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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实甫《西厢记》的出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是元代文艺中的璀璨明珠，也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一座高峰。

王实甫的功绩，绝不是像有的学者所说，只是把叙事体的讲唱文学，改变成了代言体的戏剧，使崔张故事在这一崭新的艺术形式里，获得了新的生存基地；也不是说《王西厢》的主题相对于《董西厢》只是一次量的提高。王实甫充满了创造精神。在他的笔下，崔张故事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趋于完美，符合了人民大众的审美要求，获得了广大人民的认可，从而具有从《莺莺传》到《董西厢》，一系列歌咏崔张故事的作品，所不可比拟的新的生命力。

《西厢记》表现了这样的愿望：

这是《西厢记》主题思想的点睛之笔。在王实甫看来，不仅是张君瑞与崔莺莺应当成为夫妇，也不限于《董西厢》里所说的，“从今至古，自是佳人，合配才子”，而是愿“普天下”的有情人，不管他们是否“才子佳人”，都毫无例外地应当成为眷属。而且，这种眷属应当是“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白头偕老的美满夫妻。这个目标的提出，不是针对某一人一事而发，而是从整个婚姻制度的高度发出的呐喊，是时代假王实甫之笔提出的婚恋理想。代表了封建时代广大青年男女的愿望，喊出了他们共同的心声。这是它比之《董西厢》胸怀更博大，具有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的主要原因。

与王实甫同时代的伟大戏剧家关汉卿，在《闺怨佳人拜月亭》杂剧中，通过女主人公王瑞兰的口，也提出了“愿天下心厮爱的夫妇永无分离”（第三折），关剧侧重表现相爱的已婚夫妇应当长相完聚，而王实甫则侧重表现有情的未婚男女应当如愿以偿；关剧描写了社会的种种世态人情，更侧重揭露社会矛盾、批评社会现实，王实甫则是集中笔墨描写爱情的美好、歌颂青年男女争取自主婚姻的行动。《西厢记》里的所谓“情”，从《西厢记》的整个描写来看，是指男女双方相互爱慕的感情，只有这种在男女平等基础上的爱情，才应当成为婚姻的基础。通过崔莺莺与张生的结合向人们指出，这种以“情”为基础的婚姻，以婚姻当事人自己的意愿为基础的婚姻，是美好的。

红娘说：“秀才是文章魁首，姐姐是仕女班头；一个通彻三教九流，一个晓尽描鸾刺绣。”（四本二折〔麻郎儿〕）莺莺不愧为“佳人”，张生一举得中头名状元，当然是“锦绣才子”。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总是有一定身份和性格的具体人物，作家正是通过对一个个具体人物的描写，来表现博大深厚的内容，提出具有社会性的主题。《西厢记》所描写的，是才子张生和佳人莺莺的恋爱婚姻，所表现的却是时代的社会问题，与《董西厢》有着重大的区别。

《董西厢》歌颂了青年男女反抗封建家长包办婚姻的斗争，主张婚姻应当尊重婚姻当事人的意愿，把婚姻同个人意愿联系起来了，但是，这婚姻当事人的“个人意愿”是什么，却因人而异，并不是每个人都是从爱情的角度出发，来选择伴侣的；而《西厢记》却是把婚姻同爱情统一起来，男女双方的意愿是出于爱情的要求，把真正相爱的感情作为婚姻的前提和基础。

为了表现崔张婚姻的爱情基础，王实甫对《董西厢》从情节上作了很大的改变。《董西厢》为了表现“才子施恩，佳人报德”的思想，让崔莺莺从白马解围之后才对张生产生感情，由感恩而许身，报恩思想成了莺莺感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了莺莺以身相许的主要动机；王实甫的《西厢记》，却让莺莺与张生从佛殿初遇时起，就开始了感情的交流，经过月夜联吟、斋堂互视，加深了这种感情，由最初的体貌相悦，发展到倾心爱悦。

