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悦子容艳，子倾我文章
——隋唐时期的情爱观

隋代文帝建政后曾有意整顿社会风气，但未见成效而被弒；炀帝继位，荒淫无度；其后恭帝历两年而隋亡。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朝气蓬勃、充满向上精神的时代，唐人也具有健康的心态，在对待两性问题上也特别开明大度。强盛的李唐帝国由长久分裂的政权统一而成，其文化也是由多元素的不同文化组合而成的，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强邦大国自有大国的自信，不怕风吹草动会影响政局的安稳，也就不是什么都惊惶，什么都禁止；李唐朝廷本有鲜卑人血统，在男女关系问题上没有严格的约束，朱熹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15]武则天有多个男宠，有的还是千金公主与之私通试用后推荐给她的，后世因此还演义出一些以武则天为女主人公的艳情小说，最有名的当数明代“吴门徐昌龄著”的《如意君传》；李隆基与杨玉环的故事历代传诵，但那却是父夺子妻的乱伦之举，都为当时社会所接受，以李杨故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也构成了历代不绝的文学系列，艳传人口者如唐代白居易的《长恨歌》、清代洪昇的《长生殿》。唐代还出现了两篇专门描写男女交欢的文学作品。前有张的传奇小说《游仙窟》，叙写狎妓经过；后有白行简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描摹合欢情状穷形尽相，而流传于士大夫之口，不以为怪，便足以看出唐人贞节观念之淡漠，道德操守之宽容了。

爱情是古已有之的感情，但是只有到了唐代，人们才对这种难以言喻的感情有了明确的认识，并且明确地表述出来。

七情六欲中，只有爱情是难以舍弃的。爱情出自天性，是外力不能泯灭、父母不能控制、甚至连自己也难以遏止。白行简《李娃传》说：“男女之际，大欲存焉。情苟相得，虽父母之命，不能制也。”元稹《莺莺传》说：“儿女之心，不能自固。”爱情是人所固有的正常欲望，其天然本性是与自由、自主联系在一起的，爱情出自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应当由当事人自己做主，家长不能包办，社会不应当干涉。张荐《灵怪集·郭翰》中的织女，下凡寻求人间欢爱时说：“久无主对，而佳期阻旷，幽态盈怀。上帝命游人间。”上帝、天仙也是通人情秉人性的有性有欲的血肉之躯。这种情欲，区别于婚姻，是男女双方自由自愿的选择，不受夫妻名分的束缚，不受礼教的支配。当郭翰问到牵牛郎时，织女回答：“阴阳变化，关渠何事！且河汉隔绝，无可复知；纵复知之，不足为虑。”张翰又问织女，七夕与牵牛郎“相会乐乎？”织女笑答：“天上那比人间！”人间的世俗偷情爱恋，远胜过天上的神仙眷属，可以看出唐代人对现实的执著，对人生的眷恋。因此蒋防《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并不看重与李益的婚姻名分，她只希望能获得李益的感情，“欢爱八年”，然后李益妙选高门以就佳姻，小玉则意愿满足，遁入空门。在爱情与婚姻的比较中，蒋防更看重爱情。为了爱，殉之以生命也是值得的，心甘情愿的。沈既济《任氏传》中的任氏明明知道前途有厄，仅仅为了满足情人郑六希望与她同行的意愿，就不顾危难毅然上路，终于为爱献出了生命。李景亮《李章武传》中的王氏子妇，与李章武的爱情不因生死异路而改变，王妇死后宁可遭受冥谴，也要越界为情人送行。这不仅说明了他们爱情的坚贞不渝，也说明了爱情的巨大感召力量，可以为了爱情而置生死于度外。张籍《节妇吟》：“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男子追求有夫之妇，妇虽谢绝了他的追求、返还所赠明珠，却接受了这份感情，诗人对这种婚外感情不仅不加谴责，还称许女为“节妇”。显然这位节妇之“节”指的只是婚姻，在感情上，她已经“失节”了。《李章武传》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是婚外之情，二人因爱而私通，作者对他们的生死悲剧也给予了同情。《任氏传》中的韦崟明知任氏与郑六相爱，因慕任氏颜色，“爱之发狂”，于是“拥而凌之”。作者认为这是人性本能的冲动，是可以原谅的，因而只是让任氏坚拒非礼，并没有进行责备。相反，为了报答韦崟的物质资助，还让任氏为韦崟多致丽人以遂其欲。杜牧扬州狎妓，不仅不受责罚，牛僧孺还派人暗中保护（于邺《扬州梦记》），也不影响杜牧的赫赫文名和人格。刘禹锡向李绅索妓也被传为美谈，留下了“司空见惯”的著名典故（孟棨《本事诗·情感》）。凡此种种，不仅不以为耻，还作为风流韵事成为人们的谈资，受到广泛欣赏。由此可见，唐人对爱情的人文蕴涵，有着深刻的理解。

