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女反而害女的威严老母
——“即即世世老婆婆”老夫人
《西厢记》里首先跟我们见面的是老夫人。她夫死子幼，身边只有一个成年的亲人，这便是年长一十九岁的女儿莺莺，因此，老夫人便成了这个相国门第的一家之主，主宰着这个家庭的命运，也主宰着这个家庭里所有成员的命运。她是一个封建家长的典型。不同于一般封建家长的地方在于，她是一个女性。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妇女被剥夺了掌握知识和从事社会活动的权利，这就使她的眼界受到了限制，遇事往往优柔寡断，拿不定主意；因为她是女性，除了具有一般封建家长的专断以外，还有着更多的对儿女的爱护和细心。她所统治的这个家庭，虽然门第显赫，是
嗻大户，现在却已经衰落了。“我想先夫在日，食前方丈，从者数百；今日至亲则这三四口儿，好生伤感人也呵！”（一本楔子）流露出盛世难继的凄凉之感，“夫主京师禄命终，子母孤孀途路穷”（一本楔子〔仙侣赏花时〕），她的处境是艰难的。支撑这样一个渐渐沉沦下去的家庭，对于一个年迈的妇女来说，良非易事，她不得不事事谨慎、处处小心，竭心尽力地企图使这只家庭的航船，避免风浪和颠簸，平平稳稳地向前航行。
然而，不如意事常八九，生活的风浪一个接一个地向她袭来，使她经受着一次又一次的风险。她的思想性格，也就在这风浪的考验之中，渐渐展现出来。
所谓生活的风浪，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动乱，一是女儿的婚事。而这两个方面竟又是那样密不可分地纠结在一起！
内无可以依靠的男子，外无可以依靠的亲戚——郑恒虽然是她的侄儿，又与莺莺有婚约，但未得成合，在男女有别的时代，不好厮见，为崔相国下葬的事，便不能随行，这扶柩回博陵安葬的担子，由老夫人独力承担，已是很不轻了，却又偏偏赶上“路途有阻，不能得去”（一本楔子）。这“路途有阻”指的是什么，作者没有说明，我们可以从剧中人的口中得到一些消息。孙飞虎说：“方今唐德宗即位，天下扰攘。因主将丁文雅失政，彪镇守河桥，统着五千人马，劫掳良民财物。”（二本一折）白马将军说：“今闻丁文雅失政，不守国法，剽掠黎民。”（二本楔子）可见路途受阻的原因，是同“天下扰攘”的社会动乱有关。孙飞虎兵叛抢亲，只是这种动乱的一种表现。本来就“治家严肃”的老夫人，这一来就更加小心谨慎了。
这种小心谨慎，主要表现在她对女儿莺莺的态度上。作为母亲，老夫人是爱女儿的。在她刚一出场的时候就说：“只生得这个小姐，小字莺莺，年一十九岁，针黹女工，诗词书算，无不能者。”（一本楔子）这在重男轻女的时代，让女儿学会“诗词书算”，可以说是待之不薄了。从老夫人这段话里，可以看出她对这唯一的女儿是何等钟爱。正因为如此钟爱，她才能在妇女足不出户的时代，让女儿到佛殿上“闲散心，耍一回”，以消暮春的困倦（见一本楔子）。金圣叹批道：“虽在别院，终为客居，乃亲口自命红娘引小姐于前庭（按，应为‘佛殿’，金圣叹改原作为‘前边庭院’）闲散心。一念禽犊之恩，遂至逗漏无边春色。良贾深藏，当如是乎？”[12]可见，老夫人出于爱女之心，甚至是做出了在封建时代不无可以指责的举动。而严加管束，则是这种母爱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老夫人对莺莺的管束无所不至。她为莺莺派了一个随身丫鬟红娘，在服侍莺莺的同时，还有着另一种重要的任务，就是监视和拘管莺莺的行动。对这一点，红娘心里很清楚，她曾经学着老夫人的口气一语破的：“我着你但去处行监坐守”（四本二折〔金蕉叶〕）。莺莺也深有感受，她曾抱怨红娘对她时时跟随、处处提防，像影子一样无法摆脱，使她的行动失去了自由（见二本一折）。