张生对莺莺从一开始就爱慕得神魂颠倒，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刚刚的打个照面，风魔了张解元”（一本一折〔后庭花〕），一见倾心，感情表现得比较明显。莺莺对张生的感情表现得比较隐蔽，却也有脉络可寻。莺莺说：“自见了张生，神魂荡漾，情思不快，茶饭少进。”（二本一折）红娘也看在了眼里，她说：“姐姐往常不曾如此无情无绪，自曾见了那生，便觉心事不宁……”（同上）她们说的是“自曾见了”张生，可见莺莺对张生爱慕感情的产生，是从佛殿初遇就开始了。到了普救兵乱、白马解围时，这种感情就已经发展到了难分难解的程度。莺莺在白马解围后，满以为婚事将成时说：“我相思为他，他相思为我，从今后两下里相思都较可。”（二本三折〔乔木查〕）可见，在张生成为崔家大恩人之前，他们就早已产生了爱情。张生绝不是像《董西厢》所描写的那样，在白马解围之前是在害单相思。这样，蒲州兵变就只是崔张争取恋爱婚姻道路上出现的一个偶然的促进因素，而不是为他们婚姻奠基的决定因素。莺莺与张生之间渴望着成为眷属的感情是爱情，而不是恩情。在《西厢记》里，也不止一次地提到过“免除崔氏全家祸，尽在张生半纸书”（二本三折），《拷红》一折，红娘就曾以“背义而忘恩”（四本二折）责数老夫人；在郑恒争婚时，红娘又以“俺家人有信行，知恩报恩”（五本三折〔金蕉叶〕）来表明莺莺与张生婚姻的合法性。这里并不是在宣扬崔张婚姻关系中的报恩思想，而只是把报“恩”作为保护爱情、排除干扰的一个盾牌。崔莺莺说得明白——白马将军“是咱前者护身符，今日有权术”（五本四折〔雁儿落〕）。是为了保卫他们已经产生的、在当时又处于不合法地位的爱情，才拿起了符合封建道德标准的“报恩”这个盾牌。蒲州兵乱只是给不合法的崔张爱情，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给封建礼教的叛逆者，提供了一个免遭摧残的护身符，使莺莺同张生在争取恋爱婚姻的时候，得以同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家长，进行“合法”斗争，使崔张在叛逆的道路上可以走得更远、更大胆。当然，莺莺、红娘并不主张“忘恩”，与《董西厢》不同的是，这里的“恩”，只是加深和促进了已经产生的爱情，却不是爱情所由发生的基础和起点。

要想完全摆脱时代道德风尚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张生和莺莺也是如此，他们还不能完全鄙弃功名富贵。可贵的是王实甫并没有把他们塑造成功名富贵迷。相反，他们对功名富贵在一定程度上是轻视的。当功名富贵同爱情发生矛盾时，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虽然还无力挣脱功名富贵思想的羁绊，但他们却明显地表示了对影响爱情的功名富贵思想的抱怨和不满情绪。在《董西厢》里，张生主动提出上京赶考，而且认为：“功名世所甚重，背而弃之，贱丈夫也”，决心“发策决科，策名仕版，……待此取莺”，自己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娶莺莺的条件。如果这个条件实现不了又该如何？他没有说，总之，是以获取功名作为娶莺莺的先决条件；莺莺也盼望着凤冠霞帔和县君称号。《董西厢》里的莺莺和张生，在功名与“爱情”之间，是先功名而后“爱情”，起码也是功名吾所欲也，“爱情”吾所欲也，在二者不可得兼的情况下，他们没有勇气舍功名而取“爱情”，因为他们生活的目的就有很深的追求功名富贵的思想。这不是说他们为了功名可以不要“爱情”，只是说，他们没有勇气抛弃功名。而在王实甫《西厢记》里，张生的上朝取应是老夫人提出来的，“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四本二折），如果张生不去应举或者应举落第，他就甭想得到莺莺。那么，《西厢记》里张生的赶考，也就包含着追求莺莺的意图在内了。即使如此，他们对因功名而造成的短暂的分离也不满意。作者明确地指出：“都则为一官半职，阻隔得千山万水。”（四本四折〔络丝娘煞尾〕）

