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乱终弃的忍情负心汉
——张生

莺莺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抛弃她的是薄幸子张生，而张生却是封建制度的产物。

《莺莺传》里的张生身上，融进了更多元稹本人的因素，在唐代，尤其是中唐时代的知识分子中，很有代表性，而他与崔莺莺的爱情故事也打上了时代的深刻烙印，典型地表现了文人的心路历程和妇女追求爱情的悲剧命运。

张生有一副道貌岸然的外表。作者在小说的开头就介绍说：“有张生者，性温茂，美风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或朋从游宴，扰杂其间，他人皆汹汹拳拳，若将不及，张生容顺而已，终不能乱，以是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按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艳诗及悼亡诗》的说法，元稹幼时家道衰微，依其姊夫陆翰，生活在凤翔西北边境荒残之地，习俗俭朴，不像名都大邑如后来的蒲州那样多荒嬉游乐之所，“年二十三未近女色”（依王性之《微之年谱》，当作“年二十二”），非不欲也，“乃地为之”也。元稹本是好色之徒，所谓“内秉坚孤”乃自美欺世之谈。在“容顺”外表的背后，却有着他自己对男女问题的见解。他曾经对人说：“余真好色者，而适不我值。”他在等待时机寻求绝代的美女。果然，一遇到莺莺便原形毕露、丑态百出了。他一见莺莺“颜色艳异，光辉动人”时的表现是：“张惊，为之礼。”“惊”，固然反衬出莺莺的美丽，更主要的却是描绘出张生这个“真好色者”遇见美色时的心理、神态。更让人惊奇的是，张生在“惊”之余，还不忘“为之礼”，可见他的矫饰。他想直接同莺莺问答，莺莺没有理睬，于是他“惑之”——被莺莺迷住了。

当然，美丽并不是什么可厌的东西，张生倾倒于莺莺的美，也是唐代士子在美女面前神魂颠倒的一个典型例子。为了追求莺莺，他很费了一番心机：“以词导之”，莺莺没有答茬儿；通过红娘向莺莺转达他的心事，红娘又不敢向莺莺述说；最后，还是听了红娘的话，用“喻情诗”来打动莺莺，这才以才华打动了莺莺，获得了成功，正体现了唐代女子的择爱标准。应当说张生对莺莺是动了真感情的：其一，张生向红娘表白了自己的心愿，请红娘做个牵线人，把红娘吓得“腆然而奔”；其二，红娘建议他凭着有恩于崔家而求婚时，他回答说：

昨日一席间，几不自持。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

连三几个月的时间都等不得，其情急之状如见。如果说这时的张生与莺莺还只停留在才色相悦阶段的话，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便升华成心心相印了，小说中崔张交会的过程写得疏略，传后的《会真诗》作了补充，写得比较详细，作者用的是互见法。

社会是复杂的，人生是复杂的，人的思想和感情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人在社会上除了恋爱之外还有别的诱惑。《元白诗笺证稿》所附之《读莺莺传》说：“盖唐代社会承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婚与宦也成为唐代士子追求的两个目标。宦即是做官。为了做官、做高官，张生从两个方面努力：一是进京应试，凭借自身的才华走科举入仕之路；二是联姻，找一个财势双全的靠山，作为宦海升荣的支撑。崔莺莺的家庭不具备这种条件。崔家虽不乏财产，然而主人已丧，只剩下孀妻弱子，“孤嫠未亡”，在乱军中难以自保，“旅寓惶骇，不知所托”，还是靠了张生的保护才“不及于难”的。这样的家庭不可能成为张生飞黄腾达的靠山。为了追求官高位显、荣华富贵，张生要抛弃莺莺。何况一旦有了夫荣妻贵的条件，还愁找不到颜如玉的女子？张生是社会中人，也是世俗中人，他不能免俗。更何况，唐代风气如此，不独张生为然。这就是为什么张生的朋友们不仅不谴责张生的背信弃义，反而许之为“善补过”的原因所在。

作为张生形象原型的元稹即是如此。唐代科举风尚重进士而轻明经，进士及第难于明经，故王定保《唐摭言·序进士》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足见进士之艰难。元稹为了早日步入仕途，走了一条捷径：十五岁即明经及第。为此曾受到李贺的讥笑。康骈《剧谈录》载，元和年间元稹欲结交李贺，未获允许。一次元稹不经通报而径直入门，李贺的仆人说：“明经及第，何事看李贺？”元稹惭恨而退。为了改变这种窘境，元稹参加了吏部书判拔萃科的考试。仍是沉抑下僚，元稹又参加了应制举的考试，与白居易同榜得中，元稹还考了第一。开始，元稹不失为一个正直官吏。元和四年与宦官发生争厅事件，遭贬之后，元稹变成了一个俗吏，巴结势要，结交宦官，在官场上窥时趋势，取利自肥，官至相位。所以《旧唐书》元稹传说他“素无检操”，陈寅恪则称其为“巧宦”。

