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教育作用

(一)教育对政治的作用

王夫之一生思念明朝故国，反对清朝的民族压迫政策，他对于教育的观点，总是立足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和切身体会。他通过总结过去历朝历代兴衰存亡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教育对于国家兴亡的重大意义。他认为，治理国家无外乎政治与教育两件大事，而二者从顺序上看，应先确立安定的政治制度，而后施行教化;从重要性上看，教育教化是政治安定的根本。只有明确了这种关系并重视教育对政治的积极作用，社会就会安定，经济就会发展，国家就会兴旺;如果处理不当，便会危及国家存亡。历史上那些国祚短暂的王朝，并非缺乏人才，而是不善于运用教育、培养人才。

宋代开始，理学成为官学教育的统治思想，但是理学崇尚的唯心主义倾向、空谈性理的方法使得学生士人华而不实、无益于世，学校的教学、教化功能都呈现衰落的趋势。到了明代，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官学名存实亡，教育空虚无用，科举禁锢士子思想，教育教化日衰，民风去正趋邪，教育的无能导致了明王朝的最终覆灭。因此，王夫之提出，统治者必须吸取这样的教训，务必重视教育的发展，以文教事业为治国之本才能够使社会长治久安，国运绵远。王夫之再一次强调了中国古代对于教育与政治关系的传统认识，即“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教育在培养治国人才、树立社会风尚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教育不仅对政治有着重要影响，王夫之认为教育的发展也离不开政治的影响。他认为“政立民安而学校兴”，教育的革新必须依赖于政治的革新。对于如何改革当时教育的弊端，王夫之提出要以文教为重的发展思路，认为统治者要像重视政权、兵权一样重视教育权，使文教之权牢牢掌握在皇帝的手里，避免旁落。这样，学校就能够根据国家的需求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使国家用人皆出于学校。而统治者也要从实际出发，鼓励和推动学校培养具有真才实学、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才。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王夫之主张学用结合、文武结合，以使所养之士既能够明道、贤达，又能够具备救世治国的真本领。王夫之论证了教育与政治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从社会进化的观点出发提倡发展教育以促进社会安定，以政治清明促进教育进一步发展，使兴学与治世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线索，这一观点在当时看来是十分可贵的。

(二)教育对人的作用

关于教育对人的作用，自古以来许多学者都进行过论述，其主要观点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观点认为，人的良知良能是先天具备的，教育的作用不是创造，而在于唤醒那些沉睡中的知识才能与道德观念;另一种观点认为，人的知识与道德是经过后天习得形成的，教育就是帮助人从外界获取知识才能与道德观念的途径。这两种观点都重视教育对人的重要作用，只不过对于先天素质与后天教育的关系有着不同的见解。王夫之关于教育对人的作用的观点，更接近后者。

王夫之在总结自先秦以来的各种关于人性的主张的基础上，提出“性日生日成”的观点。他认为，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并不是生来就确定了善或恶的本质，而是在现实中日积月累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主要受后天的影响。这一主张继承了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论断。他称人生来具备的自然素质为“先天之性”，包括五官、思维等各种感觉能力及其发展潜力。而这些能力和潜力的发展与实现依靠“习”来完成，即环境的影响和教育的实施对于天性的发展与增强具有推动作用。而且王夫之认为，每个人生来都具有“知觉运动之理”，都具备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同时，每个人的天资禀赋又往往“不齐”，因此就要依靠后天的教育因势利导、循循善诱，使每个人都能够依照自身的特点进行发展。这样，人人也都具备了受教育的必要性。相对于“先天之性”，王夫之将后天习得的知识、才能、道德、观念等称之为“习性”，也称“后天之性”，“习性”的形成主要依靠教育。教育的作用便是“继善成性”，而不是“复性”。“人之性随习迁”，教育不论在开发先天素质，还是在发展后天知识、道德方面都起着主导作用。

但是，后天环境的影响并非都是积极的，不是所有“习性”都是善的，教育不仅能使人形成善性，而且还可以纠正由于失教而产生的“恶习”。王夫之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导人为善，固然应当以培养塑造贤才为主，但是“教无不可施”，对于那些未受德教、流入污下的人则应当阻止其继续为恶，止恶与劝善都是引导人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因此教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正反两方面的积极作用。人在受到社会不良习气影响后，如果不及时制止、纠正，长期耳濡目染将会由“小恶”走向“大恶”，因此王夫之主张运用各种教育形式，使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已有的不良行为进行强制性纠正，这样才能够保证人人为善、人尽其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