如果考不取，他们也有明确的态度。“但得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五本四折〔上小楼〕之〔幺篇〕）。莺莺认为夫妇和谐、相守不离，远远胜过人人争羡的状元及第，因此，在张生赴考之时，她嘱咐张生，不管是否得官，都应当尽早回来完聚。他们的婚姻原不是以追求功名富贵为思想基础的。

《董西厢》里的张生曾“敷扬己志”，把自己的家世大大夸耀了一番，而莺莺也为之心动，可见他们的门第观念很重；红娘也以崔张两家“好门第，好祖宗”、“尚书子，相国女”，门当户对，来证明崔张姻缘的合理性。在王实甫的《西厢记》里，这些内容不见了，作者把张生的社会地位有意识地降低了，而把崔家的社会地位明显地提高了，这就把崔张姻缘描写成是一桩门第悬殊的婚姻。郑恒在争婚时，就曾把张生的家道没落作为一个有力的理由：“与了一个富家，也不枉了，却与了这个穷酸饿醋。偏我不如他？”（五本三折）又说张生是“白衣饿夫穷士”。老夫人对张生说：“若非贼来，足下甚气力到得俺家？”（五本四折）红娘承认：“君瑞是君子清贫”（五本三折〔紫花儿序〕），张生自己也说，父亲去世之后，“止留下四海一空囊”（一本二折〔石榴花〕）。突出强调了崔张两家门第的悬殊。而剧作家偏偏歌颂这样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可见男女主人公所重的是爱情，剧作家所肯定、所支持的是爱情。

爱情，作为人类男女之间互相爱悦、互相吸引的感情，从来都有具体的内容。张生眼里的莺莺是：“比着那月殿里嫦娥也不恁般撑”（一本三折〔调笑令〕），“佳人才思，俺莺莺世间无二”（五本二折〔上小楼〕），“早是那脸儿上扑堆着可憎，那堪那心儿里埋没着聪明”（一本三折〔秃厮儿〕），“那语句清，音律轻，小名儿不枉了唤作莺莺”（一本三折〔圣药王〕），张生爱她既美丽、聪明，又温柔多情，用张生的话说，就是“他有德言工貌”（一本二折〔四煞〕）。莺莺爱张生：“外像儿风流，青春年少；内性儿聪明，冠世才学。扭捏着身子儿百般做作，来往向人前卖弄俊俏。”（一本四折〔锦上花〕）“想着文章士，旖旎人。他脸儿清秀身儿俊，性儿温克情儿顺，不由人口儿里作念心儿里印。学得来‘一天星斗焕文章’，不枉了‘十年窗下无人问’。”（二本一折〔寄生草〕）是个“志诚种”。她爱的是张生风流、俊俏、温柔、聪明、博学、多情、志诚。他们俩还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敢于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敢于逾越封建礼教的清规戒律，这是他们共同的思想基础。

《西厢记》与它以前的描写男女感情的作品相比，有着明显不同。一是莺莺与张生之间的互相爱慕有着多方面的因素，并不仅仅是“郎才女貌”，更没有“财”和“势”的考虑。作者所着重强调的，是男女之间感情上、情趣上的和谐融洽、契合无间。二是这种选择是相互的，不仅男子对女子有一定的要求，同样的，女子对男子也有自己的选择标准，改变了男女关系中以男子为中心，妇女只是以容貌的美丽作为被挑选对象的情况，男女双方的地位，更趋向于平等了。

