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林中等辈伏低
——《西厢记》的作者

关于杂剧《西厢记》的作者，历史上曾有过多种说法，影响较大者有：

一，关汉卿作。最早见于正德八年（1513）刊刻的都穆《南濠诗话》：“近时北词以《西厢记》为首，俗传作于关汉卿。或以为汉卿不竟其词，王实甫足之。予阅《点鬼簿》，乃王实甫作，非关汉卿也。”明言关作为传说，此后嘉靖二十年（1541）金陵富乐妓刘丽华《口传古本西厢记题词》、万历十七年（1589）汪道昆《水浒传叙》等也持此说。

二，关汉卿作王实甫续（第五本）。最早提出此说的是成化七年（1471）北京金台鲁氏刊本《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汉卿文能，编作《西厢》曲调精”，“王家增修，补足《西厢》音韵周”。此后弘治十一年（1498）金台岳家刻本《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等亦持这种说法。

三，王实甫作关汉卿续。成书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的王世贞《艺苑卮言》之附录一即主此说，此后徐士范《重刻西厢记序》、朱孟震《河上楮谈》等及近人王国维、吴梅、王季烈等均持此说。

四，王实甫作。这种说法最早，见于元及明初的记载：成书于至顺元年（1330）、元统至正间作过修订的《录鬼簿》，成书于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的朱权《太和正音谱》，永乐二年（1422）贾仲明为《录鬼簿》补写的〔凌波仙〕吊曲等都认为《西厢记》的著作权属王实甫。而《录鬼簿》所载又是经过钟嗣成的友人吴克斋（弘道）、陆仲良参与的，非一人之闻见。因此《西厢记》杂剧的作者为王实甫的说法最为可信，已获得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王实甫创造了令我们引以为自豪的艺术瑰宝，而关于他的生平材料却留下来的极少。这一是因为元朝统治者重吏轻儒，有所谓人分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1]之说，读书人地位低下，处于娼丐之间，故马致远在《荐福碑》中感叹：“七尺身躯，可怎生无一个安身处？”自身尚且无处安排，谁还去记载他们的生平事迹？二是因为杂剧在当时还是新兴的文艺样式，并不为时所重，也就少有人留心杂剧的作者们了。有感于此钟嗣成才作《录鬼簿》，把那些“门第卑微，职位不振”的作家们记载下来，传其本末，以免岁月弥久，湮没无闻。

根据《录鬼簿》的记载，王实甫名德信，实甫是他的字，大都（今北京）人^[2]。《录鬼簿》把王实甫、关汉卿、白朴、马致远等同列为“前辈已死名公才人”，周德清《中原音韵》引有《西厢记》曲文，云“诸公已矣，后学莫及”。周氏后序作于泰定甲子（1324），其时王实甫已谢世，可见王实甫为元代前期作家，与关汉卿同时而略晚，创作活动主要在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在传为王实甫作的散套〔商调·集贤宾〕《退隐》中说：“抱孙孙儿成愿足，引甥甥女嫁心休。百年期六分甘到手。……且喜的身登中寿。”又说：“想着那红尘黄阁昔年羞，到如今白发青衫此地游。乐桑榆酬诗共酒，酒侣诗俦，诗潦倒酒风流。”“退一步乾坤大，饶一着万虑休。怕虎狼恶图谋，遇事休开口，逢人只点头，见香饵莫吞钩，高抄起经纶大手。”在一首残曲里又说：“再不把利名侵，且须将是非躲。”《退隐》套曲在《雍熙乐府》里不注撰人，《北宫词纪》作王实甫作。如果确属王作，那么，据此可以知道，他活到六十岁以上，并且曾经做过官，在利名场中奔走过，谙尽了宦海风波之后，退隐了。生活上也颇过得去，“有微资堪赡赒，有亭园堪纵游”（引文据隋树森《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64年版）。但这既与《录鬼簿》所谓“门第卑微，职位不振”不相符合，也与贾仲明的吊曲不一致，《退隐》散曲作者似与杂剧《西厢记》之作者实非一人。

最早对王实甫进行全面详述的是贾仲明。贾仲明（1343－1422以后），在元朝生活了二十六年，对元代的剧坛是比较熟悉的，所记可以信从，所以被学界普遍引用。他为《录鬼簿》补写的关于王实甫的〔凌波仙〕吊曲说：

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飚飚排剑戟；翠红乡，雄纠纠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吊曲告诉我们三个内容：王实甫的身份地位。风月营、莺花寨、翠红乡，都是官妓聚居的地方，这些官妓也是杂剧的演员。王实甫沉沦下层，同这些当时地位低下的人在一起，不仅使他熟悉了戏曲舞台规律，也使他了解了下层人民的思想感情，这对他的杂剧创作是很有帮助的。王实甫文采风流，为文坛所佩服。王实甫的代表作《西厢记》被公认为元代剧坛最优秀的作品。贾仲明氏由元入明，他的评价当是纵览了金元剧坛之后作出的结论。

王实甫的创作，散曲，今存有一支小令、两个套数和一个残套数。据元人钟嗣成《录鬼簿》（曹楝亭刊本）记载，他创作了十四本杂剧，今存《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四丞相高会丽春堂》和《吕蒙正风雪破窑记》三种以及《韩彩云丝竹芙蓉亭》、《苏小卿月夜贩茶船》二剧的片段。