老夫人又立下了一个森严的家规，就是“内无应门五尺之童，年至十二三者，非呼召，不敢辄入中堂”（一本二折），家庭宅院，“内外并无一个男子出入”。立下这样森严的家规，主要的，还是为了莺莺。封建礼教，对异性之间的接触有极严格的规定，男女之间授受不亲，连见面都不被允许。尤其是对妇女，束缚得更为严厉，“抛头露面”被看作是一种不光彩的行为，是没有家教的表现。一个相府的千金小姐，倘然被男仆家僮看见，这当然就会被看作是一种耻辱，有损这位大家闺秀的体面。把家门以内整顿得如此章法肃然，又有红娘形影不离的“行监坐守”，按理说，老夫人可以放心了，可以安闲自在地度过她的晚年了。但是她不，她还在为女儿操心。莺莺的一举一动，她都看在眼里，对女儿亲自加以提防。让女儿去佛殿上散心，她嘱咐红娘要先看看“佛殿上没人烧香”才能去；莺莺要离开闺门一步，必须先得到她的允许，否则就会受到责备。有一次莺莺“潜出闺房”，被老夫人发现了，于是“召立莺莺于庭下”，训斥了一番，吓得莺莺“立谢而言曰：‘今当改过从新，毋敢再犯。’”（一本二折）莺莺神色稍有异常，这又引起了老夫人的怀疑：“这几日窃见莺莺语言恍惚，神思加倍，腰肢体态，比向日不同。莫不做下来了么？”（四本二折）看来，为了女儿，老夫人也是“提心在口”，警惕性很高。用红娘的话说就是：“老夫人手执着棍儿摩娑看，粗麻线怎透得针关？”（三本二折〔满庭芳〕）要想在她面前做什么违反礼教家法的事情，谈何容易！
没有辜负老夫人这一番苦心，她为家庭赢得了“治家严肃”的声誉。法本长老说：“老夫人处事温俭，治家有方，是是非非，人莫敢犯”，“老夫人治家严肃”（一本二折）；红娘说：“俺夫人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一本二折）；张生说得更形象：“夫人怕女孩儿春心荡，怪黄莺儿作对，怨粉蝶儿成双”（一本二折〔耍孩儿〕）。就是说，即使是在当时，老夫人家规之严，也超越了一般人家。
老夫人如此防范女儿，不是没有原因的。封建时代的妇女，地位虽然不如男子，不能支撑门户，但却对家庭的利益有着很大的影响。这就是恩格斯所指出的，结婚是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而要想通过女儿的婚姻来巩固和扩大家庭的势力，就只有使家庭具有清白的名声，使女儿具有贞洁的品格。所以老夫人要管束女儿。在老夫人看来，从女儿的切身利益来考虑，也应当对女儿严加管束。要想使女儿将来终身有靠、过锦衣玉食的生活，就只有找一个有钱财势力或者是为官做宦的丈夫，而这既要靠家庭的地位和声誉，也要靠个人的名声。因此，在老夫人看来，她的这一切作为，都是为了家世的利益，都是出于对女儿莺莺的爱护。老夫人认为，对莺莺限制得越严、拘束得越紧，就说明她对女儿爱得程度越深。
维持这样一个家庭，老夫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然而生活并没有像老夫人所规划的那样向前发展。面对这一个个的难题，她需要作出新的判断、拿出新的主意。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指导老夫人行动的一条思想主线，就是对女儿、对家庭声誉的爱。
老夫人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孙飞虎兵变。在这次兵变中，老夫人为了退贼，采纳了莺莺的意见：不论何人，但能退得贼军的，便以莺莺妻之。张生有请将破贼之功，按照成约，就等于老夫人答应了把莺莺嫁给张生。这是在特殊情况下做出的许诺。当时孙飞虎五千人马兵围普救，发出了这样的最后通牒：限三日之内献出莺莺与孙飞虎成亲，若是“三日之后不送出，伽蓝尽皆焚烧，僧俗寸斩，不留一个。”（二本一折）对这次事件的处理，不仅关系着莺莺的命运，也关系着崔氏全家，甚至关系着全寺僧俗的生死存亡。面对这样危急的局面，老夫人没了主意，“如此却怎了？俺同到小姐卧房里商议去。”“孩儿，怎生是了也？”（二本一折）昔日被她拘管、遭她训斥的女儿，如今却成了她的主心骨。这一段话很能说明她当时的心理状态：
