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人才

作为一个政治家，王安石更多地注重对宏观教育方针、政策的把握。他认为，国家的兴衰成败依靠教育所培养的各种人才。因此，他将改革教育、培养选拔人才视为变法改革的关键环节。

(一)人才的标准

北宋王朝中期，内忧外患加剧，朝中政治危机加深。如何摆脱这种困境，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积极探索的重要问题。王安石认为摆脱这种局面唯一的方法就是变法图强，而当时政治环境保守，无可用之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他将人才的培养上升到国家存亡的高度，“夫才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1]。可见王安石对人才的重视。所以，培养合格、优秀、符合变法要求的人才成为了王安石教育改革的中心任务。

在王安石看来，古代学校教育与社会实际相联系，而汉唐以后，学校教育中只重视词章，脱离现实，当时的学校只是漫无目的地复制传统制度的卫道者，他们不仅不能推动变法的实行，反而会从中破坏、捣乱，完全违背了兴学设教的目的。当时的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所培养和选拔的所谓“人才”与社会需要相背离。

王安石认为，必须更新人才标准，不仅要改变从前士人只尚文辞、不通古今的状况，而且强调作为人才应具有一定的思想高度和实际能力。首先，他提出人才应当具有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使命感，胸怀忠君仁义之道，在思想上与国家、朝廷保持一致。这样，在国家处于多事之秋时才能够挺身而出，为国效力，而且会坚决支持变法改革。支持变法是王安石心目中人才最应当达到的标准。在他主持变法期间，重用了李安、曾布等一批拥护变法的官吏，而那些对变法持消极、反对态度的官吏则遭到贬谪。其次，王安石认为，空有一腔热情还不够，更要具备真才实学，拥有经世治国的实际能力和政治智慧。这种素质建立在长期的学习、实践基础之上，包括实际处理政务的能力、为朝廷分忧解困的能力、为百姓谋福生利的能力等。这种崇尚实用的人才标准，在当时具有开风气的作用。此外，王安石还要求人才应当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他认为责任感是使人尽其才的重要保证，只有具备了为国家舍生忘死的精神，才能够坚定意志、树立信念，为国家的事业和自己的理想奋斗终生。具备了上述使命感、实际能力和责任感的人才能够称得上真正的人才，才能够引导国家和人民走出困境，实现社会繁荣稳定。

(二)人才之道

王安石不仅深刻认识到人才对于国家的重要作用，而且结合当时实际情况提出了培养和选拔人才的标准，他进一步阐释了最高统治者运用人才的原则。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提出了对待人才应当依循合理的方法，并将一系列环节和方法归纳为“教”、“养”、“取”、“任”四个方面。他认为，如果能够做到这四点，那么天下之才必能竭尽其用，国家也必定能够恢复兴旺繁荣的盛世。

图5-10　《王临川全集》

1.培养人才之道

王安石借古喻今，认为古代不论国家还是地方，均广泛设立学校，并严选官吏进行督促教导。各种礼乐典章、刑名政事都是学校教育的内容，学生学习的都是能够对治理国家起到积极作用的内容，而起不到这样作用的内容就不在学校教育中进行传授。他主张，“教之之道”应当是在学校中传授有利于为官治世的知识，将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的选拔结合起来，改变教育内容脱离实际的状况。因此，他主张在全国各地广泛设立学校，接纳有志于学的才俊，严格挑选优秀教师，施以实用的教育内容，培养具有实用知识和实际能力的治国人才。王安石的这一主张充分反映了他对人才和学校教育的重视，在变法期间，兴学育才成为了他最为关注的一项改革措施。

2.管理人才之道

统治者对人才所持的态度对于人才作用的发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统治者对人才的态度在当时直接表现为给予他们的待遇的高低。王安石批评了当时朝廷的俸禄政策，认为朝廷提供的待遇比较低，致使许多人才陷于贫困而无法发挥自身的才能。因此，王安石提出，管理人才之道就是要以良好的条件吸引人才、要以规范的制度约束人才、要以严格的法律惩治不良行为，即“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既要促进各种人才积极性的发挥，又要防止他们见利忘义，这样才能发挥出他们应有的作用。

