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不同偕，死当一处
——才子张生

张生，在此以前的描写中，都是作为一个负心人的形象出现的。在《董西厢》里，他却变成了对莺莺热烈追求、并终成眷侣的多情才子。

张生在游普救寺时，偶然间见到了崔莺莺，莺莺的美貌使他惊诧，使他倾倒：“须看了可憎底千万，兀底般媚脸儿不曾见”（卷一〔仙吕调·尾〕），“一时间见了他，十分地慕想他”（〔中吕调·香风合缠令〕），“兀的般标格精神，管相思人去也妈妈！”（〔墙头花〕）于是，“张生见了，五魂悄无主，……胆狂心醉，使作得不顾危亡，便胡做。”（〔大石调·伊州衮〕）开始想方设法，不顾一切地去接近莺莺、追求莺莺。借厢而居、月夜吟诗、道场附斋，……他一心用在了莺莺身上，而“自兹厥后，不以进取为荣，不以干禄为用，不以廉耻为心，不以是非为戒。夜则废寝，昼则忘餐。颠倒衣裳，不知所措。盖慕莺莺如此”。真是“千方百计，无由得见意中人；费尽身心，终是难逢忔戏种”（卷一），张生如痴如狂了。在《莺莺传》中，蒲州兵乱是在张生见莺莺之前，张生对崔家的保护，只是出于亲戚的情分，并不包含对莺莺追求的意思。在《董西厢》里，孙飞虎兵变被改写成是在张生见莺莺之后，张生请白马解围，也就变成了他追求莺莺、迫使老夫人允婚的一种手段。

使前后两个张生相区别的主要之点，还不在于对莺莺的追求上，而在于追求目的达到之后的表现上。在郑恒的挑唆之下，已经许婚的老夫人又赖婚了。这时的莺莺已经与张生私相成合，如果张生像《莺莺传》中的同名人那样，并不把同莺莺结为百年伴侣作为人生理想，因而在其他诱惑面前趋利变心的话，那么，这时贪恋秀色的目的已经达到，他完全可以借老夫人赖婚之机而“别继良姻”。从道义上说，这样做的责任也完全在老夫人的赖婚，而不是他张生背弃前言，他不会受到舆论的谴责。从张生当时的条件来说，也完全有“别继良姻”的可能。这时的张生，已经不是“四海游学”的穷书生了，他已经进士及第，而且是第三名的“探花”，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声霹雳，果是鱼龙化。”（卷七〔正宫·甘草子〕）正是男儿得志秋，张生的社会地位变了，身价百倍了，他要找一个“颜如玉”的女子，那是非常容易的，“有多少女孩儿，卷珠帘骋妖奢”（卷七〔正宫·脱布衫〕），都以能够许配新科才子为荣幸。这一点，即使是遁离红尘的和尚法聪也看得很清楚，法聪说：“学士何娶不可？无以一妇人为念。”（卷八）然而，法聪洞悉世态人情，却无法理解男女间那既普通又微妙、难以言喻的感情，他对张生说：“足下聪明者也。以一妇人，惑至于此，吾与子不复友矣。”（卷八）董解元笔下的张生不是那种薄幸负心的人，他对莺莺的追求是为了结为百年夫妻，正如他对法聪所表明的：“男女佳配，不易得也。加以情思，积有日矣。一旦被谗，反为路人，所以痛予心也。”（卷八）“妇人”是不难寻求的，但“佳配”却并不易得，双方逐渐培养起来的感情，是很难割断的。在把妇女视为“延续宗嗣”工具的宗法社会，张生却执著于对有失“妇德”的莺莺的感情，这很能说明他对莺莺感情的深挚。

他甚至把这种感情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生不同偕，死当一处”（卷八）。不应当忘记，张生这时已是朝廷的命官，死，不是连“浩荡皇恩”都不顾了吗？“先奸后娶”已属非礼，对这种非礼的行为，又不像《莺莺传》中的张生那样“善补过”，“以先配为丑行，谓要盟之可欺”。这种“执迷不悟”的态度，对莺莺来说，他是“笃于情”的，对于封建社会、对于他所出身的封建统治阶级来说，这又是一种“不肖”的表现，是一种叛逆行为了。而这，正是他区别于《莺莺传》中他的同名人的主要之点，也是我们对这个人物给予肯定评价的主要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