为了赞美这样的爱情，往往选取一些优美的场面进行描写，以表现爱情的美好。比如墙角联吟一节，在《董西厢》里，作者只是让男女双方对月各抒心事，彼此互不相干。张生吟诗，是“对景伤怀，微吟步月，淘写深情。”（卷一〔中吕调·鹘打兔〕）并没有看见莺莺。莺莺虽然是依韵和诗，却也并不知道吟诗者谁。张生闻莺之语，见莺之貌，虽然也“早教措大心撩乱”、“张生闻语意如狂”（卷一〔仙吕调·绣带儿〕），那只是他对莺莺美色的迷恋，而不是为感情所吸引。在王实甫的笔下就不同了。张生来到太湖石畔，原是为看莺莺而来的。他的吟诗，也是见莺莺“似有动情之意”（一本三折）之后，才“我歌一绝，看他说什么”，是为了向莺莺表达爱情，并且试探莺莺的爱情。莺莺知道了是张生在吟诗之后，一面赞叹“好清新之诗”，一面“我依韵做一首”。这些诗句，显然就是他们心灵的沟通，感情的交流了。当莺莺在红娘的催促下不得已离去时，又“回顾”张生，以目送情。张生很明白，“虽然是眼角传情，咱两个口不言心自省”（〔绵搭絮〕），“方信道惺惺的自古惜惺惺”（〔圣药王〕）——他们是被感情所吸引。其他如佛殿初遇、月夜听琴等等，都向人们揭示出爱情的美好。在《董西厢》里，像这样诗情洋溢、笔墨飘香的爱情描写，并不多见。这正是王实甫《西厢记》的独到之处。

当爱情受阻有情而不能成为眷属的时候，男女双方都会产生由衷的痛苦，都是不幸。这种痛苦是如此缠绵执著，难以排遣，甚至可以为之而生，因之而死。张生为莺莺神魂颠倒且不必说，当老夫人赖婚之后，眼看姻缘无望，他竟一病不起。这在把爱情视为妖物的时代，是一般人所不能理解的，医生难诊断，药物无效力，其痛苦之情可以想见。莺莺的表现不像张生那么严重，但自见张生伊始，便改变了她原来的生活节奏、生活规律。渴望爱情的青春之愁和百花凋谢的暮春之愁，交织在一起向她袭来，使她烦恼忧愁。老夫人赖婚，她六神无主，“针线无心不待拈，脂粉香消懒去添。春恨压眉尖……”（三本楔子〔赏花时〕）。即使是张生去京师赶考，分离半载，她也“神思不快，妆镜懒抬，腰肢瘦损，茜裙宽褪，好烦恼人也呵！”（五本一折）用红娘的话说：“张生，你好生病重，则俺姐姐也不弱”（三本楔子）。在第三本第一折里，红娘这样描述他们相思痛苦的情状：

憔悴潘郎鬓有丝，杜韦娘不似旧时，带围宽清减了瘦腰肢。一个睡昏昏不待观经史，一个意悬悬懒去拈针指；一个丝桐上调弄出离恨谱，一个花笺上删抹成断肠诗；一个笔下写幽情，一个弦上传心事；两下里都一样害相思。

真是“情沾了肺腑，意惹了肝肠”，“害的有些抹媚”。没有爱情的生活是痛苦的，这是从反面说明了爱情的可贵和美好。王实甫歌颂的正是这种一往而深、生死攸关的至爱真情。

爱情在封建社会里，又是不合法的。要想得到爱情、实现美满婚姻，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进行坚韧执著的反抗和斗争，必须自己去争取，而不能坐待家长的恩赐。张生和莺莺不仅要同以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以及封建舆论进行斗争，而且要同自身所受的封建教养和封建习性进行斗争。简而言之，要有勇气冲破重重束缚着他们的罗网，才能走到自由的天地去享受爱情的甜蜜。莺莺和张生这样做了。佛殿初遇，目惹心招，是他们的第一次叛逆行动；墙角联吟，以诗传情，是他们的第二次叛逆行动；斋堂互视是以目送情，月夜听琴是以声传情，诗简往来则是情不可遏，在孕育着更大的行动。果然，他们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幽会偷欢，把这种反抗行动推上了顶峰——他们终于摆脱了家长和礼教的束缚，要在婚姻问题上，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己支配自己了。莺莺和张生对爱情的追求锲而不舍。举一个例子便可以看出。白马解围之后，老夫人宴请张生，这时候的张生正是相思若渴、情思欲燃的时候，莺莺，则是望眼欲穿。在《董西厢》里是这样写的：

