：“你看佛殿上没人烧香呵，和小姐闲散心耍一回去来。”（一本楔子）现在既被游客张生看到了，也被小僧法聪看到了，——岂止是看到，而且还在“调戏”她，而莺莺非但不回避，还要“目挑心招”，这岂不是藐视母训？三罪。在封建卫道者看来，这是莺莺不可饶恕的三桩大罪。然而，这恰恰是莺莺人性的流露。封建礼教窒息人的精神，而莺莺却向往着自由，渴求着爱情，这正是她富有生机、富有活力的表现。

莺莺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她追求爱情的精神是执著的，追求爱情的步伐是坚定的。郑恒是莺莺的表兄，红娘曾经说他：“讪筋，发村，使狠，甚的是（不识什么是）软款温存。”（五本三折〔麻郎儿·幺篇〕）同这样的人一起生活意味着什么，莺莺知道得很清楚。她对这桩婚事的不满，也是很显然的。那么，她对张生这样儒雅清俊的书生产生爱慕之情，也就自然而且必然了。也正因为如此，这种感情才能够持久。为了追求莺莺，张生曾经向红娘“自报家门”，介绍自己的身世经历。值得注意的是，当红娘向莺莺述说了这件“好笑的勾当”之后，莺莺嘱咐红娘“休对夫人说”（一本三折）。掩盖是为了保护，莺莺要隐瞒堂前老母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这刚刚处于萌芽阶段的爱情的种子。保护是为了发展，为了使这爱情的萌芽进一步成长壮大。焚香拜月、隔墙联吟就是这种爱情进一步发展的表现。

莺莺月夜焚香祝告时，有这样一段描写：

（旦云）此一炷香，愿化去先人，早生天界；此一炷香，愿堂中老母，身安无事；此一炷香……（做不语科）（红云）姐姐不祝这一炷香，我替姐姐祝告：愿俺姐姐早寻一个姐夫，……（旦再拜云）心中无限伤心事，尽在深深两拜中。（长吁科）

莺莺的“伤心事”是什么？“伤心”又何至于“无限”？既有“无限伤心”，又为何不能对人言，只寄托在“深深两拜”之中？是红娘说的“早寻一个姐夫”吗？如果不是，她一定会大发雷霆，这从红娘说的“小姐性儿撮盐入火”（三本二折），以及莺莺在《闹简》一折对红娘的态度可以得到证明。红娘说的是早“寻”一个姐夫，可见这个“姐夫”至今尚未“寻”到，而郑恒是已经“寻定”了的，这就说明，红娘并没有认可郑恒这个“姐夫”。这句话出自红娘之口，便大有深意。红娘只是崔府的一个丫鬟，是奴仆中的一员。而莺莺与郑恒的婚事，是已故的主子崔相国和现在的主子老夫人决定的；郑恒是主子莺莺小姐未来的丈夫，也即是红娘未来的主子。一个奴仆，怎么敢于对一系列的主子不买账？怎么敢于挑拨小姐违抗父母之命？而红娘竟然敢于这样说，我们就可以知道，红娘不仅对莺莺不满意与郑恒婚事的情绪了解得很清楚，而且把莺莺见了张生所产生的爱慕感情也一一看在了眼里。“寻个姐夫”云云，正是红娘有所指而发的。莺莺爱慕张生，却不能合法地去爱；莺莺不爱的郑恒，却要被父母合法地强行捏合到一起生活，这当然就会引起莺莺的伤心，这是一层；为了维护这种封建专制的婚姻，老夫人又对莺莺采取了严加提防的措施。“门掩重关萧寺中”，一为避乱，二为禁锢莺莺，所以莺莺才“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一本楔子〔赏花时·幺篇〕），才“心间无限伤心事，尽在深深两拜中”，有苦无处说，有苦说不出来。这深深的两拜，寄托着一个不甘被礼教窒息的深闺少女多么殷切的企望！这种企望已经不是缥缈无凭的空中楼阁，而是表现着对张生的深深的爱慕——她在祝告着天从人愿。