元稹又借联姻攀附高门。元稹与韦夏卿相识时，韦夏卿为京兆尹，因治京师，能参议朝政，具有朝官性质；元稹中吏部试后，韦夏卿改官太子宾客检校工部尚书，权高位显。通过韦夏卿元稹结交了不少官场人物。元稹权衡利害，抛弃了莺莺，与韦夏卿最喜欢的女儿韦丛结婚。元稹《梦游春》诗云：“一梦何足云，良时事婚娶……韦门正全盛，出入多欢裕。”虽然与莺莺的遇合使他得遂平生之趣，面对爱情与仕宦，元稹更看重后者，把与莺莺的一段感情历程，视为一梦，虽然弥足珍视，却不足为凭，于是在韦门全盛的时候，做了韦门女婿，过上了“出入多欢裕”的生活。陈寅恪说：“综其一生行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

元稹抛弃莺莺而另娶，本属薄幸失德，何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不仅写成小说（虽然托名张生），还写了数量可观的艳情诗表达对莺莺的思念，且谓：“斯言也，不可使不知吾者知，知吾者，亦不可使不知。”（白居易《和梦游春诗一百韵序》引元稹语）从总体社会环境说，唐代两性观念开放；从元稹所属的庶族知识分子看，他们倚恃自己的才华通过科举（尤其是进士科）获取功名，致身通显，重词赋而不重经学，尚才华而不尚礼法，纵酒狎妓，肆无忌惮，才高而德薄。对女性始乱而终弃的现象并不鲜见，正如陈寅恪氏所言：“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所以不仅元稹洋洋自得，还被人们传为美谈。

张生不仅仅背弃了自己的“终始之盟”、“殁身之誓”，把莺莺抛弃，他还把莺莺写给他的书信向别人公开，“由是时人多闻之”，嘲笑了莺莺的感情。更有甚者，他还找种种理由为自己的缺德行为辩解，对莺莺极尽诬蔑。说什么：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

把自己寻死觅活地追求过的女子，说成是“妖孽”，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把亡国灭身的原因归之于妇女。这种思想，乃是古人无力解释社会治乱的真正原因时的一种推托，“女祸”一词虽出于《新唐书·玄宗本纪》的赞，而“女祸”之观念却古已有之，《尚书·牧誓》：“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中唐以降面对安史之乱造成的盛世不再局面，“女祸”论更成为一种社会思潮。晚唐高彦休说：“是以夏姬灭陈，西施破吴，汉武文成之溺，明皇马嵬之惑，大亦丧国，小能亡躯。”^[5]《新唐书·玄宗本纪》称：“女子之祸于人者甚矣。自高祖至于中宗，数十年间再罹女祸。唐祚既绝而复续，中宗不免其身，韦氏遂以灭族。玄宗亲平其乱，可以鉴矣，而又败以女子。”新旧《唐书》之《杨贵妃传》称杨妃为“贼本”、“祸本”。白居易诗《李夫人》“鉴嬖惑也”、《古冢狐》“戒艳色”、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等等都持此论。清人赵翼论唐之女祸更从李渊起兵说起：

是高祖之举兵，实以女色起也。及太宗杀弟元吉，即以元吉妻为妃；卢江王瑗以反诛，而其姬又入侍左右。是两代开创之君，皆以女色纵欲。孰知贞观之末，武后已在宫中，其后称制命，杀唐子孙几尽。中冓之丑，千载指为笑端。韦后继之，秽声流闻，并为其所通之武三思，榜其丑行于天津桥，以倾陷张柬之等。寻又与安乐公主，毒弑中宗。宫闱女祸，至此而极。及玄宗平内难，开元之始，几于家给人足，而一杨贵妃足以败之。虽安史之变，不尽由于女宠。然色荒志怠，惟耽乐之从，是以任用非人而不悟，酿成大祸而不知，以致渔阳鼙鼓，陷没两京，而河朔三镇，从此遂失，唐室因以不兢。追原祸始，未始非色荒之贻害也。然则以女色起者，仍以女色败。^[6]

欧阳修更以总结历史规律的口吻说：“自古女祸，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犹及其子孙。虽迟速不同，未有无祸者也。”^[7]漂亮女人成了人间祸害，与张生同一口吻。其实，持此论者都不能言行一致。面对女色，他们乐此不疲。白居易就有樊素、小蛮两个艳姬，以“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广为人知。元稹假张生之口发此议论，还有另外一层意思。《莺莺传》是元稹假张生之名以自叙经历，这种始乱终弃毕竟是甚于“钓者负鱼，猎者负兽”的不义之举，所以也借这种论调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和开脱。

对于“女人祸水”论，鲁迅先生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其实那不是女人的罪状，正是她的可怜。这社会制度把她挤成了各种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不过，只要看有人出来唉声叹气的不满意女人的妆束，我们就知道当时统治阶级的情形，大概有些不妙了。”^[8]“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的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9]也正因此，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元稹以张生自寓，“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