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民智”“伸民权”的教育作用论

梁启超认为国家的强弱以教育为转移，把兴学校、育人才作为政治改革的关键和根本，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他将“开民智”与“伸民权”联系起来，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民主与科学、专制与愚昧的关系。变法的基本要求是“兴民权”，“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权”^[39]。“权”与“智”是相倚的，以往统治者要抑民权，就是通过塞民智的方式。从“智”能生“权”的观点出发，他特别强调“开民智”的作用，认为“今日中国之大患，苦于人才之不足”^[40]，“为中国前途计，莫亟于教育”^[41]，应以“开民智为第一义”^[42]。那么，怎样才能开民智呢?就是要“开于学”、“立于教”，兴建学校、办好教育，这是关系到国家兴衰、救亡图存的头等大事，“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43]。

梁启超重视教育的作用，但在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历史条件下，强调教育是救亡图存的首要条件，无疑是拔高和夸大了教育的作用，实践也证明这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