莺莺的这些举动，她的意中人张生是最能理解的。他说：“小姐倚栏长叹，似有动情之意”，“我虽不及司马相如，我则看小姐，颇有文君之意”。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张生才高吟一绝，用诗句向莺莺表示爱情。对于张生的用意，作为张生意中人的莺莺也是很清楚的，“锦囊佳制明勾引”（二本一折〔油葫芦〕），张生是在用诗句“勾引”她。莺莺是怎样对待的呢？剧作家写道：

（旦云）有人墙角吟诗！（红云）这声音，便是那二十三岁不曾娶妻的那傻角。（旦云）好清新之诗！我依韵做一首。（红云）您两个是好做一首！（旦念诗云）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末云）好应酬得快也呵！……我撞出去，看他说什么。

〔麻郎儿〕我拽起罗衫欲行，（旦做见科）他陪着笑脸儿相迎。不做美的红娘忒浅情，更做道谨依来命……

（红云）姐姐，有人！咱家去来，怕夫人嗔着。（莺回顾下）

为了更好地刻画莺莺的性格，剧作家巧妙安排了红娘的几句道白，这就使得莺莺的心理情绪更加分明。

“有人墙角吟诗”，这只是莺莺对当时景象的一种客观描述，不带任何倾向性和感情色彩。红娘一句“这声音，便是那二十三岁不曾娶妻的那傻角”，道出了吟诗人就是张生。而且，红娘没有说：“寺里见的那秀才”，却偏偏说出了最能撩拨莺莺情怀的一句话，等于告诉莺莺：这吟诗人，正是向你求爱的那个人儿——这正是莺莺“目挑心招”的那个玉貌绮年的多情才子！这样的语言，对于莺莺该是具有何等的诱惑力和鼓动力！使莺莺不由得对诗句赞叹起来，而对诗句的赞美，也便成了对吟诗人张生的赞美。莺莺的和诗，也便是向张生吐诉情怀，进一步“目挑心招”的表现了。张生主动追求莺莺，这本身是一种非礼行为。封建社会要求女子要自甘卑弱，自甘寂寞，心如止水。而莺莺却早就不甘于封建礼教桎梏下的空虚生活了，所以在“寂寞”之前著一“久”字；她渴望着张生用爱情慰藉她寂寞的芳春，这就更有违封建社会的妇道。莺莺把张生看作是知音人，因而才敢于把内心的寂寞愁苦告诉他，求得他的同情和爱怜。崔张二人有着共同的叛逆不轨的思想，所以二人在婚姻问题上虽然好事多磨，在感情上却是一拍即合。莺莺在后来感叹：“昨宵个锦囊佳制明勾引，今日个玉堂人物难亲近”（二本一折〔油葫芦〕），就是通过吟诗达到心灵契合的明证。联吟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相互的爱慕。

这一点与《董西厢》不同。《董西厢》是这样描写的：

是夜月色如昼，生至莺庭侧近，口占二十字小诗一绝。……诗罢，绕庭徐步。

这时的张生，并没有看到莺莺，他“对景伤怀，微吟步月”，是在“闷对西厢皓月吟”，独自对月抒怀，而不是向莺莺表达爱情。莺莺则是：

不知心事在谁边，整顿衣裳拜明月。佳人对月，依君瑞韵亦口占一绝。……

“依君瑞韵”云云，是作者的叙述语，此时的莺莺根本不知道吟诗的人是谁，她既不会把对方的吟诗看成是向自己表示爱慕，她自己此时的吟诗，当然也就不是向张生吐诉胸怀了。

《西厢记》里，莺莺的和诗又是自愿的。红娘说：“您两个是好做一首”，只是对这一对有情人的赞美、对和诗行动的赞同。如果把莺莺的和诗理解成是红娘的主意，在红娘催促和鼓励之下进行的，或者是莺莺仅仅是为了同张生比试才华的高低，也都不是莺莺主动向张生吐露爱情，这些理解，使莺莺中断了从“惊艳”开始的向张生“目挑心招”的贯穿线，削弱了莺莺反抗封建礼教、争取自主婚姻的精神，与王实甫所刻画的莺莺的性格，并不完全相合。

