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论教育目的和内容

(一)培养“经世”人才的教育目的

颜元认为社会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依靠人才，而人才的培养依赖教育，因此兴办学校、发展教育，通过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可以直接为国家服务，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所以，颜元对于传统教育进行了十分强烈的批判。

首先，他斥责理学教育脱离实际，所培养的人既不能继承圣人之道，也不能匡世济民。他认为自汉代以来，士人先后崇尚训诂、清谈、佛老等学，至宋代，这些经过融合整理成为理学的基础，因此理学继承了历史上诸学的弊端，对学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百害而无一利。尤其是理学倡导的脱离实际的空疏修养，只讲口头纸笔工夫，而不行实用之学，颜元对此深恶痛绝。

其次，颜元抨击传统的科举制度，认为科举以八股取士的方法，不仅不能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国家栋梁，而且会使学校完全依靠科举，沦为科举制度的附庸。科举繁盛，学校不兴，士人醉心于功名利禄，误入歧途，致使学术衰落、人才贻误，最终将导致政治的衰微，国势趋于没落。因此，颜元主张罢废科举，广兴学校，使经世之才皆出于学校，以达到促进国富民强的目的。

最后，颜元大力批驳了传统教育重义轻利的观念。他认为，重义轻利、“存天理，灭人欲”等传统道德价值观点过分夸大了义、利二者之间的差别。他认为二者并非形同水火，截然对立，二者是能够统一起来的。农民耕种，没有不为收获的;渔夫下网，没有不为捕鱼的;标榜灭人欲的宋儒们，如果不谋生取食，也要受到饥饿的困扰，因此，取利是一切行为活动的基础。正义、明道也同样是以取利、谋利为目的的，因此，义利是统一的，是不可分割的。所以，颜元十分赞赏南宋事功学派的观点，并将其发展为实学思想。

在对传统教育制度、教育观念反思的基础上，颜元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具体来说，这类人才包括两种，一种是德才兼备的官吏，另一种是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颜元青少年时期便亲眼目睹了明朝的覆亡，他痛斥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只会背诵经书、揣习时文、坐而论道、空谈心性，对于国家危亡、民族斗争束手无策。这些士大夫终日埋头伏首，无力救国，“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8]，空有一身才学无法施展。颜元主张以实学代替浮文，以学校为阵地培养具有实才实德之士，以充当朝廷经世济国的股肱之臣。即学校应当培养德才兼备，尤其是具有统治、管理能力的政治人才，担任自君相到百官的各种官职，担负起维护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重任。除了能在朝廷为官的政治人才之外，颜元还主张教育要培养具有各种专门技能、能够从事各种生产的“百职”之才，以创造社会财富，促进生产发展。他认为教育必须转变目的，将目标从培养“群士”，转变到培养“群贤”、“群能”上来，使各类人才专精技能、各尽其用，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和国家的兴旺发达。

中国古代教育素来重视官吏的培养，自古就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而能够从事生产的专业人才则向来为社会所轻视，被排除在教育的培养目标之外。颜元认为即便是古圣先贤也不都是无所不知的通达之才，而是具有专长的人，社会上有各种职事，人有不同个性，发挥特长，因材施教，培养各行各业的圣贤，使之脱离庸碌，应当是教育最主要的目的。

(二)“实学”的教育内容

颜元的教育主张与传统的程朱理学针锋相对，倡导反空疏、反教条，崇尚“真学”、“实学”，极力反对过去教育内容的“伪”和“虚”。他所谓的实学，即指实用之学，是能够满足经世致用要求的各种知识和能力。

1.身心兼顾

颜元从“形性合一”的观点出发，反对传统教育中重视心性修养，忽视身体发展的倾向。他认为传统教育的核心是“礼”教，古代一直视其为伦理道德教育的基础，宋明时又被进一步提升为“天理”。同时，礼教也作为典章制度的代表，具有知识教育的特征，而完全代替了其他知识的学习。颜元对礼教这样的地位和内涵进行了否定。他认为，礼教的含义并不高深，就是对学生进行日常的礼仪、礼节教育，不仅能够陶冶性情、涵养德性，而且还可以增强体质，促进身体发育，进而获得身心的全面发展。而且古代六艺之学也是如此，六艺的综合发展是对学生德、智、体的全面训练，具有固身心、化性情的作用，从小进行这种教育是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颜元反对对孩子娇生惯养，锦衣玉食的生活、埋首故纸的学习，只会使儿童耗尽身心气力，不仅不能达到理学家所说的存养之功，而且会因之使其成为柔弱的书生或是虚弱的病人。因此，颜元十分重视体育，经常带领学生进行举石、习刀、赛跑、击拳等活动，不仅使他们在读书之余得到放松，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体育锻炼增强他们的体质，为日后匡世济国打下良好的基础。而且，颜元将体育教学的观点进行理论阐释，使体育成为教育教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此外，颜元将体育继续发展成为武备教育，传授兵书战法、攻防技术，以培养有志于保卫江山社稷、具有文韬武略的将才武士。一改宋明以来重文轻武的观念，将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才视为教育的重要目的。

2.务求实用

颜元认为，先秦的教育都是结合实际的事物而进行的，具有目标性和现实性。而汉代以后，特别是宋明以来的教育，仅仅局限在书本文字和高谈阔论中，所获得的学问和道理都是虚无的和不切实际的。因此，他提倡改变以书本为中心的方法，借助书本的辅助性功能，以客观事物为具体内容，进行认识和学习。他提出“书之文字故载道，然文字不是道”^[9]的精辟见解，充分说明了书本知识与实际知识、文与道的关系。包括六艺之学的历史上任何真正的学术，都是以客观现实为基础的，脱离事实的教和学都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教育中应当追寻事物的本体，结合书与文字进行学习。他务求实用的主张，旨在克服传统教育中唯书本是瞻的教条主义，为判断实学、实才树立了标准。

为改变传统教育虚华无用的教育内容，颜元根据实用的原则，将利国利民、具有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的知识作为教育的内容。他晚年主持漳南书院，除传统的理学斋、帖括斋主讲程朱陆王之学，课以时文八股外，另设文事斋、武备斋、经史斋、艺能斋。文事斋主要讲习礼乐书数之学，并教授数学、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武备斋主要讲习古代各种兵书战法、射御攻防、征战技能;经史斋主要讲习《十三经》、历代史志章奏诗文等;艺能斋主要讲习水利漕运、焚荒火战、工程建设等技术。颜元将各种自然科技、军事技能引入学校教学，大大丰富了古代教育的内容，反映了社会工商业发展对于教育的要求，具有强烈的时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