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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策评估标准的探讨，一直伴随着政策评估的理论与实践，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学者萨茨曼就在《评估研究：公共事务与执行程序的理论与实践》中提出了政策评估的五项标准，即工作量、绩效、绩效充分性、效率和执行过程。到70年代末，佩斯特又在《公共方案分析：实施方法》中总结了七项评估标准，即效能、效率、充分性、适当性、公平性、反应度和执行能力。在这里，我们结合学者们的看法，把政策评估的标准概括如下。

政策投入的主要含义是政策资源的使用、分配情况，包括资金来源和支出情况、执行人员的数量与工作时间等，通俗的讲就是政策的成本。这个标准是要衡量一项政策所需要的各类资源的质量和数量，实际上是从资源投入的角度评价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所做的工作。一般来说，为了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决策者和执行者必须有充分的投入，否则预期的政策目标就很难实现。但与此同时，对于任何一级政府而言，其政策资源总量都是有限的，投入某项政策的成本过大必然会挤占其他政策所需的成本。事实上，政府投入某个政策领域的资源多少往往反映着对该领域的重视程度，而政策资源投入较多的领域也被认为是更具紧迫性的问题领域。如果经过评估发现某个应当予以特别关注的政策问题缺乏足够的投入，政府就必须及时调整资源投入的比例。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国家兴亡，系于教育”。然而长期以来，国家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一直是制约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软肋”，由此也造成了家庭投入过多和负担过重的问题。特别是义务教育经费，这几年虽有较大增长，但目前保障还是低水平的。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但截至2008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只达到3．48%，仍然低于4．5%的世界平均水平（美国、日本、韩国、印度，GDP投入是4．7%～7．4%）。

就地方来看，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各级政府的教育事权划分格局并没有随财力结构的变化作根本性调整，一些财力薄弱的县级政府无力承担法律规定的教育责任。2004～2008年分别有11个、11个、12个、2个、4个省份预算内教育经费增长低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另外，有不少地区没有足额征收教育费附加。

有鉴于此，2010年7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及2011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明确提出，要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2012年达到4%。

政策效益衡量的是政策执行后所得效果达到目标的程度，换言之就是政策实践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成果。通常来说，政策执行后都会引起政策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被称为政策效果。虽然政策效果是评估中待考察的核心内容，但作为政策评估标准的一般是政策效益即积极的效果。政策效益是根据政策目标而设定的，所以运用这一标准的前提条件就是政策本身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在实践中，“有些政策评估者往往偏爱对经济成果的评估，而忽视对非经济成果的评估，因为非经济成果的评估一般是难以计量的，不能用经济数字表示出来，而必须从多方面进行定性分析，难度比较大”⁽¹⁵⁾。毋庸置疑，这样的“唯生产力”和“唯GDP”是不对的，政策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在大多数时候都比其单纯的经济效益更为重要。

政策效率是政策投入与政策效益的比率，它常常以单位成本所能产生的最大效益或单位效益所需要的最小成本作为评估的主要形式。它所要探讨的具体问题是：一项政策投入一定的资源后有没有产出？能产出多少？有无其他同样有效同时成本又更小的途径和方法？效率标准明显与效益标准不同：一个效益很高的政策，可能需要很大的资源投入；而一个有效率的政策执行途径，或许所获得的政策效益却相当有限。虽然说完全以效率作为评估标准是片面的，但把效率与效益视为相冲突的也失之偏颇，毕竟两者从本质上说是一致的，政策科学化的目标就是要使政策不但有高效益，而且有高效率。从另一方面来看，效率的高低既反映出某一政策本身的优劣，也反映出执行机构的管理能力和水平。

政策回应性即政策实施后满足特定社会团体需求的程度。确立此一标准，目的是要从总体上衡量政策对社会的宏观影响。在专制体制下，政府政策是由少数人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制定的，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回应性。与之相对照，在民主政治中，政策对社会需求的回应是政府维持自己生存、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只有政策对象认为自己的利益诉求得到了满足，才会给予政府以支持，从而增强其合法性。正因如此，在民主社会中大多数政策都必须符合政策回应性标准，不符合此标准，其价值就值得怀疑。换言之，一项政策若回应性不高，即使有较高的效率和效益，也不能认定其为一项好政策。政策回应性被当作一项政策评估标准，体现着前述价值因素的不可或缺，实践中民意调查和媒体报道通常在判定政策回应性方面起着关键作用。