如果说“惊艳”时莺莺与张生双方，还只是倾心于对方的容貌和丰彩的话，那么，经过吟咏诗句，双方又进一步加深了对对方的才情、思想的了解，这是双方在相互了解进程中的一个发展，所以当张生要“撞出去”的时候，莺莺也情不由己地“陪着笑脸儿相迎”，还是因了红娘的提醒，才使莺莺从忘乎所以的境地中清醒过来，返回家去。但在临去的时候，却又一次地“回顾”张生，目送秋波。至此，莺莺与张生是以心相许了，所以张生才会说：“一天好事从今定，一首诗分明照证。再不向青琐闼梦儿中寻，则去那碧桃花树儿下等。”在后来孙飞虎叛乱、张生举将破贼的时候，莺莺暗暗地表示：“只愿这生退了贼者”，“张生呵，则愿得笔尖儿横扫了五千人”（二本一折〔赚煞〕），则更是寄望于张生、托身于张生心理的直接表现了。

“许心”阶段的高潮，便是为崔相国做道场时的“闹斋”。对莺莺来说，设道场，为亡父做好事，这本是一件至理至孝、庄严神圣的活动，而莺莺却把它当成了“顾盼”情郎的绝好机会：

〔锦上花〕外像儿风流，青春年少；内性儿聪明，冠世才学。扭捏着身子儿百般做作，来往向人前卖弄俊俏。

这是莺莺第一次在比较长的时间里、在比较近的距离内，来观察张生、了解张生。但是，把祭祀父亲亡灵、做功德佛事的肃穆场合，变成了男女调情的所在，这是亵渎，是大不敬。然而，这恰恰体现了莺莺追求幸福爱情的执著精神。

经过“闹斋”，莺莺与张生各以目明心、以心相许，感情已经沟通。虽然都没有明言婚姻之事，但双方谁也不会怀疑对方对自己的态度了，用张生的话说，就是：“虽然是眼角传情，咱两个口不言心自省”（一本三折〔绵搭絮〕），“情引眉梢，心绪你知道；愁种心苗，情思我猜着。”（一本四折〔碧玉箫〕）此时莺莺的心情，也由以前对爱情的追求、向往，变成了不能成合的苦闷：“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二本一折〔混江龙〕），“翠被生寒压绣裀，休将兰麝薰；便将兰麝薰尽，则索自温存。昨宵个锦囊佳制明勾引，今日个玉堂人物难亲近。”（〔油葫芦〕）变成了对身受拘束、不得自由的怨望：“但出闺门，影儿般不离身”，“俺娘也好没意思，这些时直恁般堤防着人！小梅香伏侍的勤，老夫人拘系的紧，则怕俺女孩儿折了气分。”（〔天下乐〕）变成了对结成美满姻缘的憧憬：“谁肯把针儿将线引，向东邻通个殷勤。”（〔鹊踏枝〕）

其实，老夫人治家严肃，对莺莺的提防是一以贯之的，并非从“这些时”才开始。只是由于“这些时”莺莺希望有更大的与张生接触的自由，因而对老母亲的“拘系”、“堤防”有了更深切的感受而已。可以看出，莺莺已经不满足于与张生只是眉目传情、隔墙酬和的生涯了，她希望进一步地亲近“玉堂人物”，这就必然同老夫人的拘管形成更加尖锐的冲突，使莺莺的性格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从《寺警》到《酬简》是莺莺冲破阻力，与张生暗中沟通的阶段。这个阶段，莺莺与张生都是以争取有情人的私下结合为主要目标。戏剧的矛盾冲突，是在张生、红娘与莺莺之间展开的，表现为向往爱情，渴望效鸾凤，与封建家法、封建思想意识之间的矛盾冲突，我们称它为“许身”阶段。