老身年六十岁，不为寿夭。奈孩儿年少，未得从夫，却如之奈何？
（二本一折）
这段话，表现了老夫人的真实思想。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老夫人并没有只考虑自己的安危，她更多的是在考虑女儿莺莺。这是她对莺莺充满母爱的一种表现，从这种意义上说，老夫人并不自私。正因为如此，她才不同意莺莺以己身从贼，来免除一家性命之忧的建议：“俺家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怎舍得你献与贼汉，却不辱没了俺家谱？”祖辈以来，崔家就奉礼守法，嫁与反叛的“贼汉”，对莺莺本人来说，是一种奇耻大辱，做母亲的，怎能舍得女儿蒙受这种屈辱！对于崔氏家族来说，也是一种玷污。老夫人当然不能同意。那么，让莺莺自缢身死，断绝了孙飞虎的邪念，这样既能保全莺莺自身的贞洁，又能为全家免除祸患，老夫人也没有同意。这样做，虽然可以免除一家人的祸患，也可以保住崔氏家庭的声誉，但爱女却要因此而丧生——她也不可能同意。莺莺的第三个意见，老夫人同意了，就是：“不拣何人，建立功勋，杀退贼兵，扫荡妖氛，倒陪家门，情愿与英雄结婚姻，成秦晋。”（二本一折〔青歌儿〕）老夫人说：“此计较可。虽然不是门当户对，也强如陷于贼中。”这里说得明白：此一计是“较可”，是与陷身于贼相比要强一些。就是说，这还不是老夫人心目中理想的解决方案，只是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才被迫同意了。不理想在于，这样确定的婚姻，不是门当户对。而老夫人认为门当户对的婚姻，就是郑恒。简言之，采取这个方案，是老夫人在大难临头的情况下，迫不得已的抉择，在“较可”抉择的背后，就隐藏着悔婚赖婚的根苗。
果然，兵退身安，迫使老夫人做出这一抉择的客观因素消失了，老夫人施行这一决定的思想也就变化了。她始而对张生说：“你是必来一会，别有商议。”（二本楔子）莺莺与张生的婚事，是在孙飞虎围寺之时，老夫人当着普救寺长老等众人的面，公开讲定了的，到此时还有什么另外的“商议”呢？继而，便在宴请张生的酒筵之间，“着莺莺做妹妹拜哥哥”（二本三折〔得胜令〕），悔却前言，赖掉了她亲口答应的莺莺与张生的婚事。人们称老夫人这个举动为“赖婚”，纷纷指责这是背信弃义的行为。张生说：“夫人且做忘恩”（二本四折），“夫人以恩成怨，遂易前姻，岂得不为失信乎？”（三本一折）红娘说：“夫人失信，推托别词”（三本一折〔混江龙〕），“老夫人背义而忘恩”（四本二折）。就连老夫人的唯一娇女莺莺也埋怨母亲“变了卦”，“白头娘不负荷，青春女成担阁”（二本三折〔离亭宴带歇拍煞〕）。既然“背信弃义”是不合于封建道德标准的，那么，恪守封建信条的老夫人，为什么还要这样做，这里也有一个利害权衡的问题。
戏的一开始，老夫人上场时就交代明白了：“老相公在日，曾（将莺莺）许下老身之侄，乃郑尚书之长子郑恒为妻。因俺孩儿父丧未满，未得成合。”（一本楔子）莺莺许配郑恒，远在张生到来之前就定了，而且是崔珏老相公在世时定下的。封建伦理道德要求女子做到“三从四德”，其中的一条就是“既嫁从夫”。男子是一家之主，妇女出嫁之后，就要无条件地服从丈夫的决定。按照封建道德标准来衡量，由崔老相公亲自答应的莺莺与郑恒的婚姻，是最正统、最合法的了。而且《元典章》明确规定女家不许悔婚，悔者受杖刑，断离。答应了张生的婚事，就等于废除了与郑恒的婚约，这样做，既违抗夫命，也违反法规，郑恒深知这一招儿的厉害，所以他张口闭口用这一条来威逼老夫人，与张生争夺莺莺。