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代的文教政策

汉代的文教政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汉初实行黄老之术，汉武帝后独尊儒术。汉初60多年，统治者总结了秦朝速亡的教训，摒弃严刑酷法，在教育上转而采取儒家的主张，重新肯定教育在育才和化民两方面的作用，把教育作为巩固“大一统”的重要工具。到汉武帝时期，国力已基本恢复，统治者已有实力来整顿国政，同时，社会也面临着新的危机。在文教方面，汉武帝逐步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太学、改革选士制度”和“整理古籍、厘定文字”等政策。

(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初六七十年内，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奉道家的“清静无为”为政治指导思想，采取以刑名、黄老掺杂施行的“杂霸政策”，尽量减少对百姓日常生活、生产事务的干预，任其自然发展。“无为”的政治背景为教育的发展、学术的繁荣提供了一种较为宽松的环境。到了“文景之治”时，刑名法术和黄老之学更被尊崇，成为统治思想界的主导。汉初统治者文教政策的宽松，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各地的儒学大师也开始收徒授经，儒家学派得到了较为突出的发展，这为汉武帝时期推行“儒学独尊”政策奠定了基础。

汉武帝刘彻即位后，为了进一步谋求政治、经济和思想上的大一统，汉武帝曾几次诏贤良议政，最后接纳了董仲舒、公孙弘等儒生的建议，确认了儒家思想的正宗地位，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此同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的采取兴学养士及选举贤能的文教政策，设五经博士、开设太学和完善察举制。自此，儒家学派所宣扬的诗、书、礼、易、春秋等典籍被尊崇为“经”，不仅学校以经学为教材，实行“尊孔读经”，而且皇帝为倡导研究经学，往往亲自召集经学讨论会。自此，国家政策和文化教育皆以儒术为本，儒学成为统一的指导思想，并根据这个指导思想培养人才、选拔人才，对人民加强思想教化。在这个政策指导下，儒经受到了极大的尊崇，并有了广泛的传播。从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仅被确立为汉朝的统治策略，而且使在秦时被中断的儒家思想成为维护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统治的精神支柱。

(二)开创太学、改革选士制度

汉代初年，尚无太学的设立，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公孙弘等的建议，于元朔五年(前124年)下诏在长安设太学，置博士弟子，同时令郡县察举孝廉秀才，供朝廷选用。当时的太学，由太常选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五十人，随博士学习。博士为教官，博士弟子为太学生。此外，郡国也选举学生到博士处授业，名额不定。太学生经过考试，合格的便可直接做官。汉初建国后，即重视选举取士。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后，一再诏举“贤良方正”和“孝廉”、“秀才”，每年每郡选举一人，之后则进一步制度化。

实行设太学养士和察举选士的政策，目的是培养和选拔符合中央皇权的要求的官吏，董仲舒说:“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1]。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封建的国家真正控制了学校教育，中央皇权可以按照统一的标准来培养和选拔知识分子，加强了封建教育的统一性，促进了封建教育的发展，这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太学养士和察举选士都以儒术为准，入太学、应选举又是做官的必然途径，这样就将儒学与仕途结合起来，要做官非学儒不可，从而使学校成了专门学儒的场所，士人也都变成了儒生。这一点不仅是汉代，而且也是我国整个封建教育的又一特点。

图3-2　太学

总之，汉武帝所采取的文教政策是符合封建社会政治和经济要求的，因此不仅为两汉诸帝王所沿用，就是以后整个封建社会的诸王朝，也只是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大变动。所以我们说，汉代教育对以后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起了规范化和定型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