莺莺与张生相爱了，但是相爱并不意味着缔结终身。在没有婚姻自由的社会里，爱情与婚姻是相分离的，婚姻并不从属于爱情。因此，莺莺要想同张生结成姻缘，就必须做出更大的努力，来冲破重重罗网。“谁肯把针儿将线引，向东邻通个殷勤”，感情已经沟通，莺莺在盼望着与张生的关系有新的发展，有进一步的突破。

正当莺莺盼望着向东邻通殷勤的时候，孙飞虎叛乱事件发生了。这个意外的偶然事件，在崔张争取自主婚姻的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老夫人答应能退贼者，以莺莺妻之；张生一封书去，请来白马将军解围，这就使崔张姻缘由不合法，一变而为合法，得到了老夫人的许诺。红娘说：“当日所望无成，谁想一缄书到为了媒证。”（二本二折〔粉蝶儿〕）后来虽然老夫人又赖了婚，但理亏在老夫人一边，正如红娘所说：“兵退身安，夫人悔却前言，岂得不为失信乎？”（四本二折）这就给莺莺与张生争取自主婚姻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提供了一个抵挡舆论的盾牌，从而增强了男女主人公反抗家长制的勇气，激发了他们对破坏爱情行为的义愤，使他们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在这一阶段，莺莺的反抗精神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表现为莺莺对她与张生婚姻的破坏者——老母亲的不满。老夫人赖婚，让莺莺以兄妹之礼拜见张生，莺莺敢于骂她的母亲是“即即世世老婆婆”（二本三折〔得胜令〕），是“口不应心”、“谎到天来大”（〔殿前欢〕），“毒害的恁么”（〔离亭宴带歇拍煞〕）等等。

在前一阶段，莺莺对老母亲的处处提防使她不得自由，也有过牢骚、有过不满，但不像现在这样强烈。剧作家从二本三折到二本四折，一连用了十多支曲子，让莺莺用近于愤怒斥责的口吻，淋漓尽致地发泄她的怨愤，这是前一个阶段所没有的。显然，这是老夫人择婚只顾门第声望，不顾女儿愿望的专横行动，促使莺莺叛逆反抗的性格得以进一步的发展。

莺莺反抗精神的另一种更为重要的表现，则是她敢于逾越礼教的鸿沟，冲破重重罗网，与张生私下结合的叛逆行动。

要做出这样在当时被看作是大逆不道的所谓“丑行”来，对莺莺来说，远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莺莺不仅要承担冒犯家长尊严的危险，顶住舆论的巨大压力，还必须同自身所受的教养、所具有的封建思想决裂。这就决定了她在叛逆的道路上，要经历许多曲折，要出现许多犹豫和反复。

对于莺莺来说，叛逆思想的产生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毕竟这只是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一种思想和心理活动。要付诸行动，则需要拿出更大的勇气。听琴时，莺莺听到张生“夫人且做忘恩，小姐，你也说谎也呵”的埋怨以后，说：

这的是俺娘的机变，非干是妾身脱空。若由得我呵，乞求得效鸾凤。俺娘无夜无明并女工，我若得些儿闲空，张生呵，怎教你无人处把妾身作诵。

则说道夫人时下有人唧哝，好共歹不着你落空。不问俺口不应的狠毒娘，怎肯着别离了志诚种！

莺莺想与张生“乞求得效鸾凤”，这种感情当然是真的，但要使这种思想落实到行动上，可就不那么简单了。“我若得些儿闲空，张生呵，怎教你无人处把妾身作诵”，这并不完全是事实。现在听琴不是“闲空”吗？为什么不能与张生一会呢？“都则是一层儿红纸，几榥儿疏棂，兀的不似隔着云山几万重！”（〔绵搭絮〕）这万重云山，完全是由于莺莺自己没有冲决封建礼教束缚的决心造成的。“怎得个人来信息通？”人也是有的，红娘就是。问题是，现在的莺莺，还没有足够的以坦然的态度向张生“通殷勤”的勇气。她对当时的情势有着清楚而又明确的认识，所缺乏的，只是把这种认识付诸实践的意志和力量。“好共歹不着你落空”、“怎肯别离了志诚种”，怎样才能使张生“不落空”，怎样才能不“别离志诚种”呢？莺莺还没有拿出具体的主意，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因而在行动上，也就表现出矛盾和徘徊。