他对红娘说：“这是姑夫的遗留，我拣日牵羊担酒上门去，看姑娘怎么发落我。”“姑夫许我成亲，谁敢将言相拒？”“可怎生父在时曾许下我，父丧之后，母倒悔亲？这个道理那里有！”（五本三折）用当时社会的常规常理来衡量，郑恒的话并不是毫无道理的“一派胡言”。老夫人对这个“罪名”，也深有顾忌，她说：“相国在时已许下了。我便是违了先夫的言语。做我一个主家的不着……”（五本三折）。白马解围以后的老夫人，实际上是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悔却与张生的亲事，是自食其言，有人会指责她“背义忘恩”；认可与张生的婚事，就得要退掉与郑恒的婚约，也会有人说她违背夫命，不遵守信义成约。这种局面，在今天看来很容易处理，只要征求一下婚姻当事人的意见就可以解决了。而在婚约缔结过程中，把婚姻当事人当作局外人的社会里，这却是一桩难事。老夫人要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慎重考虑之后才能决定。利害权衡的结果，她宁肯自食其言，赖掉了她亲口答应的与张生的婚事，而“不负老相公遗言”，继续信守与郑恒结亲的婚约，此其一。其二，从巩固和扩大崔家的地位来看，张生家道中落，“只留下四海一空囊”（一本二折〔石榴花〕），是个“白衣饿夫穷士”、“穷酸饿醋”（五本三折），而郑恒呢，“祖代是相国之门”，“身里出身的根脚，又是亲上做亲”（五本三折），老夫人当然要选择郑恒了。其三，在老夫人看来，为了使莺莺将来享受荣华富贵，也要选择郑恒——老夫人做这样的决定，完全是替莺莺着想。
那么，老夫人对张生是不是“忘恩”了？是不是“将恩变为仇”（四本二折〔鬼三台〕）了？也不是。在白马将军剿除叛军刚刚离去的时候，老夫人就说：“先生大恩，不敢忘也。自今先生休在寺里下，则着仆人寺内养马，足下来家内书院里安歇。我已收拾了，便搬来者。”（二本楔子）在宴请张生的时候又说：“前日若非先生，焉得见今日。我一家之命，皆先生所活也。”（二本三折）联系老夫人“内无应门五尺之童”的森严家规，就更可以看出，老夫人并没有把张生作为外人看待，还是知恩图报的。如何报答呢？她对张生说：
先生纵有活我之恩，奈小姐先相国在日，曾许下老身侄儿郑恒。即日有书赴京，唤去了，未见来。如若此子至，其事将如之何？莫若多以金帛相酬，先生拣豪门贵宅之女，别为之求，先生台意若何？
（二本三折）
既说明了她不得不“赖婚”的苦衷，又表示了报答的方法，态度不能说不诚恳。甚至在张生不接受她的报答、愤然欲去的时候，老夫人也没有生气，她耐心劝张生住下。张生病重之后，她又派人请来太医去看病、使红娘去问候病情……，对张生也不能说是冷酷无情。只是老夫人不想拿女儿的婚姻来作为报答。红娘曾经这样指出老夫人的不是：“既然不肯成其事，只合酬之以金帛，令张生舍此而去。却不当留请张生于书院，使怨女旷夫，各相早晚窥视，所以夫人有此一端。”（四本二折）这只能说明，老夫人虽然被称为“心数多”（四本二折〔斗鹌鹑〕）、“即即世世老婆婆”（二本四折〔得胜令〕），考虑问题仍然有不周全之处，处理得优柔寡断，以致使莺莺与张生有了私下结合的机会；却不能说明老夫人在对待张生本人方面有什么背义忘恩的地方。恰恰相反，这正说明老夫人对张生还是感念恩德，不忍心使他凄惶而去的。所以说，在处理由兵围普救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上，“背信忘恩”并不是老夫人的真正罪过，我们应当透过她“赖婚”这个外在的行动，来挖掘支配老夫人“赖婚”的内在的思想根据。
