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女之心难以自固的高才绝艳女
——崔莺莺

《莺莺传》成功刻画了崔莺莺的形象。莺莺形象原型的门第身世，学术界还有不同说法。优秀文学作品所蕴涵的时代精神，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不是由人物的原型，而是由艺术形象本身决定的。“形象大于思想”，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中提出的这一美学思想是理解文学作品的基本原理，最好的艺术现实就是艺术作品本身。传中的崔莺莺是大家闺秀，性格内向深沉。其性格的形成受了家庭和时代思潮两种因素的影响。莺莺出生在一个世家大族，所谓“崔氏之家，财产甚厚，多奴仆”。这样一个大家闺秀，平日所受的是封建伦理道德的教育和熏陶，这些都在她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她懂得封建“家法”的厉害，因此筑起了一道礼教的堤防，养成了一种深沉内向的性格，“贞慎自保，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她关起了心扉，拒绝任何人窥测，思想活动是隐蔽的。即使在她与张生私自结合以后，也是“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她生活在一个行规步矩的家庭环境里。

莺莺又“善属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文学作品里那种摆脱束缚、追求自由、歌咏爱情的思想，像一道阳光，照进了她日居月处的高墙深院；像一股春风，吹进了她重重紧闭的心扉。在这股思潮哺育下，莺莺的人性开始复苏，一种要求摆脱礼教束缚的思想，开始在她的心灵深处萌芽，在礼教重压下潜滋暗长。对旧的伦理道德，她动摇了，开始怀疑，甚至否定。她向往着自由的爱情生活。

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因素塑成了莺莺性格的特殊性。一方面，她思维敏捷，有深刻的洞察力；另一方面，表现在行动上，却又沉默寡言，稳重谨慎，从不妄与人交。在她的内心深处，有着火一样炽热的感情，举止却又文静娴雅，清淡平和，不失大家风范。“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甚至“喜愠之容，亦罕形见”。沸腾活跃的内心世界与冷静持重的外表，是那样和谐地统一在一起，这就是莺莺性格的特殊性。

且看她在生活中的表现。母亲让她出来拜见张生，她“辞疾”不出；被迫出见，又对张生攀拉亲近的话不置一词。她是那样默默地观察着世界，提防着世界，把观察和认识的结果，深深埋藏在自己的心底。莺莺的心敏口稳，正是她“贞慎自保”的一种表现。能够做到这一点，确实是“出人”的。

然而，莺莺毕竟是一个向往自由，憧憬着爱情的少女，一旦有了适当的条件，她就会做出超越常人的大胆的举动。这种条件终于到来了。张生一“为之礼”，二“问其年纪”，三“以词导之”，四“缀《春词》二首以授之”，这些主动的、热烈的追求，终于使莺莺追求和向往爱情的思想萌芽，好像遇到了春风、雨露、阳光，开始茁壮成长起来。她一反往昔的矜持、端庄，终于逾越了礼教置下的重重障碍，与张生私下结合了。这是她为了幸福爱情而做出的一个大胆的以人性反抗礼教的行动。即使是这样的举动，莺莺也始终保持着她独特的行动方式，“终夕无一言”，体现了她深沉内向的性格特点。

既然莺莺在内心深处向往着爱情，在她用《明月三五夜》诗把张生约来之后，却又用一大套封建说教来申斥张生，这原因也只有一个，就是她要“自保”。一个生长在深闺里的少女，而且是一个处处小心谨慎、事事不露形迹的大家闺秀，当她在做“偷情”这一事关重大的举动时，她的内心深处，感情与理智、人性与礼教教义、对前途后果的种种忧虑等等，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矛盾斗争！对张生的约而斥之，正是这种思想斗争的表现。经过了几天的斗争，尤其是通过张生的《春词》，使她有慕于张生的才情，才终于下定决心，甘冒风险以求幸福，毅然冲决了封建礼教的羁绊，主动去与张生欢会，“曩时端庄，不复同矣”。所谓《春词》二首，传中未录，《全唐诗》卷四二二元稹诗卷二十七有《古艳诗》二首，题下注：“一作《春词》”，已收入《元稹集》外集卷一，注云：“即传所谓立缀《春词》二首，是也。”录如下：

春来频到宋家东，垂袖开怀待好风。
莺藏柳暗无人语，惟有墙花满树红。

深院无人草树光，娇莺不语趁阴藏。
等闲弄水浮花片，流出门前赚阮郎。

两首诗都藏有“莺”字，前首用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的典故，后首《元稹集》作“流花片”，与下句“流”字重，依《全唐诗》作“浮”，用刘晨阮肇天台山遇仙女的典故。这就是元稹在《赠别杨员外巨源》中所说的，“结托萧娘只在诗”。唐代闺门之禁不严，朝廷已为民间做出示范，这已如前述；现在以诗为媒，莺莺没有经受住张生诱惑，偷尝了禁果。

明于察、敏于思、慎于行的多情多智的莺莺，尽管小心行事，仍然没有逃脱悲剧结局——最终她被张生抛弃了。

莺莺的悲剧性格还在于，她清醒的头脑和她无能为力的行动之间的矛盾。对所发生的一切，她几乎都有预感，而在行动上却一筹莫展。她认识到了现实社会的不合理，却又默默忍受着这个不合理社会加给她的痛苦。