莺莺冒着“夫人知道不是耍”的风险，派红娘去探望张生，了解张生的情况，主动去向张生“通殷勤”。而当红娘真的了解了张生的情况，带回来张生的情书之后，她又没有勇气承认了，在红娘面前装起“正经”来：

（旦云）小贱人，这东西那里将来的？我是相国的小姐，谁敢将这简帖儿来戏弄我？我几曾惯看这等东西？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截来。

（旦云）红娘，不看你面时，我将与老夫人看，看他有何面目见夫人！虽然我家亏他，只是兄妹之情，焉有外事。红娘，早是你口稳哩，若别人知呵，什么模样。

（旦云）将描笔儿过来，我写将去回他，着他下次休是这般！……红娘，你将去说：“小姐看望先生，相待兄妹之礼如此，非有他意。再一遭儿是这般呵，必告夫人知道。”和你个小贱人都有说话！

这是《闹简》中莺莺的“假意儿”。“赖简”中的表现就更为突出了。她明明写下诗句约张生逾墙相会，诗云：“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三本二折）诗写得好。一个封建时代相国门第的千金小姐，白纸黑字，敢于明确地约情人逾墙相会，这是向封建礼教所做的大胆挑战。张生解诗也解得好，能够分毫不差地领会莺莺的诗意。但是，当张生如约赴会，跳过墙去之后，莺莺却变卦赖简了：

（末作跳墙搂旦科）（旦云）是谁？（末云）是小生。（旦怒云）张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这里烧香，你无故至此。若夫人闻之，有何理说？……

（旦云）红娘，有贼！（红云）是谁？（末云）是小生。（红云）你来这里有什么勾当？（旦云）扯到夫人那里去。……若不看红娘面，扯你到夫人那里去，看你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

（旦云）先生虽有活人之恩，恩则当报，既为兄妹，何生此心？万一夫人知之，先生何以自安？今后再勿如此。若更为之，与足下决无干休。

莺莺不是明明在盼望着“针儿将线引，向东邻通个殷勤”、盼着“怎得个人来信息通”么？为什么“信息通”了、“通殷勤”了，她又要装假？她不是明明在“乞求得效鸾凤”、“好共歹”不让张生落空么，为什么现在有了“闲空”，张生来“效鸾凤”了，她又要变卦，翻脸不认账？这是很耐人寻味的。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其一，舆论的强大压力。舆论就像是一张无形的网，笼罩在人们的头上。尤其是对于妇女，更是不能越礼教的雷池一步。与男子稍有接触，便会被看作有失“妇德”，被斥责为辱门败户，于是“淫奔”、“无耻”等种种辱骂便会接踵而来，这对于一个孤立无依的女子，怎能受得了！当莺莺真的要举步跨越礼教鸿沟的时候，她又犹豫了。

其二，自身所受教养的束缚。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莺莺，当然也不可能超越时代，脱离统治思想的影响。莺莺是出身于名门贵族的大家闺秀，相国小姐的身份，又使她比寒微家庭出身的蓬门淑女，要更多地受到封建思想意识的濡染。莺莺临事而疑，犹豫不定，这也正是她自己感到理不直、气不壮的表现，是她自身所具有的封建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阻碍着她在争取自主婚姻的道路上迅跑的表现。

其三，薄幸男子的负心行为，使她临事而惧。在封建社会里，妇女的命运是悲苦的。要么，由父母包办，与一个陌生的男子结合；要么，冒私奔之诮与自己属意的男子私合。不论哪种形式，往往因为许身不当，遭受男子的无情抛弃。《莺莺传》里的张生抛弃莺莺就是一个例子。《西厢记》里的莺莺，在面临自己终身抉择的时候，自然也会有许多考虑。她在与张生私相欢会之后说：“妾千金之躯，一旦弃之。此身皆托于足下，勿以他日见弃，使妾有白头之叹。”（四本一折）这就是她的担心和忧虑。莺莺是向往着与张生“效鸾凤”的，当真的要她拿出行动来时，她又不能不三思而行。何况，身边正有老夫人派来“行监坐守”的红娘呢！