老夫人遇到的第二个难题，是莺莺与张生的私相成合。老夫人对女儿的严密防范，只能限制莺莺的手脚，却不能束缚女儿的思想感情。而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又使莺莺最终冲破了老夫人设置的重重障碍，背着威严老母，与张生私下成合。老夫人最担心、最害怕的，就是这件事，她处心积虑进行防范的，也正是这件事。而命运偏偏捉弄她，这竟变成了事实！这是老夫人难以想象的“辱门败户”的勾当。老夫人始而怒气冲冲，要拷打红娘，甚至要告到官司追究其事；后来经过红娘的敷陈利害，她又接受了红娘的意见，改变了原来的主意，不仅不追究其事，索性顺水推舟，认可了莺莺与张生的亲事。红娘在敷陈与张生“好休”之利、“追究”之害时，讲了很多理由，但切中要害的却是这几句话：
不争和张解元参辰卯酉，便是与崔相国出乖弄丑。到底干连着自己骨肉，夫人索穷究。
（四本二折〔络丝娘〕）
一是玷辱“清白”的家谱，二是干连着自己的骨肉——莺莺毕竟是她的亲生女儿！这从老夫人自己的话里，也可以得到证明。老夫人对红娘说：“我不合养了这个不肖之女。待经官呵，玷辱家门。罢，罢，俺家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与了这厮罢！”（四本二折）她对莺莺说：“莺莺，我怎生抬举你来？今日做这等的勾当！则是我的孽障，待怨谁的是！我待经官来，辱没了你父亲，这等事，不是俺相国人家的勾当。罢罢罢，谁似俺养女的不长俊！”她对张生说：“我待送你去官司里去来，恐辱没了俺家谱。”那种对莺莺又是气又是爱的复杂感情，表现得十分明显、十分深刻。
为了保住相国家谱的“纯洁”，不能经官；为了保住女儿的名声，也不能经官。那么，让张生一走了之吗？那不行。莺莺与张生已经私自结合了，虽然还没有举行婚礼，却已经成了实际上的夫妻，这一点连莺莺也是承认的：“有心待与他举案齐眉”、“也合着俺夫妻每共桌而食”（四本三折〔满庭芳〕），他们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老夫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情况已经同白马解围之后“赖婚”时不一样了，崔家“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已经不能随随便便把张生打发走了。顺从了男女的意愿，给他们完成花烛之喜？使女儿嫁给一个“白衣饿夫穷士”，不仅崔家无靠，莺莺又怎能呼奴唤婢、养富尊荣？为了崔家，为了女儿，都是老夫人所不能同意的。老夫人不愧是一个有着丰富社会经验的“即世老婆婆”，她一方面答应了莺莺与张生的婚事，一方面又提出了条件——必须登第得官：
我如今将莺莺与你为妻，则是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你明日便上朝取应去，我与你养着媳妇。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
（四本二折）
立逼张生赴京应试。其实老夫人也不是真的仅仅因为张生是“白衣”，才不招为女婿。我们知道，郑恒一无功名，二无官职，也是一介白衣，崔老相国在世时就答应招之为婿了，可见并非真的“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这一点，当张生中状元授官，衣锦荣归时，白马将军杜确就曾当面向老夫人指出过：“夫人世不招白衣秀士，今日反欲罢亲，莫非理上不顺？”（五本四折）老夫人一心要招郑恒为婿，千方百计拒绝张生，其原因就在于，一是郑恒是先相国许下的，“既嫁从夫”，况且又是亲上做亲；二是郑、张两家贵贱贫富不同。要想使张生改变他的社会地位，从而与崔家门当户对，就只有通过科举得官。老夫人“不招白衣女婿”云云，只是她逼使张生求官的一个借口，是她嫌贫爱富思想的表现。