莺莺是美丽的，但她从没有把自己的美丽作为换取爱情的资本，唐代白行简的传奇小说《李娃传》写李娃为了获得荥阳公子的爱情，曾经“整装易服而出”，使得荥阳公子“遽惊起，莫敢仰视”。而莺莺的出见张生，却是“常服睟容，不加新饰”，只是由于她难以掩盖的天然风韵，才使得张生大为惊奇。莺莺的愿望是朴素的，她并不希图张生由文词科举进身而给自己带来荣华富贵，夫贵妻荣。她之所以与张生幽会私合，是由于被张生的才情与“殁身之誓”、“终始之盟”所打动，引发了人人所固有的人性。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儿女之心，不能自固”。她满以为这样就可以使自己的“愚陋之情，永谓终托”，有个可以依靠的终身伴侣，其实她错了。唐代朝廷为平民士子所铺设的变泰发迹之路，不仅没有成为莺莺实现希望的阶梯，却恰恰是对她希望的一种威胁。这一点，敏于观察，不断思索的莺莺，心里很清楚。当张生“文调及期，又将西去”的时候，她就预感到这是她与张生永诀的日子到了，于是说出了那一大段肠断心碎的话：

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殁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感于此行？然而君既不怿，无以奉宁。君常谓我善鼓琴，向时羞颜，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诚。

把问题看得何等透彻！如果是她寄希望于张生由文词科举进身，那她当然就不会在张生“文战不胜”的情况下，还向他表示：“至于终始之盟，则固不忒（不变）”的心迹，因为在当初没有“定情”，而“没身永恨，含叹何言”了。其实，在封建社会里，即使他们订了婚，也只是对他们婚姻名分有某种程度的约束力，而对于张生是否能够不背“终始之盟”、是否能够使张生对她像玉一样“坚润不渝”，则不起丝毫作用，甚至连婚姻也难保证！她只是要求一种正常人所应该有的爱情生活，这是“少年男女正轨的恋情之冲动”，因而从人物个性看，她虽与人私合，并非庄女，“但她的性格上自有一种严肃的地方”^[4]，慧质兰心，霜姿玉貌，与那些淫情洋溢的荡妇全然不同。

莺莺的心地是善良的。她说得很清楚，假如张生“如或达士略情，舍小从大，以先配为丑行，以要盟为可欺，则当骨化形销，丹诚不泯，因风委露，犹托清尘”。张生背叛了她，她还要对张生“丹诚不泯”！她不像唐蒋防《霍小玉传》中的妓女霍小玉。被凌辱的生活培养了霍小玉的反抗性格，当李益负心，使她幽愤致死的时候，她对门阀制度提出了强烈的控诉，表示了她复仇的决心：

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征痛黄泉，皆君所致。……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

霍小玉的这种反抗，固然使李益害了怀疑狂症，丧失了家庭的和乐，但受害最多、最惨的，却是李益那些无辜的妻妾。莺莺不同。她自己是受害者，当她知道张生已另娶新人的时候，这样劝张生：

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
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

莺莺没有因为自己的不幸，便把仇恨转嫁给另一个不该负责任的女性，她让张生用过去对待她的一番情意，去对待新婚的妻子，体现了中国妇女善良的品德。莺莺像是金丝笼里豢养的美丽小鸟，虽然还没有失去奋飞的心愿，而长久的笼中生活，已经软化了她的双翅，她已经不能为争取飞向自由的天宇而用一爪一喙进行搏斗了。

就是这样一个美好、善良的女子，却遭到了遗弃，这样一点纯朴的心愿，都没有得到满足。在封建社会里的任何朝代，妇女所受的苦难都是深重的。但是莺莺没有被生活压倒，她既没有绝望寻死，也没有“不事二夫”，孤独地了此一生。她收起叛逆的触角，含愤忍辱，在礼教容许的范围内，迎着生活的风浪向前走去。当“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的时候，她拒绝了张生的求见，这是她对生活的新的认识，也是她能做出的“贞慎自保”。莺莺回归了社会，社会容纳了莺莺，这与我们前面说过的唐人对两性的开放宽容心态是分不开的。

崔莺莺给我们的印象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美。凄艳之美，不事张扬而韵致深含的美。她那么多才多艺，作诗，作文，弹琴……而且“艺必穷极”，但她不到不得已时不随便表露，偶一崭露便令人惊艳非常。莺莺像一朵花，只有当她摆脱了人世社会的束缚，与所爱真情欢畅的时候才会绽放出光辉，绽放得那么灿烂，那么绚丽，那么迷人。因为这才是她的人性的本然，是没有任何矫揉造作、去除任何虚饰的天然本色——天真少女的真面目，是人性的自然展现。用李白的诗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但是这样的花朵在现实世界是没有开放的土壤的，即使是唐代这样封建社会里的理想社会。崔莺莺的青春之花枯萎了，虽然生命没有殒灭，但她不再拥有爱情。莺莺的可悲还在于，她所深爱的张生，不仅抛弃了她，还为了维护虚假的声誉而文过饰非，言不由衷地向她身上泼污水。这样，真被假扼杀了，人性被礼法窒息了。崔莺莺形象留给我们的是悲剧美，诗意美。

元稹称他与莺莺的遇合为“梦”，“梦游春”。很确切。在皇权专制社会里只有梦中才会有人性的春天；即使是现实中发生过的事，也不是人生常态和社会常态。灵光乍现，也只如梦境般虚幻难凭。明代汤显祖《牡丹亭》把杜丽娘与柳梦梅的遇合放在梦境，称为“惊梦”，清代曹雪芹《红楼梦》里的大观园也如梦境。

这就是《莺莺传》超越元稹的主观创作意图所具有的深刻文化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