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教政策

宋太祖赵匡胤以兵变的形式夺取政权，为使自己的权力稳固，防止部下以同样的方式夺权，他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将兵权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并遏制武官权力。于是，宋代文官成为官僚的主体，同品级的文官实际地位高于武官。在此基础上，宋代初期开始实行“兴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其核心就在于加强皇权进而强化中央集权统治，以稳固封建专制制度。在这一基本国策的影响下，宋代主要采取以下三方面的举措来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尊孔崇儒

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儒家学说是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尊孔崇儒是封建统治者一贯奉行的政策。宋初诸帝，一方面努力抬高孔子的地位，一方面竭力宣扬儒家思想，表现出他们强烈的尊孔崇儒意识。宋太祖先后下令各地修葺祠堂、庙宇供奉先圣先贤，并亲自作文赞颂;诏令贡生、举人拜谒孔子，并沿袭成为定制。同时，对学识渊博的儒臣委以重任，令其掌管大权。宋真宗追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并亲赴曲阜孔庙祭祀，拜谒孔林。宋真宗亲撰《文宣王赞》和《崇儒术论》，称赞孔子、宣扬儒学，掀起尊孔崇儒的高潮。而且宋真宗诏令校订儒家经典，编订《十三经正义》，并大量印行，颁赐官学，作为官方的法定教材。宋仁宗诏令州县办学，从中央到地方涌现出一大批儒家学者，他们聚徒讲学，大力传授儒家经籍。

(二)提倡佛道

宋代立国之前，全国各地佛教发展十分迅速。宋初诸帝为争取地主阶级和僧侣的支持，诏令大修寺院、塑造佛像、刻印经书，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宋真宗时，除继续建寺、译经之外，还亲自为佛经作注，并作《崇释论》，明确提出佛教与孔孟“迹异而道同”的思想。当时全国僧尼达46万余人，成为宋代僧徒最多、佛教最盛的时期。南宋佛教仍然极为盛行，山川名胜之地，寺院林立。与此同时，宋代对道教也推崇备至。不仅在各地修建道观、收集道藏，而且宋真宗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宋徽宗时立道阶、置道官，任用道士直接参与政治，并作《御注道德经》，又诏太学、辟雍置道学博士。南宋时，道教虽不再直接参与政治，但仍享有特权。

宋王朝实行儒、佛、道并存的政策，使三种经过不同的历史和地理因素影响所产生的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在宋代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竞争、融合。特别是儒学，在这个“文化杂交”的过程中，既保住了自己的传统，又消化、吸收了佛、道的哲学养分，从而建构起理学的思想体系。宋代的统治者实行以儒学为主，糅合佛、道两家思想的政策，不仅适应了历史的发展趋势，而且更有利于为封建统治服务。

(三)聚书编书

有感于五代战乱，书籍的破坏、散乱严重，从宋太祖起宋代统治者就注意将从各地搜罗的藏书收运东京汴梁。太祖、太宗等还多次下诏，广开献书之路，对献书者给予奖励，甚至加封官爵。此外，还多次派官员到民间寻访书籍、借阅抄录。经过宋初的聚书、收书和献书，宋初藏书由仅有数柜，12000余卷，到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增加到80000余卷。至此，国家藏书粗具规模。由此可知，北宋征集古书成绩斐然。

宋代统治者一方面积极收藏书籍，另一方面十分注意文化遗产的整理和加工。太平兴国二年开始，宋代皇帝先后命人编录《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大型类书和文学总集。大量征引先秦两汉到宋代的各种经史文献和文学作品，对古代文献典籍的整理和保存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