张生得了官，两家门当户对，可以结亲；张生如若不能得官，把莺莺嫁与郑恒也就有了更充足的理由——张生只能怪自己“不争气”，与她老夫人便毫不相干了。老夫人的这种做法，婚姻当事人莺莺是不满意的，“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四本三折〔朝天子〕）而从老夫人的主观意图上看，却还是为了女儿。她对张生说：“俺今日将莺莺与你，到京师休辱末了俺孩儿，挣揣一个状元回来者。”（四本三折）在老夫人看来，要不“辱末”身为千金小姐的女儿，就必须有官位和财富。否则便“甚气力到得俺家”（五本四折）？她这种种做法，都是在对女儿尽做母亲的职责。
老夫人提出的条件，张生都一口答应了，他满有信心地向老夫人保证：“小生托夫人余荫，凭着胸中之才，觑官如拾芥耳。”（四本三折）他安慰莺莺说：“小生这一去，白夺一个状元。正是：青霄有路终须到，金榜无名誓不归。”然而，事情并不像红娘想象的那样顺利，张生“来时节画堂箫鼓鸣春昼，列着一对儿鸾交凤友”（四本二折〔收尾〕）。老夫人答应莺莺与张生这门婚事，并不是出于自愿，而是为种种客观条件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嘴里同意了，内心里却掩藏着不满。因此，当客观环境出现了新的情况时，她的主意就又要改变了。所谓新情况，就是郑恒的到来，这又给老夫人出了第三个难题。
郑恒关于张生“去卫尚书家做女婿”的一番鬼话，本来是很容易识破的，因为张生中状元之后，曾经派琴童送家书回去，这封信是老夫人亲眼见过的，而且还“好生欢喜”（五本一折）了一阵子。但郑恒无中生有的话，老夫人却毫不犹豫地相信了，因而又决定把莺莺嫁给郑恒。此时的张生，状元及第，奉圣旨除授河中府尹，已经不是昔日的穷措大张生了，连莺莺也说：“郎之才望，亦不辱相国之家谱也。”（五本二折）老夫人之所以又有此反复，还是因为她心里本来就对张生这门亲事不满意。郑恒一来，凭着他“仁者能仁、身里出身的根脚，又是亲上做亲，况兼他父命”（五本三折）这些特殊条件，果然使老夫人已经平静了的心事，又重新翻腾起来。郑恒还没来见她，老夫人便想到了莺莺的亲事：“据我的心，则是与孩儿（指郑恒）是；况兼相国在时已许下了。我便是违了先夫的言语。做我一个主家的不着，这厮每做下来。拟定则与郑恒，他有言语，怪他不得也。”（五本三折）郑恒来见之后，又有声有色地编造了一段张生入赘尚书府的故事：“尚书说道：‘我女奉圣旨，结彩楼，你着崔小姐做次妻。他是先奸后娶的，不应取他。’”（五本三折）封建社会始终实行的是一妻多妾制。次妻在家庭中并不属于家属中的一员，外不能受朝廷的封诰，内不能上事宗庙，又要以大妻为女主人，敬谨奉事，处于大妻的权力之下，因而，做次妻，一不如人；正妻是奉旨成婚，次妻二不如人；“先奸后娶”的名声“闹动京师”，有违婚姻禁令，就更不如人。这样的亲事，对相国的家谱、崔家的地位既没有好处，莺莺本人又岂能有好的结果？这是老夫人所不能容忍的：“俺相国之家，世无与人做次妻之理。”于是老夫人又把莺莺许配给了郑恒。这固然如普救寺长老法本所说，是老夫人“没主张”（五本三折）的表现，但原其初心，也未始没有替莺莺着想。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老夫人很爱她的女儿莺莺。她凭着年纪老、阅历深，事事在为莺莺着想、替莺莺考虑，在任何事情上都不想让女儿吃亏，“则怕俺女孩儿折了气分”（二本一折〔天下乐〕），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夫人是慈爱的。但这反而引起了莺莺的不满，“毒害的恁么”（二本三折〔离亭宴带歇拍煞〕）、“口不应的狠毒娘”（二本四折〔尾〕），不满情绪还很强烈。这正如鲁侯养鸟的故事：