《丽春堂》是描写金代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戏。写的是蕤宾令节，赐群臣御园射柳，中三矢者赐锦袍玉带。右丞相乐善获胜，引起与统军李圭的矛盾。李圭本是靠阿谀奉承才做了官的，被乐善殴打。乐善被贬往济南闲居。时土寇作乱，复起用乐善，群臣于丽春堂会宴祝贺，乐善、李圭言归于好。这个戏写得并不成功，但却表现了太平统一之后，金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乐善被贬在济南之后，“每日饮酒看山，好是快活”；“闲对着绿树青山，消遣我烦心倦目，潜入那水国渔乡，早跳出龙潭虎窟。披着领箬笠蓑衣，堤防他斜风细雨。长则是琴一张，酒一壶，自饮自斟，自歌自舞。”（第三折〔斗鹌鹑〕）“似这等乐以忘忧，胡必归欤？”（〔紫花儿序〕）“感今怀古，旧荣新辱，都装入酒葫芦”（〔小桃红〕）。他重新被起用，又感到“我恰离了这云水窟，早来到是非场。你与我弃了长竿，抛了短棹，我又怕惹起风波千丈”（四折〔五供养〕）。有着剧作家对人生的体认，也有着对争名逐利、钩心斗角的官场现象的揭示，这也是元代失意文人的普遍心态。

其余几个杂剧，都是以婚姻恋爱为描写内容。在《芙蓉亭》里，王实甫刻画了一个大胆反抗封建礼教的叛逆女子形象，她“想着俺怀儿中受用，怕什么脸儿上抢白”（〔混江龙〕），深夜私出闺房，主动去找所欢相会，她自由地支配着自己的终身，寻求儿女的欢乐，违背习俗，“有伤风化”，丝毫没有把礼教的教条与道德的禁忌放在眼里，是一个反叛类型的女性，这是元代以前所不曾出现过的新型形象。这一形象，无疑具有惊世骇俗的作用。可惜只留下了几支残曲，我们看不到剧本的全貌了。《破窑记》的影响比较大，直到今天，吕蒙正与刘小姐的婚姻故事还在舞台上演出。这个剧写刘员外的女儿刘小姐搭彩楼抛绣球招亲，选中贫寒书生吕蒙正为婿。刘员外嫌吕蒙正贫寒，要拆散姻缘，刘小姐坚执不肯，刘小姐与吕蒙正被双双赶出家门，在破窑中苦度光阴。最后，吕蒙正发愤上进，考中状元，一家团圆。剧作家肯定了刘小姐的婚姻观。在抛球之际，丫鬟梅香说：“姐姐，你看兀那两个，穿的锦绣衣服，不强如那等穷酸饿醋的人也？”刘小姐却不这样看，在抛球时她是这样想的：

绣球儿你寻一个心慈善性温良，有志气好文章。这一生事都在你这绣球儿上。夫妻相待贫和富有何妨？……休打着那无恩情轻薄子，你寻一个知敬重画眉郎。

（一折〔金盏儿〕）

她偏偏选中了穷书生吕蒙正。当父亲刘员外阻止她的选择，以生活艰苦相警告时，她说“我受的苦，受的苦”：“者莫他烧地权为炕，凿壁借偷光，一任教无底砂锅漏了饭汤。者莫是结就蜘蛛网，土炕芦席草房，那里有绣帏罗帐？……您孩儿心顺处便是天堂。”（一折〔醉中天〕）“我也不恋鸳衾象床，绣帏罗帐。则住那破窑风月射漏星堂。”（一折〔尾声〕）“虽然是人不堪居，我觑的胜兰堂绿窗朱户。”（三折〔粉蝶儿〕）在婚姻问题上，她不看重对方的财产地位，而是要选择对方的人品。她看重的是对方的性情心地、文章志气，只要夫妻相敬相爱，情投意合，生活再苦，也是幸福的，“心顺处便是天堂”，这是元人提出的全新的婚恋观念，与《西厢记》的主旨是一致的。自然，刘小姐的这种选择，也包含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发迹的希望，但这不是主要的，更不是唯一的，所以当吕蒙正以不曾得官、落魄而归的身份见她时，她并没有埋怨和嫌弃，反而安慰他：“但得个身安乐还家重完聚，问什么官不官便待怎的！”（三折〔普天乐〕）要求七百年前的古人从根本上反对功名富贵，是苛刻的。刘小姐并没有把功名富贵作为她生活的目的。戏里把刘员外的所作所为，写成是为了激发吕蒙正发愤上进，这就弱化了否定嫌贫爱富思想的意义。至于“故辱穷交，逼令进取”的创作构思，关汉卿《钱大尹智宠谢天香》本已开端倪，王实甫此剧也属早期应用者，到后来竟成互相蹈袭的窠臼。通过吕蒙正中状元变泰发迹的命运遭际，还表现了这样的思想：“世间人休把儒相弃，守寒窗终有峥嵘日”（四折），抒发了怀才不遇、沉沦下层的知识分子的愤懑不平之气。在“如今那有钱人没名的平登省台，那无钱人有名的终淹草莱”，“如今他可也不论文章只论财”（郑德辉《王粲登楼》二折〔倘秀才〕）的时代，对于广大知识分子来说，那是“这壁拦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马致远《荐福碑》一折〔寄生草·幺篇〕），他们只有通过塑造舞台形象，来抒发自己的思想志向，来表现对现实的愤慨不平。

从上面所谈的王实甫的几本婚姻恋爱剧可以看出剧作家的婚姻恋爱观念。但是，使王实甫蜚声剧坛、获得巨大声誉的，却不是这些戏。真正代表王实甫创作风格、体现王实甫创作成就的，是使同辈人心悦诚服、被推为天下杂剧之最的《西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