〔黄钟调〕〔侍香金童〕不须把定，不在通媒媾，百媚莺莺应入手。郑氏起来方劝酒，张生急起，避席祗候。一门亲事，十分指望着九。

〔庆宣和〕门儿外，帘儿前，将小脚儿那。我恰待目转秋波，谁想那识空便的灵心儿早瞧破，唬得我倒趓，倒趓。

《董西厢》里的张生，在赴宴前问及婚事，法本大师转述老夫人的话对他说：“方备蔬食，当与生面议。”“红娘笑而去”，更是避而不答。“面议”也好，“笑而去”也好，都是没有定准的事。“一门亲事，十分指望着九”，连张生自己也没有十分把握。然而他却凭借着“灭寇功，举将能”，“祗候”着老夫人恩赐婚姻了。他是在坐等，等待着“占有”莺莺。《王西厢》里的张生，认为这次宴会上，老夫人会说：“张生，你来了也？饮数杯酒，去卧房内，和莺莺做亲去！”（二本二折）他以为婚姻必成。不仅张生这样想，红娘也是这样对他说的：“不请街坊，不会亲邻，不受人情。避众僧，请老兄，和莺莺匹聘。”（二本二折〔上小楼·幺篇〕）“聘财断不争，婚姻事有成，新婚燕尔安排庆，你明博得跨凤乘鸾客，我到晚来卧看牵牛织女星。休傒幸，不要你半丝儿红线，成就了一世前程。”（〔四煞〕）但张生仍然不放过对莺莺表示亲近的机会。他是在努力争取莺莺的爱情。可以看出，《王西厢》中张生和莺莺之所以能取得爱情的胜利，是同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分不开的。

莺莺与张生之间的恋爱行动，并不是在生活的常态之下发生的，其特殊之处在于：

崔相国新亡未葬，正在扶灵柩回博陵安葬途中；

莺莺父丧未满，在孝服未除始除之际；

与郑恒已有婚约。

在这种情况下王实甫仍然对他们的恋爱行为给予肯定和赞颂，很不简单。元代规定：

许嫁女已招婚书，及有私约或受财而辄悔者，笞三十七下；若更许它人者，笞四十七下；已成者，五十七下；后娶者知情，减一等，女归前夫。男家悔者不坐，只追聘财。^[4]

《元典章·服内婚》还记载了一个具体案例：千户王继祖“父丧停尸，忘哀成亲，而乱常败俗，莫甚于此”，于是断令各人离异，王继祖罢职。可见元政权执行起来还是有点力度的。《元典章》中还有“通奸成亲断离”的规定。崔莺莺、张君瑞的行为显然触犯了当时法规。在这种情况下，王实甫还对崔张之恋给予支持、鼓励和宣扬，很有勇气，有情人就应当成为眷属，这种信念明确而且坚定。因此郭沫若说：“人们殆不能不赞美元代作者之天才，更不能不赞美反抗精神之伟大！反抗精神，革命，无论如何，是一切艺术之母。元代文学，不仅限于剧曲，全是由这位母亲生出来的。这位母亲所产生出来的女孩儿，总要以《西厢记》为最完美，最绝世的了。《西厢记》是超过时空的艺术品，有永恒而且普遍的生命。《西厢记》是有生命的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的凯旋歌、纪念塔。”^[6]

