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教政策

自西汉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以来，儒家经典已成为封建统治的法典，儒家思想已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儒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衰微，取而代之的是“玄学清谈”之风。隋朝统一中国后，重新重用儒学，这时儒学有复兴的趋势，但还没有全面贯彻儒学的精神。唐朝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中采取了“尊崇儒术，兼重佛老”的文教政策，对促进当时文化教育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对后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隋朝建立后，统治者意识到了儒学在人们思想中的地位，开始重视儒学。南北朝时，南方和北方学者在治学上有很大差异。隋朝借全国统一而积极促进南北儒学的合流，调和儒家内部南北之争，使儒学中的不同特点逐渐融合，这是经学教育的一个改革和发展。到了唐朝，这种趋势继续发展，儒学的地位更加提高了。

唐高祖李渊“颇好儒臣”，在开国后不久即兴化崇儒，在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武德七年(624年)亲自到国子学参加“释奠”礼，颁布《兴学敕》，要求“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因而“学者慕响，儒教聿兴”。这是在文教政策上崇儒的重要标志。

唐太宗尊崇儒术已达相当高的程度，他把儒术视为决定其政权存亡的根本。为了解决儒学多门、章句繁杂、释义多歧的问题，他命国子祭酒孔颖达负责编撰《五经正义》一百七十卷，并颁行天下，定为全国各级各类官学的统一教材，且以此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这一措施统一了儒家学说，提高了儒家的地位，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为了进一步统一儒学，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石刻《开成石经》十二经，另附张参的《五经正字》和唐元度的《九经字样》。唐朝在隋朝统一经学的基础上，经过这两项统一经学的重大举措，使南北时期形成的经学分南、北学而终归于统一，基本上结束了儒学内部的派别之争，维护了儒学的统治地位。

隋唐文教政策，是在尊崇儒术的同时，亦提倡佛教和道教。尊崇儒术，兼重佛老，但以崇儒为主，佛、道为辅。佛、道二教对人民的思想具有麻痹作用，因而对二者采取积极利用的态度。唐统治者基于实际利益的需要，对于佛、道二教时扬时抑，有时双方之间扬彼抑此。因此儒与佛、道之间的斗争是很激烈的，佛、道在文教方面的影响很大。隋文帝幼年曾受僧尼的抚养，即位后重兴佛教。他令天下诸州建佛塔，兴佛教，支持僧徒修旧经，译新经，以至出现“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1]的局面。经隋文帝和隋炀帝的大力提倡，佛教的地位已超过了儒学。唐代诸帝多数信佛教，在重视佛教的同时，亦能平衡各教的关系。唐高祖从武德三年(620年)就大建佛寺，营造佛像，到唐宪宗时期，崇佛已达到高潮，儒家和佛教的冲突也最尖锐。到了武宗时出现了“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大量钱财和劳动力流入了佛门，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和国家财政收入。因而会昌五年(845年)不得不拆除寺庙几万所，还俗僧尼和收回奴婢几十万人，收回膏腴田地几千万亩。这个举动反映了当时佛寺地主和世俗地主之间争夺土地的矛盾，也说明了佛教的发展及其势力与影响之大。唐宣宗、唐懿宗和唐僖宗执政时，再次复兴佛教。尽管佛教在唐朝屡遭打击，但总体来看还是获得了长足发展。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隋朝在提倡佛教的同时，对道教也予以一定的重视，但远不及佛教的地位和影响。到了唐朝，因统治者的支持，道教才空前活跃起来。隋文帝时已重视佛、道二教，曾下令禁止毁坏佛像和天尊像。炀帝时以方术得幸的道士很多。到了唐朝，皇帝姓李，道教追尊的教主老子李耳也姓李，因此格外重视道教。武德七年(624年)，唐高祖亲临老子祠，以示尊祖之意。次年，制定了道教居儒佛之前的政策，确立了唐朝尊奉道教的路线。唐太宗也认为李氏江山得力于太上老君的灵佑，因而把道教奉为皇教。637年，他规定:“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2]唐高宗于666年封太上老君为玄元皇帝，命各州设置道观。武则天为了夺取李唐的天下，采取崇佛抑道的政策，废弃了对太上老君的封号，罢除了举人习《老子》的规定，把佛教抬高到道教之上。唐中宗复位后恢复了对老子的封号，并令贡举人依旧习《老子》。玄宗还亲注《道德经》，令每家收藏一本。道教在唐朝皇帝的重视下，逐渐兴旺起来。

隋唐时期实行的“尊崇儒术，兼重佛道”的文教政策，目的在于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扩大封建统治的阶级基础，从而加强和巩同其统治地位。这一文教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当时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的发展。就教育制度来说，这个时期学校教育的主体是学经的学校，经学教育占主导地位。同时还专门设立了学道的学校，即玄学。虽然没有专门设立佛学，但佛教徒的数量并不亚于儒生。实际上每一座道观、寺庙都是一座带有宗教色彩的学校。佛教、道教的教学形式、方法、规章等对后来书院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就教育思想来说，这个时期儒、佛、道都受到统治者重视，因此教育思想也呈现杂糅融合的特点，并向宋明理学教育思想过渡。这在我国古代教育思想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期，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