所谓“饶之以财”，就是要提高官吏的物质待遇，适当、及时、足额发放俸禄，避免贪污受贿、巧取豪夺现象的发生。这种高薪养廉的主张，旨在使官吏保持清正廉洁的形象，并能够提高积极性，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所谓“约之以礼”，即是针对那些贪婪成性、不知收敛的官吏进行约束，建立相应的制度对不同级别官吏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消费开支进行规范和限制，避免官吏对于物质生活的过分追求，也避免他们因此而丧失廉耻、羞恶之心。所谓“裁之以法”就是针对那些逾越规定、肆意妄为的官吏仍然要以公正、严格的法律予以制裁。这里，王安石还强调应当做到执法必严，对于违法犯罪的官吏，不论品级高低都应当一视同仁。王安石从正反两方面提出了对人才管理的原则和方法，在制度建设上给予人才以适当的管理，为人才发挥作用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

3.选拔人才之道

王安石认为北宋当时科举中的进士、明经、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诸科取士，过于注重文辞记诵，尤其是明经科。他认为“试之以文”不如“试之以事”，因此提出应当从地方自下而上地推举贤能之士，通过对其道德水平加以甄别和对其解决问题、处理实际事务能力进行考查，根据成绩高低授予官职。而且，通过对科举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明经科被废除，进士科原有的诗赋、帖经、墨义等也被经义、策论等代替，科举制度一改过去只重文辞的弊端，而向实用性迈进了一步。另外，王安石对官场上论资排辈的痼疾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不论文武官吏，不论政绩如何，熬到一定时间都可以获得升迁机会，官吏们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思想严重的限制了其才能的发挥。朝廷应当大胆提拔、启用有胆识、有才华的青年才俊，也应当适时、合理地清退无能、年迈的官吏，这样才能够给人才以施展的机会，官吏群体才能够更有活力。

对于选拔人才的方法，王安石提出，首先要通过广泛的征集意见来进行推荐，不能由一人或少数几人决定;其次要考察被推举者的言行，考察他对于国家大事的认识和语言、分析的能力，并以此审其德、知其才;最后要在实践中考察被推举者的实际才能。而且王安石认为，对于人才的考察要长期、反复进行，这样才能形成完整的认识，这样选拔出的人才也才算是真正合格的栋梁之才。

4.使用人才之道

使用人才是培养、管理、选拔人才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前述各个环节的最终目的。王安石认为，合理、有效发挥人才自身的优势，就应当做到“使之当”。

首先，王安石认为“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2]，因此提出应当分辨人才的具体才能和相互之间的差别，将适当的人选安排到适当的工作岗位上，扬长避短，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尽量做到“使大者、小者、长者、短者、强者、弱者，无不适其任者”^[3]。

其次，用人要推心置腹，任人不疑。王安石以汉高祖刘邦任用萧何、陈平、韩信的例子说明统治者应当放心大胆地使用人才，要相信他们的能力，而且不能心存芥蒂，要以诚相待，将心比心，这样才能够笼络优秀的人才，也可以使人才进一步得到锻炼和成长的机会。只有做到用人不疑，人们才能为国家利益竭尽全力、尽其所能。

再次，使用人才要“任之以专”、使“久在其职”。王安石认为人才充当官吏应当长久地专任一职，在日积月累中总结经验、发挥聪明才智。只有这样，官吏经过摸索、探寻，才能从实际工作中得到启迪，在稳定而专一的工作中取得踏实的进步。而那种经常转换工作的方法，不仅容易使人养成避重就轻的习气，而且不利于人才实际能力的发挥，从而造成人才的流失与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