王实甫满怀激情地赞美着被封建卫道者视为大逆不道、嗤之以鼻的门不当户不对、“先奸后娶”，又是先订婚后悔亲的自主婚姻的胜利。《西厢记》写出了爱情的生命力，也写出了礼教的腐朽，因而我们说《西厢记》是爱情反抗封建礼教的战歌，也是爱情战胜礼教的凯歌。王实甫不仅仅写出了青年男女对爱情的渴望，同时也在鼓吹着叛逆的行动。他笔下的人物，在叛逆的道路上哪怕是向前迈进一步，剧作家都会把这步履的痕迹描绘出来，让这行动的光芒放射出来。作者相信，对于理想，只有为实现它而采取的行动才有价值。

莺莺和张生是一见钟情式的爱情。一见钟情是古今中外都很常见的爱情表现形态。青年男女在成长过程中，或观察社会人生，或阅读报刊书籍，或观看文艺演出……通过各种渠道形成了自己的爱情审美观念，在心目中已经储备了一个朦胧的理想可意人形象。一旦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一个符合自己审美标准的人物时，便有似曾相识之感，这就如汤显祖《牡丹亭》杜丽娘、柳梦梅梦中相逢时所谓“是那处曾相见，相看俨然”，《红楼梦》里贾宝玉初见林黛玉便脱口而出：“这妹妹我见过的。”在双方心灵上都激起了爱的火花，他与她所积累的生活经验迅速反应到大脑中来，促使他和她当机立断做出定夺，以心相许。这种决定只是在瞬间做出的，却是以长期生活积累作前提的。人的面孔不仅是人的总体美的集中表现，也是展示心灵世界的窗口，在点燃爱情之火的时候会由于生理原因而展示得更加鲜明和充分，双方都可以从对方的脸上读出对自己爱慕的程度；尤其当一个人微笑的时候，就会完全揭开掩饰心灵的面纱，向对方袒露真情，避免误读。这就是为什么莺莺在佛殿初遇张生便拈花微笑，令张生狂癫忘形了。所以一见倾心式的爱情看似神秘，却蕴涵着爱情的真谛。

《西厢记》写一见钟情还有着其他原因。这一方面是受了杂剧这种艺术形式的限制，它不可能像小说那样细腻地、不受篇幅限制地去描写男女双方感情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这又是社会造成的。关汉卿的《温太真玉镜台》里说：“男女七岁不可同席”（第二折），《董西厢》里说：“弟兄七岁不同席”（卷四〔般涉调·哨遍缠令〕），男女之间，即使是兄弟姐妹，还在孩提时代就被隔绝开来，在成长的过程中，接受的是封建伦理道德的教育，没有可能对异性进行认识，更不可能对具体的异性有接触、认识和了解的机会。在封建时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夫妻间的第一次认识，大概就是“洞房花烛夜”了。所以张生与莺莺这种邂逅相逢，便是一种奇遇了。郭沫若《〈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说：“我国素以礼教自豪，而于男女间之防范尤严，视性欲若洪水猛兽，视青年男女若罪囚，于性的感觉尚未十分发达以前即严加分别以催促其早熟。年青人最富于暗示性，年青人最富于反抗性，早年箝束已足以催促其早解性的差异，对于父母长辈无谓的压抑，更于无意识之间，或在潜意识之下，生出一种反抗心：多方百计思有以满足其性的要求。”这偶然一次相遇，彼此产生爱慕之情是自然的。这种爱情，凭借的完全是自身条件，排除了社会和家庭因素的介入；是自愿的选择，体现的是婚姻当事人的意志，而非他人包办；在不允许相互接触的社会环境中，“一见”毕竟是一种了解，比起被蒙蔽的包办婚姻来，也算前进了一步。