其四，红娘在侧，这是莺莺变脸发作、闹简、赖简的直接原因。红娘在执行老夫人派来拘束莺莺的任务，这一点莺莺知道得很清楚。莺莺说：“但出闺门，影儿般不离身。”（二本一折）在莺莺看来，让红娘知道其事，就等于是向老夫人通风报信了。当然，红娘并不是老夫人的心腹，相反，却是莺莺与张生反封建的同道，但当时的莺莺却并不知道，莺莺在见到张生简帖时的装假、赖简，就是为了瞒过红娘。莺莺的表现红娘看得很清楚。莺莺见到张生的简帖之后并没有立即“发怒”，而是经过了一番考虑、一番踌躇之后，才决定发作。考虑如何瞒过红娘，如何对付红娘。这时的发作，同后来的掷书而下、“着他下次休是这般”一样，都是出于这样的心理。莺莺对红娘说的“早是你口稳哩，若别人知呵，什么模样”便一语道破了天机——原来莺莺就是怕“别人知道”，提醒红娘要“口稳”。

莺莺在“赖简”时说的“我在这里烧香，你（张生）无故至此。若夫人闻之，有何理说？”“万一夫人知之，先生何以自安？”这些话一方面是对红娘说的。莺莺没有想到，她所属意的洛阳才子，会“傻”到把她给他的情书都告诉红娘的地步，所以她要让红娘知道，张生是“无故至此”，不是我约他而来——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一方面又是在暗示张生：你只能招认是自家“无故至此”，而不能说出是应约而来。否则，“若夫人闻之”，那还了得！除了她和张生之外，眼前只有红娘一人，夫人如何能够“闻之”？还不就是怕红娘口不稳！其实，张生早就把莺莺约他逾墙相会的消息公开了，只是此时的莺莺还蒙在鼓里，所以她才有这许多考虑，做出了这种种表演，真可谓用心良苦。剧作家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使人物真实、可信，具有永久的艺术生命力。

在莺莺的内心深处，毕竟有着向往爱情、反对包办婚姻的人性欲求，经过她内心的矛盾斗争，在红娘和张生的帮助、鼓励之下，这种欲求逐渐成长壮大，终于战胜了自身的教养，挣脱了封建思想的枷锁，冲决了礼教的罗网，同张生私下结合了。在包办婚姻与自由爱情之间，她与前者做了最后决裂，勇敢地选择了后者。这是人性向封建理念的大胆挑战，是爱情向封建礼教的冲击，而这种挑战和冲击，恰恰是发生在封建礼教统治最严密、以治家严肃闻名的相国府内，这就不仅说明了莺莺反抗封建礼教的坚决和大胆，使她的反抗精神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也说明了封建礼教的虚伪、无力，它已经丧失了牢固维系人心的力量。

从《拷红》开始，是莺莺性格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莺莺与张生以争取实现美满姻缘为斗争目标，我们称之为“团圆”阶段。戏剧的矛盾冲突是以争取实现这种婚姻的莺莺、张生、红娘为一方，以干扰和阻挠这种婚姻的老夫人为另一方展开的。

莺莺与张生已经不仅仅是两情相爱，而且私下实现了结合。面对这样的事实，老夫人仍然不肯顺水推舟，顺从儿女的心愿，她又提出了“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的条件，逼令张生赶考，使莺莺经受着新的痛苦和风险。前两个阶段主要是表现莺莺对爱情的一往情深、执著不渝，这一个阶段则侧重在表现她爱情的纯洁无瑕；前两个阶段，主要是表现莺莺对封建礼教的叛逆和反抗，这一个阶段则侧重在表现她对终成眷属的期待。