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
（《庄子·至乐》）
鲁侯对于海鸟，不可谓不敬重珍爱，但是他反而把鸟害死了。这是因为，他违背了海鸟的生活习性，把自己的爱好强加给了不适应这种生活的海鸟，所以说虽曰爱之，实则害之。老夫人亦然。她是真心诚意地爱女儿，但她却不理解女儿。封建家庭内部严格的等级界限，母与女不同的职责，使她们之间有一条不能逾越的鸿沟。女儿对母亲是恭敬的顺从，母亲对女儿是严肃的教训。这种严肃而神圣的母女关系，限制了母女之间亲子感情的自然交流。做母亲的有权力按照自己的模式去要求女儿、塑造女儿。老夫人就是要把正值青春时期、充满生命活力的活泼泼的女儿，当做小鸟一样，豢养在精心编制的金丝笼里，虽然有锦衣玉食，却没有丝毫自由。她要把女儿已经打开的爱情之窗堵死，窒息女儿活泼泼的人性，使有血有肉的“玉天仙”莺莺，变成一个没有任何个人欲望、没有人的正常感情的木雕美人、泥塑观音。老夫人是在用她自己的是非观、苦乐观、美丑观，越俎代庖，替莺莺审查、衡量事物、进行抉择。而她的这些观点不能不受着她的家庭出身、社会地位、生活经历的影响，一句话，带有明显的贵族家庭的色彩。在老夫人看来，婚姻只是繁衍家族，幸福就意味着财富和地位。她不理解婚姻当中，把男女双方联结在一起的，应当有一种远比物质条件更为重要、更富有生命力的东西，这就是感情。爱情，是夫妻关系的灵魂，是夫妻关系的生命，而老夫人却偏偏不懂得，她当然也就无法理解莺莺与张生之间的感情。因此，当她用自己的主观意愿来塑造女儿、来为女儿谋求幸福的时候，却恰恰是违背了女儿的意愿，破坏着女儿的幸福，给女儿带来了痛苦。老夫人是在用她的“慈爱”杀人，而杀人的刀，就是封建伦理道德。不过，她的杀人不是自觉的，甚至是丝毫也没有意识到的，因为封建教条已经使她麻木了。她在窒息自己的女儿，却又不自知，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夫人又是残忍的。老夫人是真心信奉封建伦理道德的，她不仅以此要求女儿，自己也身体力行，不敢稍有违背，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夫人也并不虚伪。但是，当她处心积虑地保护女儿的时候，反而使人觉得她狡猾、世故。红娘说：“老夫人心数多，情性
”（四本二折〔斗鹌鹑〕），莺莺说她是：“即即世世老婆婆”（二本三折〔得胜令〕）。
《西厢记》的深刻之处在于，剧作家没有从个人品质上对老夫人进行丑化，没有使老夫人概念化、脸谱化、漫画化。王实甫用他清醒的写实笔触，写出了站在封建卫道者立场上，老夫人行动的必然性。她作为一个封建家长，违背女儿的意愿，包办女儿的婚事，干涉女儿自己决定自己终身大事的自由，这就使她自然而然地站到了追求爱情、要求自由的人们的对立面，成了保守顽固势力的代表人物，这是由她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所决定的，而不能把她理解成一个拨乱其间的小丑，不能把她理解成是一个伪善奸诈、玩弄权术的心怀叵测之人。王实甫要揭露和批判的，是封建伦理道德，指出封建思想扼杀人性、不得人心的实质，而不是要批判封建贵族中的人在某些品质上的不足，这说明了王实甫写实主义创作的深刻性。
老夫人生在名门，嫁在名门，生活环境和教养把她塑造成了一个封建伦理道德的虔诚信徒，她还要按照自己的模式来塑造自己的女儿莺莺。为娘是女模，女儿应当以母亲为榜样，学着母亲的样子做人。但是，莺莺并没有沿着威严老母为她安排的道路、没有踏着母亲的足迹走人生的路，这又充分显示出封建伦理道德的软弱无力。莺莺辜负了老夫人的一片好心，她是老夫人的“不肖女”，更是封建道德的“不肖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