张生与莺莺的幽会偷欢（第四本第一折“酬简”）写得比较刻露，往往为人诟病，被讥为“浓盐赤酱”。爱情固然不能仅仅归结为单纯的生理快乐，但是性欲毫无疑问是爱情内涵中的应有之义，瓦西列夫说：“爱情的动力和内在本质是男子和女子的性欲，是延续种属的本能。”^[7]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这种动物性本能被人性化，包含了社会性的内容，使这种建立在本能基础上的感情不仅具有独立的品格，而且具有永恒的力量，表现为精神状态，而性欲反而以被取消的状态存在于其中了。爱情既是男女双方互相吸引的前提，也是男女欢合的结果。只有爱才能使人类看似低俗的动物性行为变得美丽和道德。总之，爱情是幸福的，美好的，但却不是圣洁的，崇高的，相反，恰恰因为爱情的平凡和世俗，才具有切近人情、合乎人性的属性。假如抽去了生命的欲望，还谈得上幸福和美好吗？明清时代人们就对这个问题有过不同意见的争辩。在《西厢记》是否淫书的辩难中，金圣叹言辞最为激烈：“人说《西厢记》是淫书，他止为中间有此一事耳。细思此一事，何日无之，何地无之，不成天地中间有此一事，便废却天地耶？细思此身自何而来，便废却此身耶？……至于此一事，直须高阁起不复道。”“有人谓《西厢》此篇（按，指四本一折“酬简”），最鄙秽者。此三家村中冬烘先生之言也。夫论此事，则自从盘古至于今日，谁人家中无此事者乎？若论此文，则亦自从盘古至于今日，谁人手下有此文者乎？谁人家中无此事，而何鄙秽之与有？”“盖《西厢记》所写事，便全是‘国风’所写事。”^[8]性是人对自身的态度，从中可以看出人的发展水平。恩格斯批评对肉欲的虚伪时说：“德国社会主义者也应当有一天公开地扔掉德国市侩的这种偏见，小市民的虚伪的羞怯心，其实这种羞怯心不过是用来掩盖秘密的猥亵言谈而已。例如，一读弗莱里格拉特的诗，的确就会想到，人们是完全没有生殖器官的。……最后终有一天，至少德国工人们会习惯于从容地谈论他们自己白天或夜间所做的事情，谈论那些自然的、必需的和非常惬意的事情……”^[9]即使是有生理疾患的人，也“盲不忘视，跛不忘履”，何况《西厢记》所写的也不仅仅是肉体的感受，还有着审美欣赏、怜香惜玉等复杂情感。对人类自身必不可免的行为应当宽容。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宣称他们“发现”了“人”，于是用张扬人性来反对神权，反对禁欲，主张乐生，主张感情和情欲自由。被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导言》评价为“这是人类先前从未经历过的一个最伟大的进步性的变革”。这个变革从13世纪末的意大利开始，直到16世纪中期结束，恰好相当于我国的元明两代。历史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人们已经熟知文艺复兴的代表作家、英国的莎士比亚与我国的汤显祖同年（1616）谢世，莎翁《罗密欧与朱丽叶》表现了没有情生不如死，而汤氏《牡丹亭》则进一步认为有了情死可复生。还有另外两颗东西辉映的明星——意大利的但丁与中国的王实甫。但丁作为文艺复兴的先驱、被誉为“标志了新时代的来临”的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逝世于1321年，而王实甫则逝世于1324年之前，两人生活于东西方的同一历史时期。但丁遵从“爱情的命令”进行写作，而王实甫则表达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理想，被尊为“情词之宗”^[10]，可以说王实甫是中国的但丁，而但丁则是意大利的王实甫；同理，汤显祖是中国的莎士比亚，而莎士比亚乃是英国的汤显祖。伟大的艺术家是历史赐予人类的厚爱。在中国文学史上，从作家身份、作品内容、传播途径以及受众群体等诸方面来看，元代文学第一次完成了由贵族文学、高雅文学，向平民文学、世俗文学的转变，因此也可以说元明两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或者说是中国式文艺复兴的时期。

还应当指出，《西厢记》这些“浓盐赤酱”的描写，是通过审美体现的，诸如“软玉温香”、“春花弄色”、“露滴牡丹”等等，美，且不直白浅露；美，比喻，便高于生活，与生活的自然形态拉开了距离，因而成为艺术。这些描写已经超出了生物水平而走向精神层面，又由精神层面进而达乎文化水平。总而言之，这是供人欣赏的艺术，而非坏人心术的挑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