《拷红》之后的崔张姻缘，仍然面临着种种风险。张生就保准儿一战而胜，状元及第吗？即令张生能够“白夺一个状元”回来，谁又能保准儿老夫人不再变卦，兑现自己的诺言？莺莺没有偃息斗争的旗鼓，她要争取与幽会偷欢中的情人结成白头偕老的姻眷。功名富贵乃是很多人追逐的目标，一举及第就意味着可以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莺莺并不反对功名富贵。张生未去赶考时，莺莺对红娘说：“知他命福是如何，我做一个夫人也做得过。”（二本三折〔新水令·幺篇〕）得知张生状元及第的消息以后，又说：“谁承望跳东墙脚步儿占了鳌头？……从今后晚妆楼改做了至公楼！”（五本一折〔醋葫芦·幺篇〕）她在写给张生的信里也说：“得见翰墨，始知中科，使妾喜之如狂。”（五本二折）之所以“喜”，固然有具备了老夫人允婚的条件，可以花烛在望的因素，也不是没有欣喜功名成就的意思。可见莺莺并不反对功名富贵。可贵的是，莺莺并没有把功名富贵作为追求的终极目标。长亭送别时，老夫人对张生说：“到京师休辱末了俺孩儿，挣揣一个状元回来者。”（四本三折）法本长老对张生说：“此一行别无话儿，贫僧准备买登科录看……从今经忏无心礼，专听春雷第一声。”莺莺却不同，她说：

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

你休忧文齐福不齐，我则怕你停妻再娶妻……你却休金榜无名誓不归。

莺莺嘱咐张生注意水土饮食、早眠迟起等等，全都是生活上的关照，只字不提中第夺魁之事。不仅不提夺魁，相反，她认为只要有情人终成眷属，远比状元及第、金榜题名更为美好。《惊梦》一折，在张生的梦中，莺莺说：“不恋豪杰，不羡骄奢，生则同衾，死则同穴。”（四本四折〔折桂令〕）写的虽是梦境，却真实地表现了莺莺的心地。她爱张生，并不是想凭借他的才学，做个夫人县君，享受荣华富贵。甚至当她得知张生中状元之后，仍然因为离别太久而感叹“悔教夫婿觅封侯”（五本一折〔浪里来煞〕），可以看出莺莺与张生的爱情，并没有与功名富贵纠缠在一起，仍然保持着纯洁的一面。

老夫人明明提出“驳落呵，休来见我”的许婚条件，莺莺却嘱咐张生“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休金榜无名誓不归”，万一张生落第而归，她又当如何？张生是西洛才子，一举及第了，即令落第而归，恐怕在叛逆的道路上已经迈出了坚定步伐的莺莺，也不会善罢甘休地“别离了志诚种”吧？这第三个阶段，表现了莺莺性格的新的内容，同时又是她叛逆封建礼教精神的进一步发展。

王实甫笔下的崔莺莺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既爱她的母亲，又怨她的母亲；既受封建思想的束缚，又能够某种程度上摆脱这种束缚。她是一个具有自己思想感情和行动逻辑的活人。莺莺性格的生动性和典型性，并不在于写了她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与张生的私下结合（这样的描写在戏曲小说中比比皆是），而在于刻画出了她在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道路上所产生的深刻的思想矛盾，揭示了她性格内部的各种复杂因素。她对爱情婚姻有着强烈的向往，而在争取实现这种婚姻的过程中，却又经常犹豫不决，很难拿出一个果决的行动；在婚姻问题上她有自己的理想，而缺少把理想变为现实的意志和力量。在叛逆的道路上，她充满了矛盾，进行着思考，最后才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这种深刻的性格矛盾，正是莺莺这个形象典型性的所在，深刻性的所在。

莺莺与张生“有情人终成眷属”，结成了美满夫妻。这是莺莺执著不渝精神的胜利，但她之所以不惜顶着压力、冒着风险，一往情深地热恋着张生，那是因为张生确实是值得她爱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