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论教学原则和方法

(一)教必内动

王夫之认为，学生掌握各种知识、形成道德观念主要依靠自身的探索和领悟。在教学过程中，虽然教师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学生并不应成为消极、被动地接受教育的个体，他们应当成为教学活动的主要角色。因此，教学应当以学生为主体进行。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启发学生的自觉意识，使之“真心内动”，唤起学生的内在要求。他认为教学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学生的自觉程度，传统教育忽视启发诱导，不论学生状态如何，一股脑将教学内容全盘托出，采取喋喋不休的灌输，这样的教学对于学生的发展是毫无益处的，也是失败的。王夫之继承了孔子所主张的启发式教学原则，强调学习是一个自觉的认识过程，教学是启发学生自我领悟的过程，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样学生才能够更好地掌握知识，将所学知识内化为自身的才能和道德品质。因此，王夫之认为有必要使学生树立目标，以“立志”为手段，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并维持他们的自觉性。不仅促进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积极思考和领悟，而且在课后也能够勤奋上进。这样，教学的目的才能够更好地实现。

(二)学思相资

王夫之论证了人人接受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而反对“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观点。他认为只要学思结合，“相资以为功”，便可获得知识。因此，他在教学过程中提倡学与思的相互影响。

王夫之主张学与思是求知最重要的方法。学习时应当虚心，尽量汲取前人的宝贵经验，充分积累知识;思考则要跳出前人的局限，要大胆质疑，勇于思考，依托自己的知识储备，发挥自己的智慧独立思索，学与思二者相互联系，不可偏废，这样才能博学远思，日益精进。真正要获得知识必须是在学习的基础上结合独立的思考，而思考的深度和广度也要相互结合，王夫之提出“深者大而广之，大者深而至之”。因此，思考要全面而深入地进行。

学思“相资以为功”的原则，继承了儒家教学理论中重视学思结合的传统，并进一步阐释了二者的区别。王夫之认为，学与思的功能不尽相同，在不同的教学情境下，二者的地位也有变化。“大抵格物之功，心官与耳目均用，学问为主，而思辨辅之;所思所辨者，皆其所学问之事。致知之功，则唯在心官，思辨为主，而学问辅之;所学问者乃以决其思辨之疑。致知在格物，以耳目资心之用，而使有所循也，非耳目全操心之权，而心可废也。”^[6]可见，在学习的不同阶段，学与思的地位不同，但是二者始终是相互配合的。

(三)因材而授

王夫之主张教学不能够强行划一，必须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进行。他认为，人先天具有不同的资质，有的天生聪敏，有的则显得驽钝;德性有优有劣，能力有高有低，志趣不同，各有长短。因此，教学要想取得积极的成效，教师就必须了解每一个学生的特点，做到“深知其心”，从学生的实际条件出发，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但是，王夫之认为教学虽然应当以人的天然素质为基础，但更要结合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根据学生的努力程度施以不同的教育，启发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内在潜力，以求不断上进。这样，王夫之的因材而授原则既着眼于学生的先天条件，又注重后天的自觉程度，综合各方面条件进行教学，可以说是对儒家传统只注重天资禀赋的因材施教思想的发展。同时他强调，因材而授的教学方法绝不是迁就学生的现有水平，而是要在现有基础上突破原有的水平，推动学生的知识才学、道德观念向前、向上发展。依照这样的原则和方法，就能够做到人无不可教，教无不可施。

因材而授的关键在于了解学生，王夫之认为教师应当深入了解学生在学业和德行上蒙蔽不清的地方，做到对症下药。而且还要进一步帮助学生解除这些蒙蔽，引导学生发明本心，破除偏见，对物理、人事产生正确的认识。

(四)因机设教

王夫之十分注重教学时机的把握，他总结了历史和自身的经验，认为把握时机是教学之术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使人尽其才的重要保证。

王夫之所主张的因机设教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教之以时，一是施之以序。所谓“时”，就是《学记》中指出的“当其可”，即教授和学习的时机。教师教授应当依据学生学习的时机，因此教之时与受之时是一件事的两面，二者相因共存，不可分割。王夫之运用辩证的观点认为教与学是一对矛盾，其发展主要依靠教的方面。教师必须主导教学的进程，抓住时机及时施教，不能听任学生的自然发展。因此王夫之称此为“教之智”，即他认为善于把握教学时机是一种难得的教育智慧。

所谓“序”，王夫之主张教学过程应当按照一定的进度进行，教学时机的选取和把握应当依照一定的顺序。这样的顺序主要指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符合教学内容的内在逻辑顺序。他认为万物都有一定的规律，这就是“序”，教师要施之以序必须首先明了这些规律，区分难易，然后取其容易接受者教给学生，这也是教学过程中重要的技巧之一。王夫之认为，施之有序的教学不仅使学生方便理解、易于接受，而且可以提供给学生最基本的知识，使学生奠定坚实的基础，由此便能够由简而繁，由博返约，既丰富学识，又掌握精神要旨。

(五)学有当务

王夫之始终反对教育上只重法古、不重当务的弊端，他认为教学应当着眼于当下，为当前的社会服务。教师与学生都要心怀“当世之急务”，不能将教与学只当成消磨时光的营生，而不顾国家安危。王夫之身处明清更替之际，深感于当时教育对于挽救明朝灭亡之无用，因此极为重视教学的实用性。他提倡教师要因时立义，学生要经世致用，读古人之书为当世之用，整个教学都要围绕为现实服务的核心进行。

进而，王夫之批评当时的教育空谈义理，忽视实行的不良倾向，他认为此一大恶患，已经弥漫于整个社会，渗透于士林和教育领域，乃至国家政治生活，而且愈演愈烈。为此，王夫之在学有当务的基础上提出“教必著行”的主张，认为教育要立足现实，学习应当注重实行，要以教学促进力行实践。而且他认为力行是获得真知的可靠途径。因此，王夫之将“教必著行”视为他教育教学的归宿，只有学与用相结合，教学的目的才算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