唐人的恋爱标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郎才女貌。李白《代别情人》：“我悦子容艳，子倾我文章。”《霍小玉传》中李益说：“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相映，才貌相兼。”许尧佐《柳氏传》：“翊仰柳氏之色，柳氏慕翊之才，两情皆获，喜可知也。”以才貌作为士女恋爱对象的选择标准具有时代特色。在科举取士的唐代，“才”乃是士子进入仕途的阶梯，通过科举考试，“才”可以转化为“财”，转化为权势地位。良家女子许配才子，就有了夫荣妻贵的希望；烟花女子托身才子，也是一条脱籍从良的良好出路。更何况才子们风流儒雅，善解人意，惜玉怜香，能给她们带来更多的温馨与体贴，女子钟情于才子，是时代决定的。不光是女子恋爱才子，男士也希望女子有才。《莺莺传》、《李章武传》等作品中都有男女以诗唱和进行心灵沟通的描写。女子有才，就与男子在文化层次上缩小了差距，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使恋爱质量有更大的提高。

唐人爱情观更深层的追求是两情克谐，也就是《李娃传》所说的两情相得，心心相印。《任氏传》里的郑六，既无才又无财，穷馁不能自立，依于妻党。他之所以获得美艳绝伦的任氏的芳心，在于他对她的真诚相爱，明知任氏为狐，却不以异类而变心，任氏因此才“终己以奉”，为了讨郑六欢心，甚至献出了生命。《李章武传》中的王氏子妇与李章武也完全是出于感情的和谐慰藉。郎才女貌之恋就更为心灵的沟通增添了一层浪漫色彩。

宗法社会的婚姻制度，夫妇等君臣，给夫妻之间划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等级纲常，男尊女卑，使夫妻之间缺少了平等的轻松的欢乐。所以在古代，这种自由选择的两情相得之爱，往往在婚姻之外去寻找。在婚外恋中，男人丧失了法律规定的夫对妻的控制权，女子获得了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双方都是自由的，也是自愿的，即使是青楼寻欢也是如此。唐代虽然产生了宫女宋若莘撰写的《女论语》，规定了女子立身、女工、学礼、事夫、守节等等守则，要求妇女“九烈三贞”，由前面所述事实来看，宋氏的著述，也仅仅是一种“闺门守则”的设想，并没有产生实际的效应。不过，妇女的地位普遍低于男子却是事实。唐传奇中，除了人仙遇合的作品外，女子都处于被动的、任人选择的地位，所以白居易在《太行路》中才沉痛地感叹：“人生莫做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

这就是孕育张生和崔莺莺最初形象的社会环境，西厢记故事就是在这种氛围中拉开了序幕。

五代时期又陷入了分裂割据的局面，统治集团醉生梦死，无复道德可言。其代表性文学作品《花间集》和《南唐二主词》，已难觅爱情踪影。但五代只有半个世纪多一点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